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当代中国名家名作系列”中的一本，其选定为作家的成长背景，如作家和故乡，作家和亲人，以及作家的童年经验、受教育经历等等。书中收录了王安忆的《伤心太平洋》和《一家之主》，比较完整地展现了王安忆父亲的家族史，宏大壮阔的历史叙事中又有着强烈的抒情和浓郁的诗意，展现了一代华裔的海外生活和心路历程。这在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也是别具一格。这本书是王安忆创作中很独特的一部分，以前的选本没有注意到王安忆父亲家族史这一个角度，这次我们辑录成集，是非常有价值的。

本套丛书的主题选定为作家的成长背景，如作家和故乡，作家和亲人，以及作家的童年生活、受教育经历等等。在我们选择的这些作品中，都有作家各自独特的成长经历和强烈的主观情感投射。由此读者可以再到这些作家是怎样成长的，或者说他们的作品是怎样一步步成为现在的样子的，即“英雄出处”。这样一套书既能体现这一批当代作家的精神源头，又能展现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加之与文字风格相配的插图，必将给读者呈现一份完整而精彩的当代作家档案。

伤心太平洋

一家之主

当我行驶在去往槟城的海面上，风吹过来，掀起了我的草帽，这是马六甲海峡的风。这是一条古老的航道，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是从我行驶的这一小片海面的周围经过。郑和是个古老的名字。船推开波浪的景象看起来那样雄伟，壮阔，浩浩荡荡。烈日当头，无遮无拦，海面的反光烧灼着我的眼睛。在我的身前与身后，布满了神秘的地名：爪哇海，苏门答腊，婆罗洲，暹罗湾，这些地名引动了我们猎奇的心理。它们有一种热烈与荒凉交加的印象；它们还有一种繁盛与幽谧交加的印象。它们代表了曲折的海道、未名的岛屿和土著人的歌舞。槟城在海平线上浮现，空阔的海面有了边缘。我忽然想到五十年前，父亲的马华巡回歌剧团乘船去槟城的时候，槟城也是这样在他眼前浮现。那时候，父亲是个十九岁的少年，他热心于戏剧和救亡，他跟随歌剧团从新加坡出发，贯穿了马来亚，最后去往槟城，一路唱着抗日的歌曲。那也是七八月的南季候风的日子，热带的阳光把他晒得焦黑。我眼前出现了一个身穿短裤、皮肤焦黑的少年，随了这少年的出现，我心中突兀而起一股伤痛之感。这伤痛之感从浩荡的海面陡然升起，弥漫，渗透，阳光也变得彻心的伤痛。

我的遗传其实带有热带的痕迹，而我是三十七年来第一次来到热带。我发现热带的人们都带有一种被阳光灼伤的表情，尤其是那些老人。他们面色严峻，眉头紧蹙，他们瘦削、黧黑，他们全带有伤痛之感。年轻人们已经被现代的冷气机孵白了，他们的脸上已消除了地域的标志，日益的国际化。我走在新加坡的街上，不是武吉路那样的繁华大街，也不是牛车水那样著名的老街。而是一些不知名的背静的小街。我走在那里，看见的每一个老人，就觉得他们是我的爷爷和奶奶。我的落拓的、不幸的、疲惫的、伤心的爷爷和奶奶，匆匆地、惶惶地行走在烈日之下，奔波着他们动荡不安的生计。爷爷和奶奶的面容在我家的照相簿里，被我漠然无睹地翻过了三十七年，唯有当我到了他们的墓前，我才真正地看见了他们。给爷爷奶奶上坟，是我来到新加坡的第一件事情。我很不懂规矩，空着两只手，由我的婶婶买了鲜花，带了玻璃瓶和清水，还有我的姑姑，领着我来到爷爷奶奶的墓前。墓地里长满了热带的植物，杂草齐膝，风吹过来，草木弯了腰，露出洁白的石碑，好像海上的白帆。汽车在墓园穿行，然后停住。我走下汽车，烈日携着热浪扑面而来。植物肥硕的叶片反射着灼亮的阳光，使人眩晕。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尽的伤痛，我想这样炽热的地方，死者怎能酣然安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走向爷爷奶奶的坟墓。他们的坟墓就在甬道的一边，有一棵大树遮荫，使人心生安慰。我站在齐膝的草丛里，蚊子无情地咬着我的腿，爷爷和奶奶从墓碑上看着我，他们的面容是多么愁苦和绝望。我忽然有一种隔世之感，我和我的爷爷奶奶相隔了这么远，又相隔了这么久，这时候竟在了一起。婶婶和姑姑雇来一个马来老人剪草，他裹着伊斯兰的白布包头，有一双瘦骨嶙峋的手臂和腿。他蹲在那里，操了一把巨大的剪刀，咔嚓嚓地剪着茂盛的青草。剪刀声在寂静的墓园里显得十分响亮清脆，还有鸟的啁啾。他转眼间剪完了草，然后随手揪了几把草叶作扫帚，扫净了墓坪。墓碑完全地矗立在眼前了，我看见了我的名字。这时候，我才体会到我与这地下长眠不醒的老人的生死相关的联系。我对他们感到心连心、骨连骨的疼痛。

