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概念的形成
如果说，西周何尊的铭文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是选一个中央的位置建都立国；那么，最早进入史书中的“中国”二字，讲的则是执政中国的任务与目标：“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尚书·梓材》中的这段话，没有具体说中国的位置。但既是周公之言，所指当是关中、河洛地区，用现在的行政地理来论，即陕西河南一带。
周人的地盘不大，但“中国”这种说法却被后世普遍接受。春秋战国，列强分立，但都不排斥“中国”之说，如齐、楚这样的“边缘”大国，都在历史演进中接受或自觉使用了“中国概念”。
《管子·轻重乙》记述了管仲为齐国相时，曾说了一套治国与称王称霸的理论：“请在国家四方建立‘壤列’制度，天子在中央，统治地方千里，大诸侯国的土地三百里，普通诸侯约有百里，靠于海有子爵、男爵约有七十里。这样就像胸使用臂，臂使用指一样方便。这样就可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物价了。”
战国七雄不仅以“中国”自居，也相互认可皆是“中国”。所以，随着各诸侯国的“另立中央”意识曾强，皆称中国，进而使“中国”的疆域越变越大。到了汉时，连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皆称为“中国”。
在2009年的深圳博物馆举办的国宝展上，我见到1952年于湖南长沙出土的“中国大宁”汉代鎏金铜镜（图2.7）。周边刻有铭文：“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裳元吉，有纪钢。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祥。”这件铜镜，再次证明，汉时“中国”，已是大一统概念。
虽然汉以后，曾有过西晋东晋，有过南北朝的割裂局面，但南北政权都争以“中国”为正统。隋唐两朝，天下再度走向统一，在修史的过程中，将历史上分裂的南北政权，皆归入“中国”，纳入正史，从而在道统上，强化了中国的统一意识。
综观“中国”之意，不出下面几种：从文化本位与传承上讲，是指夏裔居住之地；从正统上论，是指京师首都，或天子直辖地区；泛而言之，可指华夏或汉人所建立的所有政权。
久而久之，“中国”就成了我国的通用名号，也形成了中国人的中国观。宋代一士大夫说：“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就是古代中国人的中国观，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点点演进的。正如梁启超的“中国三段论”所言，先是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中国人以自己为世界的核心，其实，西方世界也以自己为中央。中国被他们称之为东方。其称谓五花八门：秦、汉、丝国、茶国、陶瓷国……更奇怪的是：从西周初青铜器上始刻“中国”之名，到最后一个王朝大清的绝灭，3000多年竟没有一个王朝以“中国”为正式的国名。明中晚期以后，世界各国渐渐统一使用“CHINA”来称呼中国，但直到那场改天换地的革命降临，“中国”才有了伟大的命名。
通常人们都讲，以中华民国为国号的时间是1912年元旦。其实，还应更早一点。1911年，趁清政府调湖北新军赴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号召全国推翻清政府。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正式定国号为：中华民国。2月12日，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国家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国文课本第一课《我国》，说得清楚明白“中华，我国之国名也。自我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就这样“中华”和“中国”正式成为了我们的国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如果仅从题目上看，《诗经》中有好多诗是写山的，有东山、南山、北山。但细读这些写山的诗篇，又都不是山水诗，而是借山言事。比如，《东山》写的是服兵役，背井离乡去打仗，久久不归；《节南山》写的是君权旁落，坏官当道；而本文要说的《北山》，尤其是那常常被引用的经典段落，写的几乎就是江山社稷。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汉初《诗经》已立为博士，成为经典。秦时对其“断章取义，予取所求”的研究之风，更是进一步“光大”。《北山》经常被引用的这段，即是个鲜活的例证。其实，它的前边还有诗的首段：“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土子，朝夕从事”；它的后边还有“四杜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等几个段落。
这首以山为名的诗，实是一首讽刺诗。它讲的是一个人上山去采枸杞，一天忙到晚，也干不完国王的差事，这样做还不一定能养活家中的老娘。天下的土地，都是国王的，所有的人，都是国王的臣民。那些当官的办事不公，让我干这苦力活。国王的事，永远干不完……
应当说《诗经》创作和编辑的时代，是个言论自由的时代。这些诗若是写在乾隆王朝，作者和编者早没命了。不过，《诗经》之所以能成为经，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它某些内容显然符合了某种需要。比如，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即是对王道的高度概括与认同。这种思想被一代代儒生以“经”的名义，不断放大，反复引用，长久强调，就成了臣民们自觉接受的“帝王逻辑”和“国家主义”的现实，就成了臣民们认可的“王即天下”的世界观。
秦始皇（图2.8）之后，天下一统。中国成为一姓天下的“家天下”，如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识，自然是统治者和统治集团所乐见，并极力张扬的。郡县制之后，中国进入了“化家为国”的漫长历史阶段，在此阶段中，一切贵族家庭与集团都瓦解了，全国之保留一个家，这一家就是国王之家。国土的“王化”，使国家也“家化”了。
将“国”与“家”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独特的概念，这是中国所独有的。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经过长期的鼓吹，渐渐深入人心。民众亦天真地认为：臣民天生就没有上地，土地天生就是王的土地。在王道之下，民众只知“王道乐土”，不思“民道乐土”。一切归王所有的生存格局，就这样假经典的名义，植入强大的意识形态之中。而“民贵君轻”的话，也只有孟子敢说，但亚圣的观念，即使列入“四书”之中，也没被王朝所重视，甚至还被刻意遮蔽。如，朱元璋就曾把孟子从圣人的庙堂中赶了出去。
“诗”是“礼”的前奏曲，孔子编辑《诗经》之后，它一直是被当作祖先的“规章制度”来推广的，“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而学诗的人在《北山》中看到的则是：一个没有土地的人，一个饱受压迫的人，却在认可王道，忍受剥削。两千多年来，只有汉文帝，搞过一次免除地租，历时十一年。此后，老百姓就在“王土”上，天经地义地为王而耕作。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传承了两千年的“经典错误”，但这个人类原始阶段的世界观、生存观，却伴着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封建社会。
P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