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楼房战使我很压抑。民兵们显得很疲惫，他们低声说话，以免被“另一派”听见。斑驳的地上有摔碎的瓶子，有些人就在大白天睡觉。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在那大学城里的前线进行的是一场死亡游戏。我们在中午之前离开了那里，我觉得我再也不想回去了。我更喜欢罗萨雷斯大街。巴科和安东尼奥为我搞到了一张军事通行证，拿着它可以去阿尔圭列斯区，那儿是战争区。那些知识分子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在一条没人的街道上闲逛，破裂的水管里流出的水从那里一直流到大街上。一片寂静笼罩着一切，听得见水在欢畅地流淌。高高低低的楼房都敞开了胸膛，好像赤身裸体以便让人看到它们的内部。一样的厨房，一样的卫生间，一样的房间，从一层重复到顶层。在一间小客厅的墙上挂着三张结婚照片：祖父母的，父母的，孙儿的。这一切都令人感到不安！不安如孤寂的罗萨雷斯大街拥有的那份寂静中扭曲的报亭、椅子，街边有一座敞开的战壕，里面摆放着一套破碎的沙发，上面满是尘土。放我进人战争区的民兵对我说：“没准哪天你就会挨一颗炮弹的。”我在那里出现的时候，他们确实放了枪子儿，但是我跑进一座废弃的战壕，窥视浓密的树丛中的几乎触手可及的佛朗哥分子。我邀请了帕斯、佩伊塞尔和查维斯去看那个战区。我们悄悄地在罗萨雷斯大街下来，有人朝我们放了一枪。我跑进那座战壕，其他人也随我而来。“现在他们要朝我们开炮了。”我说。佩伊塞尔和查维斯脸色青紫。帕斯说：“这真是太棒了！”我们沿着战壕猛跑，一个接一个地在枪林弹雨中冲了出去，一直跑到跟大街垂直的一条街上。“我的肝不行了。我再也不接受她的邀请了，逞能的孩子们。”佩伊塞尔不快地抱怨道。我以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战争的一隅了，我们不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吗？
因为莱昂－费利佩急于见到埃斯科里亚尔，我和巴科及安东尼奥安排了一次去那里的旅行。司机们弄来了汽油，当我们要上车的时候，看到托尔斯泰和埃伦博格坐在里面，我发出一声尖叫。阿尔贝蒂对我说：“你怎敢如此无礼？”但是托尔斯泰和埃伦博格下了车，他们亲了我一下，我们在一支庞大的队伍的跟随下开赴埃斯科里亚尔，队伍里有托尔斯泰和埃伦博格。
莱昂·费利佩在费利佩二世的墓室里耽搁了很长时间。国王们的陵墓好像会通往哈得斯。埃斯科里亚尔周围由大片的石头围起来以防范入侵者。这座皇家修道院里的花园肃穆庄严，费利佩二世的宝座在那片耸立的石海的包围之中，一切都弥漫着寂静。我们在沉思中返回马德里。在一些楼房的正面墙上，挂着巨大的纸板，上面画着一张被一根手指头封住的嘴：“安静！”旁边有另一块同样的纸板上是一只巨大的耳朵：“敌人在听！”埃斯科里亚尔比这些纸板带来更多的寂静．因为马德里人总是不停地在说：“正过军队呢……会有一场清洗。”夜里，一种好像是地震的声音传到马德里。自远及近。救护车的汽笛划破了黑夜。“是布鲁耐特战役。”知识分子们坐在通往门厅的石阶上在黑暗中等待。大门紧闭，只有被称作“英雄的昆卡纵队”的由老胡利安·本达率领的那一组还没回来，他们要在那座城市过夜．因为觉得那里比较安全。突然，一伙怒气冲冲的人拍打着大门，手里拿着来复枪进来了。
“这儿有个反动派从一扇亮着灯的窗户给敌人打信号！他们会炸了这旅馆的！”
“那个第五纵队分子在几楼？”巴勃罗·聂鲁达问道，他坐在第一级台阶上。
“三楼。”那些人眼里满是怒火地打量着我们。
“是我的窗户！”我大叫了一声冲上楼去，到房间里关了灯。旅馆似乎空无一人。电梯不运行了，一种恐惧的感觉扼紧了我的喉咙。我慢慢地下楼以便调匀呼吸，也是因为真的害怕的时候就没必要跑了。民兵们把一只提灯举到了我的脸上：
“是个小姑娘啊！”然后他们走了。
“丫头，别对我说你是无辜的。他们完全能把咱们都杀了。”
其他人对这一事故都付之一笑。
巴勃罗·聂鲁达人很好，但他从不洗耳朵，里面满是耳垢。我很不理解那个习惯。据说他跟一个荷兰的大块头女人结了婚，有个女儿患上了脑积水，他就不想见到她，于是抛弃了那娘俩儿。“哦，不管怎么说，那样的生命不会活很久的，该有十二岁了，离死不远了。”理解的人低声地说着。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会有跟那个荷兰大块头的婚姻……他从未说过什么，就好像他生活中的那一部分不曾存在过。或是害怕或是害羞：也或许是因为这个他总有点醉醺醺的……
发生了一桩惨剧：格尔达·塔罗，那位有点像加纳利群岛人的姑娘，在布鲁耐特牺牲了。当部队撤退时，她跳下汽车，一辆坦克从她的身上碾了过去。她的丈夫罗伯特－卡帕悲痛万分。很多年以后我在阿斯孔纳遇见一位匈牙利老太太，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都认识格尔达·塔罗和卡帕。她是在布达佩斯认识他们的，当时他们俩正处于热恋之中，住在一座阁楼里。他们就是从那儿出发去的巴黎，然后又去了西班牙。我在巴黎、墨西哥和纽约都见过卡帕，他总是穿着皱巴巴的大衣，一脸自杀式的神情同格尔达一样，他也在拍摄一场战斗时牺牲了，死于越南。罗伯特·卡帕没再结过婚……P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