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国民性真的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斯芬克司之谜吗？

我们能够做到透过中国的“万种民性”现象而发现和归纳出中国人本质上共通的文化品性吗？

本书首次深度剖析中国人文化性格；首次破译“潜伏”中国人体内的文化密码；中国人“万种民性”的知性解读。

一部另类的《中国通史》；一部探究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力作；一部具有文化穿透力、令人豁然开朗的“大历史观”。

大视野：历史长河中的中国人性格的风土模塑。

大纵深：上下五千年中国人性格演进之踪迹。

大揭密：双重性格下的中国人生存之轨道。

引言

上编 中国人文化性格演进

第一章 原生态：季风性格

 一、性格以季风为形成契机

(一)长城

(二)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二、季风与性格

(一)季风气候下的中国

(二)季风性格

 三、季风性格类型

(一)黄河类型

(二)长江类型

第二章 次生态：风土模塑

 一、季风风土的地域类型

(一)北方季风风土类型

 1．黄土高原类型

 2．华北平原类型

(二)南方季风风土类型

 1．长江上游山地类型

 2．长江中下游平原类型

 3．南部低山丘陵类型

 二、地域类型性格的风土模塑

(一)风土中的北方性格

 1．风土与黄土高原性格

 2．风土与华北平原性格

(二)风土中的南方性格

 1．风土与长江上游山地性格

 2．风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性格

 3．风土与南部低山丘陵类型

第三章 完成态：生存张力作用

 一、生存张力与性格变异

(一)中国人的生存张力

(二)人口迁徙与性格

 中国人口不断迁徙

 “南人北相，北人南相”

(三)文化冲突与性格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

 域外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

 二、双重性格

(一)什么是双重性格

(二)双重性格的揭示

 梁漱溟眼中的中国人十大国民性

(三)双重性格的解析

 1．大公无私Vs自私自利

 2．节俭Vs浪费

 3．守信Vs背信

 4．自尊Vs自卑

 5．仁爱Vs残忍

(四)双重性格的成因

 1．性格底蕴：双重性格存在的内在依据

 2．性格分野：生存张力的正负作用

 3．性格传承：遗传因素的作用

下编 中国人文化性格要论

第四章 中国人文化性格的深层层面

 一、深层层面中的基本性格

(一)中外名人眼中的中国人基本性格

(二)中国人的基本性格识别

 构成中国人基本性格的三大原因

 1．季风气候

 2．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

 3．有着同一文化背景

(三)基本性格的解析

 二、深层层面中的人文意识

(一)人文意识与文化性格的关系

(二)深层层面人文意识的解析

 中国人文化性格深层层面中的人文意识

 1．与自然和谐相处

 2．社群观念与家族主义

 3．现世性宗教信仰

第五章 中国人文化性格的表层层面

 一、表层层面中的表层性格

(一)衍生性格

 1．好面子

 2．讲究礼仪

 3．讲孝道

 4．重师道

 5．识时务

 6．知足常乐

 7．安分守己

(二)变异性格

 1．怯懦

 2．讲身份

 3．互相猜疑

 4．物欲享乐

 二、表层层面中的派生性格

(一)派生性格的识别

(二)派生性格

 1．守旧

 2．实利

 3．趋吉避祸

 4．爱好和平

第六章 中国人的理想人格

 一、人格培养的文化学透视

(一)人格魅力

(二)人格培养与教化

 1．人格培养的层次

 2．教化习俗

(三)文化调适与传承

 人格培养的目的

 师法精英人物

 “教化”氛围

 付出的代价

 二、理想人格的解析

(一)理想人格辨正

 孔子的“君子”人格

 孟子的道德人格

 庄子的“真人”人格

 墨子的下层民众人格

 兼容社会上层、下层理想人格的诸葛亮的人格

(二)理想人格的时代特征

 1．汉代的理想人格

 2．魏晋南北朝的理想人格

 3．隋唐的理想人格

 4．宋明的理想人格

 5．中国人理想人格的困顿

后记

补记

第一章 原生态：季风性格

探寻中国人文化性格的初始成因，不能不结合中国的地理环境来进行。

许多学者在论述民族性时都对地理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在他的《英国文明的历史》(1857)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自然法则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气质的影响，他认为个人和民族特征都是自然条件所限定的。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在他的《人类地理学》(1882—1892)这一名著中更是论点惊人，他把人说成是环境的产物，认为人的特性受到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

