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我阅文无数后，越来越觉得一本以历史政治为题材，又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书，最可贵的莫过于作者“眼光毒，文笔俊”。眼光毒，方可看到历史背后的逻辑与现实病灶的根源，读这样的文字，不会有矫揉造作，空洞无物之感。文笔俊，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清新耐读，在阅读时总会扑捉到智慧和幽默，读这样的文字，不会有古板说教，晦涩难懂之感。杨连宁主编的《戒急》就是这样一本书。

《戒急》内容简介：

富强梦之所以世世代代落了空，在于中国人循着“官治、官有、官享”的人治传统，跌进了野蛮、暴虐的历史周期律里。和平变革正在“过大关”，贪腐又撩拨起了民愤怒火，再一次把中国推到了治乱安危的悬崖边上。民主能够拆除引爆激进的雷管，法治则需要涓滴积累。当中国人饱尝过激进动荡的烈酒、苦酒和人道灾难的血酒后，只能戒急用忍，拿出十二万分的耐心，一点一滴地品尝迂缓变革的醇酒了。

这就是由杨连宁主编的《戒急》。

A篇：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

　　泥足深陷的周期律

　　百代未遂的富强梦

　　梦碎在民贫民弱上

　　人治的“阿喀琉斯之踵”

　“民治、民有、民享”还是“官治、官有、官享”

　　摔了跤的“超常规、跨越式”

　　惹祸的官本位、权力本位

　　贪腐撩拨激进怒火

　　一个幽灵在游荡

　　安危之间，岂容行差踏错

B篇：过犹不及，激进比保守更容易变馊

　　鸡蛋撞石墙也有涓滴效应

　　官民岂能恶性互动

　　争利益须先争权利

　　不为“红豆汤”出卖“长子权”

　　想“均富”反倒被“均贫”

　　为了穷人反倒害了穷人

　　路在何方？路在农民的“自我革命”

C篇：化险为夷，拆除引爆火药桶的雷管

子弹乱飞了一个世纪

　　以暴易暴是一剂毒药

　　是什么让我曾经成为一个暴徒？

　　为什么说暴徒都是蠢汉

　　绵延不绝的冷暴力

　　“学费”昂贵，不能一再虚掷

　　我们不能没有历史地活着

　　降解自己体内的历史残毒

D篇：戒急用忍，最深刻的变革也许最宁静

　　蜜蜂不会只在自家田里授粉

　　追求楼高车快不难，追求现代性不容易

　　当心绊倒在熟悉的路上

　　反腐败其实并不难

　　从分享公产权益入手，制约公权力

　　让政治色谱宽广一些

　　社会变革历来没有直通车

　　民主越多，转型越平和

后记 多余的话

只有终日被灰霾笼罩着，你才会格外珍惜新鲜空气，对吧？这就像历经过战乱的老人，全都格外珍惜太平日子一样。所以，当听到前任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发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的警告，我脊背一阵发凉；看到“重庆事件”重演了“文革”常见的“红得发紫、紫得发黑”的一幕，我的脊背又一阵发凉；等看到游行的青年打出“跪求政府开战”“宁可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的横幅时，我的心里都拔凉拔凉的啦！拜赐这37年来的和平岁月，中国人好不容易过上了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生活，难道有人喝得不止二两了，又想回到战乱年代去吗？

遥想当年，酒鬼李白刚出道时，粉丝里有暗中跟他较劲的，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李赤了。赤者红也，我们就称李赤为红公子。1250年前的这位红公子喜欢极端体验，每当过腻了太平日子，就要找一点儿刺激。有一天与几位朋友结伴出城春游，落座在一户“农家乐”里准备吃饭；搭讪上一位女子还没说几句话呢，已有家室的红公子就已经跟人家订婚啦！朋友正在劝他，他起身去解手就一去不返了。忽听有人连声惊叫，大家慌忙循声奔去，只见红公子头在下，脚在上，倒插在粪桶里。他被拽了出来，浇了几桶冷水，终于活转了过来。大家以为他是被“厕鬼”拉下去的，可红公子却坚称是自己跳下去的，谁信呢？

