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知识人中，梁漱溟一直拥有很高的声望，其原因显然与其1950年代敢于犯颜有关，这是时势使然。被批评者或许蒙受了当时的短暂羞辱，但在历史上的声名差不多也就因此注定。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不可能将梁漱溟的所有故事和活动放在一个故事框架里，本书在笔者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着对梁漱溟的思想进行新的阐释，尝试着接近其思想本质。

看他的照片,是一个总是抿着嘴、不苟言笑的、倔倔的个性老人。

他一生在儒佛间行走。

他就是——梁漱溟，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本书将带你走近这位伟大的老人。

引子

第一章 家族史与童年记忆

 文化的中和

 家道中衰

 童年记忆中的西学

第二章 天生不是革命者

 青春期反叛

 短暂的革命经历

 遁入空门

第三章 非战主义

 因佛教而佛学

 息兵：和平期成

 重回儒家立场

第四章 游走在激进与保守之间

 文化问题缘起

 传统翻新的可能

 传统翻新的途径

第五章 寻求立国之道

 废督裁兵

 好人政府

 对西方经验的困惑

 中国本位的新治道

第六章 重建乡土中国

 第三条道路

 牛刀小试

 理想照进现实

第七章 怎样抗战

 世外无桃源

 举国工具化与主体化

 道不同亦相谋

第八章 内忧与内耗

 参政员：说了也白说

 回到人民中间

 在“第三条道路”上行走

第九章 跑偏的中间路线

 调和国共

 “民盟之父”

 文化托命

第十章 “中国的圣雄甘地”

 八年努力无法结束

 大公至正与两面不讨好

 无可为，拔脚走开

 只发言，不行动

后语

第一章 家族史与童年记忆

梁漱溟的非暴力和平主义思想并不凭空而起，而是其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所以要说清梁漱溟非暴力和平主义思想来龙去脉及其价值，可能还要和一般的人物传记一样，从其家庭背景说起。

梁漱溟生于1893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几乎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洋务新政，致力于经济发展，基本上使大清王朝重振盛世雄风。中国经济总量快速上升到世界前几名，在亚洲仍然是第一流的强国大国，中国人的感觉似乎又回复到“万国来朝”的“中央大国”，所以当日本人有意在朝鲜在东北亚向中国挑衅时，一大批不明就里的所谓清流派依然主张予以严惩，似乎大清王朝还像过去为亚洲的盟主，肩负着维持亚洲和平的责任。

不料，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早已不再是中国文化的拥趸，明治维新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脱亚入欧”，远离中国文明，转身向西，与西方先发国家建立新型的兄弟关系和同盟。经过一番政治改造，日本虽然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还有很大差别，但西方国家能够感到日本的真诚，相信只要再拉日本一把，就能够将日本改造成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成为在远东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盟友。

所以，甲午一战导致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根本转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像泡沫一样破灭。甲午战争使中国举国之力建造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严重挫伤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以及巨额战争赔款，使中国人丧失了自尊心。然而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甲午之战不是败给西方某一大国，而是败给中国人素来瞧不起的东邻蕞尔岛国，也就是中国人时常蔑称的“小日本”。这个刺激对于向来自尊自大的中华帝国，对于向来以老大自居的中国人，显然太过于强烈，因而甲午战败在国内知识分子层面引起的反弹也就出其不意的激烈，以至谭嗣同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样悲怆苍凉的诗句来表现人们的不安、悲伤、失望和愤怒。

文化的中和

梁家是广西桂林人，只是从梁漱溟曾祖宝书离开桂林后，梁家基本上都在北方出生成长，语言、饮食，乃至一般生活习惯，都是地道北方人，久已看不出南方人的痕迹。

梁漱溟外祖张家大致相同，张家本为云南大理人，但自外祖父离开云南，张家人再也没有回去过，梁漱溟的母亲就是生在北方长在北方，成为地道北方人。

在中国辽阔疆域里，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论气质上还是习俗上都有相当不同，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说，这种不同便是文化差异。差异就是互补，就是优势。梁家这种南方人与北方人相互结合，使南北两种文化在这个家庭中优势互补，重建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兼有南北两种气息而富于一种中间性：由南方人看梁家，则每将他们视为北方人；由北方人看梁家，又以为他们来自南方。独特的南北文化中和背景铸就了梁漱溟独特的文化品格与政治性格，从而使他既没有北方人的豪迈，又没有南方人的扭捏，总是在一种调和的状态下寻求突破，寻求进步。

