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是上世纪初日本知识阶层中最富影响的小说家。1905年，他写作《我是猫》、《哥儿》和《草枕》，前两部小说，以轻妙、幽默的风格描写明治初期社会知识分子种种生活情态和理想追求，是日本现代讽刺文学的经典之作。而《草枕》则以绮丽、浪漫的笔调，表达作者对人生美和艺术美的探索和思考。典雅的文字，飘渺的意象，为读者建造了一方只可远望、不可企及的阆苑仙境。这三部作品仿佛三朵奇葩，和明治文坛前后出现的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岛崎藤村的《破戒》等，相互辉映，各呈奇姿。本书收录了他的《三四郎》《从此以后》《门》这三部作品。

本书中译本初版时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漱石笔下的世界离我们显得十分遥远，我们只是带着好奇的眼光看待那些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二十多年后，我们已经身临其境了，时代的脚步使我们对那样的生活方式不再厌恶和排拒。今天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对于书中的三四郎和美祢子、代助和三千代、宗助和阿米等男女主人公不会感到陌生，和他们相似的人物说不定就活动在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之中。本书收录了他的《三四郎》《从此以后》《门》这三部作品。

前言

三四郎

从此以后

门

“这个……”三四郎应了一声。他第一次去东京，什么也不知道。

“照这样看，火车会误点吧？”

“可能要误点的。”

“你也在名古屋下车吗？……”

“嗯，下车。”

这趟列车只开到名古屋，所以这样的会话也很自然。女子一直坐在三四郎的斜对面，好长一段时间，只听到火车的轰鸣。

列车停靠下一站时，女子终于又开口了。她想麻烦三四郎一件事，说到达名古屋以后，一个人怪害怕的，想请他帮忙找个旅馆。女子执意相托，三四郎也觉得这是应当的，但他不愿一口应承下来。因为他和这女子毕竟是素昧平生，这使他颇费踌躇。然而他又没有勇气断然拒绝，所以只好支支吾吾地应付了一阵子。说着说着，火车到达名古屋了。

大件行李都已办好托运到新桥的手续，尽可以放心。三四郎只拎着一个不太大的帆布提包和一把阳伞出了检票口。他头上戴着高中学生的夏帽，只是把帽徽摘掉了，作为毕业的标志，白天看上去，那地方还留有新鲜的印记。女子跟在后面，三四郎戴着这顶帽子总有些不大自在，然而他也无法可想。不用说，在女子眼里，这帽子只是一顶普普通通的脏污的帽子。

火车本应九点半到站，结果晚了四十分钟，现在已经过了十点了。因为是夏季，大街上还像天刚黑时一般热闹。眼前有两三家旅馆，只是在三四郎看来，太阔绰了，只好不动声色地打这些灯火通明的三层楼房前通过，然后信步前行。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哪里去呢？他当然无从知晓，只是一味奔着暗处瞎闯。女子一声不吭地跟着他，不一会儿，走到一个比较僻静的横街口上，看到第二家门口挂着“旅馆”的招牌。这是一块龌龊的招牌，看来这里对三四郎和那女子都很合适。三四郎稍稍回过头去，向女子问了一声：“这里行吗？”女子回答：“挺好的。”便打定主意直往里走。他们刚来到房门口，还没有来得及声明一下“两人不是一起的”，就听到一连串的招呼：“欢迎……请进……带路……梅花轩四号……”两人不得已，只好默默跟着那人一起走进梅花轩四号。

女侍去端茶的时候，他们只是茫然地相向而坐。等女侍端茶进来，请客人人浴时，三四郎已经没有勇气声明这女子不是和他一起的了。他拎着手巾，说了声“我先洗”，就向浴室走去。浴室在走廊尽头厕所旁边，那里黑乎乎的，看样子很不干净。三四郎脱去衣服，跳进澡桶，寻思了一会儿，心想，这女子真成了累赘了。他哗啦哗啦正在洗澡的当儿，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好像有人上厕所，不一会儿又出来。接着就是洗手。等一切都完了，忽然，浴室的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半。那女子在门口问道：“要搓背吗？”“不，用不着。”他拒绝了。女子没有离开，反而走进来了。她宽衣解带，看起来是想和三四郎一同入浴，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三四郎猝然跳出澡桶，草草地擦了擦身子，回房去了。他坐在坐垫上，惊魂未定，女侍拿着住宿登记簿进来了。

三四郎接过登记簿，规规矩矩地写上：“福冈县京都郡真崎村小川三四郎，二十三岁，学生。”轮到那女子了，他不知所措，心想等她出浴回来再说，可那女侍一直在旁等候。三四郎迫不得已，只好胡乱写上：“同县同郡同村同姓，名花子，二十三岁。”然后交差了事。接着频频地摇着团扇。

