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生活如以往一样，每天都在流动。但是，流向何处，如何流动，谁能说得清？面对现实的丰富多彩和变化莫测，我们的困惑，或许更多于兴奋。

这的确是一个奇异的世界，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扑朔迷离的事件、光怪陆离的景象，以及众多大大小小的人物的命运，似乎都被一网打尽，再也不会被忽略，无论是谁都可以神游其中，与历史亲密接触。

一部人类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关于“人”的历史。

今天，重读中国古代贤哲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语豪言，依然能激发国人超逸尘氛的求知之心、爱国之心和成就之心。

当良知、真知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认识，一个国家和民族才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当“鉴古而知今”不再是一句口头标榜，我们才能拥有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必须的精神与希望。

这，也是打开中国之门的一把钥匙。

“祖国”的诞生

 ——屈原气节新思维

黄河寻梦

 ——关于民主的历史断想

伊人随风雅而逝

 ——《诗经》悲歌

圣殿一夜苔生

 ——东方“礼仪之邦”文明的失落与复兴

走出万仞宫墙的“圣人”

 ——感知一个真实的孔子

愚昧的代价

 ——“百家争鸣”千秋祭

帝国往事如烟

 ——汉唐封建王朝盛衰历史散记

亡国何恨

 ——夜读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精忠铸就“民族魂”

 ——关羽、岳飞与“武圣”的话题

告别海洋前的挽歌

 ——郑和七下西洋神奇的背后

繁华如梦堪惊

 ——在圆明园废墟上的祈祷

晚清一“完人”

 ——曾国藩的历史功过

中华的灵魂

 ——1898年李鸿章出访欧美列国启示录

官商本色

 ——“红项商人”胡雪岩的悲哀

动荡的阴霾

 ——走进中国封建王朝覆没的历史怪圈

后记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祖国”的诞生——屈原气节新思维

不知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生命中有一种感觉，是你在一眼望去的瞬间映彻自己灵魂深处的，并由此铭记一生。

1995年10月，南下广州的列车风驰电掣地行驶在华中大地。

凭窗眺望，在正午饱含着蔼蔼暖意的阳光朗照下，苍翠田野、葱茏冈峦如漪澜涌流的大海，漂浮起远方烟岚飘渺的寥廓天际；近处，半亩方塘一鉴天光云影，临风修篁掩映三五绿篱短墙、灰瓦屋舍——千百年来，极目楚天，这是每一位中华后人所看到的中国江南乡村的秀丽景象。

随后，前方站台标牌上闪现“汨罗”的字样。“汨罗”，一个似曾相识的地名，让我原本闲适的心情倏然悸动起来。

仿佛天意与人心有灵犀，窗外绿色无垠的原野中隐隐浮现一条银练似的江水。我知道，那片三湘水泽沃野，曾是一位历史伟人灵魂的最后栖息地。如今，当我们的目光越过锣鼓喧阗、龙舟竞技的端午场景，审视两千二百多年来漾动着生命底蕴的泪罗江水，这位历史伟人的灵魂是否依然安在？

哦，屈原，一个“虽与日月可以争光”的名字！

现在，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与中国历史同在的屈原。

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最早有“祖国”概念的人是谁？

此人既非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亦非擘划九州畛域的政坛人物，想不到吧，是儒雅刚拙集于一身的文人——屈原。

我是在披览《楚辞》的篇章中认知屈原其人的。诵读《离骚》，然后知屈原智识之博雅、操节之高雅、文采之典雅；捧读《九歌》，然后知屈原思维之宏丽、情调之绮丽、境界之瑰丽；拜读《天问》，然后知屈原学问之深刻、奇想之深远、求索之深邃，但已察觉他如此耽于迂阔之问，必然疏于周遭人事的书生意气；默读《九章》，遂又知屈原胸臆之哀思、寄语之哀婉、心行之哀绝，随即更深切地触感到《怀沙》一章然后投身汨罗江自绝于人寰的迂腐。

而当我参阅《史记·苏秦列传》之后，一时间，更加深了我对屈原贬抑的判断：此君实在是不识时务，愚不可及。

想想那位历史在册、美其名日“纵横家”的苏秦吧，出身为洛阳市井一介小民，芸芸众生之辈，师从所谓“鬼谷先生”，实则是一个无名之辈；所学周书“阴符”，亦未见其正大光明之处。就是这样一个三教九流的泼皮式人物，凭借一副干谒厚颜、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最终竟然身挂六国相印，富贵归乡，路经东周京畿，其前呼后拥、耀武扬威的显赫架势，俨然是大国之君出巡游狩，让维天之命、礼乐征伐的周天子亦为之诚惶诚恐，急派礼仪官赶往郊外30里迎候。