从种族血统上说，梁家本是元朝宗室，拥有贵族血统，然而长达五百年与汉族通婚演变，不仅别人不知道梁家人的蒙古血统，即便梁家人本身也很少知道自己为什么姓梁。几百年的民族融汇使梁家后人身上流淌着蒙汉两种不同种族的血，从而使梁家人的性格似亦具有一种中间性。

梁氏一族据说是忽必烈后人，忽必烈第五子为和克齐，和克齐有子名也先帖木儿。至元十七年即公元1280年，也先帖木儿袭封云南王，后改封营王。这个也先帖木儿就被后来的梁氏族人视为梁氏始祖。  元亡，蒙元宗室重臣大都随顺帝逃回漠北，然也先帖木儿一系滞留河南汝阳，无意北归。明朝初年，留居中原的元宗室后裔纷纷更名改姓，一从汉人。也先帖木儿一系五世成公便以所居之地汝阳旧属魏都大梁之故，遂取“孟子见梁惠王”一语改姓梁。

五世祖梁成曾至钱塘出任县尉，其实只是维持地方治安的官员。梁成有三个儿子，长子铭，次子镛，三子鉴。

六世梁铭，当靖难之役爆发时，追随燕王朱棣征战，积功为都督佥事，后任参将，出镇宁夏。《明史》本传称其英勇善战，以典兵建功封保定伯。

梁铭有子梁袝，也就是梁氏七世祖。梁衬继承乃父封爵，也算是职业军人，从小兵至副总兵，参与镇压邓茂七起义。1451年即景泰二年，又以“平蛮将军”的名义镇压湖南、贵州一带韦同烈发动的苗族起义，建功立业，进爵为保定侯。梁袝多次职掌兵权，南征北战，为大明王朝立有大功。成化初卒，赠蠡国公，谥襄靖。梁袝一系大约后来就在河北保定一带繁衍发展。

梁成二子梁镛从河南汝阳移居四川保宁府阆中县，并在那里繁衍出阆中梁氏。梁镛移居此地时，据说乃父梁成也一并迁移到四川，而梁成的老伴则随三儿子梁鉴迁居江宁府葛仙乡。此后梁氏家族在四川、江宁等地代代繁衍，人丁兴旺，族姓大蕃。

到了清朝乾嘉年间，梁氏第十八代兆鹏为广东永安县令，兆鹏三子梁譞始自江宁迁居广西桂林。因清代考据考试中举人、进士的录取名额根据各省人口多少按比例分配，于是梁家始有广西桂林人之说，此即旧时名宦之家的“挂籍”，与现在的“高考移民”功能相似而作用相反。此后其子宝书、其孙承光、其曾孙梁济等皆以桂林籍得中顺天乡试。换言之，他们虽然是凭自己的本事金榜题名，不过他们占用的指标都是广西桂林，所以至梁漱溟一辈虽从未在桂林生活过，且科举考试已成历史陈迹，仍依然沿用桂林籍贯，时而以广西桂林人的身份参与各种政治、学术活动，此乃习惯使然。

梁譞之子宝书为梁漱溟曾祖父，于1840年中进士，历任直隶定兴、正定、清苑等知县，以官定兴最久。梁宝书为官清廉，实惠在民，颇有政绩，史书称有清二百余年，仅得“循吏”二人，宝书即其中之一。后授遵化直隶州知州，居官三年，以事忤上司，被夺职，旋予平反，然无意复出，居家享天伦之乐，诰授朝议大夫。

梁宝书之长子承光，少负才气，1849年十八岁应顺天府乡试中举人，任内阁中书，委署侍读。梁承光性格磊落豪放，交游甚广，喜谈兵，好骑马，家中总是养有良马数骑。承光娶妻刘氏，直隶通永道、贵州毕节刘延熙之女，通书史，能学问，性刚毅，气象严正有威，惜毕生未育。承光后续娶侧室陈氏，没有多少文化，但为梁家传宗接代贡献极大，生有一男，即梁漱溟的尊人梁济。

梁济字巨川，又字孟匡，1859年生于北京。据说生母陈氏怀胎七月而生，所以梁济禀赋素弱。当是时，承光供职内阁，宝书罢官家居。宝书以望六之年得孙，深以为喜。再加上两母所抚惟一子，溺爱自是难免。

1862年，梁济由嫡母带着移居良乡，投奔依外婆家。两年后，六岁的梁济开蒙读书，由祖父梁宝书授《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所用课本皆由嫡母刘氏抄写大楷字，裱褙缝订。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克复金陵，太平天国主力基本失败，长江流域渐趋平静。然而，与太平天国有密切关联的捻军则移师北方，在山东、河南一带活动频繁，影响方盛。与此同时，西北陕甘地区回族趁机起事，北部中国并没有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而趋于安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素以知兵闻名的梁承光被任命为山西永宁候补知州。

