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雪山看世界：西藏近代留学生史话》在作者索穷二十几年深入采访和资料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西藏的传统教育模式以及近代西藏留学背景和留学生留学经历，客观、生动地展示了西藏传统而神秘的教育制度，介绍了陌生、新奇而又非常重要的西藏近代留学史。从而清晰地看出，西藏近代留学运动是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组成部分。

索穷编著的《翻越雪山看世界：西藏近代留学生史话》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严谨扎实的田野调查、丰富的藏汉文文献资料、深入的现场访谈，全面描述20世纪初叶至1959年西藏和平解放前西藏传统教育模式、西藏近代留学教育的历史背景、留学经过、西藏留学生的近现代化力量和历史影响。

序 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组成部分

第一章 两藏传统教育模式

 一、寺院教育

 二、官办教育

1.俗官学校——“孜康拉扎”

2.僧官学校——“则拉扎”

3.医算学院——“门孜康拉扎”

 三、私塾教育

1.西藏私塾教育探源，

2.近代西藏私塾学校发展

3.著名的娘容辖塾馆，

 四、国民政府主导的“蒙藏教育”

 五、弗兰克·卢德洛的尝试

 六、传统教育的滞后和弊端为留学教育培育出生存的土壤

第二章 西藏近代留学教育的历史背景

 一、巾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分支

 二、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藏事改革

 三、20世纪初西藏社会政治形态

 四、西藏早期留学运动的复杂动力和障碍

1.西藏早期留学运动的复杂动力

2.西藏早期留学运动的障碍

3.西藏近代留学教育的历史背景

第三章 留学经过

 一、早期官费留学

 二、近代官费留学历史新发现

1.西藏档案馆新发现史料

2.1946年成行的官费留学团

3.僧人反对英语学校

4.一般民众对英语学校的看法

5.幼童留学团艰难成行

6.留学生斋林·旺多访谈

7.留学近邻——印度次大陆的有利条件

 三、民间留学

1.学习永远没有错

2.自费留学生小结

3.20世纪40年代留学生总数

第四章 西藏留学生的近现代化力量和历史影响

 一、西藏留学生在西藏近代化中的作用

1.工业建设中初试身手

2.新式文化的淘金人

3.军事建设中的革新精英

4.政治改革的先锋

5.存在即是力量

 二、“北京，北京”——20世纪50年代的归国潮

1.从藏语环境到英语环境再到汉语环境

2.从北京回到拉萨——金童玉女的婚礼

 三、20世纪80年代

1.顿珠卓玛：“西藏导游第一人”

2.乃堆·晋美：从留学生中走出的全国劳模

3.西藏资深翻译家

第五章 部分西藏留学生生平事迹记

 一、龙夏·多吉次杰

1.龙夏·多吉次杰的改良运动

2.龙夏·多吉次杰的改良思想形成

3.龙夏·多吉次杰的改革失败

 二、强俄巴·仁增多吉

1.神权笼罩下的科学之光

2.儿子的思念

3.“呼啸不停的雪域神龙发光了”

 三、擦珠·阿旺洛桑

1.擦珠·阿旺洛桑活佛的东洋之行

2.西藏第一位留学生的人生

 四、嘎苏·顿珠

1.追求进步、思想开放的嘎苏·顿珠

2.副总编辑掏大粪

 五、江洛金·索朗杰布

1.仗义执言的代价

2.见证仁义之师的到来

 六、更敦群培

1.莫须有的罪状

2.“我不愿在西藏，我讨厌西藏！”

 七、洛桑曲扎（汉名康刚民）

1.在拉萨修行，到印度留学

2.第三次入藏

3.收下了很多藏汉族徒弟

 八、西藏近代留学教育小结

第六章 惊艳受访日

 一、2012年5月2日松多·次仁觉丹

 二、2012年6月6日斋林·旺多

 三、2012年6月12日撩绒·平措坚村

 四、2012年6月21日扎两次仁

1.超脱意识形态界限的人

2.缘何开拓人生的“下半场”——被刺痛的经历

3.自传藏文版即将问世，

后记

索穷：留学生课堂上有政治教育吗？

斋林·旺多：留学生没有政治教育这一说，只有文化课、体育课和艺术课。我是西藏和平解放，回到老家以后才知道“为人民服务”这些概念，觉得非常新鲜。

但是外国的贵族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个人品行和意志品质的教育，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会把一个人训练得“特别皮实”，譬如集体出行踏青的时候，老师故意安排在距离很远的地方，非得要把每个人累得气喘吁吁不可似的，等在野外吃完饭再返回。老师要求学生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我们虽然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但回到宿舍不能睡软床，必须坐硬板凳。我们穿的都是结实耐用的高档毛料裤子，久坐硬木板凳，每个人的裤子上屁股部位都磨得闪闪发亮。

