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小说基地”午夜出版社推出的“新新小说”、“极少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让-菲利普·图森的创作被“新小说之父”罗伯格里耶称为“叙事体的抽象画艺术”。图森对自己的创作标准在不断发生着改变，并在一些作品里面追求一种诗意的美感和能量的冲击。

本书为让-菲利普·图森的代表作之一，书中的《做爱》和《逃跑》两部作品以亚洲（日本和中国）为背景，是作者继《浴室》和《电视》等代表作之后的新的文学探索，在强调了愉悦效果的同时，更加注重活力。

本书收录让-菲利普·图森的两部作品。

《做爱》

这是一次爱的决裂的故事，在东京的一夜。那是我们在一起第一次做爱的一夜。但是，我们在一起最后一次一做了多少次爱？多常常不知道。

《逃跑》

为什么我到中国的当天就有人送我一个手机？是为了时刻确定我在什么方位，监视我的移动，死死地盯住我？下意识中，我总是知道，我对电话的畏惧是跟死亡兴许是跟性还有跟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从上海到北京的那一趟夜行列车之前，我对此还从末有过如毋庸置疑的确认（2005年获美第奇奖）。

做爱

逃跑

我往一个瓶子里倒满了盐酸，我把它时刻带在身上，打算有一天扔到某个人的脸上。我只消打开瓶子，一个以前装双氧水的有色玻璃瓶，对准眼睛，然后溜之大吉。自从我搞到了这瓶琥珀色的腐蚀性液体后，我感到心里出奇的平静，它辣辣地刺激我的时辰，磨砺我的思想。但是玛丽带着一种兴许被印证了的不安，心想，这盐酸最后是不是会落到我本人的眼睛里，到我自己的目光中?或许落到她本人的嘴脸上，到她那好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泪流满面的面孔上。不，我不相信，我带着一丝否认的善意微笑对她说。不，我不相信，玛丽，我一边眼睛不离她，一边用手轻柔地抚摩着装在我衣兜里的瓶子的轮廓。

还在我们第一次亲吻之前，玛丽就开始哭了。那是在一辆出租车里，七年多前的事了，她坐在我身边，位于车内的阴影中，满脸泪水，她的脸上不时闪过塞纳河畔的浮光掠影，还有迎面射来的车灯那黄色和白色的反光。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亲吻，我还没有握住她的手，我还没有向她表白一丝的爱意——但是，我难道从来没有向她表白过爱意吗?——我瞧着她，激动，慌张，看到她在我身边这样地流泪。

几个星期前，同样的场景在东京重演，但此时我们已经彻底分手了。在那辆当天上午就把我们送到新宿的大饭店的出租车里，我们什么话都没说，玛丽在我身边悄悄地流泪，她靠在我的肩上，鼻翼轻轻地抽动着，打着呃，她动作很大地用手指背胡乱擦着眼泪，忧愁的大滴泪水冲落了睫毛上画上去的颜色，把她的脸弄得很难看，而在七年前，我们第一次相遇时，失重一般划过她的脸颊落下的，是纯粹的喜悦之泪，轻得如同泡沫。出租车里暖气开得邪乎，玛丽现在已经太热，她感觉难受，她终于脱掉她黑色的皮大衣，很难脱，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在我的身旁扭动身体，做出鬼脸，似乎是在抱怨我，而我对此显然毫无责任，他妈的，要抱怨出租车里那么热，她就该去怪司机啊，这不，在车台的牌子上，写着他的姓名，还有一张照片，显然就是他的嘛。她把我推开，好把大衣放在我们之间的座位上，她又脱下羊毛衫，团成一团放在身边。她只剩下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衬出她里面的黑胸罩，还微微露出裤子上的皮带。我们在出租车里什么话都没说，在阴影中，收音机不断播放着谜一般的活泼轻快的日本歌曲。

出租车把我们送到饭店大门口。在巴黎，七年前，我建议玛丽到巴士底广场附近依然开着门的什么酒吧去喝一杯，拉普街，或者芝麻菜街，或者阿莫罗街，还是骡步街，我已经忘记了。我们在夜里走了很长时间，我们在那个街区游荡，从一家咖啡馆到另一家咖啡馆，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最后一直来到塞纳河上的圣路易岛。那个夜晚，我们没有马上亲吻。不，没有马上。但是，谁不想延续在第一次亲吻之前的这一美妙时刻?当两个彼此都有些爱慕的人都已心照不宣地决定要亲吻，当他们的眼睛明白了它，他们的微笑猜到了它，当他们的嘴唇和他们的手感觉到了它，他们却依然推迟着他们的嘴第一次温柔接触的时刻。

在东京，我们立即上楼进了我们的房间，我们一声不吭地穿过空旷的大厅，枝型水晶吊灯还亮着，而就在我们后来回到饭店时，灿烂的三重吊灯在我们的目光下微微颤动起来，水晶吊灯开始自己摇晃，就像大教堂的钟在慢慢颤抖，在我们经过时，发出一阵玻璃和水晶的丁零当啷声，还伴随着什么物质不可抑制的低吼，使得大地震动，墙壁颤抖，然后，震波消失，灯光在屋顶摇曳闪烁，一时间里让饭店陷入黑暗，还在运动中的水晶吊灯，又重新在大厅里亮起，好一阵子，千百个透明的玻璃小枝在反方向的震颤中，开始回归于原位，慢慢地变得一动也不动了。饭店的前台空空无人，电梯空空无人，缓缓地上升在中厅的中央，我们在透明的梯厢中沉默无语，并肩而立，玛丽流着泪，她的黑色皮大衣和她的羊毛衫搭在胳膊上，我们瞧着水晶吊灯在这地震结束后没完没了地趋向平稳，这地震的震级是那么的小，我禁不住心想，那是不是只是我们内心中的一阵震颤。楼层的走廊一片寂静，无穷无尽的长，本色的割绒地毯，一托盘用过的客房服务餐遗弃在一道门前，里面还残剩着饭菜，一条毛巾歪斜地扔在一个脏盘子里。玛丽走在我前头，肩膀疲倦，胳膊无力，一只手耷拉在身边，从走廊的墙上划拉过去。我在房间门前追上了她，把磁卡插进钥匙槽，开门进屋。每一次，这两个晚上，在巴黎和在东京，我们都做了爱，第一次，作为我们的第一次——最后一次，作为我们的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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