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踏编著的《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看点：以亲身经历阐述普通人在“文革”末期、结束初期的各方面生活，即使对“文革”一无了解也能从中领略常人的酸甜苦辣。1976年纪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领袖赵世坚第一次披露事情的全过程，惊心动魄而又妙趣横生。会玩儿的作者展示了那个时代他是如何的“游戏人生”，对比现在功利的大学、大学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是作者大踏自传体式的一部作品，在文中他以诙谐的语言，独具特色的行文讲述了自己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种种趣事。虽然《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中每篇文章相互独立，但是通过讲述作者在大学的生活、与书友的聚会、朋友的交流、战友之间的感情、思想共识、对个人、社会发展的反思等追溯，为读者呈现出那一年代所特有的奋发向上、勤于思考、追求独立的现象，对激发当今社会的活力有着积极意义。

序 大踏 陈嘉映

匪甲也上花名册

我被称为“小布衫”

好胜心作怪，我爬上纪念碑的浮雕

傻不是罪

还我战友，还我花圈

亮出我的青春大白嗓

去联合指挥部的红楼谈判

玩大了就不好玩了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除了上班都愉快

每天的晚饭都当成“最后的晚餐”

古有“苦肉计”，我玩的是“苦脸计”

我觉得唐山大地震与我无关

我的骨头实在缺钙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最高领导成了“反革命”，我不用废话地成了好人

1978年，父亲摆席接我回家

工友陈嘉曜把我带进月坛帮

落第的感觉相当于失恋

校园里的“四五英雄”比较操蛋

学子固穷，却美事多端

大学像春天丰腴的土壤，顽劣、痞赖也因势生长

月坛帮扩大成黑山扈帮

大学的生活很疯狂

客入黑山扈，常携新醉离

校园竞选，我把自己看走眼了

尾声1976——我的好运年

跋1976年以后我才活开

好胜心作怪，

我爬上纪念碑的浮雕

从3月底至4月初，我每天上班前必在广场上转一圈，下班后更是在广场的花圈丛林中且转悠呢，我仔细瞧广场上的人，觉得实在有点好玩。照说清明节前后，悼念死者，尤其是对周总理的追思，人们的表情应该肃穆端庄甚至压抑，可我发现大多数人的脸上洋溢着兴奋、复仇、解放甚至欢快的表情。有的悼词或挽联写得相当工整，不逊贾谊；有的婉转深邃，直追嵇康。但更多的义愤露骨，如同社论，不怎么好玩。各种各样的花圈，甚至还有成吨重的金属做的，纪念碑周围的柏丛上也全部系满纸花绢花，广场上是花的森林、诗词的海洋。

更有不同层次的演讲。谁都可以找个高处如台阶、灯杆爬上去，或即兴成章，或照纸喊念。虽没指名道姓，有的话也太大胆了！但往往这种直接的、口号式的宣讲能博得大家起哄般的欢呼。我就像在一个朗诵、相声的博览会上，看看这个不好再走几步换一个小场，听听哪个有劲就帮着叫好。一般下午到天黑最热闹，不少人提前下班都来此“加班”。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广场上，有花圈、诗词、纪念碑做背景道具，同时上演着几百台戏。差不多所有戏的表面主题都是悼念周总理，而深意则有人们对现实的极端不满，对一小撮人的愤慨。有趣的是，你以为你是来看戏的，但你看着看着听着听着也被触动，想起他妈的这次工资没给我涨，或想起单位操蛋的领导，或想起女朋友吹了是嫌我太穷，或想起看了几本外国小说就被点名批判，或想起妈的每月才供给半斤油根本不够，或想起他们尽骗人外国哪像他们说的那么不好，或想起老家的农村父兄越过越苦或想起……于是也大声抱怨几句，没想到旁边的人们让你再讲讲，于是你怒口再张，也成了这千百出戏中的一个角儿。广场上全是戏，人人连看带参与。