学校对学生的品行教化非常重视。校园里看不到小偷小摸，德国产的高档相机长年累月撂在不上锁的抽屉里也从没听说丢失或损毁。撒谎、拍马屁、顶撞老师都是绝不允许的。

索穷：对校工的要求也是这样吗？

斋林·旺多：对，校工们也被训练得非常专业。学生每人必须至少有两双鞋子轮换着穿。你把穿脏的鞋放在自己的小凳子旁边，第二天一看已经被校工交给洗衣匠清洗得千千净净，整整齐齐地放在原地。学校给每个学生配备有一个衣柜，你把脏衣服放在那里。校工们会把衣服及时交给洗衣匠，把衣服洗净晒干，熨烫好，折叠整齐，然后校工们按照衣领上的号码，把散发着太阳味道的衣服装进专属于你的衣袋，放在橱柜中等你下次再用。

索穷：听说拉萨的私塾学生可以带佣人，你们留学生可以带佣人吗？

斋林·旺多：当时确实有个别家长把佣人安排在学校附近借宿以便照顾孩子。但这种隋况很少。第一，没有必要，学校有校工、洗衣匠、管理员，带个佣人纯属多此一举，没有什么活可以千；第二，这不是西方现代学校推行的文化。我知道有一个西藏留学生带了佣人，但佣人过得非常无聊、寂寞。这位佣人每天都要在学校门口无所事事、例行公事似的站着，由于学校不可能每次都让他进来，这时他也要站在门口看，慢慢地，他也摸出了点门道，傍晚踢球的时候可以看到“小主人”的身影，他就专门挑踢球的时间来，远远地就那么看着。也怪可怜的。但学校放寒假的时候，家长一般都会派佣人把小孩接回拉萨度假，这时候他们就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索穷：每次寒假你们都回来吗？

斋林·旺多：对西藏学生来说，圣约瑟学院的学期安排非常合理。我们没有暑假，但寒假时间长达3个月，完全可以回到西藏舒舒服服地过个假期。

假如没有条件或者说不愿意回家，寒假是最好的复习准备跳级的机会。无论是请家庭教师还是别的什么办法，如果有跳级的机会，没有学生会拒绝。但前提是下学期没有新的主课安排，譬如以前没有碰到过的物理、代数等新课程。光是语言比较容易跳级。我就是在寒假里和亲戚家的孩子一起请家庭教师补课，补习新课程，跳了两次级。

索穷：作为教会学校，人家会要求你们入教吗？

斋林·旺多：没听说有这样的硬性规定，至少我们来自西藏的学生反而因为不必像信教的外国学生去教堂祷告而占得一些便宜，就是说当那些学生每天课前去教堂做礼拜的大概那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这些不信基督的同学就有多余的时间和机会在阅览室翻阅自己喜欢的任何一种外文书籍。就像老太太闲下来织毛衣一样，这是我们很大的业余享受，每个人都在看书，看各种各样的书，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探讨，你在看什么书，他在看什么书，书名是什么？讲什么的？都是英文原版著作啊，我的英文读写能力就是这样慢慢得到强化的。

现在想想，那几年的留学生活，对我帮助很大，从我后来的工作经历来看，可以说没有英文就没有我W.Tailing。学校里其他科目的学习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初中二年级时发了地理课本，上面有很多地图。你问现在的孩子，他能把美国说得头头是道，但让他在地图上指一指，他不知道在哪儿。但西方学校是先让你识地图，再给你讲那个地方的文化。我们的教材中的地图内容按西藏的思维是不可想象的。我看完后才大吃一凉，“大不列颠”国才那么一点地盘，而我们西藏多大呀！我们第一次对西藏在地球上的位置有了最初的了解，那种惊奇是无法言说的。

再有就是学校在英语教学方面也有一些特点，不太提倡学生读新闻报纸，要求多读经典文学；不提倡使用打字机，要求手写。这些对我后来翻译莎士比亚名著不能说没有帮助。当1953年我学成回到西藏的时候，我的英文已经达到高中一年级的水平了。