再看屈原，其祖先为楚武王之子，系出与楚王同姓的宗室贵族，弱冠之年已崭露头角，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有玉树临风、清声朗月之奕奕神采，兼备“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的政治地位，凡此种种资历学养，为汲汲于名禄、奔走侯门的苏秦之流望尘莫及。

一贫贱，一尊贵；一虚浮，一华实，而前者显达，后者沉沦，为什么？

苏秦的成功，来自于他的政治投机，善于揣摩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君臣的心理，借“连横”抗秦之计策，博得政治资本、人间富贵——历史上从来不乏这类善于政治投机的成功者。

那么，屈原呢？

与同朝僚吏相比，屈原确乎显得太完美、优秀了。惟其完美、优秀，必遭弗如者“心害其能”。国人最熟悉的虽为贬义但须切记的为人处世原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便是屈原从尊荣厚遇到失信冷遇的形象写照。

屈原在仕途与人生中的不幸遭遇，起始于上官大夫的嫉妒之心。当时，楚怀王委任屈原负责制定楚国宪令。屈原才写出宪令的样本，还未定稿，“心妒而害其能”的上官大夫便想夺过这项举国瞩目的大事，荣耀于己，但屈原没有顺应他的贪欲。

于是，这位后来陷楚国于外侮内乱的佞臣向楚怀王进了一句谗言：“大王让屈原制定宪令，众人都是知道的，每写了一条律令，屈原便将功劳据为己有，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律令’之类的大话。”楚怀王听罢，不去明辨是非，竟然大为恼怒，从此疏远了屈原。

按说，上官大夫向楚怀王进一句谗言，对于“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政客来说算不了什么，而且，以屈原与楚怀王血脉同宗的身份、娴于辞令的天赋，比那上官大夫多说三言两语巧妙中听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本来可以轻易扭转楚王因对自己一时之怒而疏远的态度，但屈原却“说”了在官场人士看来废话连篇的万语千言——不是挖空心思地想着怎样向楚王进言辩解，而是在公元前313年无奈地离别郢都时，“心郁郁之忧思兮，独咏叹乎增伤”——忧愁幽思地写出中国古代第一长诗《离骚》，以表白自己的忠贞心迹。

问题是，在战国时代各位国君中，堪称刚愎蠢笨之极的楚怀王哪有如你屈原想象的才情心智，懂得《离骚》这等代表先秦最高文学水准的阳春白雪玩意儿？譬如对牛弹琴，不见笑靥；一把草料，为之开怀。

五百年后，屈原遇到了一位知音——官至南朝金紫光禄大夫的颜延之。此公在《祭屈原文》中慨然寄语：“兰熏而摧，玉缜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絮。”对屈原的评价可谓是知人知面知其心。

可惜，这位颜延之不是楚怀王，二者的年代亦相去甚远，从来无虑市侩，一朝知音难觅，屈原初尝遭受冷遇的滋味，被排挤出宫廷，落了个出使齐国的闲差。

在今天看来，屈原出使齐国，应该是他人生转机的一次最佳机会。试想，屈原最擅长的是什么？文学！在号称“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大地，向来不乏以思想和文化成就人生与事业辉煌的尊师圣贤。且不说誉满天下的圣人孔子，孟子会盟于稷下，设坛讲学著述而成就“亚圣”美名，齐鲁之邦继孔子兴教之后学风再盛，十万人家尽读书，蔚然成人间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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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笔中国历史一些命题的想法由来已久。

在此之前很长一段人生成长期，我绝没有想到，中华文明史已逾五千年，而中国人竟然至今还对本国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缺少基础性的正确认识。

在创作了“人文三步曲之文章之门”——《超越新闻记者》后，一叶孤帆，深长逆影，伴我再次走进历史长河。

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后天的学习，在成长的学习中都离不开人类最古老的一门学科——历史。

文学家说：我们从历史中走来。

哲学家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社会学家说：历史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

历史学家自豪地概括为：我们只知道一门学问，这就是历史。

既然历史是如此的重要，可以想见，在我们从幼儿启蒙伊始的成长过程中，被人为地灌输了多少堂而皇之名日科学的历史常识、史学体系。只是，待到我们长大成人，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往往缺少了对历史的独立思考。

于是，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大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肺腑感言，更触发了我对本已谙熟的历史的反思。

