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个多么熟悉、亲切的名字。他一个农民的儿子，改变了民族的命运，没有冲锋在战场上，却指挥千军万马战胜强敌，为了国家的强盛，他不断地探索，在实践中接受了检验，一生与祖国不可分割，他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本书是人物传记故事，生动记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一生事迹。

本书是我社多年畅销书，自1989年首次在国内推出中文译本后，颇受市场欢迎，重印20余次印数逾100万册。如今原版内容保持不变，增加真实的历史图片几十幅，相信本书著译者的国际知名度和图文本形式会带给读者全新阅读感受。

少年时代(1893～1910)

为何求知(1910～1918)

京沪天地(1918～1921)

组织(1921～1927)

奋斗(1927～1935)

把握未来(1935～1936)

抗日(1936～1945)

圣人(1936～1945)

成熟的桃子(1945～1949)

“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1949～1950)

改造(1951～1953)

建设(1953～1956)

疑云(1956～1957)

体制的修补(1958～1959)

苏联与超越(1958～1964)

退却(1961～1964)

乌托邦的愤怒(1965～1969)

蛲蛲者易折(1969～1971)

尼克松(1972)

破碎的梦(1973～1975)

强弩之末(1976)

结语

注释

校订后记

稻田里的竹台上，坐着一位身穿灯笼蓝裤的少年，一头浓密的黑发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充满幻想，他身材单薄，但个头对他那尚未成年的年龄来说颇高了点。他的任务是看护秧苗，防止鸟禽侵害。

翠绿的群山环抱着一个田园山冲，土墙草房掩映在山峦绿茵里。一座石桥横倚谷中，眼前的大自然和二十世纪初的这个亚洲乡村生活是那样宁静，竹台上那孩子身边翻旧的书却与这一切毫不相干。

这位农家孩子姓毛，“毛发”的毛，他的学名叫泽东，意即“润泽东方”。

他家里的四问房子坐落在一片绿色的山坡旁，治家严谨的父亲掌管家庭大权。毛先生身材不高，长相精明，留着髭须，一副干什么事情都急不可耐的神色。十八亩农田构成了他的世界，他为此而兢兢业业。

泽东就出生在这个坚实而宁静的黏土砖房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与父亲的冲突也在增加。

入夜，四周一片静寂，空气燥热，只有阵阵蟋蟀在呜叫。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走动，整个山村似乎已完全融进大自然之中。毛家的房子里却点着一盏油灯，微光映洒一面墙壁。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到夜晚农民便早早上床睡觉，可是泽东却正坐在没有玻璃的窗户下挑灯夜读，完全陶醉于一本英雄传奇式的小说《水浒传》里。他那挂满汗珠的脸贴近那一盏灯火只有黄豆粒大小的油灯，且还用被子半遮着油灯及自己，以免灯光射出去，因为毛先生不喜欢他的儿子夜里费油点灯。

一天，毛家和邻居之间的池塘边上发生了这么一幕：毛家请来的客人们穿着走亲访友时才穿的衣服，站在这个长满莲藕的池塘旁边，表情尴尬，欲言又止。这种短暂的平静随时会打破，因为毛先生的火暴脾气已一触即发。站在他面前的满脸通红的泽东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

刚刚在家里父子俩发生了一场争吵。父亲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泽东顶撞了父亲，然后跑出家门。父母都出来追赶他，客人们也都小心地跟在后边。泽东跑到了池塘边上停下，声称如果父亲再靠近一步，他就要跳下去。

毛先生压住雷霆之怒，转而同儿子论理而不使用殴打手段。他提出，只要泽东对自己的无礼表示道歉并磕头表示以后顺从就行了(在旧中国，磕头是一种繁琐的跪拜礼，磕头者要双膝跪倒，用头触地九次)。泽东在客人面前的反抗举动迫使父亲作出了让步。泽东向父亲道了歉，但仅只半磕头(一只膝着地)，毛先生许诺不再打他。

毛家的生活比韶山大部分人家要宽裕。在二十世纪初，即毛泽东的童年时期，毛先生把这个贫穷的家庭变成为一个较富裕的家庭。1904年泽东十一岁时，他家只有十八亩农田，三年以后就增加到二十四亩。毛家每年大约要消费掉四千五百斤稻米，此外还有约七千斤余粮可供出售。毛先生雇了一名长工，精细地做粮食和生猪的投机贩卖生意，同时还通过放高利贷的手段赚钱。他攒到一笔本钱后就开始买进其他农户典当的土地。毛先生的家里看起来还相当景气，有一座牛棚，一个粮仓，一个牛栏，一个猪圈，还有一个小小的磨坊。

这座土墙住宅原是泽东的爷爷在1878年修造的。毛先生家境渐渐富足，对住宅进行了扩建和整修，显得比过去气派多了。后来，这里住着两户人家，毛家和邹家。当泽东看到自己家的房子换成瓦顶时，邹家的房子仍然是草房。