索穷：听说您两次在寒假时补习功课，那当时您也曾经回到西藏过寒假吗？

斋林·旺多：对。我后来写的小说里头有很多发生在旅途中的故事，我的很多路上的经验都在那里，也有听别人说起过的，我都把它揉在我的文学作品里面。一路上家里派来的佣人们和骡夫对我特别照顾，他们心里只有我们，任劳任怨，就怕我们受丁点儿罪，至于他们自己饿不饿、冷不冷、苦不苦从来不会去考虑。

当时圣约瑟学院寒假里不允许学生住在里面。学校有个校历发给每个同学，我就在校历上面填上藏历的日期，等到时间差不多了，我就写信给家里，让他们派人派马来接我。他们总是能准时派人接送。

索穷：那沿途的住宿问题你们怎么解决呢？

斋林·旺多：我们每天只走规定好的一站，不会随意跨站。那时候也没有旅店这一说，沿途借宿在当地农民或相熟相识的人家里，听说英国人的邮站里也可以投宿。

索穷：我听说以前路上还有山贼和盗匪出没，是这样的吗？另外，你们在夜间有什么样的投宿习俗？

斋林·旺多：我倒没有碰到过这些事情，但路上有强盗、小偷是肯定的。在那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单人匹马、叮铃当啷，在骄阳下昏昏欲睡赶路的大有人在，西藏谚语说“江河边船夫说了算，山口上强盗说了算”，要说抢也很容易，但这种情况我是没有遇到过。倒是佣人和骡夫很辛苦，有时候走到半道，一个佣人可能会快步赶路打前站，提前为主人生火、熬茶。晚上一个睡在我的枕头边上，一个睡在马圈口。严冬季节进入帕里那种高寒地区，也不会多加盖一件，底层劳动者的吃苦耐劳精神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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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组成部分

以医方明（医药学）、工巧明（工艺建筑学）等为代表的西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引世人叹为观止，为西藏文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样一个体系庞大、融汇古今的文明大观一定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它是在一个开放、交会的环境里不断生成的奇葩。

从一千多年前现代藏文的厘定者、青年学子吞弥·桑布扎被吐蕃英主松赞干布选派远赴天竺取经，到1911年青年活佛擦珠·阿旺洛桑漂洋过海，东渡扶桑求学，一条线路在西藏文化的版图上若隐若现，那是无数留学生们用生命和意志踏出的一条看不见的路。正是有了这条文化交流之路才有了西藏多元文化的源头和西藏文明的今天。从藏族文化的发展历程看，怎样评价留学生在西藏文化史上的作用都不为过。

然而，这些留学生的作用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要说我们对那些曾经创造了西藏灿烂历史的古代留学生的英名不甚了解，就是对曾经不同程度地为西藏文化注入新鲜血液的近代留学生的故事也知之甚少。时至今日，国内关于这个籍籍无名的“冷门”课题的研究论文不超过十篇，其探讨的深度和广度都与西藏近代留学生运动的历史地位不相称。然而，有一个声音却在耳旁不时地提醒着我们，那就是，留学生改写了中国近代史，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声势浩大的留学运动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这话还得从头说起。

当西藏近代留学运动还完全没有眉目的时候，中国内陆近代留学事业的奠基人容闳已于1854年走出耶鲁大学校门，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接受了美国良好教育的留学生容闳满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就启程返回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他的梦想是将西方学术思想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容闳是广东省香山县（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是中国留学教育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那是1847年4月12日，香港马礼逊纪念学校（Marrison Memorial School）校长、美国传教士缪尔·勃朗牧师（Rev.Samuel Brown）因病归国，容闳随勃朗夫妇同行前往美国求学。这在今天看来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在当时却不尽然。首批赴美的三位中国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都出生于贫苦的家庭，容闳的父亲是个种田人，送容闳进入教会学校只是想学点洋文，以后可以在洋人家里做仆人。此次远渡重洋，生死未卜，除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这条路的。但正是这次冒险的行动改变了这三个孩子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其中堪称中国留学奠基人的容闳。到达美国后，容闳刻苦攻读，终于进入了美国的名牌大学。在那里，他学习了西方的文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新兴的自然科学，当国人还普遍囿于传统落后保守意识的时候，他已经在太平洋彼岸培养了一种彻底开放的中西文化观。他认为要想让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便要学习美国和西方文化，而最好的学习方法便是留学教育。

1854年11月13日，容闳由纽约乘船回国，开始实施其“苦心孤诣以从事”的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上下求索，南北奔波。但在当时保守落后的气氛中，容闳的“教育救国”理念超过了那个环境所能接受的范围，于是，接踵而来的挫折可想而知。