巴克尔、拉采尔等人的论点或许有些失之偏颇，过分夸大环境的作用难免会掉入“极端”这一陷阱。但他们重视地理环境对民族特性的影响却并非是无稽之谈。

地理环境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文化适应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如今已是不争的事实。从人类生存方式和文化适应中产生出的文化性格自然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影响。忽视这一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便无从谈起。

自然环境对民族特性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全面的。其中又以气候的影响最为显著。

法国哲人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1748)这一名著中特别强调了气候对民族性的影响。他说：“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怯懦，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

英国人巴克尔也对气候对人类的影响予以高度重视。他认为有四个主要的自然因素决定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即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气候被他放在诸要素中的首位。

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更是把气候对人类的作用强调到极点。他在《气候与文明》(1915)一书中，认为气候对人类文明起着决定性作用。

上述观点虽然不能令人完全赞同，不过他们强调气候对于人类命运和文明有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我们由此发现：在辽阔广大、地形复杂、生态多样化的中国，较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因素是气候。

在纷繁复杂的中国自然环境中，在生态景观各异的表象下，掩盖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全境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大陆季风区内，而这个季风区内生活着中国90％以上的居民；流淌着两条共同孕育中华文明的大河——黄河、长江。在这个季风区域内，炎黄二帝由此发祥，华夏文化由此起源，中华文明由此肇端。

不难想象，中华文明的孕育，被打上了深深的季风烙印，中国人文化性格的形成初始，也一定是以季风为契机的。

一、性格以季风为形成契机

(一)长城

中国人文化性格以季风为形成契机是一种客观存在。

从公元前3世纪以迄公元17世纪，陆续修筑的万里长城都起着抵御外敌的重要作用。在两千年漫长的岁月里，长城无数次被毁坏，又无数次得到修缮或重建，它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万里长城屏蔽和捍卫了华夏文明，历史学家都注意到它的这种功能。事实上，万里长城的修建，应该还有它隐秘的原因。

从战国修建的长城直到明长城，虽经历史变迁，长城在历代修建的位置都没有大的变化，东部地区的长城位置基本未变，只是西部长城的位置稍有变化。

细心的旅行者登上长城，他会很容易地发现，长城内外的自然景观竟然大不一样：长城之内，草木茂密，生机盎然；长城之外，草木稀疏，苍凉寂然。

长城内外自然景观的差异表明长城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景观分界标志。长城历两千多年而位置基本不变，它的相对恒定，表明了它应该是一条人为的地理分界线。

根据地理学资料，我们知道，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将我国分为放牧区、农业区。作为阻挡游牧民族入侵的万里长城，正好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

这条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也就是中国半湿润地区与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它是由我国的大陆性季风气候所决定的。

长城，实际上是受我国独特的季风气候所规定下的人工产物，是季风区域内农业民族确保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种手段。

P3-5

19世纪50年代，一位英国《泰晤士报》派驻中国的通讯记者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在他的书信集的前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些书信里，我没有采用精心描述中国人特性的文章。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忽。没有一个题目能有这样的诱惑力，没有一个课题像这个一样，能有更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可以充分使用精巧的假设，深刻的概括，堂皇的教义。所有末流的批评家，都可能断然地蔑视我，因为我未利用这样的机会，总结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事实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我写了几点中国人的优良特性，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我写作这些文章的同时，眼前的中国人又以他们的言行粗鲁地违拗了我的假说，为了真实起见，我连续烧了好几封信。而且，我常和最著名而且坦诚的汉学家们谈起这件事，发现他们和我一样，认为从总体上以一个观念概括中国人的特性是不可能的。