泽东是无忧无虑地成长起来的。与他同龄的其他孩子享受不到这种优厚的生活。他没挨过饿，衣服不多但从不衣衫褴褛。他母亲持家井井有条。令他头疼的是父亲。他的渴求在精神方面。

韶山美丽而宁静。它离最近的城镇也有几个钟头的山路。这似乎是自然的造化。这里几百户人家，多属毛氏宗族，但人烟稀少。所以，韶山的基色是青山绿树和片片庄稼。

脚下是红色的土壤。插满秧苗的水田在阳光下银波粼粼，像一面点缀着碎珠的巨大镜子。清新的竹林衬托出烟雾缭绕的青色山峦，并排而立的参天松树，像是在忠实地保卫着它们赖以生存的山坡。

从地名上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及融洽。韶山的意思是音乐之山。传说古代有位皇帝巡游时曾在此休息，并在四周的山峰上演奏过韶乐，韶山便由此得名。距韶山最近的两座城镇也依流经附近的湘江而取名，同时湖南省也简称为“湘”。

这里没有报纸，外界消息都是通过口头传播，未有新闻传入，韶山几乎与世隔绝。如果来了北京皇宫的布告，首先召集村民宣读，然后就把它贴在村校的墙上，再无人过问。就像毛家孤零零地立在山坡上一样，韶山两千多村民自成一个世界。

韶山，泽东少年生活的天地，直到他十六岁永远离开它之前，他从未远离家门七十里以外。

湖南是一个富饶而生机勃勃的内陆省份，这里充满了传奇色彩，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湖南人喜欢告诉你，他们家乡是七山一水两分田。这恰当地道出了湖南之现状的缘由。

除了北部有洞庭湖外，湖南的东部、西部和南部都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因此这里的人们形成了粗犷的气质，连绵的群山为一帮一帮的土匪出没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既有精明狡诈的一面，也有勤俭朴实的特点。在毛泽东以后所作的诗词和散文中，高山是宏伟壮丽、桀骜不驯、无往不胜的象征。

境内众多的湖泊和四条江河使湖南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泽东从六岁起就喜欢游泳，他后来世界观的形成，几乎可以说与他的中流击水、江河拍浪分不开。

洞庭湖平原是中国的主要粮食基地。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同时，这块人口众多的平原还有着丰富的政治传统，不管是在商业还是在思想领域，省城长沙常常领导着中国的新潮流。

韶山既不处于湖南的高山峻岭中，也不处于平原上。在泽东身上，既有山地人的特性：粗陋朴实、反叛精神、英雄豪杰意识，又继承了平原人的传统：热爱读书、擅长组织和关心世事。如果说湖南人的性格是山岭的粗犷与平原的柔和相结合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湖湘子弟。

在毛先生家里的摆设好像比不上挂在房梁上的一串串红辣椒那样鲜艳。和大多数湖南人一样，毛先生吃饭时喜欢有辛辣的调料。在这种家庭长大的泽东，一生都喜欢吃辣味食物。

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防湖南人的暴烈和固执，但是，他们也并不否认湖南人英勇顽强。当时在全国一度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他们大多都有宽宽的前额、深眼窝、红面颊，他们是中国的普鲁士人。因而毛泽东决不是在平庸之中长成。

P1-3

已经以六种语言出版的《毛泽东传》，今天又有了它的中文版，我非常高兴，它终于来到了最关心它的人们中间。

今天，人们小心翼翼地评论毛泽东的时代，特别是他的后期。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重视经济，而是兴政治统帅一切；人们极少关心中国以外的世界，而是关起门来高呼口号。当时只有毛的像章和“红海洋”，人们的思想意识就是“为人民服务”。

然而，中国还是中国，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岁月更迭，中国正在走进一片崭新的天地，正在抓住新的机会。毛自己曾经说过：“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

回顾过去，我认为，我们可以说，毛领导的革命在某些方面已经结束。炮火已经停息，硝烟已经散去，人性开始回归——带着它顽强的个性和执拗的梦想。

在《毛泽东传》一书中，一位外国作者为中国人描述了一位中国领导人的生活。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毛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他的国家。人类有着某些相似的特质和志向，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一些更具普遍性的标准，衡量人类的领袖人物。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是：他为他领导的人们带来了什么？

作为一名外国人，还有第二个因素使我意欲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在对中国作了近二十五年的访问和研究之后，我发现，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明了。当然，在中国，近几年关于毛的新资料不断出现，例如关于遵义会议，而且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史料为人所知；但是作为外国学者，他们可以不断努力去挖掘一些中国尚没有公开宣布的资料。例如，为了写《毛泽东传》一书，我曾到过印度尼西亚、缅甸、澳大利亚和其他很多国家，拜会了那些曾见过毛的外国领导人，倾听他们对毛的评论。

