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首部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疾病的著作,《没有过不去的坎》从心理学、社会文化角度,向我们讲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矫正有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心理障碍”这一主题。处理社会群体事件、建设和谐社会、建设道德中国、建设幸福中国、实现中国梦,均离不开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从心理根源上去防范社会危机,对于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信用缺失,高级牢骚,平庸者优势,人情消费,虚荣人格,内耗人格,红眼病,屁股决定脑袋,冷漠情结,金本位PK官本位,欺瞒趋向,返贪热,迷信趋向,缩阳症,诸侯人格,纵欲意向等劣根性在书中暴露无遗。鲁迅先生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愿本书带给我们警醒,令我们深思,以求整个中华民族取得脱胎换骨的进步。
本书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刘宗粤、何苗、刘裔、刘懿对于掌握中国社会舆情、进行社会综合管理,尤其是做好新形势下的社会工作、群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党委宣传部门、政法部门、群众工作部门、社会综合管理部门的有益参考读物。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经提出了著名的“漏桶原理”。
假定有这样一个贫富分化的国家,这个国家只有富人和穷人,他们分别居住在东部和西部。国家分给他们同样多的粥。东部的富人人数少,粥相对来说就多,每天的粥喝不完,富人就倒了喂小狗小猫,浪费了很多;西部穷人那边呢,人很多,粥根本不够喝,很多人饿着,穷人们嚷嚷着说这样很不公平。
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分出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减少不公平现象。政府的这种愿望和做法很美好,但美中不足的是,为了把粥送到穷人那里,政府需要增加很多开支,比如要买装粥的桶,要雇挑桶的人。有时更不幸的是,用的那个桶还是个漏桶,下面破了个洞。这样,等粥送到穷人那里,一路上稀稀拉拉掉了不少。为了公平而增加了很多开支,甚至还漏掉了粥,这些都是效率的损失,而损失的多少取决于开支增加的多少和桶的漏洞大小。
其实这个故事要说的意思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政府用征税的办法,从富人那里征税,把税收转移给穷人,但结果,穷人实际上得到的却比富人失去的少。差额在转移的过程中消耗掉了——一部分被必要的开支用掉了,另一部分有可能因税收转移方法不严密而漏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就像漏桶一样,为了追求公平损失了效率。
于是,奥肯说了一句名言:“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这里蛋糕变小,也是说效率的损失。
一方面,收入越高纳税越多,富人们得到的收入有不少进了国库,富人们就不再想怎么投资赚钱了,蛋糕又变小了。另一方面,征税也影响穷人。例如,一个下岗工人终于找到了一份勉强糊口的新工作,但工资不高,却因此失去了政府的补贴。这样,他就不再工作专门等着吃国家救济,蛋糕再次变小。国家收入不断减少,结果就像政府的桶发生了“泄漏”似的,使得富人失去的多,而穷人得到的少。
“漏桶原理”意味着,公平与效率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事实上,在我国理论界也流行着这样的观点:要么牺牲公平以取得效率,要么牺牲效率以求得公平。比较折中或者说比较通行的观点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请注意“兼顾”二字,这实际上是将公平摆在次要的或者说可有可无的地位上,这种认识倾向可以称之为“忽略偏差”。
把“漏桶原理”奉为经典的理论家们其实并未发现,这个理论阐述的其实只是一个“平均”的问题而不是“公平”问题,而平均并不等于公平,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些理论家还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套用了西方社会的理论而忽略了国情的差异:一是体制的差异;二是社会心理的差异。这些差异将导致完全不同的反应。试问,美国一家私人公司的老板将自己不学无术的小舅子提拔为总经理与中国一家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将自己的同样不学无术的小舅子提拔为财务处长,反应会是同样的吗?