无独有偶，事过70年后，一位名叫马洛里的美国人在其所著的《中国——饥荒的国度》中也声称要了解中国人的国民性是非常困难的。他说：

中国没有真相，也没有事实。你只能根据在这个国家的经历说话，而不管你的居住时间有多长或你的观察力有多敏锐，充其量只能是一次走马观花式的观察。

英国人库克和美国人马洛里并没有像他们的同胞那样，仅凭自己在华期间的感受，就轻易地概括出中国人的特性来(实际上库克仍然在他的书、信中对中国人的特性做了一个简要的概括)。这倒并非是他们二人治学严谨，而的确是他们感受到中国人特性的复杂和多样，以致民族特性较为单纯的他们在遇到不可思议的中国人的言行时，便只好出言谨慎了。

一位西方汉学家来华的经历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为库克和马洛里的看法提供佐证。

1935年春，汉学家来到华北的一个乡村进行他的中国宗教调查研究。在他看来，自己对中国宗教进行了长达10年的文献研究，早已对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情况烂熟于胸。自己只需花上半个月时间，便能结束他预先设定的项目调查。但是，乡民的真实宗教信仰将他的自信击得粉碎，这位汉学家惊讶地发现，华北乡村真实的信仰与他在文献中所看到的中国宗教竞然大不一样。他所要完成的研究课题只好一切重新开始。

现实与感受的矛盾，现实与历史文献的矛盾，这就是认识中国人特性所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诚如英国人库克所言，对中国人特性的概括和评点，是许多外国人所最热衷的事。我们可以举出若干名人来：莱布尼茨、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罗素、韦伯、杜威、汤因比、李约瑟、费正清等等。至于中国名人那就更是不胜枚举了。研究和评点中国人特性的文章和书籍并不鲜见。然而细心之人不难从中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对中国人的论述是很不相同的，而且大多数是彼此之间矛盾的。不仅是欧美人的看法和言论相互矛盾，即便是中国的学者和名人，在论及中国人的国民性时，也是各说各话，各执一词，并无一致的见解。

中国人的国民性真的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斯芬克司之谜吗？

我们能够做到透过中国的“万种民性”现象而发现和归纳出中国人本质上共通的文化品性吗？也许，这正是解开中国人国民性这个斯芬克司之谜的关键所在。

让我们再来回眸历史，穿越时空，追寻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形成的真实图景吧！

二十多年前，研究生同学张思齐博士邀我合作翻译日本著名学者和迁哲郎的一本书，书名叫《风土——人类学的考察》，该书曾获联合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大奖，是被重点推荐的图书。

因为一些原因，译著未能出版，但该书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结合人文地理学来阐述人类生存模式的学说却影响和启发了我：能否运用人文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来解析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这种想法长时期在我脑海中萦索缠绕，始终挥之不去。

尽管念头起得很早，但我却迟迟不肯动笔，原因有两个：一是本职工作太忙。自入出版社工作不久即担任部门负责人，后又进出版社领导班子，出版社的杂务琐事缠身，无暇考虑著书立说。二是心中有顾虑。在我看来，研究中国人的性格、国民性、民族精神、文化特性之类事情，是大名人、大学问家所做的，自己才疏学浅，恐难胜任。

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1995年9月9日，敦煌文艺出版了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该书在民国年间即很有名，潘光旦先生和鲁迅先生都曾经看过此书，并给予较高的评价。从这本书成书到现在已迄一百年了，在这期间，中国人竟没有写出一本堪与比肩的同类书来，的确令我等学人汗颜。恰好在1995年年底，我又从出版社领导班子下来，告别了复杂的人事纠纷和繁琐的杂务，顿感有余力来从事著书立说了。于是我重拾十余年前的念头，决定撰写两本书，一本就是此书，另一本是《中国文化解读》。正在我思考写作纲要、筹集资料之时，大洋彼岸传来了一个噩耗，我的研究生导师童恩正教授病逝于美国康涅狄克州医院。童教授是著名旅美学者，国际知名考古学家，他去世时不到61岁，他的英年早逝，使我在悲痛之余顿感生命的短暂，心中油然升起一种紧迫感。正是这种紧迫感，大大加快了我写作的速度，自1997年上半年开始，耗时近两年，终于撰成此书。

