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采摭史料的态度比较公允,既不溢美,也不隐恶,大有秉笔直书的史德。像北宋的开国元勋赵普,《大指导力:宋名臣言行录(白话版)》既表彰他协助太祖、太宗开创基业,削除藩镇分裂隐患,扫平割据势力,一统天下的奇功伟勋,同时也录载他“聚敛财贿”“寡闻学术”以及为人忌刻的缺点;对王安石也是这样,传中既录取他“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文学操行,廉洁孝友,为国家富强而锐意变法的材料,又录载他一意孤行,偏听偏信吕惠卿这样的奸佞小人,误国害己的史实。
《大指导力:宋名臣言行录(白话版)》,目的在于整理散乱而不统一的史料,将北宋名臣的事迹中可信的部分保留下来,而非掺入一家之言,故书中不见他个人的评论。该书的作用,除了作为可信的史料外,亦可作为后世君臣的借镜。
今天,中国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期,当我们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与问题时,想起朱熹留给我们的一幅幅真实的、人性的领导者群像,其功其过,其成其败,或许会有更深一层的体悟和把握!
作为一个中国人,北宋王朝是个令人愤怒的政权。
从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到靖康年间金人铁蹄踏入汴京(今开封),徽宗赵佶、钦宗赵桓两个末代皇帝被俘,北宋王朝的国祚有一百六十余年。自对外竞争的角度看,从创业到破产,她一直摆脱不掉外患的阴影,饱受着四方异族的威胁,契丹、西夏、金人,在边境地区予取予求.连远在汴京的中央政府都经常遭到欺凌。北宋,真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没面子的时代。
作为一个中国人,北宋王朝又是一个令人敬佩的政权。
面对四方强大的枪杆子政权的威胁,北宋王朝——这个地地道道的笔杆子政权,在政治、社会的发展方面却成绩辉煌:不但国家内部和平安定,工商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方面更展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精致化,中国文学史上威名显赫的“唐宋八大家”,就有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活跃于这个时代;不但如此,科技、艺术、思想各方面的成就,实在令人激赏不已。
这一切,可能大部分都要归功于称得上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最佳典范的北宋文官制度。《宋名臣言行录》中的主角,正是这个伟大的文官制度中的领导精英群像。
《宋名臣言行录》,是大名鼎鼎的南宋学者朱熹的史学代表作,自宋太祖至宋徽宗八朝,他一共搜录了一百零四位名臣的事迹。
由于人物都是朝政精英,《大指导力(宋名臣言行录白话版)》中的每一章,都可以说是某一段北宋王朝生命轨迹的缩影,从赵普到陈无己,顺着编年的序列,藉着这104位领导精英的言行,几乎已将北宋王朝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民生等各个层面,做了最真实、最完整的反映。
北宋帝国的历史显示:弱兵的经济大国,也有她辉煌的生存之道。
《宋名臣言行录》博采群书,取舍精审,既不溢美,也不隐恶,颇为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大有秉笔直书的史德。为后代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史籍,是一部难得的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事的教科书,更是一部当今从政者和经营者学习和借鉴的必备书。
《大指导力(宋名臣言行录白话版)》由朱熹等编著。
1
赵普为滁州判官时,太祖一次与他谈话。对他的才智大为惊奇。
当时官府捕获了一百多个盗贼,准备把他们全部诛死。赵普认为其中必有冤枉,启禀太祖重新审讯,结果十之七八得以活命。(《范蜀公蒙求》)
2
宋太祖得天下后,诛灭了李筠、李重进(二人皆后周大将,宋太祖代周而立,他们起兵反宋,为太祖所败,皆自焚而死)。
他召见赵普问道:“天下自从唐末以来,数十年之间,帝王易姓的就有十个。长期战乱不止,百姓遭难,生灵涂炭,这是什么缘故呢?朕想平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
赵普回答:“陛下能问及这个问题,这实在是天地人神之福啊!唐末以来,之所以战争不息、国家不安,原因没有别的,正是节度使藩镇的权力太重,造成君弱臣强的缘故。现在要想治理好国家,不使动乱,没有他法可想,只有一条。就是削弱或夺回节度使藩镇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谷财权,收回他们手中的精兵,这样,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赵普此话尚未讲完,太祖就说:“爱卿不必再说,我已经明白了。,,
不久,太祖在晚朝之后,与石守信(时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归德军节度使)、王审琦(时为殿前指挥使、领泰宁军节度使)等人饮酒。
太祖屏退左右侍从,说:“若不是尔等之力,我是不会有今天这个位置的。对于你们的功德,我将永远不会忘记。然而,当天子也是很难很苦的差事,远不如当初干节度使时快活,我现在可是整夜都不敢安枕而卧啊!”