好在自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洋务运动的开展，社会急需周知外情、精通西技的实用人才。晚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开始以不同方式引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使中国走上自强之路。清廷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大力支持将幼童送往海外学习并将此视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1868年，中美两国签订了互惠协定，允许中国学生到美国任何公立学校读书。1870年，容闳起草了关于幼童留学教育方案，呈送清廷，后被采纳并付诸实施。1871年，清政府最终批准了中国幼童留美教育计划，设立中国教育使团（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原称“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为留学幼童设立了预备学校，由容闳负责招收学生，进行强化训练。

1872—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有规模的官费留学的开端。

1875年起，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了多批共80多名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配合洋务运动的开展，学习西方的技艺。但它在无意中却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外交、实业、思想、文化、军事、科学等方面的精英人物，李鸿章夸其为“深明窥要，足够任使”。到1896年，又有13名中国青年东渡扶桑，留学日本。此后，新政时期的清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留日的方针政策，加上科举制的废除，使留日潮盛极一时，史书上称当时的留日生“相望于道”。

为什么说留学生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因为当时的中国民风不开，绝大部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生活艰辛困难，但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面对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迫，为自己的民族做出了令人感佩的巨大贡献。辛亥革命后，这些留学生成了中国政界、军界、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就在这100多个人物里面诞生了外务部尚书，临时大总统，内阁总理，驻美公使；就在这100多人里，有清华大学的创办者和第一任校长，北洋学堂（即今天津大学）的创办人，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将领，其中有八位在中法海战和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就在这100多人里，有中国最早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举国皆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正是这个看似不够理性的留洋学生狂飙的年代，孕育出了无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果把他们的名字从这一时代去掉，那么中国接下来的半个甚至一个世纪的政治史恐怕都将是空白。黄兴、章太炎这样杰出的同盟会领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南陈（独秀）北李（大钊）”；风云政客蒋介石与汪精卫；怀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赴欧“勤工俭学”的特殊一代学子周恩来、邓小平等，足可掂量出这一代留学生的分量。

诚如季羡林所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归纳法，而西方是演绎法。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与融合将激荡出更加灿烂的文明。”

而我所了解的西藏近代留学教育史又未尝不是如此呢？

笔者作为媒体工作者在西藏拉萨市生活了20多年，接触过不下数十位在1959年西藏和平解放前曾留学海外的西藏籍留学生，随着与他们交往的不断深入，每每有感于他们身上完全不同于我们一般人的精神气质、生活情趣、待人处世的独特方式，高效持久的工作热情，高广透彻的世界眼光，以及对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孜孜以求。“相由心生”，连他们的长相气质风度我都能看出与众不同的显著改变。这不但与他们的异域经历有关，也跟他们在留学生活中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起居习惯，乃至于思维方式、人生观、世界观都有很大的关联。

所有这一切都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跟他们在一起总是有很多的快乐，总能得到更多新奇的知识，有如吸吮人生智慧的乳汁。于是，就有了写作这本书的最初想法。

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我们研究历史，除了靠论证、考据外，还少不了推测、揣摩，甚至于在臆想和纷争中求证某些历史事件，那么，为什么不在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健在的时候去做这些工作呢？与其在若干年后要面对种种的疑问，为何不在当事人尚能回答问题时作出解答呢？

我不是历史学者。但我认为，我的努力哪怕只是为了这些健在的留学生留下他们曾经付出的辛勤劳动，他们的人生历程和思索，也是有价值的。他们是中国近代留学运动中不为人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对他们缤纷多彩的人生故事充满好奇，我从内心深处尊敬和喜爱他们。

我认为，如果不去记录他们的故事，西藏近代教育历史是不完整的，至少我们将会失去观察近代西藏历史进程的一个独特视角。

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

谨将此书献给健在和已经过世的西藏留学生们。作为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组成部分，你们将被载入史册。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近代以来，我国大批留学人员负笈求学的足迹，记录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伴随着我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富强的伟大历史性跨越。

“百余年的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出国留学、回国服务，大批归国人员投身中国其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画卷中写下了极为动人和精彩的篇章。

……”