然而不信也得信。吃完饭回城的半路上，大家又几次发现他不见了。几次找来找去，原来他又倒插在粪桶里。大家七手八脚地又把他拽了出来，然后，又然后……第四次就没有然后了。怎么救也救不活他，红公子的极限运动终于结束了。这事儿除了《酉阳杂俎》有记载之外，柳宗元写的《李赤传》也强调：“李赤之传不诬也。”所以，这事儿尽管听着不靠谱，我们也信。

王小波在世时用过这个典故，借以说明“太平年月与乱世的区别，比新鲜空气和臭屎的区别还要大”：“这些年我们过着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没理由再把我们栽进臭屎里。我是中国的国民，我对这个国家的希望就是：希望这里永远是太平年月。不管海外的学人怎么说我们庸俗，丧失了左派的锐气，我这个见解终不肯改。”

我发现王小波的见解，与汉唐文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见解，穿越历史“庸俗”到一堆儿了。你看得出来，“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不过是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罢了。谁都不难想见，即便是太平年月，当一条狗的滋味也不好受，跟做牛做马一样，都要为主人效犬马之劳。宁效犬马之劳也不去乱世做人，足以可见乱世的可怕，是能把人的出息都吓没的。

跟王小波同龄，我也是乱世的历险者与幸存者，至今痛并后怕着。所谓乱世，一般指社会冲突失控失序，升级为暴力对抗。社会争端不受政府控制，不依靠制度与法律解决，通常祸起于公权力不公与政府失信，也即俗话说的“官逼民反”；也有“文革”这样不寻常的，它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奉旨造反、动员造反”的，但仍旧没有例外：民反都起因于官。

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据我所知，也无非就是“底层动员，造反夺权”那一套儿，或者跟我当红卫兵时像个暴徒，充当了马前卒一样。“暴力与骚乱事件的根源，在于无序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亨廷顿语）。嗜血嗜权的对抗与冲突会殃及每一个人，正是乱世可怕之所在，也是让我们这些亲历者创巨痛深的昨夜噩梦。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人类历史上杀戮率最高的人种，应当称之为“戮民”。从人口历史曲线的波动，可以看出中国人口消灭的频仍。公元前21世纪的夏禹时代，中国有1350多万人，战国末年减至1200多万人。汉初人口回升为3000万，汉平帝元始二年达到过5959万人，三国之乱后再度锐减。明末清初的战乱，令1661年的人口仅为2107万，回升至康乾时代开始突破1亿。据梁启超、余天休统计，从秦统一到1929年的2140年间，国家规模的战乱发生过160次，累计时间有896年，平均每3年中就有1年战乱。攻伐征剿，杀戮不停。从公元前206年的西汉到1908年溥仪登基前，历代皇帝208人，平均寿命38岁，其中三分之一死于非命，父子相弑，兄弟阋于墙是家常便饭。上层都如此薄命，老百姓能不生灵涂炭？

所以说，曾经被浪费过生命的上百代人，能过上太平日子都属于劫后余生。对于年过六旬的我来说，劫后余生的太平日子也越过越少了；因而，谁还愿意再次充当“造反夺权”的炮灰，虚掷弥足珍贵的生命残值呢？

P3－5

我们“50后”一代人，都是先“拼政治”，后“拼经济”的。之所以用了一个“拼”字，是说打拼过火了就容易打破底线：拼政治，容易拼成唯权是夺，把自己打拼成了权力动物；拼经济，又容易拼成唯利是图，把自己打拼成了金钱动物。权力动物与金钱动物，都是说自己打破了人性底线，跌入了弱肉强食的动物性生存法则，不可悲吗？

康德曾经推演过“德福一致”（人的德性跟福利成正比：有德之人有福，无德之人无福）的古老哲学命题；但无须推演你也知道，一旦野蛮的生存法则把中国人颠倒成“德福悖反”（有德者无福，无德者有福），情况就大为不妙了：社会的潜规则一旦变成了道德越低，获利越多，甚至变成了广东话说的“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中国人的麻烦不就大了吗？