“公平”是抽象的,有具体效用的是人们的“公平感”。公平感是如何产生的?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人们产生的公平感往往不是来源于其行为结果的绝对值,而是来源于与他人相比的相对值。当人们觉察到他的结果(工资、奖金、地位、赞誉等)与投人(资历、技能、职务、绩效等)的比率,与他人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相等时,就会感到公平,反之,就会感到不公平。亚当斯还认为,这里的“他人”既可指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人,也可指自己以前的状况(以前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尽管亚当斯的论述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描述色彩,但其理论不乏合理性,合理性在于它肯定了公平感作为一种态度体验是建立在社会比较之基础上的,而社会比较的参考体也包括自己以前的状况。
与公平感有关的参照物除了亚当斯所指的他人(包括自己以前的状况)外,实际上还包括自己的主观期望。应该明确,公平感的产生对于个体来说只是一种主观的反映。这种反映也并非与客观现实一一对应。比如,当个体的自我估计过高(主要表现为对自己的投入估计过高)时,也会产生不公平的错觉。这可以用一个习惯的公式来表述,即:态度的情绪指数=期望实现值/主观期望值。根据这个公式,在期望实现值不变的情况下,主观期望值的大小与态度的情绪指数成反比,主观期望值越高,态度的情绪指数就越低,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公平感的产生与期望实现值和主观期望值的比率有关。
通过社会比较而形成的公平感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公平感包括两种状况:公平和不公平。当自己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等于他人时,人们就会产生公平的态度体验,并获得相应的激励,这可视为一种正强化。当然,条件是自我的主观期望值必须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当自己的结果与投人的比率不等于他人时,则会产生不公平的态度体验。不公平包括两种情况:(1)有利于自己的不公平,即自己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大于他人;(2)不利于自己的不公平,即自己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小于他人。任何一种不公平的感觉都会使人处于一种心理不平衡的状态。
海德的认识平衡理论与费斯廷格的认识失调论一致认为:人们普遍存在着维持内心平衡的倾向,当出现不平衡因素时,人们总是采取相应的态度和行为变化,以恢复心理平衡状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公平感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刺激,其刺激强度与不公平的程序成正比。为了恢复内心的平衡,在有利于自己的不公平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采取补偿办法,即增加投入或主动减少结果以消除内疚感。但研究表明,更多的常用的途径却是采取文饰作用,如自我排解,认为自己的投入实际上更多,或者改变参考体(找一个更为“幸运”的人),从而获得一种虚假的公平感。这就是说,即使有利于自己的不公平,一般也不能使个体获得相应激励。
至于不利于自己的不公平,则会使人明显地获得相反激励(负强化)。诚然,为了改变不公平感所带来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会采取文饰途径,如甜柠檬和酸葡萄机制,或采取升华的方法,从更高层次认识自我的价值以及社会责任等。但更为直接的和普遍的法则是要求增加结果或减少投入,包括减少投入的数量及降低投入的质量。除此以外,还有宣泄,如发牢骚、煽动不满情绪、有意损坏公物等;迁移,如要求改换工作或调动单位;代偿,如从第二职业取得报酬,格罗斯等人对超级市场的调查表明,不公平感往往导致员工营私舞弊;仿效,如模仿比较对象(参照体)的行为,包括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以增加结果。