著书写作，甘苦自知。在我所有的著作中，这本书是写得最苦的，也是最用心的。用“杜鹃啼血”一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我力图从全新的角度，从全局的范围，来宏观把握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因此本书着重从人地关系、人际关系的时空变化和文化调适、文化冲突的角度展开论述，而不是拘泥于一些历史事件和个人性格，不拘泥于名人大家的各种说法。在我看来，中国人自己写的论中国人性格、特性一类的书和文章难以超越美国人史密斯所著的《中国人气质》(又译为《中国人素质》、《中国人性格》)的原因，就在于研究的方法失当，或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注重感性，流于空泛。须知如果缺乏对中国人及其文化性格的总体把握，就难免“一叶障目”，各说各话。更容易被一些假象所蒙蔽，闹出笑话来。中外一些名人与学者很难就中国人的基本特性(基本文化性格)达成共识，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整体观和历史观，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论述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就不能不谈及中国人的负态性格(病态性格)，也难免对中国人的特性有一些很不恭维的议论。但讳疾忌医无益于我们中华民族。潘光旦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曾写道：“一部分的民族特性，我以为不妨当作民族的病象看待。这些特性，自其来历言之，既有很深的根源，亟切铲除不去；自其效用言之，又是我们应付二十世纪国际环境时一些庞大的障碍。”(《中国人的特性》自序)时值21世纪的到来，检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性格缺失，应该说是很有必要。国外有人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如果我们还是保留着负态性格，甚至将它发扬光大，那么，21世纪就绝不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人就只能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与传统的学术著作不大相同，很难归入哪一类学术领域。既类似人文地理，又有差别；大量运用历史学资料，却非历史学；当然也非纯粹的文化学，更不是哲学。我认为，尽量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于学术研究和探讨是非常必要的，因而不必拘泥于传统的学科和学术分类。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要大胆采纳，为我所用。

本书在写作中，也留下一些遗憾。对某些章节，限于篇幅，未能充分展开，因而显得言犹未尽；对某些敏感的问题，担心言词尖刻，伤了某些国人的感情，因此出言谨慎。这些遗憾，只能留待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来弥补。

本书有限的篇幅涉及问题较多，它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民族精神起源的研究，对揭示中国人文化性格的演进及其形态，乃至中国人文化性格的结构关系，都应该说是一种尝试。既然是尝试，就难免有学力不逮之处，因而我期望能够做到“抛砖引玉”，得到学人和智者的教正。

本书是我在比较沉潜的心境下写成的，而这种心境的获得，与我的父母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父母亲在我心情郁愤和烦恼时，总是适时地劝解和安慰，用亲情温暖着我，给我信心和力量，让我在著述过程中，再次体验到“血浓于水”的亲情。令我心神安宁的父慈母爱，常让我深怀着感激之情，每当我想起他们那熟悉的身影，聒噪的心境便顿时平静了许多。

我要感谢那些真诚待我的朋友，从他们那里，我领略到了真正的友谊。这种友谊也是促我奋进的动力之一。我特别要感谢好友李乔、张思齐、蒋荣昌、胡小静、郭洪新、黄勇诸先生以及同学谢崇安教授、罗二虎教授等，他们对我的著述都给予了相应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黄勇先生，他对本书的出版，贡献尤多。

最后，我还要在此向已故的童恩正教授表示深切的悼念。对于这位将我引上学术之路的导师，我将长久铭记着他的教诲。

范勇

1999年5月初稿于蓉城

2007年5月补充于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