一部人类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关于“人”的历史。如果说“诗无达诂”，对人类自身的认知，亦恰恰是人类最难以取得共识的薄弱环节。由此，便想起一道显然是古希腊或文艺复兴式的著名哲学命题——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从字面看，这三个问题似乎很简单，很容易回答：我是一名中国人，我来自人类生命之同源，我将去人类之所同归。

不过，世间的事情往往是简单问题被世人搞得越复杂越显其高深、高明，所以，但凡自以为有水平或在别人眼里是有水平的人，且记：千万不要把上述三个问题看得如此简单、容易回答！

倘若你是一个有水平或还愿意被别人认为有水平的人，应该当即诘问：中国人是什么？生又何来？去又何往？

请原谅我在开篇之初说了这么多绕口令似的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的句子，因为，只因为自诩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的思考、实践、改造、再思考，世间最简单的事物也变得不再简单，那么，我们就不能奉一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为人之行为的圭臬。

所以，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还是先思考一个自身的问题：中国人是什么？

而如欲了解中国人是什么，必先了解中国人的历史。

在进入中国历史长河之前，我先想到了一则传说：作为黄色人种的典型代表，中国人对自己的肤色、人种的来源颇为自豪。

话说上帝(很聪明，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玉皇大帝)在天上烤面饼，第一块面饼烤得太生，尚为白色，便随手往下一扔，面饼坠在欧洲，变成了白种人。第二块面饼却烤过了头，糊成炭黑色，上帝一声叹息，面饼被抛弃到非洲，遂化做黑种人。第三块面饼则烤得恰到好处，灿灿金黄，甚是可爱，上帝不忍食之，轻轻一掷，面饼(宛若天女下凡仙姿翩跹)飘落亚洲，于是，成熟而完美的黄种人诞生了。

传说毕竟是传说，“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的实质乃是自欺其人。现实之中，黄种人并没有因为这段高妙的传说显得比白种人和黑种人更加完美、优秀。

为什么在人类相当长的一段文明史期，中国人曾占据人类社会的主流？  “九天阊阖开宫阙，万国衣冠拜冕旒”，作为一名中国人是何等气派！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作为一名中国诗人是何等豪迈！

甚至在明朝初期，我们还有郑和七下西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波狂澜，若履平地”的伟大航海壮举。

为什么一俟近代，泱泱中华却落得一败于西洋，再败于东洋，瓜分豆剖，丧权辱国，戚戚于人类主流社会之外，仰人鼻息、看人脸色以苟活？

在中华以大唐帝国为最鼎盛的历史时期，黄肤色、黑头发的东方人应该是整个人类社会看齐的对象吧，不像后来，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成了“上帝的骄傲”，由白种人缔造的西方社会成了世界的主流。

是沧海桑田，其必有风水之轮转？是盛衰兴废，其必有冥冥之天理？

还是让我们一同穿越历史的风云，走进中国当代的潮流，在对那些渐行渐远和由远及近的文化、人物、事件、现象的漫漫追溯与反思中一辨究竟。

盛世修史，中华历代循例。

今天，重读中国古代贤哲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语豪言，依然能激发国人超逸尘氛的求知之心、爱国之心和成就之心。

当良知、真知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认识，一个国家和民族才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当“鉴古而知今”不再是一句口头标榜，我们才能拥有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必须的精神与希望。

这，也是打开中国之门的一把钥匙。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正秋冷十月，黄叶纷飘；古今同悲于秋，魂系九州海外。

秦池汉关，隋苑唐宫；六朝金粉，幽燕水寒；往事已矣，迹往名留。一个个登台王朝在衰飒秋风中零落成泥，一代代中华后裔在历史沉浮中遍及天下。

就这样，我从上古的黄河、从历史的源头一路走来，在关于中国历史的断想本可以从容结笔之际，又碰到一个但凡为中国人均无法回避的现实分水岭——考验当今中华民族并可能左右其未来走势的世纪难题：台湾问题。

相对于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祖国大陆，孤悬东南，与祖国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不过是一座蕞尔小岛而已，如今却成了中华民族共同关注的焦点，成了我们评判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前提准则，这岂止出乎我一个人的预料。

从何时起，与祖国大陆相隔二百海里，面积不过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台湾，竟成了攸关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我不知道你是否涉足过祖国的大陆的西部，眺望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雄浑壮美。在新疆北端的额尔齐斯河畔，当我得知脚下的土地——富蕴县一个县的面积就有三万多平方公里时，瞬间产生的联想便是：这不是和台湾的大小差不多吗？