上述阐述可以简单归结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恰恰应该倒过来,即在现代社会,公平与否往往还是效率的前提,因为公众是需要“公平”作为激励力量的。美国哲学家劳尔斯的假想实验是很有启迪意义的:把一群人送到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岛上,让他们在“原始状态”下开始新生活。每个人对未来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将来是穷还是富。现在,让他们协商,建立一个他们心目中“公正”的社会。结果会如何呢?可想而知,大家选择了公平。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收人如何,如果支持效率,就可能承担忍饥挨饿的风险。因此结论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公平优先。P6-8
从新编《陋室铭》到阿基米德
当代中国民谣现象透视
一日闲暇,翻阅书报,偶见肖复兴一篇《并非游戏》,读之悚然心惊,现摘其要如下。
儿子问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句话出自何处。我从书柜中找了一本《古文观止》,告诉他出自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又找了一本《古代散文选注》,那里面有古文注释,让他自己去读这篇文章。
不一会儿,他便看完了。他的兴趣不在全文,只在开头这两句话。
“爸爸,你随便起个头,我都能照这两句话的形式给你往下编。比如说:爱不在深,有钱则行;人不在大,有权则灵。”
原来,在他这里《陋室铭》是一种游戏。《陋室铭》中文绉绉的古文变成了儿歌似的顺口溜。两句古文繁衍成当代世风民情的晴雨表。
不过,我不相信儿子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将世俗的一切包括在刘禹锡的这两句话中,便随口说了句:“货不怕假。”
儿子无须考虑便爽快答道:“货不怕假,回扣则灵;钱不在多,美元就行。”
我又说:“饭不怕贵。”
儿子依然对答如流,似乎水到渠成:“饭不怕贵,公款就行;酒不怕醉,请客就灵。”
“路不在远。”
“路不在远,有车则行;钱不在多,报销就灵。”
“调动不怕难,送礼就行;奖状不在大,发钱就灵。”
“厕所不在大,收费就行;旅馆不在高,有星就灵。”
“分不在高,后门就行;学不在深,有爹就灵。”
游戏像对口词。我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爱情沦陷于金银窟中;假冒伪劣产品防不胜防;公款请客一年耗费上千亿人民币;公费旅游“万水千山只等闲”;后门成风,行贿受贿明目张胆;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厕所收费花样翻新,宾馆加冕星级如云,服务档次仍然故我……哪一点儿子说得不对?哪一点不在刘禹锡这变种的两句话中?
总想难住儿子,其实是想求得心理平衡,生活并不像他说的那么糟,也并非真如他所说的一切弊端都能囊括进他这两句话中。我便又问了一句“店不在大……”,而且要求做一句两吃的答案。
儿子嘴角一弯,嘲笑于我:“爸爸,我再白饶你一分,说三种答案怎么样?”
第一:“店不在大,有货则行;货不怕多,便宜就灵。”
第二:“店不在大,合资就行;货不怕贵,名牌则灵。”
第三:“店不在大,有主儿就行;货不怕假,有托儿就灵。”
看来,什么也瞒不过儿子。刘禹锡若在天有灵,知道自己《陋室铭》开头两句被儿子肆无忌惮地改造成如此模样,将作何感想?
在上文中,刘禹锡的《陋室铭》颠来倒去,竟可作万花筒,折射出当今社会诸多畸形现象。游戏否?确非游戏,或曰:“不可游戏。”然而,沉重的是,连孩子都深谙游戏的个中三昧,怎不令我等父辈头热涔涔?
时下流行民谣,仿《陋室铭》格律的亦不少。信手拈来几首,大多烘托“官场假相”(以别于培根的“剧场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
本事不高,应付则行;学问不深,奉承则灵。斯是科室,唯吾聪明。庸俗岂有趣,流言作新闻,谈笑无边际,往来有后门。可以打毛线、练气功,无民声之乱耳,无国忧之劳神。调资不落后,级别按时升。不才云:乐在其中。
家不在大,有凳则行;人不在多,有头则灵。八点钟开会,九点半进行。谈笑任自由,往来无拘谨。可以织毛线、抽香烟、嗑瓜子、侃大山。材料三四本,内容只一文;台上照着念,台下信手翻;茶水几大桶,厕所四五轮。开头“同志们”,接着“一、二、三”。众人云:“有完没完。”
才不在高,有官则行;学不在深,有权则灵。斯是衙门,唯吾独尊。前有吹鼓手,后有搞特权、结帮亲。无忠言之逆耳,唯颂扬之妙音。青云直上,威风精神。在任一日,快哉过瘾!