大部分演讲都是以周总理当个由头，然后直接诉苦，婉转批骂。也不是没有人流泪，也不是没有人切齿，但我敢说这些广大的普通百姓跟周恩来或者一小撮“男鬼女妖”的关系极远——对自身生活的极度不满才使人们把怨愤发泄在领导层的坏人身上，把悲伤系在对一个故人的悼念上。通过个别人的演讲、少数人的诗词，我确实看到了潜藏的民主精英、文学精英。大广场上，有人在玩革命，有人在玩文艺，广大老百姓都是跟着玩热闹的——这是连续几天的节日呀，最高潮的时刻是4月5日——它已不是清明节所能概括：不是清冷，而是热闹，不仅明亮，而且晃眼。

4月5日早上6点多我又在长安街的1路中山公园站下了车，去广场转一圈。突见一夜之间，广场的几万个花圈荡然无存，连柏丛上扎的小白花也不见了，纪念碑上干净冷清，围了一层工人民兵和两层士兵。人们传递消息：昨夜动用了公安和工人民兵清场，运走了所有花圈，驱赶群众并抓走了一些人，军人作为二线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中待命后援；大部分花圈拉到郊外烧了，少部分花圈可能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里，被抓的人关在旁边的红楼中。不少人质问警戒的军人甚至讽骂他们，对方不语，只是挽成人墙不让群众靠近纪念碑。

我决定当天上班迟到一两个小时，大约早晨7点多，一队中学生扛着一个普通的花圈近前却被阻住，群众开始起哄、呼喊、冲挤，军人的人墙一下就破了。人们欢呼着、簇拥着那个唯一的花圈涌上了纪念碑的台阶。我看见那些士兵，整好队撤向小楼方向。

那花圈很普通，摆在浮雕前很不显眼。有人喊：放到浮雕上面去。浮雕顶的平台距地面有两三米高，根本举不上去。我就用攀岩的动作，连勾扒带悬体援撑，爬到了浮雕顶的平台，又哈腰接住底下人递上的花圈。花圈摆正后，底下一片掌声、欢呼声，此时不少相机冲着花圈以及鄙人嚓嚓直响。我当时有些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的感觉，但也意识到这回风头出大了，肯定被“雷子”拍下来了。不过我还从没站到过纪念碑的半腰上，在这里看天安门似乎并不那么大，而底下的人群都变小了。略愧的是，刚才攀爬时，不得已我一只脚踩在了浮雕中烈士像的肩上。

上去容易下来难，一是看不见下面的落脚点，二是有倒锥度，我手着平台的沿儿，腿脚在半空打晃，自然有大家的手接住了我。

有人又开始在纪念碑的基台上演讲，口气猛于以前，但仍没有直点人名。这时有一个穿便服的人很强硬地干涉，说：清理花圈是市委的指示；清明节是鬼节，要反迷信；你们受了坏人的骗；马上离开。这人30岁左右，面目端正，他左右还有几个人跟护着。人群中有人喊：打丫的！于是真有人揪打他，但都没有下狠手，他被随从护着撤出了纪念碑。

我觉得我该去上班了。这几天工厂盯得也紧，一律不准请假，晚去一两个小时工友还能替我搪塞。再就是我刚才在纪念碑半腰上“亮相”也太过分了，多半是被人拍了照，真要被抓起来也挺讨厌的——传说这几天抓了好几十人呢，公安局里可是不好玩的。

可是我真舍不得走呵，好戏才开场，哥们儿刚刚进入角色，加上好胜心又敦促我：你想当逃兵吗？跌份儿！侥幸心提醒我：哪儿就那么轻易轮到抓你！这天早上我穿的是一件劳动布的干净工作服，很肥的制服裤，高帮白回力球鞋。就算他们拍了我，我若去换一件衣服再潜回广场，并且不再出风头而纯是看热闹，不就安全了吗？我决定去虎坊桥一带的工友张凯来家乔装一下，我有他家的钥匙。P9-13

那一年，好友刘建住进肿瘤医院，我们几个好友轮班看护。这一夜，我和大踏交接班。病房外走廊里，靠窗，夏末，两人谈起写作，争论起来，记忆中，是第一次听大踏正面反对我的看法。我喜欢简洁讲究的文字，像海明威说的那样，站着写，落笔会比较节省，然后悠悠在摇椅上把可删的一字一字删去。甚至像贺拉斯提倡的那样，文字落成，放上九年再考虑示人。大踏不以为然：写作像生活一样，贵在原生态，当下写成啥样就让它啥样，否则有作假之嫌。