石守信等都连忙问道是何原因。
太祖说:“此中道理是不难明了的,天子这个座位,谁不想坐一坐呀?”
石守信等人闻言皆大惊失色,慌忙顿首不迭地说道:“陛下为何忽出此言?当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吗?”
太祖说:“这谁说得准。你们虽无此心,但是你们的军队里难道没有想富贵腾达的人?一旦他们将黄袍加在你们身上,到那时你们即使自己不想干,自己却也做不了主了。”
石守信等人捣蒜般的叩头不已,痛哭流涕地说:“臣等愚昧至极,竞想不到这一层,望陛下哀怜臣等,指示一条活路!”
太祖说:“人生犹如白驹过隙,所谓的富贵荣华,也不过是多积金钱,经常享受娱乐,使子孙后代不受贫穷罢了。你们为什么不释去兵权,选择好田好地和上等的宅第买下来,为子孙后代安置永久之业?另外再多置些歌妓舞女,日夜饮酒享乐,欢度余年?这样君臣之间,两无嫌猜,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
大家听了太祖这一席话,再度叩头拜谢道:“陛下对臣等如此关心,使我等不啻死而复生,白骨生肉。”
第二天,这些打天下的将领们纷纷称病,请求解除军权。太祖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一一赐予他们散官尊荣归乡里,并赐他们丰厚的财物,与他们联姻结亲,作为慰抚。太祖另外派遣容易控制的人,使他们主管亲军;后来,又设置转运使、通判,让他们主管诸道的钱谷财物,收选天下各地的精兵,充实京师的守卫。
这些功臣后来都能善终,子孙后代富贵荣华,至今不绝。
如果不是韩王赵普的深谋远虑,和太祖的英明果断,天下怎能治平至今,白发老人终生不见干戈?由此可见,圣贤者的见解是何等的高明深远啊!
赵普的为人阴险刻薄,在他当政期间,常常是睚眦必报,被他中伤的人很多,但他的子孙后代至今福禄不绝,国初大臣的子孙,很少能比得上他们的,这岂不是因为赵普安定天下的计谋立下大功的缘故吗?
3
太祖采纳韩王赵普的计谋,多次派遣使者分别到各道去选择精兵。凡是有过人的才力和技艺的人,都被收揽补充到禁军中去,聚集在京师,以备宫中值宿警卫,对他们的粮饷待遇赏赐都很丰厚。平常皇帝亲自检阅训练,一个个都是以一当百,精悍无比。
诸藩镇都知道‘自己的兵力和精锐远不是京师禁军的对手,都不敢怀有二心。这都是太祖皇帝实行强干弱枝的方针,在未乱之时就采取治理措施的缘故。(《涑水记闻》)
4
太祖亲信韩王赵普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赵普强买民宅,聚敛钱财,贪污受贿。
太祖闻知大为震怒,叱责雷德骧说:“鼎铛这样的器物,尚且有耳,而你(却无耳)不曾听说赵普是我的社稷大臣吗?’’
于是命令左右侍从,将雷德骧按倒在地,拖着他在庭中绕了数圈。过了一会儿,才让他将帽子戴上,召至殿上。
太祖说道:“今后不要再胡说八道,我姑且饶了你,此事不要让外人知道。”(《涑水记闻》)
5
太祖在初即位时,曾多次微服出游,以了解社会人情,或者到功臣家访问,时间诡秘难测。因此,赵普在退朝之后,回到家里也不敢马上将朝服朝冠脱去。
一日,天降大雪,夜色将暮,他猜想皇上今晚不会再出宫了。过了许久,忽听见有敲门声,赵普急忙起身出门迎接,却看见太祖立在门外的风雪之中。
赵普惶恐迎拜圣驾,太祖说:“朕已约晋王(宋太宗赵光义,时为晋王)一起来了。”
刚说完话,太宗就来到了。
太祖和太宗一起进入赵普堂中。堂上重茵铺地,炭火烧得正旺。赵普妻亲为烧肉行酒,太祖以嫂相呼。
赵普从容不迫地问道:“半夜三更,天气如此寒冷,陛下为什么这个时候降临寒舍?”P5-7
我读近代人的文集和记事之书,看到书中所记载的国朝名臣的言行事迹,对于世教多有补益。但是,这些材料都散见于各处,而且也没有什么系统。从中既看不出一个人始终表里的全貌,而且还有一些虚浮怪诞之说混杂在里面,我总觉得这是个缺陷和毛病。于是,我便将这些名臣的言行事迹,摘取其要,聚为此书,以便读者记览。
遗憾的是,书籍不够齐备,遗缺的部分还相当多,以后若有新的材料,当再出书续之。
《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后集(前集单称《五朝名臣言行录》,后集单称《三朝名臣言行录》)为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所编纂。
朱熹是我国理学之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史学家和文学研究家。他一生著述甚丰,除了著有哲学普作《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蓍卦考误》《惑问》《太极图解》《通书解》《西铭解》《四书章句集注》,编次整理《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书之外,还著有史学著作《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文学著作《诗集传》《楚辞集注》,文字学著作(《小学书》等。平生为文凡一百卷,生徒问答凡一百四十卷,续集十一卷,别录十卷。