中国人善用民谣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如以前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但更多的则是对社会消极现象的讽刺、针砭。如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物资凭票供应,就有了一首诙谐的民谣:“百货公司一枝花,食品公司双下巴。”对“文革”中文艺界百花凋零的情景则描绘道:“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苏联电影搂搂抱抱。”
民谣,“民口也,明镜也”。汉惠帝曾设“乐府令”集民谣,以观风俗民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早年撰“策林”,其中一个主张就是“采民诗(谣)以补察时政”;清朝杜文澜收辑的“古谣谚”达100多卷。民谣也触动了当今中国领导人。1993年1月,江汉平原正值寒风料峭、大地凝脂,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就来到这块三国演义的古战场体察民情。他走一路问一路,行至荆州,当地群众一句“基层干部雄赳赳,只管种来不管收;农民兄弟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的顺口溜,深深触动了他。几天下来,他那个非同寻常的笔记本上,记满了一首又一首既普通又真实的民谣。这些民谣道出了群众内心的呼声,也寄托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期望。
时下流行民谣。作者手中亦收集了一大摞(有的散见于本书章节),非为采风,实为研究社会心理障碍所需。时至今日,如何革除诸多社会消极现象,进一步深入改革、扩大开放,构建和谐社会,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对此,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有不同的解释,而心理学家则往往将目光投向更为深层的问题——社会心理问题。
让我们把问题谈得更深入一些……
阿基米德:移动地球的支点
文化论者认为,任何一种社会都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一种是由社会权力机构或具有权威性的团体通过各种传媒规定和提倡的标准文化(亦可称为符号化的文化指令);一种是人们在实际社会关系中心照不宣地领悟出来的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标的世俗文化(亦可称为心理性的文化指令)。世俗文化发展的后果往往是神圣意义的丧失,个人崇拜的消失,意识形态的淡化;社会趋于功利化、实用化;金钱标准成为衡量事物价值标准的基础;在科学中,实证分析代替价值判断,等等。
随着社会的演进,原来有序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不断分化、重新组合,这是正常的,对我国目前出现的世俗文化也不能做简单的是非判断。但是,困惑及忧虑也不是无根据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一部分人中形成了是非颠倒的价值判断,以诚实为傻气,以刻苦为寒酸,以奢侈为荣耀,以善良为无能,社会出现了缺乏善恶感、是非感、内疚感的现象,其核心是人们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道德心态,显现了道德真空的裂痕。
在分析经济为何缺乏活力的时候,我们总是将原因归结为:一是资金短缺,二是市场疲软。然而,现在发掘出来的观点是,解决经济缺乏活力的出路在于推进改革,而推动改革的难点在于精神疲软。某地方曾有民谣日:
中央忙改革,省市忙出国,地县忙升格,乡镇忙请客。
十七十八,披肩长发;二十七八,怀抱娃娃;三十七八,等候提拔;四十七八,拖拖沓沓;五十七八,退休回家;六十七八,养鱼种花;七十七八,振兴中华。
亦曾有民谣“都市十八怪”流行于民间:
第一怪,老人跌倒没人来;第二怪,夜半歌声传天外;第三怪,摊开麻将把客待;第四怪,铁门铁锁铁阳台;第五怪,猪肉牛肉加水卖;第六怪,“珍稀”作为下酒菜;第七怪,众人争把猫狗爱;第八怪,染起头发充老外;第九怪,污言秽语随口带;第十怪,杂物废纸胡乱甩;第十一怪,下水道口缺少盖;第十二怪,小摊小贩占道摆;第十三怪,算命先生站成排;第十四怪,好人偏去充乞丐;第十五怪,小偷扒窃好自在;第十六怪,旅店拉客死活拽;第十七怪,锻炼只有老太太;第十八怪,雷锋叔叔没人爱。
毋庸讳言,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精神疲软与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是极不相称的,甚至相悖!
现代化是什么?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罗伯特·华德为首的经济学学者认为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政治学学者则指出现代化应是“政治现代化”;至于英克尔斯,则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一切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更进一步的观点则是由智利知识界的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阐述的。在国际性的“发展与选择”研讨会上,他回顾了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并说了这样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落后和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够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数字,落后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作者赞同“人的现代化”。因为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最终标志)是人类是否真正地了解并把握自己。社会心理学对现代化的研究,主要是把现代化看作一种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换言之,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
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就没有现代化的国家。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大的阻力,莫过于国民素质包括观念落后的问题。意大利著名记者奥莉亚娜·法拉齐曾表达了她对现代社会的状态和对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目标时的担心:“总之,生活得更好并不意味着有钱。在西方社会,道德沦丧、文化衰退,常使我感觉又退回到了中世纪。除了增加电脑和飞向空中的航天器,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变化。我担心中国人正在朝这条路上走。我这几天接触的中国人,他们穿着西方的时髦服装,谈论的都是钱。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应理解为现代化革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统筹法、优选法的原则,就应该选择一个首要的、适宜的切人点,比如国民的心理素质与心理状况。在实施全方位改革的今天,这个问题尤为重要。让我们引用鲁迅先生的言论为佐证:
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竞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历代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重视奠定安邦治国的社会心理基础。春秋战国时的《管子·心术上》提出了“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的观点。孟子也认为:“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技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
如何开启我国的现代化系统工程?学者、专家提出了经济杠杆说、政治杠杆说、文化杠杆说等。然而,杠杆是需要支点的。适当的支点才能使杠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遥望太空,发出了“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的呐喊。今天,我们的支点是什么?仍然是国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状态,这是永恒的主题。离开了这个主题,人类一切有组织的活动都显得孱弱无力!