我走在东南亚的阳光下，想着我的爷爷和奶奶。他们的一生是没有快乐可言的一生，为生计煎熬。他们总是不如意，厄运纠缠着他们。他们几乎没有一件顺心的事情，贫和病是他们终身的伴侣。他们生了无数个孩子，死的死，送的送，只剩下小猫三只四只。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送走的大姑，住在马来西亚的槟城。这大姑是在我父亲之后出生，她出生的那年，爷爷得了严重的牙病，他认为是这婴儿带来的晦气，便将她送了人。这是我爷爷家送走的第一个孩子，从此，这事情就开了头。爷爷的牙病，我寻思着可能是牙根炎，当时几乎危及生命。像我爷爷那样肝火旺盛、脾气暴烈的人，牙病当是长年缠身。牙疼加上酷热，犹如雪上加霜，将他折磨得够呛。爷爷的狂怒性情是家里永远的乌云，遮暗了一切，人人噤若寒蝉。爷爷的脾气反复无常，一触即发，奶奶是他的出气筒，曾祖母也是他的出气筒。他总是心情暗淡，烦躁不安，胸中充塞着一股无名火。这股无名火生生地将这一整个家的快乐烧尽，它破坏了这个家庭本来就很微弱的希望。牙病纠缠了我爷爷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里他几度临危，又化险为夷。牙病是消耗人耐心的最佳手段，它像只虫子似的，咬噬着忍耐力。等到牙病将愈，爷爷的耐心也就消失殆尽。他的急躁已经出了格，比如他偶然腹泻，就可将一整瓶止泻水一口灌下，这事情也叫人心疼。我觉得他的火暴脾气，还在咬噬着他自己的生命和快乐。我猜想，他抽上鸦片就是在患牙病的期间，鸦片有奇妙的镇痛效果。他一旦烟枪在握，立刻爱不释手。鸦片还有使他紧张的情绪放松的效果。从此，鸦片成了他的好伙伴。新加坡博物馆里，那一具精致的鸦片烟榻使我感受强烈，鸦片真是中国人的好伙伴，伴随我们走天涯。从此，家中就充满了鸦片的烟雾，那一股奇异的甜香，刺激着大人和孩子的鼻膜。这就是爷爷奶奶的家：烟雾腾腾，动辄暴怒，还有终年的溽热。

我有一个古怪的念头，我以为爷爷的坏脾气来自于炎热，炎热也是消耗人耐心的好东西。这里终年烈日当头，挥汗如雨。爷爷动辄暴跳如雷，和他一无道理好讲。他视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仇敌，越是亲的人，仇恨越是深，因此，他头一号敌人便是他的母亲，我的曾祖母。曾祖母是我们家功臣一般的人物，她开创了我家的出洋史。不知是什么促动了这一个年轻的寡妇，带着儿子漂洋过海。我不知道我的曾祖父是做什么的，家道如何，年纪轻轻死于何由。我在马来西亚的怡保遇到一位王木根先生，王木根见面就说我们是一家，他说他还保留有一本福建同安王氏家谱，家谱说我们这一王是来自河南的客家人。客家不客家我不知道，我却知道福建那地方有着源远流长的出南洋史。有一句话说：“南洋海水到处，皆有华侨踪迹”。这使我眼前出现一幅人迹漫流的图画，这画面很壮观，还很伤怀，它有一种茫然无所的荒凉气息。书上说，南洋那地方“沿海既灌木丛生，跋涉为难；内陆复瘴烟蔽荒，死亡相藉；航海时风涛险恶，碇泊处盗匪为患，涉渡畏鳄鱼肆暴，登山虑猛虎扑袭”。南洋那地方还遍地珍草异木，奇禽怪兽，一夜之间黄土变成金。下南洋的传奇故事是我原籍福建最为盛行的传说，成功与失败的消息连年不断。下南洋是那年轻寡妇的梦想，这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妇人，她死于我出生的1954年。她的墓地我也去了，也是草木茂盛，烈日炎炎。年轻寡妇带着独生子登上木船，历经波折，来到这岛上。刚来的那几年，我想他们母子干得还不坏，落下脚，找了工做，后来还娶进了媳妇。这些年里，我想他们母子还平安无事，生计占据了他们的心，乡愁也占据了他们的心。在新加坡河的岸边，每到夜晚，便有艺人拨着三弦大阮，唱一些曲子，说一些英雄列传春秋传奇，他们还会将来自唐山的消息编成词曲。这是华人们聚集的地方，当是他们母子常去的地方。他们同安人和同安人在一处，乡音盈耳。这是出洋的画卷中最暖人心的场面。唐山安慰了他们孤儿一般漂无所归的心，还为他们的奋进提供了后盾一样的东西。这时候，热带的太阳终于下山了，风里有了凉意，新加坡河上停泊着大小船只，船也收了风帆，静静地歇着。新加坡河的繁荣已经成为旧事，如今平静无息，繁忙的景象正在港口展开。再说那时，月亮升起了，热带的月亮也是巨大橙红的一轮。歌调弦音传得很远，蚊子汹涌地嗡嗡飞行。