朱熹一生可谓著作等身,为我国的思想文化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
《宋名臣言行录》,是朱熹的史学代表作。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前集共收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名臣六十人(包括附传五人);后集收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名臣四十四人。前后集总共收了一百零四人的名臣传记。
《宋名臣言行录》编成于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722年)。朱熹编纂此书的目的很明确,他在此书的序中说:“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其始终衣里之全,而又汨于虚浮怪诞之说。予常病之。于是掇取其要,聚为此书,以便记览。,,
此话显然是有所指而发的,因为当时的官修国史和实录的失实相当严重,朱熹曾经说过:“史甚弊,因《神宗实录》皆不敢写。传闻只据人自录来者。才对者,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对语,上史馆。”又说:“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因此,他才决心广泛搜集近代各种史料,据实而录,编纂一部较为全面系统而又真实可信的近现代人物传记的史料集,以供后来的史学家编写历史时参考。《四库全书提要》的作者看到了这一点,说:“朱子所作《名臣言行录》,原以网罗旧闻,搜载轶事,用备史氏之采择。”(《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南宋名臣言行录》提要)同时,此书本身也是一部有独立传世价值的中国名臣教科书,供后世仕宦者学习和借鉴。 朱熹此编,博采群书,取舍精审,秉笔直录,态度公允。他所采用的北宋人的文集、笔记、杂记、国史、实录、别史、杂史,以及家传、行状、碑铭、墓碣、遗事、方志、小说等,所引用的资料,据叶建华先生的统计,竟多达二百余种。它的每篇人物传记,都是参考几种至几十种材料写成的。其中最多的一篇,参考书竟达十九种之多(参见叶建华:《朱熹“宋八朝名臣言行录”初探》,载《史学月刊》一九八八年第六期)。这些参考书中,有许多种今已不传,所以其史料价值弥加珍贵。
所以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评价此书说:“盖此书所录,本兼劝惩之旨,非专以取法。杨以任之说是也。历代名臣醇疵多矣,岂必人人皆韩范乎?”
此书的优点就在于全面汇集各方面的史料,直录原文,而朱熹自己却不置一词。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评说。
朱熹忠于史实,坚持原则,决不因传主后人的请求或他人的干扰而随意更改史实。
吕夷简的后人吕祖谦,因《言行录》如实记载其祖吕夷简以阴谋手段废弑郭后之事,而致书朱熹。朱熹碍于吕祖谦的情面,及对后代子孙对先人讳辨的孝心的谅解,曾对吕祖谦婉转回答:“《言行》二书,亦当时草草为之。其间自知尚多谬误,编次亦无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为订正示及为幸。”(《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其实,这只是给吕祖谦一个面子,他实际上既没有打算也更没有去改动《吕夷简传》中的一个字。
朱熹还另有自己的看法:
《涑水记闻》,吕家子弟(即吕祖谦等)力辩,以为非温公(即司马光,封温国公)书。盖其中有记吕文靖公(即吕夷简,谥文靖)数事,如杀郭后等。某尝见范太史之孙某说,亲收得温公手写稿本,安得为非温公书?某编《八朝言行录》,吕伯恭(吕祖谦)兄弟亦来辩。为子孙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从己,则不能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
由此可见,朱熹抵抗各方面的压力,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德。所以,当时就有人对朱熹的史才和史德极为称颂:“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叶适。”(《止斋集》二十七)
《宋名臣言行录》在史学方面有如此重大的成就,然而后人对它的评价,却有相当大的分歧,自明代扬慎、董复亨至清人纪昀对这部《言行录》皆有疵议。其中以纪昀尤甚。纪昀在《四库提要》中云:
