一
又是端午。
两千年前的风风雨雨一刹那间近在咫尺——
屈原在汨罗江畔趻踔而行吟着《天问》，从容不迫而气势如虹，那最后的背影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那部悲怆的史册上。
其实，屈原无意去作诗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且与楚王同宗，社会为他准备的道路自然是从政，辅佐君王，命运注定他要成为一个政治家。不过，屈原颇有文学天赋。少年时代，他曾创作一首《橘颂》：
后皇嘉树，橘徠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原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橘是一种扎根南方水土而不能迁徙的植物，屈原以“受命不迁”颂橘，显然是有所为而发的。春秋战国时期，纵横之风极为盛行，那些巧舌如簧的游说之士有高官厚禄则留，否则另择其主，朝秦暮楚，纵横，腾说而取富贵，干谒而致卿相。楚国这样的策士不在少数，以致“楚才晋用”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最著名有伍子胥出任吴国大夫、范蠡出任越国大夫、文仲出任越国大夫……屈原从小熟谙本国本族的历史，有着很深的乡土之情和民族观念，决心像橘一样不离本土，力抗此风。屈原独以幼橘大加赞颂，是很切合自己当时年龄的。由此可见，《橘颂》正是少年屈原的自我写照和人格宣言！
果然，这株橘树很快长大成材了！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列传》）。至于屈原究竟是什么时候出仕的，史籍对此一无记载。据笔者推测，也许当在楚怀王九、十年间（公元前320、319年）。当他在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被叙及时，虽然还只二十二、三岁，却已担任了地位仅次于国相（令尹）的“左徒”之官。屈原走上政坛究竟是楚怀王发现的，还是家族推荐的，现在难以得知。许多学者根据楚国的历史惯例和屈氏家族的地位分析认为，屈原从政是家族推荐在前，楚怀王赏识于后。但是从性格来看，屈原也有可能自荐。
检阅历史，我们发现楚怀王当政前期并不像后期那般糊涂，而是一位雄心勃勃、颇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他破格提拔屈原担任左徒，为屈原实现从少年时代就怀抱的理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屈原的理想是什么？两字便可概括：美政。美政理想的核心就是民本思想。他在《离骚》的结尾感叹：“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可以说，美政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政治目标，也贯串在他诗歌中，统率他创作的灵魂。他在诗歌中始终要求楚王体察民生的艰难，了解民心的向背，关心百姓的疾苦。
毋庸置疑，这是屈原政治生涯中最为光芒四射的时期。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显得那样聪颖明睿、潇洒自如。最重要的是，屈原精通历史、“明于治乱”，富于革新锐气。许多研究者都推测，屈原很可能在此期间促成怀王，实施了一系列“朝政改革”。这次改革包括“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光大先祖“功烈”、“及前王之踵武”以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标等内容。而楚怀王，也因急于有所作为，欲与西方的强秦、东方的齐国争雄，对屈原的主张十分支持。楚国的朝政由此蒸蒸日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气象。三十多年后，当屈原徙倚于汨罗江畔，即将怀石自沉而作《惜往日》一诗时，追述起这一段改革生涯，仍不免热情激荡，充满了无限的依恋：“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以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娱。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这正是对屈原深受楚怀王信用，为改革朝政而与楚怀王朝夕密商，君臣相得，法度严明，国势日见振兴景象的真实写照。
还有一项重大决策，显然也是洞察战国局势变化的屈原促成的，那就是毅然改变楚国的亲秦外交，而与东方的齐国结成共同抗秦的联盟。“屈原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兼并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刘向《新序？？节士篇》）关于屈原这次使齐的具体时间和内幕，史无明载，但是肯定在左徙任上。
屈原生逢战国后期，此时各国诸侯正进行着一场最后的拼搏，统一中国的欲望在各个君王的心中愈发强烈。
秦、楚两国在长期争霸中日渐兴盛起来。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一跃成为强国；而楚国由于吴起变法的搁浅，国力相对落后。于是，战国纷争的态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两条根本对立的外交方略，由此在有识见的策士、谋臣中酝酿成熟。一条是秦之张仪提出了的“连横’之略，即以秦为主角，自西而东联合“横”国，逐个击破关东六国，以实现天下的统一。一条则是魏之公孙衍等提出的“合纵”方略，即自北而南联合“纵”国，共同抗击咄咄逼人的“虎狼之国”（《史记？？苏秦列传》）。按照战国谋士的判断，“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刘向《〈战国策〉序》）。在当时条件下，足以与强秦抗衡的，只有齐国和楚国，因而以齐楚联盟为基础的合纵方略，最终将遏制强秦之东进，并导致楚（或齐）之称王天下。现实的严酷则要求楚齐两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虎视眈眈的秦国。 然而，楚秦长期和亲。但据《韩非子？？内储说》透露，秦惠王曾派出许多“侏儒”到楚王身边卧底，暗地勾结楚国贵族，刺探机密，就证明了这一点。倘若楚国长此亲秦而不知变，将自己的命运绑在秦国的战车上，其前途便不堪设想。值得注意是，齐王四年（公元前320年），“迎妇于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秦、齐缔结姻亲关系，可见两国关系之好。可以说，秦、楚、齐三国当时处在十分微妙的“三角恋爱”关系上。秦之所以这样，本就心怀鬼胎，其实是想拉一个打一个，从而各个击破，乃至独霸天下。
屈原当然洞察了这一潜在危险。在任左徒期间，他就力排众议，提出了转变外交方略，与秦断绝外交关系，而与齐国结成联盟的重要主张。如此一来，楚宫上下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除了令尹昭阳、大夫尹昭睢及大将屈匄等朝臣外，大多亲秦的贵族宗臣激烈反对屈原的主张。从后来秦之《诅楚文》透露的消息推测，反对派中的头面人物，很可能还有权势煊赫的楚怀王叔父。他们联合起来向楚怀王施加压力，并将主张联齐的屈原视为仇敌而急欲除去。屈原的处境由此变得岌岌可危了！
好在雄心勃勃的楚怀王是支持屈原的。当反对派气势汹汹进逼楚怀王时，他即以凌厉的手段镇压了一批宗亲大臣，甚至将对抗他的叔父也拘囚起来，打入了“冥室椟棺之中”（《古文苑·秦诅楚文》）。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屈原终于接受楚怀王的委托，东使于齐，签署了联合抗秦的盟约，实现了楚国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折。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结成“合纵”的韩、魏、齐、赵、燕、楚六国，共推楚怀王为“从（纵）长”，浩浩荡荡共击西秦。但楚怀王指挥不力，各国又不齐心协力，秦国迎战于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五国军队败走。楚怀王的举棋不定和软弱无力，暴露无遗。尽管这次以楚怀王为首的六国联军被秦军打败了，但是毕竟挫伤了秦国的嚣张气焰，提高了楚国威望，并且争取了齐国这一最为重要的盟国。也就是这次联合攻秦的翌年，秦国打败赵魏两国，齐国战胜韩国，秦、齐逐鹿中原，秦国自然成了楚齐的共同敌人。可以说，楚齐联盟就更加巩固了。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一度睡卧的楚国雄狮，终于在内政外交的大变革中奋起了。作为楚怀王的重要辅臣，屈原雄心勃勃，准备推行变法，振兴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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