1976年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的变化使我怀疑当时官方的“正确性”。那时我曾为邓小平辩护，我告诉过一些中国官员，作为一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我认为，说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荒谬的。但有些中国官员不同意我的看法。而多数官员与人们和我的看法不谋而合，于是，我决定仔细分析研究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和它最近的历史，并决定要写两本传记。首先，我选择了毛，然后我又写了江青，前者是人们公认的英雄，后者则是一个恶魔。

在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文化和个人意志的相互作用。应该说，在毛的故事中，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传统意识、大写的自我、人际竞争、健康状况等等，在毛的生活中都是一定的影响因素。我努力把毛描写成一个人。

有些中国人建议我不要写关于毛的书，他们告诫我说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我决定不过分涉及敏感的政治，传记不应该追赶政治上的时髦。本书的后记对毛作了进一步的总结，有些方面与198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对他的评价是吻合的。

同时我在书中还谈到了权力集中的问题，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是得益于毛的领导的，而文革中又深受其苦。重要的是，对毛在六七十年代的悲剧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不能把一切错误都加在毛一个人的头上。

一种革命被发动起来后，不再需要其他的“革命制造者”。但是，有人企图贬低毛是不可取的。在这里，我要坦率地说，毛在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并不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权力集中而且不受人民制约的地方，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动荡不安、主观武断和因循守旧。

当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而且不受任何约束时，掌权者会认为他自己就是真理和权力的本源。

我注意到，自1976年以来，中国在检讨自己的失误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起初，人们都把错误归罪于“四人帮”。

后来，毛被肢解为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据说，“四人帮”的破坏和毛的失误应对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负责。

当一些中国人对整个政治体制发出“诘难”时，开始了第三个阶段，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要搞改革、开放。邓小平本人也鼓励这种“诘难”，他首先号召进行“政治改革”。政治体制问题会继续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这在当代是一个热点。

毛有很多不同的言论，其中一些很有意思。在他生命的后期，他似乎理解了政治所能达到的界限、斗争的永恒性和人性的特点。尼克松对毛说他已经改变了世界，但是毛不同意这种赞美：“我并没能够改变它，我只是改变了北京的一些地方。”

毛具有使人惊讶的能力，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或许是毛晚年对自己的制度所作的毁灭性的打击。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甚至厌恶政治。这就又产生一个问题：在毛以后的中国社会，新的意识形态将会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即将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

最后，我要感谢译者刘路新先生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是他们的辛勤努力才使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看到这本书。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1980年付梓的《毛泽东传》，是国外中国学或毛泽东学图书中较完整的一本。1990年春，河北人民出版社拟出特氏这部书中文版的修订本，托我校订。作为专业工作者，尝想为毛泽东树碑立传而有志未逮，能让读者了解毛泽东有部较好的中文译著是一件不坏的事情，于是我欣然应允。

中译本初版许多地方译得不错，一些传神之笔也译得恰到好处。校订时，我更想让译著达到“信、达、雅”，文字风格上接近或不逊于原著。除校改译文并对之润色外，对原著史实有误或文字表达不当的地方还增补了必要的脚注。同样的，译文也不厌百回改。任是像王亚南译《资本论》那样字字推敲，修订本仍避免不了有这样或那样有待改进的地方。1992年春，出版社示意再次修订《毛泽东传》，我又改正了由翻译、注释或印刷造成的一些舛误——这些舛误有的是由热心的读者指出的。我当然知道，正如圣人之过如日月之蚀一样，有关伟人传记的任何细小纰漏尽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要感谢读者们的热心和严谨态度，但我也在此向亲爱的读者奉献几点建议：(一)不要把《毛泽东传》当作历史教科书来读，它毕竟出之于异域人士之手。作者的书尽管视角独特，且不乏精当之笔，但作者对史料的掌握有一定限度，故书中小错难免，还请读者自鉴为好。本书加脚注的原则是：凡涉及毛泽东本人及其亲属者，凡涉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者，有误必注。不属此范围的错误，则只适当注释。(二)不要把《毛泽东传》当作政治教科书来读，要考虑到作者不同的社会立场。作者在书中显现出的某些有争议或欠妥当的观点，还望读者以评析的眼光对待。(三)不要把《毛泽东传》当作经典来引用。书中毛泽东及其他人的话，尽管经过译者多方核对，但有些出处仍难统一和明确，读者若要引用，最好引用中文原著如《毛泽东选集》类。

另外，我真诚地希望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一本文思并茂、能流传于世的《毛泽东传》，中国现代风流人物、中国党政高层领导人的传记多由外邦人士来作，这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应当结束了，《毛泽东传》最适合的作者应是生活在毛泽东故乡的人。最后，我要在此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对我的信赖和译者与我的真忱合作。

校者

1992年4月18日于北京昆明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