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这块贫瘠的黄土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摇篮。根据考古遗址发掘证明，早在三四十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丁村人就生息繁衍在黄河流域的晋南临汾一带(遗址在临汾地区襄汾县丁村)。如果根据传说，那么创立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根基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个部落联盟首领，与山西这块黄土地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经过阪泉之战融为一体的炎黄部族在河东(指黄河以东，即今山西)定居繁衍，黄帝之妻嫘祖在安邑(今山西夏县)教民养蚕治丝。黄帝之孙高阳(即颛顼帝)、曾孙高辛(即帝喾)继承炎黄事业，在这里继续创造着农业文明与道德文明。帝喾之子帝尧定都在平水之阳，即平阳(今山西临汾)，命羲氏、和氏制定历法，划分四季节令，使民适时耕种，深受民众爱戴。继承帝尧事业的虞舜，居住在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他教民农耕，制作陶器，捕鱼打猎，还率领部族往来于山西和河南一带从事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交换活动。舜帝非常看重位于解州(今山西运城解州)的天然盐池，每当和暖的南风吹来，盐池就会自然结晶，不仅供本部落食用，还是和其他部落交换的宝物。所以舜面对盐池高歌： “南风之薰兮，可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阜吾民之财兮。”“薰风阜财”的成语即由此而来。为纪念舜帝对盐池的开发利用，运城至今还保留着薰风楼遗迹。

舜帝一生建立了宏伟的功业。这些功业是在禹、弃等多位贤德能干的人辅佐下完成的。他们都经过舜帝的反复考验才被委以重任。其中功绩最大的是禹。夏禹对洪水的考察和治理，是先从山西开始的。在山西首先凿通壶口(今山西吉县西，属临汾地区)，留下了壮观的壶口瀑布，至今驰名中外。接着疏导了从梁山及其支脉到太原、太岳山南端的广大地区的洪水。太原北今有系舟山，传为大禹治水时舟船在这里停泊。山上有禹王洞，是大禹暂时歇息的地方，现已开辟成为华北最大石灰岩溶洞。

从黄帝到禹，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曾经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了他们组织远古部落之民战猛兽、治洪水、开良田、种嘉谷、观测天文、推算历法、考核百官、谱制音乐舞蹈、理顺伦理道德、征服其他部落等方面的事迹。其取材虽然来自于传说，但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地下文物的发掘来看，这些记载还是言之有据的。在这片黄土地上，他们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率领民众与危及人类生存的洪水、野兽展开顽强的斗争，才使华夏民族得到繁衍生息的条件，并在斗争中创造了我国史前的灿烂文化。包括农业、渔猎、手工业文化，修河、治水、筑路文化，天文、历法、音乐、舞蹈文化，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伦文化，从而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远古时代的灿烂文化，就是从山西的黄土高原开始的。

中国自五帝而下，跨入了人类文明时代的门槛，开始了有文字可考的三干年文明史的征途。许多研究华夏文化的学者曾著文论述，作为文明史开端的夏文化就开始于山西晋南、晋西南。历史上素把这里称为“夏虚”，是夏后氏部落的故居，从夏启以后才开始向河南东进。

后来，大约是在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封弟叔虞建立晋国，都于翼城(今山西临汾地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桐叶封弟”的故事。经过几个世纪的开发治理，到春秋时期，晋文化的发展达到中原地区的最高水平，曾经登上诸侯国霸主的宝座。公元前375年，韩景侯、赵烈侯、魏文侯三侯分晋，地域扩展到今山西及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的一角。韩、赵、魏为了加强国力，在继承周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地接纳了兵家、法家思想，招纳四方贤士，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加强农耕，奖励军功、鼓励工商，废除宗法等级制度……完全顺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封建领主经济的社会变革的潮流。《孟子·梁惠王》篇中说： “晋国天下莫强焉”，肯定了晋在进入战国以后，虽然三分，但无论政治、军事都显示出了强劲发展的势头。

值得一提的是赵武灵王在位27年中(公元前325～前298年)开展了一场易胡服、习骑射的移风易俗的革新运动，在黄土高原上首先冲破世俗观念，摆脱周礼古制的束缚，克服了保守思想的阻力，创造性地推行了“胡服骑射”的变革，这是很了不起的壮举。特别是他提出不法古、不循礼、不拘泥守成的远见卓识，更值得称颂。在这场变革中，他总结了五帝及夏商周的兴衰，并不是因循或改变了“礼制”的原因。于是他提出了顺俗制宜、博采众见、开拓选取、变革图强的治国之道。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首开汉族移风易俗的先例，对山西民风民俗的变革，产生过多方位的积极影响。

有趣的是，距武灵王穿胡服、习骑射、改变汉风汉俗约800年后，北魏孝文帝元宏(471—499年)为了加强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于493年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并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场鲜卑贵族汉化的运动。着汉装、讲汉话，学习汉族礼仪、风俗、文化，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制定官制朝仪。当太子恂为首的守旧贵族企图用武力阻挠改革时，元宏给了他们严厉的制裁，终于使这场鲜卑汉化的革新取得了成功。

