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碑帖——破译传世碑帖里的文化密码》为品读书法作品的散文集。收录《兰亭序》《平复帖》《祭侄稿》《快雪时晴帖》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历代著名碑帖；介绍了王羲之、郑板桥、赵孟頫、吴昌硕等等举世闻名的书法家其人其作。以生动风趣的文字，带领读者畅游从先秦到晚清中国汉字登峰造极的书法艺术史。全书分《读》《说》《访》《论》四部分，从欣赏碑帖、碑帖轶事、寻访探源、书法论道等不同角度，揭开碑帖中让人久久品位的人的故事、字的故事、书法的品格、中国文化的魅力。书中收录近百幅历代名碑帖珍贵资料图。作者诸荣会文字功底深厚，并长期研究书法艺术及创作，将从石鼓文开始的中国历代著名碑帖的艺术价值、书者或碑帖奇闻轶事等娓娓道来，既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一次书法艺术角度的梳理；也用轻松幽默的语言让书法门外汉懂得欣赏书法的方法、了解著名碑帖的价值和故事。

《读碑帖——破译传世碑帖里的文化密码》作者诸荣会以诗人般的激情、哲人般的眼光、散文化的语言，对中国书法史上部分重要碑帖，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理性解析和感性释读：读《石鼓文》读得人心鼓舞，读《干字文》读得天地玄黄，读《平复帖》读得鹤鸣悠悠；读《兰亭序》读出了中国书法的图腾，读《祭侄稿》读出了盛唐之音的回响，读魏碑、唐楷读出了魏晋风度和浩荡唐风：读唐伯虎、祝允明和文征明等人的书法，读出了风流外表下的两极人生和老实本性，读弘一、康有为和翁同龢等人的墨迹，则读出了书如其人、书以人贵和书非其人的定律……既讲叙了碑帖背后那些或流传有序的史实，或惊心动魄的故事，或耐人寻味的传说，也揭示了碑帖本身的文化艺术价值，更基于此阐述了中国书法艺术美的规律。书中近百幅历代碑帖珍贵资料图片，为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时进行图文互证提供了方便。书中也收录了作者多件书法作品，或也可作中国传统书法原本文、书一体之一证。

壹 读

 鼓舞·人心——《石鼓文》

 斯人斯言斯书

 “落后”的《校官碑》

 鹤鸣悠悠——《平复帖》

 书法图腾——《兰亭序》

 《鸭头丸》

 《奉橘》《送梨》

 动静——《张猛龙》

 “擦边球”——《郑文公碑》

 《张黑女》《董美人》

 天地玄黄——智永《真草千字文》

 《上阳台》

 《祭侄稿》

 性情书写——《肚痛帖》

 病中的脆弱——《食鱼帖》

 《韭花帖》

 黄州·寒食诗·帖

 花气熏人

 “米甚贵”——《丹阳帖》

贰 说

 假又如何？——《快雪时晴》

 小者最胜王献之

 唐风浩荡说唐楷

 “瘦金”与“瘦筋”

 两极——祝允明其书其人

 老实——文徵明其人其书

 透视汉碑的他的目光——金农与“漆书”

 只在真假虚实间——董其昌其人其书

 大明孤臣——黄道周其人其书

 聪明——以翁同龢为例说“书非其人”

 种瓜得豆——康有为其人其书

 “康梁”与“梁康”

 仕途不畅书大道——赵之谦其书其人

 悲欣交集——以弘一大师为例说“书如其人”

 “社何敢长”——以吴昌硕为例说“人以书名”

叁 访

 龙门二十“品”

 曲靖访“二爨”

 他成全的是艺术——访赵孟頫故居

 风流——谒唐寅墓

 发现——瞻傅山纪念馆

 通人心——访郑板桥故居

 在潭渡看见一道彩虹

 文房四宝

肆 论

 《校官碑》释疑

 历代论《瘗鹤铭》者多自相矛盾背后

 当书法遭遇“简化字”

 “特征性关系”抑或“关系性特征”——当代人文视野中书法艺术标准论

 文心·诗性·哲思——书法文化精神三支点

 当代人文视野中书法的文化性特征

 论当代书坛“书写本位”的倾斜

“落后”的《校官碑》

从今天出土的一些简牍帛书来看，早在秦国统一文字之时，甚至之前，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形体结构相对简单的楚篆，甚至简书、帛书、隶书等了，它们在一定区域或一定的阶层使用，甚至几乎达到了流行的地步，而秦朝规定以李斯小篆为法定规范文字，其政治意义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千百年来我们一直都给予其高度肯定，但实际上之于文字发展本身来说，是一种舍简取繁，是一种开历史的倒车。好在秦国很快就灭亡了，所以小篆实际上作为法定规范文字使用的时间也没几年。紧接着秦朝后面的西汉，通用文字就成隶书了（虽然西汉隶书还带有些篆意，但已完全不是篆书），且似乎这也没见西汉政府对此多么强行推广，一切似乎是一种顺应民意的自然而然。