不久，女子回来了。

“实在有些失礼啦。”她说。

“没什么。”三四郎回答。

三四郎从提包里掏出本子记日记，可又没啥好写的。看他那表情，要是这女子不在身旁，或许可以大书特书一气。于是，女子说要出去一下，便离开了房间。三四郎越发无心记日记了，他猜想，这女子到哪儿去了呢？P6-7

《夏目漱石小说选》是在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中译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那时，外国文学的译介处在高潮时期，本书合集以及前一两年出版的《从此以后》和《门》两个分册，发行量都很可观，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正值“三部曲”问世一百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出新版，使热爱漱石文学的新一代读者，得以领略作家中期文学创作的瑰丽风采，作为译者甚感快慰。

夏目漱石小说写作起步较晚，1906年，漱石三十九岁，以《我是猫》确立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时，比他大学高一级的同龄学友尾崎红叶，早已于三年前结束了十五年的作家生涯，告别名噪一时的“红露时代”，如落日般辉煌地死去。同漱石文学相对垒的自然主义代表作家，如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国木田独步、德田秋声等人，除藤村和漱石同年外，其余都比他小四五岁，正当三十四五岁的人生黄金时代。然而，夏目漱石一旦走上文学之路，创作欲望如火山爆发，喷涌而出，名篇佳作，一部接着一部。明治文坛上，逐渐耸立起一座“漱石山脉”。本书收录的三部中篇小说《三四郎》(1908)、《从此以后》(1909)、《门》(1910)，正是雄踞这座“漱石山脉”顶峰的部分秀作。

夏目漱石是上世纪初日本知识阶层中最富影响的小说家。1905年，他写作《我是猫》、《哥儿》和《草枕》，前两部小说，以轻妙、幽默的风格描写明治初期社会知识分子种种生活情态和理想追求，是日本现代讽刺文学的经典之作。而《草枕》则以绮丽、浪漫的笔调，表达作者对人生美和艺术美的探索和思考。典雅的文字，飘渺的意象，为读者建造了一方只可远望、不可企及的阆苑仙境。这三部作品仿佛三朵奇葩，和明治文坛前后出现的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岛崎藤村的《破戒》等，相互辉映，各呈奇姿。

夏目漱石辞去东大和第一高等学校教职，进入《朝日新闻》社是1907年4月。在他提出辞呈前夕，东大正式聘他做教授，但经过慎重考虑，他终于选择了做一名报社专职小说家的道路。当然，漱石的入社，不仅仅是为了远远高于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更重要的是厌恶大学的官僚管理作风，他想摆脱教育机构的诸多羁绊，专心致志投入文学创作活动。当时，和《朝日新闻》结缘的文学家除漱石外，还有上述的二叶亭四迷，以及半井桃水、渡边霞亭和武田仰天子等。二叶亭不但以《浮云》赢得现代小说先驱者的声誉，还通过屠格涅夫等俄国小说的翻译，给明治文学界留下重大影响。他做了短时期的俄语教授，便转向研究国际问题，到中国从事教育事业。1905年归国，进入《朝日新闻》社。《浮云》问世之后，他远离文学创作近二十年，在报社主要担当海外情况介绍方面的写作。“朝日”深知他的艺术才能，硬是请他写了《面影》，从此他再无写小说的积极性了。然而，他为漱石的人社，在报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极力玉成此事。

半井桃水是“朝日”的老社员，每年平均为报社写两三部通俗小说，漱石人社时，四十九岁的桃水已是一名卓有成就的通俗文学作家了。1893年，师从桃水学习写作的才媛橱口一叶堕入师生之恋之中不能自拔，于1897年郁病而死，如彗星掠空一般结束了二十五岁短暂的一生。同桃水一样，渡边霞亭、武田仰天子也都轮流为报社写作所谓“新闻小说”。

漱石进入“朝日”后，继《虞美人草》和《矿工》，连续完成了《三四郎》、《从此以后》和《门》“三部曲”的写作。总起来说，这三部小说，系统地描写了明治时代知识分子进入资产阶级文明社会后的思想精神历程。先是踏入这个社会前的向往和追求，继而是参与其中的徘徊与苦闷，最后是摆脱不掉的烦恼与落寞。“三部曲”的写作笔调和语言风格，很好地表达了作品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圆满实现了这一主题的构想与创设。具体地说，《三四郎》的清醇、明净，《从此以后》的深厚、蕴藉，《门》的沉潜、凝重，都很适合各部作品人物的社会处境，真实地反映了明治时代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夏目漱石在《朝日新闻》时代，一方面开设《文艺栏》，给予文坛新人和自己的弟子发表意见的机会；一方面极力提携优秀作者，不管当时有名无名，只要有发展前途，千方百计促使这些作家在《朝日新闻》发表作品。如岛崎藤村的《春》、森田草平的《煤烟》、永井荷风的《冷笑》、长冢节的《土》等，都是首先刊载于这家报纸上的名著。