由此看来，不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在移风易俗的变革中，都蕴含着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影响、提炼、发展的中心主题。从历史上来看，山西这片黄土地，始终处于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中间地带。从炎黄部族融合，到叔虞封唐建晋，山西一直是汉族与夷狄共处。赵武灵王的开拓、变革，使汉族与胡人、狄人在一定范围内完成了融合。此后，西晋末年以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十六国(其中三个国家是汉族政权)大混战、大融合，到北魏统一北方后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更加速了这一地域民族的融合过程。民族的反复融合使山西的黄土文化中不仅具有中原崇礼、重教、讲义、守信、节俭的文化特征，而且有少数民族骁勇豪爽、刚毅自强、吃苦耐劳、敢闯敢创的特性。厚重的文化积淀给予山西人的这些个性特点，在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三晋勇于变革的文化氛围使这里成为法家思想的发祥地。我国先秦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是由法家早期代表人物李悝(约公元前455—前395年)，在被魏文侯任用为相的时期完成的，成为后世秦汉法律的蓝本。李悝还首先在魏颁布了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按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这是从法律上对西周封建宗主分封制的彻底否定。李悝还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较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约早了半个世纪。

三晋的变革思想还促进了一批善谋略、长言辩的纵横家的产生。如主张连横的张仪、主张合纵的公孙衍，都是魏国人。苏秦虽是洛阳人，但他和张仪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专门学习游说之术，他活动的主要立足点是三晋的赵国。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的卷末曾写下这样的结语： “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纵横家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他们又通过娴熟的外交策略，左右了当时的政治生活。他们机智权变的外交策略思想同样丰富了华夏文化的宝库。P3-6

《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脱稿之时，正值山西太旧高速公路即将全线通车的前夕。抚今思昔，那用双腿走出来的商路，与今日之高速公路相比，固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山西商人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用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开拓出的漫漫商路，依然在我脑际萦回。在我笔下用以形容山西商人精神的所有赞美之词，都显得言不尽意。我谨以此书献给黄土文化孕育的山西商人，献给今日的山西人民。

拙著承蒙山西省省长孙文盛同志、原山西省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王庭栋同志的关心与鼓励，亲笔为之题词。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吴慧研究员在百忙中为拙著作序。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张正明研究员、山西省文史馆馆长华而实先生、山西财经学院院长孔祥毅教授在拙著的写作中给予了热情的帮助与支持。

对以上各位先生给予的热情鼓励、支持和帮助，我谨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还需要特别感谢的是，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色地组织了《东方商旅》丛书的出版工作，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责任编辑李少白、余东升二位先生对拙著初稿逐字逐句作了认真的审校，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东方商旅》丛书的主编严昌洪教授亦对拙著的写作提出过修改意见。我对他们一丝不苟的认真工作精神表示由衷的钦佩，并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鉴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或谬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6年6月9日

第一章　黄土文化孕育着商业文明

　第一节 山西商人的根扎在黄土文化的土壤中

　第二节 山西商人历史寻踪

　第三节　明清晋商在黄土高原崛起

第二章　山西商人的创业之路

　第一节　从九边向淮扬进军的山西盐商集团

　第二节　活跃在边镇互市市场的山西边商集团

　第三节 闯出杀虎口的旅蒙商集团

　第四节 中俄贸易中的山西茶商集团

　第五节　异军突起的山西票商集团

第三章　天地之性人为贵

　第一节　从天下最穷到天下最富

　第二节　人和的力量是无敌的

　第三节　票庄之生计在于用人

第四章　山西人的重商与重教

　第一节　学而优则商

　第二节　渠氏、乔氏、常氏的家族文化

　第三节　家法与商规

第五章　晋商伦理之魂

　第一节　商人伦理之本源

　第二节　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山西商人的伦理价值观

　第三节　用儒意以通积贮之理——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

　第四节 山西商人会馆与关公文化

第六章　辉煌的衰落

　第一节　保晋爱国的历史使命

　第二节　开山西近代工业之先河

　第三节　悲壮的历史瞬间

后记

修订版后记

山西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西商人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劲旅，明清晋商更是因创造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而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巨擘。历代晋商及其成就的辉煌事业虽然早已渐次消逝，但他们从崛起到兴盛、由兴盛而衰落的史实却蕴藏着丰富而绚烂多彩的知识瑰宝，在经济、管理、社会、艺术、法律等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山西财经大学是国内建校时间最早的财经大学之一，是从乔家大院走出来的商科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历来是学校的支柱学科，晋商研究始终是学校科研工作的特色之一。学校有组织的晋商研究工作已有近50年的历史。

