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小说基地”午夜出版社推出的“新新小说”、“极少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让-菲利普·图森的创作被“新小说之父”罗伯格里耶称为“叙事体的抽象画艺术”。图森对自己的创作标准在不断发生着改变，并在一些作品里面追求一种诗意的美感和能量的冲击。

《自画像(在国外)》为让-菲利普·图森的代表作之一。我每次旅行，在出发时刻总有一丝非常轻微的焦虑勾着我的心，它时常略带一分兴奋的、美妙的战栗。因为我知道旅行总是与死亡——或者性的可能性相结合(当然这些或然性未必发生的程度极高，但绝不能完全排除)。

《自画像（在国外）》作者让-菲利普·图森用“自我虚构”的文字为自己画了一张在国外度假时的“自画像”。琐碎的事物里透露出“我”对于旅行的一贯焦虑——“我”（包括作者本人），总是对出门旅行充满着担忧，似乎旅行总是与死亡或性联系在一起。

正文

东京，第一印象

人们抵达东京和抵达巴斯蒂亚①一样，都是从天上，飞机在港湾上方开始转一个长长的弯子，接着取跑道轴线着陆。从海拔四千英尺高处望去，太平洋和地中海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

况且，克里斯蒂昂·皮尔唐多尼，玛德莱娜的一位科西嘉朋友（在这几页纸中我将不断召唤玛德莱娜玛德莱娜，以便不迷失自己），不待人等就现出身来，约定在东京的一间咖啡店见面，以便告知我村庄的最新消息。我到达东京的第二天，他仅仅留给我打开行李的时间，就打电话到我旅店的房间，而此时，我穿着白衬衫和退休小学教员式的小蓝背心（我父母送的新年礼物），脚上还穿着袜子，正在床上翻一本体育杂志，等着一位应该采访我的记者那即将来临的造访。旅店房间里稍远处，坐在圆桌旁的广谷先生，自我这次旅居期开始起，就和船曳女士轮流充当我的随从和亲信，导游和保镖，我在我的视野范围内斜眼瞥见他一身西装领带，无懈可击，面容严肃专注，正忙于把人们献给我的一束花插在一只花瓶中。他与五朵淡紫色和白色的花搏斗着（那正是安德尔勒兹球队①的队服颜色，我不知道那是否是有意的），他不停变换它们的位置，想构成一束和谐的花，时不时又全部从零开始，耐心而有条理，在这里改变一朵花的位置，在那，另一朵的位置，我觉得，与其说他是一位日本插花大师，不如说他更像戈达尔一部影片里的一个无赖。然而，正当我一边继续悄悄地观察着他，一边懒散地翻着杂志并且在床罩上愉快地把穿着袜子的双脚叉起来又分开时，电话在房间里响了起来。广谷先生一跃而起，把花扔在机织割绒地毯上，朝电话冲过去。他手臂从我上方伸过去，抓住床头柜上的电话机，谨慎地、谦恭地拉长电话线，但不幸的是它却缠在我的脖子和肩膀周围，他试图分开它，勒了我片刻，随后，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控制住电话线，让它从我的头上方过去，并且一边用目光道歉一边回答电话。我扬起头，试图猜测他在和谁打交道，是旅店接待处还是出版社的某个人，也许是我们正等着的那位读卖新闻报社的记者。他站在我身边，机械地重新打好领带结，认真地听着。是的，他说道，是的。是您的，①他对我说，并且递给我话机：克里斯蒂昂·皮尔唐多尼。

我和克里斯蒂昂·皮尔唐多尼约好第三天见面，然而，在六本木的一问南美夜总会里的第一次约会错过了，其后一天上午他来旅店找我。我们脱去上衣，顶着岛屿上的太阳肩并肩地走在东京街上，随后我们在一间平淡无奇、没有特色的现代化咖啡店里停了下来。那是饮茴香酒的时候，但是我们却满足于一杯绿茶，而且，与此同时，在我们周围，一些年轻姑娘正在邻近的桌上吃着饭，筷子声和日本语声交织在一起，克里斯蒂昂·皮尔唐多尼，他，坐在我对面，对周围的气氛完全无动于衷，告诉我村子里的最新消息，他有着诺诺和内内特，阿尔贝尔蒂尼一家，安托马尔西一家诸等人物的全新消息，我寻忖着他是从哪条渠道获取如此多的消息的（也许他在亚洲的其他首都里有些线人？）。在送我回旅店途中，他无疑交给了我其中的一把神秘钥匙，他告诉我他订阅了《科西嘉晨报》，而且，在告辞之前，许诺我们不久之后再见，在爱尔沙或者在东京，在伦敦或者在马森那日约，我们在旅店门前按西方方式用力地握手道别。

在日本，我对我的双手产生了些奇怪的感受。首先，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我入住的旅店有关，是否与其使用的建筑材料的性质有关，是否与，比如，大部分门把手是金属制的而不是木制的实际情况有关，或者是否让我感到痛苦的那些小小的烦恼的原因倒是应该从我的羊毛背心（我父母送的新年礼物）那方面去寻找，总之，每一次我准备抓门把手或者按电梯按钮时，我都会触到静电。哎，秘密已经泄露得够多了。

P7－10

真实的轶事就这样化身成了小说般的章节，在其中，反主角的主角反射出作者的形象，以及后者的疑惑与恶习。寥寥数页的金块，旅途中作家的诗化艺术。

——安托万·德·戈德马尔，《解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