中国,你不能没有精神的现代化
回过头来,让我们再看一下,现代化的人应该具备何种心理特征。综合国内外较为一致的看法,主要归结为十个方面:
一、准备并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敢于向传统挑战。
二、崇尚实干、积极进取、讲究公平、维护法制。
三、作风民主,尊重并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勇于修正自己。
四、有很强的时间观念,办事讲究效率,且有长远规划。
五、独立人格,较少的社会依附I生。
六、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受,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
七、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理解自身的社会价值。
八、尊重科学、知识、技术,强调计划性。
九、重视人的作用,了解并把握自身的心理特征;重视精神功能,不以物欲为唯一需要。
十、有环境意识,包括保护自然环境,重视社会环境。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凡是不符合上述特征的,均可称为现代社会的心理障碍(有别于个体的、具有临床意义的心理障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已有的社会心理障碍正逐渐得到矫正,如由依赖趋向独立,由被动趋向主动,由退缩趋向进取,由压抑趋向表现,由自馁趋向自信,由僵化趋向灵活,等等,不一而足,但现实的问题依然严重,令人不能回避、低估。当今民谣折射出了相应的社会心理障碍,我们实际的社会生活经历亦有“实证”。一些热爱中国的友好人士也直言不讳。琼尼·肯特在《人民日报》撰文,坦率谈道:“在外表的现代化上,中国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遗憾的是,中国现在极度缺乏思想精神方面的现代化。”他同时真挚地呼喊:“中国,你不能没有精神的现代化!”
不用沮丧,须知,社会心理障碍是跨文化而随时变化的,并非我国独有。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以社会心理作为切入点、支点,去除沉疴、治愈新疾,这可以说是我国能否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信之否?
一谈到国情,人们总是习惯于“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往往仅仅注意了资金、资源、技术水平及利益格局等,而恰恰忽略了应该作为重要国情的因素——我国国民普遍的心理素质及心理状态。可以这样说,如果现有的社会心理障碍(我们将在后面逐一阐述)得不到有效矫正,心理杠杆还未有效启动,那么,所谓的政治杠杆、经济杠杆、文化杠杆也落不到实处,中国现代化步伐仍然可能蹒跚、滞后。
基于责任感,因《并非游戏》的触动,萌发了作者写作此书。其目的无非是鲁迅先生当年抱定的宗旨——“揭出痛苦,引起疗效注意”。望勿误会,祈盼匡正。
是以序。
刘宗粤
2014年7月
注:本书所引诸多案例均出自各地报刊,未能一一注明出处,请作者、读者见谅。如有争议,作者负全部责任直至法律责任。
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时隔一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又强调指出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重要性。此后,《人民日报》刊登多篇文章阐述心理疏导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本书作者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和谐社会的心理疏导系统”并获得批准(批准号10xks007)。社会心理疏导的对象主要为相应的社会心理障碍者。我国目前尚未对社会心理障碍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本书作为项目研究的前期素材具有前沿性、独创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不成熟性,切盼指正。
本书第7、8、9、12、21、22章由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何苗撰写。重庆邮电大学教师刘裔负责资料编制、调研分析并撰写第13、14章。重庆工商大学教师刘懿负责全书案例分析。重庆邮电大学教授刘宗粤负责其余各章并统稿,是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