1910年，漱石为报社写完《门》之后，胃病复发，这年夏，到伊豆修善寺疗养，这就是有名的“修善寺大患”。这次重病，改变了作家的人生，也使前后创作风格判然两色。病愈回京，时值文部省(文化教育部)为数名学者授博士头衔，夏目漱石亦在其中，然而他拒绝接受。为此，文部省要他亲自前去受领博士证书，他大发脾气，弄得很不愉快。

1913年起，漱石醉心于丹青，既学水彩，又学油画，并爱绘制大山水。书法一道，则倾倒于江户诗僧良宽。1915年5月，最后一部小说《明暗》在报上连载，这时他向朋友们谈到自己的人生信条是“则天去私”。按作家的女婿松冈让解释，就是舍掉自己这个“小我”，寄身于普遍的“大我”。一言以蔽之：“顺乎天道，舍弃自我。”1916年11月22日早晨，漱石完成《明暗》第188节，刚刚在稿纸的右上角写下189三个数字，一阵剧烈的胃疼袭来，随之逐渐恶化，出现大出血，12月9日逝世。

和岛崎藤村一样，夏目漱石也是我从大学时代起最爱阅读的日本作家。刚入学时，我对学习日语抱有成见，缺乏兴趣，后来读了《我是猫》、《破戒》等名作，遂改变了观念，坚定了信心。记得我在北大四十斋宿舍走廊的阅报栏前，捧着饭碗看完《光明日报》刊载的恩师刘振瀛先生《夏目漱石文艺书简》的评介文章，十分激动，决心将自己的一生定位于日本文学的研究与翻译。

1980年冬，我在北京参加首届日语教师进修班，课余和假日，为湖南人民出版社翻译《从此以后》，翌年夏完稿，1982年春出书，当年售罄，接着又重印一次，共发行十一万余部。1981年3月，我参观作家母校东京大学，在校园里的“三四郎”池(心字池)畔流连忘返。我望着那座暗褐色的安田讲堂高耸的钟楼，随即产生了将“三部曲”全部翻译出来的念头。1982年底，译完《门》，第二年夏初，着手翻译《三四郎》，前后断断续续花了三四年时光。1985年春，当我拿到沉甸甸的“三部曲”合集《夏目漱石小说选》时，正要启程赴早稻田大学学习和研究。这部译作成了我旅途中最好的慰藉。

去年秋天，我到“森林之都”熊本一游，在熊本大学校园内拜谒了夏目漱石早年任教的“五高”旧址，凭吊了作家故居——位于坪井街的夏目漱石纪念馆，在他亲笔题额的“文质彬彬”书斋里小坐片刻，聆听他一百年前的演讲录音。夏目漱石那浑厚的嗓音震荡着我的心胸，使我更加真切感受到这位明治文豪鲜活的文学生命和不朽的人格魅力。

本书中译本初版时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漱石笔下的世界离我们显得十分遥远，我们只是带着好奇的眼光看待那些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二十多年后，我们已经身临其境了，时代的脚步使我们对那样的生活方式不再厌恶和排拒。今天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对于书中的三四郎和美祢子、代助和三千代、宗助和阿米等男女主人公不会感到陌生，和他们相似的人物说不定就活动在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之中。

当代社会，物欲膨胀，精神生活贫乏、单调，文学的地位越来越尴尬。而纯文学早已由公主沦为村妇，“门前冷落车马稀”。然而，这位“村妇”永远不会失掉青春的光艳，当伪文学彻底失去大多数人的信任、风光不再时，纯文学就会回归我们中间，越来越贴近我们的心灵。所以，我对于漱石文学恒久的生命力深信不疑。我想，这个新译本既会登上富家豪宅里的紫檀木书架，也会排列于大学生床头的木板架，或者摆在打工妹小巧简素的梳妆台。

美酒佳肴，使人醉眼蒙咙。红粉香风，使人奢靡堕落。读一读夏目漱石吧，或许他能使你在当代文明社会中多一点清醒，少一点盲目，多一分高雅，少一分庸俗。多一些真诚，少一些浮薄……

陈德文

2008年春分彼岸

于日本春日井高森山庄闻莺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