习近平的讲话令人振奋，催人奋进。

笔者虽然只是个业余作家，但关于西藏近现代教育历史已经完成了两部专著，一部是西藏人民出版社“20世纪藏族风云人物传记”系列丛书之一《娘容辖私塾的创办人仁增·伦珠班觉》，探讨西藏的私塾制度和私塾教育方式；另一部是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绽放吧，雪莲花——西藏青少年内地求学记》，记录西藏和平解放后的汉藏教育交流史。因此，作为西藏对外教育交流史的重要部分，《翻越雪山看世界——西藏近代留学生史话》几乎是不用谁来提醒和督促自然而然地就提到我的日程上来了。

通过多年来和西藏留学生们打交道，我觉得为他们树碑立传，留下他们的亲身经历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回到纷繁复杂的历史镜像中探讨西藏近代留学教育史确有其不可逾越的难度和纠结。

第一，研究西藏留学教育历史的人和能被我所利用的资料实在是少之又少；

第二，研究西藏近代留学史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近代西藏遭受帝国主义入侵的屈辱历史，如何准确把握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第三，留学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留学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际。造成一方面是一般的研究人员不敢涉足这一领域，另一方面是个别的当事人不愿多谈及各自在特定时期在某些方面曾经遭受过的对待，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揭历史的伤疤”。

但是，我以为我们不能对这段历史置若罔闻、置之不理，也不能对西藏留学生历史作简单处理：不因为早期部分官费留学活动可能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就避而不谈。  我希望给读者的是一个相对全面、客观，对推动西藏发展进步产生过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的这么一个留学生群体，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据我的了解，西藏和平解放前，真正顽固维持封建农奴制度和阶级特权的恰恰不是留学生，而是反对现代文化最力的那些人。当他们中的多数人回到祖国，回到故乡后，为了改变愚昧落后的旧西藏，建设一个文明富裕的新家园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们的努力赢得了世人公正的评价；他们的存在给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西藏文明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增加了一种新的元素，使之更加适应日益变革的时代而不致被现代车轮所淘汰；甚至可以说，就其个人理念和信仰来讲，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事业的天然的盟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前期即以他们为团结和争取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他们也没有让人们失望。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仿佛印证了毛泽东在莫斯科深情寄语留学人员的著名论断：“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当然，我们也绝不能以为西藏近代留学运动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个人的功劳，它跟祖国内地的留学运动一样，是西藏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屈辱后的一次觉醒和挣扎。用一个当事人的话来说，西藏留学生“对改变（旧）西藏的现实状况有太多的幻想”，终究是他们跋山涉水、千辛万苦，走出封闭的雪山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他们看到了别人的巨大进步，看到了自己的差距，看到了可以用以改变世界的科技和知识的力量，懂得了什么叫“科学、民主、自由”并立志为此奉献自己的终生。

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曾经说过：现今中国最缺少的是懂得西方文化和国际事务的人才。当我们接触了这些西藏留学生后，从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举止，完全可以明了他们是西藏乃至全中国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他们的努力付出和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因此，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必须完成这部书稿。

在这里，我要对接受我采访的各位令人尊敬的西藏早期留学生斋林·旺多、擦绒·平措坚村、松多·次仁觉丹、扎西次仁、乃堆·晋美、桑颇·才旺桑配、绒扎·班吉等表示衷心感谢：对央珍、阿旺扎巴、楞本才让·二毛、欧珠、多杰才旦、许广智、弗兰克·卢德洛、米切尔·兰克、扎西达娃、诺杰·洛桑嘉措、秦永章、张凯峰、徐百永、郭翠琴、张晓明、仓决卓玛、钱刚、胡劲草、拉鲁·次旺多吉、强俄巴·多吉欧珠、陈宗烈、雪康·顿珠卓玛、廖东凡、伊苏、扎西、霍康·强巴旦达、格桑才让、粱惠敏及拉萨饭店领导等先贤名家和更多已经无法查找姓名的作者、摄影师冥冥中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热忱的谢意。感谢责任编辑徐颖的艰辛付出和操劳，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这是我们大家共同付出最终完成的一部作品。

但是，我毕竟只是一个仅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业余作家——如果能称为“作家”的话。当知道责任编辑徐颖老师要把文稿处理为我理解中至少是半学术性的著作时，我感觉压力山大。严格讲，我最近几十年的工作介于新闻编辑与记者间，可以说跟学术毫无关联，也没有接受过哪怕最基本的学术业务训练，连正确引用文献和注释的概念都没有。因此，尽管徐颖老师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由于我的原因，书稿中一定还会有遗憾之处。

但以我目前的水平，只能做到这样了。

祝天下所有的朋友：

扎西德勒，愿得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