然而，素有“西部宝地”之称的富蕴，面临的仍将是遐荒僻野的继续沉寂，而近有“祖国宝岛”之称的台湾，面对的依然是风云际会的举世瞩目。

同样大小的一片土地并存世界，为什么差异如此悬殊？

是人间利益取向的作祟使然！

事实上，所谓的“台湾问题”，原本一直脉络明晰、简单易解。

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东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到达夷洲(今台湾)，才有了祖国大陆与台湾交往最早的记录。此后台湾被再次提及，历史已逾千年。循着葡、西两国航海大发现的足迹，“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从马六甲、爪哇一路漂洋东侵，在中国明朝末年占据了台湾。1661年，郑成功率军2．5万人从厦门启航，直渡台湾海峡，与荷兰人鏖战赤嵌城，于次年收复台湾。时隔二十二年，清军水师在施琅指挥下，从郑氏手中收回台湾。康熙帝遂御批设置台湾府，下属三县，归福建省管辖，是为台湾隶属中央政府的开始。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台湾建省。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马关条约》签定，台湾及所属岛屿被割让给日本，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重归中华。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大陆退守台湾，由中华同一民族导致的两岸分裂再次写入中国历史。

交往，归属；侵占，收复；分裂，统一。一部近一千八百年祖国大陆与台湾群岛血脉相连的历史，原本可以这样一言以蔽之。而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似乎也尽可以效仿历史上郑成功和康熙帝的先例，凭借大陆始终强大于台湾的武力，以石击卵，一鼓拿下。

假设问题如此简单，也就不成其为摆在中华民族面前一道世纪难题了。斗转星移，春秋替代，今天，我们面对的已不是郑成功时代那样一场反侵略战争，不是康熙时代一座人烟稀少且无复杂国际背景的台湾岛。一旦诉诸战争，两千多万台湾民众生灵涂炭，繁荣宝岛玉石俱焚，中华民族贻误崛起良机，如此惨烈人寰的悲剧谁敢轻易导演？

而且，同一民族，两岸骨肉，为什么非要闹到兵戎相向的地步？除却武力，是否还有更好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济世良方？

当然有，比如民族内部彼此的和解。遗憾的是，截至目前，这种“和解”尚未显露实质性的端倪。

问题正出在这里。  虽说久已沉浸在历史断想的浩淼海洋之中，但我却一直小心规避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敏感话题——内乱频仍，鲜少和解。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我们最缺少的就是在民族冲突、党同伐异、利益纠纷时的和解。而缺少这种内部和解，攘外必先安内，正是中华民族及其历史难以长盛不衰的最大障碍。

中国早期的史学家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春秋无义战。但客观地说，春秋乃至战国中期以前的列国纷争，多可以划归为较文明的战争，“合纵”、“连横”的实质，在于讲究外交与战争的策略艺术。而进入战国后期，统一战争却显露出民族内部相互残酷杀戮的血腥一面。

长平一战，赵军四十万降卒被坑杀，可谓血海深仇。秦将白起挥师击楚，一路屠城攻陷郢都，焚毁楚先王之墓夷陵，可谓暴虐奇耻。而暴行天下的赢氏最终满门灭族，其实也是项羽和六国遗族对秦国的以暴制暴。

层出不穷的改朝换代往往伴以大开杀戮的战争和人口锐减、物质基础被摧毁的形式实现，而和平时期内部的相煎同样凄厉可怖。东汉桓、灵之乱时“党锢之祸”，西晋“八王之乱”、南北朝“侯景之乱”对各自的朝代无疑都酿成致命的创伤。

空前强大的大唐帝国完全是在没有外患之忧的情况下，被滋生于内部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之争拖垮的。而作为篡权者的朱温将宫廷太监斩杀殆尽，将唐王朝幸存皇族、大臣全部投河溺毙，则让后人为一个强大唐朝的悲惨结局唏嘘寒心不已。

王安石改革的本意是为了扭转北宋长期积弱积弊时局，其结果却演变为一场新旧党争和对苏轼等元佑党人长期的迫害。

有明一代，从王朝之初的胡蓝之狱、靖难之变，到锦衣卫、东厂、西厂的恣肆凶枭，“梃击”、“红丸”、“移宫”案件，太监专权，严嵩、魏忠贤为患，东林党人连遭惨祸，动辄夷灭九族，死者逾万——与二百多年明王朝相始终的是血雨腥风不绝。