P3-9

黄山书社的一位年轻的编辑来信告诉我，出版社正在策划出版一套当代作家的选集，编辑宗旨是通过作品来反映当代作家的成长道路，如作家和故乡，作家和亲人，作家的童年经验、接受教育的方式等等。她说：“我们选择的这些作品中都有作家各自独特的成长经历和强烈的主观情感投射，由此读者可以看到这个作家是怎样成长的，或者说，他们是怎样一步步成为现在的样子的，即作家的精神源头。”我注意到信中用了“我们选择”这组词，猜想大约这些作品不光是作家自己选出来的，而是编辑与作家共同商量、一起挑选出来的，自然也有了编辑的主动与理解的投入。这样的通过出版社编辑主体参与策划的一套作家文丛，应该是独具一格的。

从编辑部给我提供的目录来看，大多数是当代最重要的一代作家的早期作品，反映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的信息。我是这代作家的同代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我都有过类似的感受。虽然我现在没有时问重温一遍这些作品，但看到这些熟悉的篇名，都会让我的思绪回到那个时代，——一个作家与时代的起落同命运的时代。我想提一下的是选人方方的作品集里的《祖父在父亲心中》，这篇小说是在一个沉闷的年头发表的，那个时候的文学创作处于相当疲软的时候，但是一股刚劲的清新的气息却在地下慢慢地流淌，我正是在那个时候先后读到了方方的这个中篇以及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阎连科的《年月日》等等，慢慢的，文坛的风气出现了转机，萎靡的风气冲淡了，中国的作家终又找到了一个嘹亮的音符来发出自己的独特的声音。这些声音，与作家们在八十年代发出的稚嫩的声音不同，既继承和深化了八十年代人文精神的最好的部分；又体现出九十年代社会转型中的独立思考和我行我素的追求。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兴起，人们主要是藉了媒体力量，对“两张”的走向民间的创作趋向有很多推崇，而对于当时文坛上最有风骨的一批知识分子写作，诸如方方、王安忆、杨争光、阎连科、刘震云等一批作家的作品，却远远重视不够。而这些作家又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写作实践，各自形成了自己成熟独特的创作风格，而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方方的厚重而开阔的知识分子的叙事特点却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成为当代文坛上的一个亮点。

再往上推，那就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我看到了选人叶兆言选集中的《悬挂的绿苹果》，也让我想起很多往事。这篇小说发表之初，我为之写过评论，并且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引起过不错的反响。但当时关注的人似乎不多，叶兆言兄至今还把它列入选集，可见私心里还是喜欢的。这篇小说发表在探索风气弥漫文坛的八十年代中期，许多打着“先锋”、“探索”、“创新”的稀奇古怪的作品满天飞，而这篇作品却以日常生活为描写题材，以不动声色的笔法进行了人心深处的探索，表达了在社会舆论的认知定势与人性自由流向的对照下，人在选择生活道路时本能所起的作用，还涉及到非理性和神秘的领域。作家把这些现象看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加以表现，解构了时代生活的本质论和因果论。这种叙事方式，为后来成为创作主流的新写实小说开启了先河，有着更长久的生命力。

总之，这一代作家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崛起于文坛，在艺术创新、形式探索、寻根以及先锋等一系列思潮的激励下，一步步走出了笼罩在中国文学创作领域长达几十年的政治阴影，靠着自己的人生体会和审美经验，凭借着文学表达的独特形式，慢慢地走向成熟，经过了三十年的艰苦跋涉，终于形成了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片绚烂风景。我在论文《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中描述过当代中年作家如何在文学领域独领风骚三十年的理由和原因，这真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一道奇观，如今，出版社愿意用这一套文丛来保留或者说体现，这三十年来文学道路和作家成长的痕迹，以示后人从中可以获得某些启迪。我以为是很有意义的创意。这是这套文丛在一开始策划时就含有的独特意图，我希望通过读者的流通与阅读，能够使这样的编辑意图得到很好的传播，文学的力量就是这样慢慢地产生的。

2009年12月11日于上海黑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