1960年，原山西财经学院成立了山西票号史料整理小组，开始了晋商史料挖掘和研究工作。经过30年的研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山西票号”的性质与作用》(杨荣晖，《光明日报》1961年5月22日第4版)、《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一集》(山西财经学院1982年编印)、《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二集》(山西财经学院1984年编印)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初版)为主要代表，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1年开始，原山西财经学院的晋商研究工作突破了经院范式，呈现出历史考证与现实借鉴相结合、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并举的特色。1997年10月原山西财经学院和原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合并、更名为山西财经大学后，学科特色和学术传统得以继续和加强。2002年，学校建成了金融货币史博物馆。2004年，山西省教育厅依托我校建立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这个阶段，我校的晋商研究视角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更加丰硕——《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孔祥毅、张正明， 《山西日报》1991年11月18日、19日连载)、《山西票号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2年修订)、《明清山西商人研究》(葛贤慧，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年)、《中国银行业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商路漫漫五百年)) (葛贤慧，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金融贸易史论》(孔祥毅，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晋商经营之道》(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1年)、《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晋商在会计发展史上的贡献》(孔祥毅，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增订)、《山西票号研究》(孔祥毅、王森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孔祥毅， 《金融研究》2002年第8期)、《金融票号史论》(孔祥毅，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镖局、标期、标利与中国北方社会信用》(孔祥毅，《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中国钱庄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中国典当业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年)是其中的代表。

近年来，学校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突出办学特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商科大学教育教学模式的要求，明确将传承晋商文化、弘扬晋商精神作为办学的重要特色，加大了各项投入，加强了各方面的工作。2007年，学校将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更名为晋商研究院，提出了将晋商文明研究向现代商业文明研究拓展的研究发展战略。

为了促进我校晋商与现代商业文明研究的开展，及时反映这方面的成果，学校责成晋商研究院编辑出版《晋商研究当代文库》。本文库不限定册数，不定期出版。2008年推出了本文库的第一辑，现在推出第二辑。今后将陆续推出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热忱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明清500年中，中国各地方性商业劲旅逐步形成，号称十大商帮。山西商人从贫瘠的黄土高原走出，历经几个世纪的艰苦跋涉，开辟了纵贯大江南北、大漠东西的茶叶之路、粮食药材之路、皮毛驼马之路、食盐布匹百货之路……最后在洋商涌入中国的商战大潮中，山西商人从金融汇兑之路登上了成功的巅峰，使山西这个内陆省份名登『海内最富』，创造了历史的奇迹。从足迹遍布全国各大盐场的盐商，到垄断长城内外贸易的边商，从八籍内务府的皇商，到驰骋大漠南北的旅蒙商、垄断恰克图外贸的茶商，从纵横商界的劲旅，到汇通天下掌全国金融命脉之牛耳，他们闯出了一条艰苦奋斗之路，一条开拓进取之路，在漫长的500多年的商旅生涯中，在代代传承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他们有声有色地续写了一部『西帮货殖列传』。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没有束缚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更没有成为山西商人成功的包袱。黄土文化培育了山西商人勤勉俭约、吃苦耐劳、诚信笃实、凝聚和谐、沉稳应变、敢闯敢创、不畏艰难困苦、不怕失败挫折的优良经商素质。他们既能以信义走天下，树起以信义孚天下的商人形象，又能把传统文化理性化为重人、重教、重商德、重谋略、重权变的经营管理文化资源，其智谋权变之深，筹策推算之精，襟怀胆略之广，资本积累之雄厚，漫漫商路之艰险，是同时代的海内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民族商人所不能超越比拟的。这就是扎根于黄土文化的山西商人，这就是山西商人精神。凭藉这种精神，山西商人成为富省强国的开路先锋；凭借这种精神，山西商人在近代中西商战史上书写过成功的辉煌，在与洋商争夺矿权、路权的保晋爱国的斗争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精神、文化、伦理、道德、信誉、品格、素养、教育、责任、传统……为山西商人传统，为山西商人精神讴歌，为山西商人兴衰成败总结弥足珍贵的精神，为新时代的诚贾廉商提供弥足珍贵的启迪和借鉴，这就是贯穿本书的主线。为诚信不欺的商人伦理精神，过去、现在、未来成为商业社会永恒的主题！

晋商历经几个世纪的艰苦跋涉，开辟了纵贯大江南北、大漠东西的茶叶之路、粮食药材之路、皮毛驼马之路、食盐布匹百货之路……如此辉煌成就中蕴含着晋商沉稳进取、敢为天下先的文化精神。

《商路漫漫五百年》正是从文化的深层内核中揭示出山西商人创造历史奇迹的精神力量，展现了活跃在明清商业历史舞台上的诚贾良商的生动形象。可以说，作者以她饱蘸激情的笔墨，为纵横商界500年的山西商人续写了一部“西帮货殖列传”。山西商人的兴与衰、成与败、经验与教训同样弥足珍贵，都应该是现代诚贾良商引为借鉴的生动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