我曾经阅读过一篇关于中国历史人口的论文，其中一些比对数据令人触目惊心。

东汉王朝中叶全国人口高达5320万人，历经黄巾起义、董卓为乱、军阀混战，三国之初已骤减至八百多万人，也即四千多万人消亡在战火、屠刀之下，人烟稠密的中原地区竟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我们在兴趣盎然地品味《三国演义》的同时，可曾体察这场绵延数十年的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唐帝国突遇“安史之乱”。战前，全国人口有八百九十多万户，八年战乱过后，仅存一百九十多万户。八年竞使三千多万人化为乌有，你能想象得出那场内乱蹂躏下生灵涂炭的惨烈吗？

三千多万人，这是怎样一种概念？比今日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还要高出一千多万！若不是内乱屠戮，将这中华数千万民众适彼地广人稀之所，又将是怎样一番景象？

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全国人口为七千一百多万，仅仅过了不到七十年，在清初顺治年间，历经明末内乱、清军人关屠掠，五千多万中华子民化为尘土，诺大的中国，人口仅剩一千九百多万人，比今日澳大利亚的两千万人还要少，更堪称地广人稀。

倘若我们在历史上少一次内乱浩劫，多一次积极合理的疏导发展，以中华民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创造力和文明程度，带给人类不再是一场笼罩东方大地的血雨腥风，而可能是一片悠久深醇之东方文明的异地绽放。

岂止是可能，现实之中，以台湾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弹丸岛屿承载的两千万中华儿女，犹能创造“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奇迹，倘若上述历史设想成立，焉得不会造就更大的人间奇迹？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颇多内讧的动乱而缺少内部的和解？

原因其实很简单：那些把持权力的阶层、集团、个人置国家、民族、社会和民众的利益于不顾，不愿放弃自己既得的利益和可以再攫取的利益。和解，即意味着对利益的放弃或部分放弃，而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制度的设计，还包括超越凡俗的品德、胸怀、眼光、胆略，甚至是一种自我奉献、牺牲的精神。

如今，逐步渐进到历史的深层，我开始意识到，所谓人类对自身关注的第一命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其实应该让位给一个更现实、更深刻的话题：人为什么活着？

人为什么活着？相信但凡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都会时时面对这一人类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惟其如此，所以，我们在排列有史以来的伟大人物时，无所例外地将那几名举世公认的思想家——穆罕默德、耶酥、释迦牟尼、孔子恭恭敬敬地排在了前几位。而这其中，似乎释迦牟尼的观点最接近人生的真谛。

传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静坐三年，一日，顿悟人生的真谛：人之一生，生、老、病、死都是痛苦，而痛苦的根源在于人的种种欲望，只有消除欲望，积德行善，心向于佛，才能在来世享受幸福。

按照释迦牟尼的说法，人活着是为了积德行善，享受来世幸福。作为剖析人生真谛的哲思观点之一，这句话自有其一定道理，不然，千百万年来众生何以世世代代因袭佛陀衣钵，沉浸至深。

但是，释迦牟尼的人生观点亦有其致命弱点：消极。消除欲望，即意味着消除人生的积极进取之心。而无进取之心，人类何以进步？民族何以自强？人生何以改观？

而且，历史早已证明，消除人的各种欲望无疑于愚昧，几近于荒唐。

如果说欲壑难填是制造人间罪恶的不绝动因，那么，无欲无求何尝不是导致人生衰颓的罪过所在。若想拥有端正的人生和良好的事业，必须在竞逐利欲与不思进取之间寻求一种积极而健康的平衡。

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来说，首要的原则是避免某些阶层、集团、个人的利欲熏心凌驾于国家和民族的公利之上，否则，必将导致国家的分裂、民族的离析；和解与归一只能是一种遥远的梦想。

面对“人为什么活着”这个人类时时拷问自身的难题，我想到西方一句格言：勿绝对地爱，勿绝对地恨，于是而成智慧。

面对两岸同样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华骨肉同胞，我们可曾想起鲁迅的一句格言：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据说，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死后葬在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上。古柏森森，古道西风；黄土茫茫，黄尘轻扬，一年一度的祭奠黄帝陵仪式吸引着众多炎黄子孙。这其中，仆仆赶来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落叶归根，自然之理。对海外华人、侨胞来说，秋风吹渭水，落叶满天下，而中华民族的根只有一个：中国。

东、西德国已从人为的隔离走到统一，与之相比，中华海峡两岸对峙的态势已经落后于世界形势。

显然，同一民族彼此的剑拔弩张，或是隔岸观望，均非两岸民众所愿。

为了同根同祖的一个民族，有什么利益不可以割舍？有什么纷争不可以和解？有什么可以阻挡一种共同文化的凝聚？有什么可以阻挡一个统一民族的振兴？

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一路走到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自己的历史。

由此，占人类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可以把握好未来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