隶书之所以称之为隶书，是因为它最早只是在下层隶卒间使用的一种书体，而其竟然很快就被汉代统治者接纳和推广使用了，这是否与汉朝统治者原本就是造反成功的下层人士有关，我没有做过考证，不敢乱下论断。但是，从今天出土的西汉简牍和碑刻来看，如果前者代表了民间隶书发展的程度，后者代表了统治者对此的承认和接纳程度，我们不难看出其步骤几乎同步，据此我们不妨设想，如果秦朝不灭亡，且又有着以小篆为法定文字的规定在那儿，其统治者能如此快地接纳隶书吗？答案十有八九是否定的吧！

当然，隶书的成熟公认要到东汉，但是这种成熟也并非如一块地里的庄稼，说成熟就一起成熟了，事实上在不同地区也有前后，《校官碑》或许可为此提供一证。

《校官碑》刻于东汉光和四年（181），历史上最著名的几块标志汉隶成熟的碑刻，都刻于它刻成时间的前后三四十年间——《乙瑛碑》刻于东汉永兴元年（153），《礼器碑》刻于东汉永寿二年（156），《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张迁碑》刻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因此，今天的许多溯古代碑帖的书籍，提到《校官碑》，一般都会作如此介绍：“《校官碑》为汉隶成熟期之重要碑刻……”（见《中国历代书法名家名帖名碑集锦》，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3年2月版。）如此若只是对事实的叙述大体也并不算错，但给一般人带来的语义理解，则多少有些歧义，甚至会使人产生误会，以为其言下之意是，《校官碑》也是一块标志“汉隶成熟”的作品。其实非也！

清代金石家方朔则认为，“（《校官碑》）有西京（指西汉）篆初变隶风范”，显然，他以为《校官碑》并不是一件“成熟”的汉隶作品，而只是一件“篆初变隶”的“过渡”性书体作品。

的确，《校官碑》书体的“过渡性”特点十分明显，这只要将它与上面所提几块标志汉隶成熟的碑刻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甚至是并不需具备多高书法水平的人也可以看出——是明摆着的事实。《校官碑》实际上是一块呈现着西汉隶书风格的东汉碑刻。

为什么会这样呢？

《校官碑》的产生地是当时的溧阳县，其地处江南腹地的吴头楚尾，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在两汉时代，其社会总体发展水平肯定是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的发达程度和发展需求也一定都落后于中原地区。因此，当中原书风已进入汉隶的成熟期了，这儿落后个半拍或一拍，应该是十分自然和正常的事；出现在这儿的《校官碑》，在书风上跟不上成熟的中原典型风范，大体上还停留在西汉隶书的面貌，也便很自然而然、合情合理、顺理成章。

《校官碑》因其书风“落后”，而在书法史上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我们真应该感谢汉代统治者对这种“落后”的容忍——试想，如果汉代统治者，如秦始皇一般，曾规定以某种文字作为“标准体”而颁行全国，《校官碑》一定不会是这种面貌；而不是这种面貌的《校官碑》，或许就不会具有这样的历史地位与艺术地位了。

对于历史稍稍熟悉的人都知道，虽说统治者的本质都一样，但在统治方式上汉代统治者与秦朝统治者的确有很大不同：秦朝高度统一，汉朝则相对自由；秦朝强调标准，汉朝多顺其自然；而为了推行其统一和标准，秦朝事实上多高压、强制甚至强迫，而汉朝则因为其事实上相对注意自由和自然，所以其统治明显宽容了许多。正是这种宽容，才成就了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仅就中国汉字形体的演变，众所周知，其最重要的一次便是所谓“隶变”，即从篆书变为隶书的这一次；而这次变化，为什么会出现在汉代？当然有着众多原因，但是与汉代这种相对较为自由、宽松和宽容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文化风气一定不无关系。因此，我常常想，如果秦朝不那么快灭亡，汉字的“隶变”或许会更晚吧。

秦统一文字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进步行为，但是这种进步意义更多只是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其对于汉字本身的发展，明显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政治的“进步”，有时并不等于文化的进步；而文化的“落后”，有时也并不等于政治上的倒退和反动，甚至有时候，“落后”的文化，其价值还恰恰就在其“落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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