我老爹是陕北的老红军，我也有40年党龄了，曾长期做宣传教育工作。当年我在组织上还没入党时，在思想上已经先入了党，从小写文章都是言必称“我党、我们党”的。而临死也不愿“以叛徒冒充烈士”的中共总书记瞿秋白就是不愿当“政治动物”的。他说“自己本是个有‘绅士意识’的平和文人，……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不想‘治国平天下’，也不想做‘杀人放火’的党的领袖”。他说自己被撕裂为“二元人物”，不是说出了“绅士”与“政治动物”的分野吗？

显然，“绅士”是指政治家应有高于常人的道德，而“政治动物”，则指从政者的德行跌入常人之下，堕落得跌破了人性底线。

普京曾总结苏共历史说：“我们在近70年的时间里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经济意识的理想化扭曲了最基础的财产关系，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忘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良心，但要想回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脑袋。”普京所说的理想化扭曲了财产关系，导致了国家落后的教训，我在评述中国经济的前三本书（《谁都逃不掉的中国经济大泡沫》《谁都逃不掉的经济大滞胀》与《大避险》）里，也有涉及；但都囿于经济话语的框架，难以说透经济背后的政治。国内已持续多年的经济的非理性繁荣，也或多或少地遮蔽了深层次的病灶。然而，你只要为经济病兆把脉，顺藤摸瓜总能摸到政治和社会思潮上面。我一直认为，要用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才能观照中国问题。出水才见两腿泥；当遇上“重庆事件”“钓鱼岛事件”后，你分明看见历史的胎盘仍在分泌着激进，激进仍有可能把中国推到治乱安危的悬崖边上。

退休后的我，倍感“世俗利益是你的后妈，而真理是你的亲妈。你最终还得回到你亲妈的怀里”（奥勒留语）；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很想从经济动物、政治动物做回到一个绅士，也像是想回到亲妈的怀抱。我发现，那些能够把晚辈异化为经济动物的负能量，其实出自一些曾经把父辈异化为政治动物的潜规则；也就是说，清除父辈曾经深受其害的那些野蛮生存法则，也是在为孩子们降解体内的残毒。

所以说，这本反省激进的书，仍是我在反省自己：“当我年轻时我梦想改变世界；当我成熟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世界，我将目光缩短，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我发现我不能改变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家庭，但这也不可能。当行将就木，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自己，我可能改变家庭、国家甚至世界。”（威斯敏斯特教堂碑文）由此可见，也不仅是50后，50之前之后的各代亲们，都应从反省、改变自己开始。

并不多余的话留在最后：作为他们的粉丝，久仰的学界达人江平、萧功秦、章立凡、徐贲、解玺璋等老师对于这本拙作的称许与提掖，令我感动；作为这本书的助产士，东方出版社的李治华编辑和相关领导们更是功不可没。在此，我只能以自勉自励来酬答各位的勉励啦，谢谢哦！

2013年6月18日上海

《戒急》的主题是中国能否告别激进，以及如何告别激进。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未来改革的方向，而法治与政治透明则是改革的突破口。本书中“走出人治的阿喀琉斯之锺”、“用现代文明降解自己体内的历史毒素”等章节讲得正是这个意思。

——江平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戒急》一书文字生动，清新可读，融事实、知识、思想与人生经验为一体，对于一个经历过二十世纪巨大苦难与创伤的民族来说，再也没有比理性的自我反省更重要的事了。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都在呼唤着这种反省精神。

——萧功秦，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作者

从清末的《时务报》、“时务学堂”到今天的时论、时评以及这本《戒急》，因为有百年的智民和宪政梦想，才有了持续百年的变革思考和政治、文明启蒙。杨连宁的文章我经常看，他见多识广，不是书斋中人。他孜孜不倦所做的，也正是这样的工作。

—徐贲著名学者，《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作者

《戒急》作者杨连宁系红色家庭出身，是不折不扣的“官二代”，但他著书反省中国历史上兴衰更替的周期律，“脑袋”没有被“屁股”决定，没有为任何既得利益者护短，视角与说服力颇不一般。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章乃器之子　《戒急》是杨连宁痛定思痛之后从心底流出来的文字，是基于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中国的许多事情，坏就坏在操之过急，虽然有不得不急的理由，但带来的后果却要几代人承担，这或许是中国的宿命。而打破这宿命，走出这历史的怪圈，需要许多作者这样有理性、有良知的思想者的切实努力。

——解玺璋著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梁启超传》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