山西永宁位于山西中部西侧，为三晋重镇，四周群山环绕，沟壑纵横，地形破碎，近河洛，西与陕西交界，为陕晋咽喉，军事地位极为紧要。

由于清军不断加大对捻军围剿，西捻首领张总愚移兵陕汝，逼近永宁，到处流窜。梁承光殚精竭虑，悉心布防。为防止捻军偷渡黄河，梁承光每天顶风冒雪，巡视河岸，率众打捞冰块，以防河面冻结。

或许是因为太累太紧张，或许是受了风寒，总而言之，梁承光于1866年底不幸病倒，翌年初病逝，年仅三十六岁。

P3-7

在近代中国知识人中，梁漱溟一直拥有很高的声望，其原因显然与其1950年代敢于犯颜有关，这是时势使然。被批评者或许蒙受了当时的短暂羞辱，但在历史上的声名差不多也就因此注定。

其实，仔细分析1950年代梁漱溟与毛泽东言语冲撞的来龙去脉，我们也不难发现梁漱溟的本意并没有要与毛泽东冲突的意思，他坚守的政治立场只是补台而非拆台。这从其思想主旨中不难寻出蛛丝马迹。

梁漱溟的思想非常庞杂，在过去二十年间，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者都对梁漱溟的思想进行过不同程度的阐释，发表过不少论著。梁漱溟思想的大致脉络已经比较清晰，但其主旨似乎始终没有一个比较简洁明了的概括。或以为他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以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或以为其深研儒释道三家学术，所以又被推崇为东方学的大家，视为学术中人。其实，按照梁漱溟的个人想法和内在追求，他真的是“无聊便读书”，他和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人一样，最高的追求与生命境界是“内圣外王”，是“修齐治平”，只是他的“外王”道路走不通时，不得已，像孔夫子晚年一样退而著述，不经意成了一个思想家、学问大家。这其实并非主观企求。

在“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道路上，梁漱溟信奉的是“非暴力”的和平主义，也就是大陆学术界在1950年代批判梁漱溟时所说的“改良主义”。

按照学理解释，所谓改良，就是在事物原有基础上祛除其缺点，主张以温和的手段在细枝末节上对原有体制略有修正，使之适合新的要求，而不是采取革命手段推倒重来。当改良成为一个主义，就是反对一切暴力革命，反对从根本上改变事物的本质。

看到梁漱溟思想本质的不独1950年代思想界的批判，早在1940年代国共冲突最紧张的日子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负责调停国共冲突的美国代表马歇尔等，不止一次称赞梁漱溟是“中国的圣雄甘地”，其实就是赞扬梁漱溟的非暴力和平主义。

梁漱溟的故事当然不止这一个，只是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不可能将梁漱溟的所有故事和活动放在一个故事框架里，本书只是在笔者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着对梁漱溟的思想进行新的阐释，尝试着接近其思想本质。

当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时，梁漱溟依然努力使自己保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中立立场，他在追究内战责任时，可以说是对国共两党各打了五十大板。不过从感情上说，梁漱溟对国民党表现了极大的失望，因为多年的交往，使他觉得国民党政治领袖的政治信誉几乎荡然无存，他当然不会随国民党去台湾，似乎国民党方面也无意请他前往；对中国共产党，梁漱溟根据多年来的交往经验，也认为其目标与追求不是他的理想，因而采取一种消极的不合作态度，埋头重庆北碚从事他的教育改革，主办勉仁文学院，静观形势变化。

然而作为社会贤达、知名人物，再加上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新政权并没有忘记梁漱溟，未经梁漱溟事先同意便把他列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

梁漱溟闻知此事以后，曾托人致信毛泽东、周恩来，请求辞去这一职务，声明对于国事仍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既定立场，不能来京参加新政协。然而梁漱溟的请辞并没有获得同意，1950年元旦，梁漱溟应邀离开重庆北上，经武汉回到阔别二十五年的北京，住在西城区辟才胡同南宽街一家亲戚处，开始了他在新中国的政治历程。

新中国确实不同于老中国，新中国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梁漱溟对此很感兴奋，很快他就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择，并下决心改造自己的改良主义立场，放弃自己多年坚信不疑的非战主义、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的政治原则，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因此可以说，梁漱溟虽然在新中国又活了将近四十年，占其整个自然生命的差不多一半，然而原来的梁漱溟不再存在，“中国的圣雄甘地”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