乃编(指《宋名臣言行录》)中所录,如赵普之阴险,王安石之怪僻,吕惠卿之奸诈,与韩范诸人并列,莫详其旨……然刘安世气节凛然,争光日月,《尽言集》《元城语录》今日尚传,当日不容不见,乃不登一字,则终非后人所能喻。
考吕祖谦《东菜集》,有《与汪尚书书》日:“近建宁刻一书,名《五朝名臣言行录》(原注:案祖谦所见乃前集,故但称五朝),云是朱元晦所编。其间当考订处颇多。近亦往问元晦,未报。不知曾过目否?”《晦庵集》中亦有《与祖谦书》日:“《名臣言行录》一书,亦当时草草为之,其间自知尚多谬误,编次亦无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为订正,示及为幸”云云。则是瑕瑜互见,朱子原不自讳,讲学家一字一句,尊若《春秋》,恐转非朱子之意矣。
盖朱子纂辑本意,非为广闻见。期有补于世教而深以虚浮怪诞之说为非。今其间吕夷简非正人,而记剪髭赐药之详;余襄公(即余靖,谥襄公)正人,而有杖臀怀金之耻;苏子瞻(即苏轼,字子瞻)苏木私盐等事,亦无甚关系。若此者,盖不一也。李居安所谓“剪裁纂要”,实是之谓欤?(《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七《史部传记类一》)
纪昀对《言行录》的这番评价,是不公允而又欠准确的。
一是他所指责的有关事实毫无根据,如说刘安世事《言行录》“未登一字”,这是纪昀不曾翻检原书,毫无根据的瞎说。其实,在几种版本的《宋名臣言行录》中,刘安世传都在其后集的第十二卷中。
二是纪昀的史学观不大正确,认为好人就必须绝对说他好,坏人就要绝对说他坏,一个人的事迹不能秉笔直录,瑕瑜互见,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客观唯物的态度。
他的意见已遭到清人魏源以及近人余嘉锡的系统驳斥和批判。魏氏指出,纪昀对朱子有偏见,故极力攻击此书:“文达(即纪昀,谥文达)故不喜宋儒,其总目(即《四库全书总目》)多所发挥,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录》之甚者也。”(《古微堂外集》卷三)
余氏指斥纪昀“束书不观,而肆意妄言之也”(《四库提要辨证》卷六)。同时,他还驳斥纪昀的好人一切只能说好,不能记其缺点;坏人一切只能说坏,不能录其优点的僵化观点。他引用明人胡应麟的话说:“通一代所谓名臣,必求粹白无疵,自汉唐不过二三。数宋诸君子,李、韩、范、马外,赵普、王旦,成不免讥,矧其余者?”
余嘉锡十分赞扬朱熹客观公正的治史态度:“《言行录》之体,皆采自群书,直录其文,无一事为朱子所自记。”朱熹的这部书,以其真实可靠的史料价值以及朱子客观公允的治学态度,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赞赏重视。
《宋名臣言行录》对以后的史学影响甚大。元人脱脱等所编撰的《宋史》,北宋部分的有关人物传记,很多是参考朱熹这部书的。这部《宋名臣言行录》,在史书的体裁上还具有开创性质,后代史学家竞相效仿,蔚然成了一种“言行录”体。在它之后,有宋人李幼武所编纂的《皇朝名臣言行续录》《四朝名臣言行录》《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录》(李幼武此三种书又称《宋名臣言行录》续集、别集、外集,和朱熹的前集、后集合刻,统称为《宋名臣言行录》流传于后世),元人有《元朝名臣事略》,明人有《皇明名臣言行录》,清人有《大清名臣言行录》以及(《历代名臣言行录》等,不下二十余种。
朱熹这部书还远播海外,日本学者近藤元隆对此书特别有研究,于日本文正元年(公元1818年)著成《宋八朝名臣言行录辑释》四卷,在日本很有影响。
关于此书的版本,译者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三种。一种是四部丛刊所影印的海盐张氏涉园藏宋刊本,一种是《四库全书》本,一种是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临川桂氏影刻清顾广圻校洪莹仿宋本。四部丛刊影宋本,是最完善的本子,当为朱熹的原书,但是原书有阙页。
清洪莹校刻的仿宋本,是与李幼武的续集、别集、外集合刻在一起的。内容削删较多,但洪刻本完整无阙,且与李幼武续集等合刻流行,是较为通行的本子,影响较大。洪莹在刻本序中写道:“是书传刊,旧多伪舛,近得宋椠,完善可观。”并请清代校勘名家顾千里为之校正。洪刻本载有宋刊本李居安宝祜戊午(宋理宗年号,公元1258年)所作之序。李居安对朱熹原书“统纪之漫漶”“颠末之参差”,颇感不便,因此才将其书“点勘订正”,使其“有宗有元,不繁不简”,便于读者阅读。可见,洪刻的仿宋本,其版本来源也是很早的。《四库全书》本和洪刻本所采用的系同一本子。
本书译文以洪刻本为底本,参以四部丛刊影宋本,个别,字句参校于《四库全书》本。前集十卷由葛景春译,后集卷一、卷二由葛景春译,卷三至卷十四由任崇岳译。由于译者的水平有限,译文中错误定所难免,望海内外方家和广大读者是正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