忽忽三十年过去了，他还是他那主张，我还是我那主张。只不过，那时候，我认为自己是对的，他是错的，而今我更愿说，各有各的道理。倒不是和稀泥，是因为我们各自的主张都不是孤零零的主张，这里的分歧连着很多其他不同。比如，大踏一身本事，走南闯北，富感知，高才情；我呢，好读书，差不多是在书里讨生活，坐在书房里写论文——想象不出大踏那种风格怎么写得出论文。大踏是作家，但我有时把他看作“半作家”。他的写作跟他怎么生活连得很紧，你觉得他写出来的东西有意思没意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看他那种生活内容有意思没意思。大多数作家，典型的作家，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几乎不知道莎士比亚或曹雪芹怎么过日子，甚至有人怀疑根本没有其人。身边人里，例如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很难从他的写作中看到他怎么过日子。大踏和我关于怎样写作的争论编织在两种不同的生活里，编织在对生活的不同总体态度里；这些不同，复又编织在让这些相异之处息息相关的共同世界里——如果不是共处在这个息息相关的共同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争？但要从怎样写作一直聊到他和我的共同世界，那得聊到什么时候?

那时候，我们两个差不多谁都没发表过任何东西。后来，两人七七八八各自不知发表了多少文字，各自把关于写作的主张体现到自己的写作中。我仍然坚持他错把原生态等同于写作随意，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大踏走出了自己的路，如果他转而采纳我的主张，我们就读不到这许多大踏风的文和诗了。大踏有一双独特的眼睛，他固执地使用这双眼睛看待世界，于是，三十年来，他笔下出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无法三言两语概括这个世界的独特之处，非要简言之，我会说，那是一个被解构了的世界。我不是因为“解构“时髦选了这个词（何况这个词现在恐怕也不那么时髦了），大踏原是咱们中国最早开创解构之风的作家，只因为他一上来就解构得相当彻底，把自己也一道解构掉了，所以不曾以解构先行者的身份暴得大名。1976年，他碰巧领头冲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公安部小楼，两年后，官方追认他们是天安门英雄，他又是那批英雄里有才有样的，一时间，赞誉崇拜蜂拥而来，可他认准了不走阳关大道，他要走他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这话说的人多，真这么走的人少。是条什么路呢?这条路曲曲折折，不大说得准，好在他一路走，一路哼唱，算是一路留下了标记。他自己说得最到位：“跟时代抬杠”，用“小折腾小反抗小颓废”抬杠。大家发财，他偏要受穷，大家成功，他偏要落魄，大家健身体检，他偏喝大酒吃大排档——好在他那身子骨儿硬朗，几十年还没折腾零碎。常听知道或不知道大踏的人说：能几十年把抬杠坚持到底，这本身就是个成就。

英雄都得扛点儿什么，我们却也不会因为扛着扛着就成了英雄。有真钞，才有假钞，满街成名竖子，还伪啥英雄？大踏及其同伙儿，倒有点儿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嘲世派（通译“犬儒主义”），它们拒绝一般认作文明上进的东西，拒绝兢兢业业、守规矩、奢侈荣华，自愿忍受贫穷、脏乱差、身体的痛苦。他们不是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他们只是在笼统的却也轻微的意义上是“反社会”的_社会是组织起来的，而他们反感任何组织起来的、正式的东西，认为只有通过个人的任性才能获得心灵的提升。

的确。在我看来，大踏倒不是对咱们的社会怀有敌意，我不记得大踏对任何东西”怀有敌意”，他拒斥，或干脆不经心眼。人凭借财产分出等级，或凭借什么别的，例如产地、父母的宫位、知名度，乃至凭借劳绩，这些等级在大踏那里都拉平了。也有他佩服的、崇敬的。新近尤其崇敬“有信仰者“，在一首长诗里，他提到苏联流放地的老东正教徒、同治年间的扎合忍耶教派、佛陀、穆罕默德、耶稣、巴哈欧拉、刘胡兰、黄继光。他自己不是信仰者，也不为自己不是感到苦恼，他仍然高高兴兴过他喝大酒的生活，时不时把喝大酒也拔高成一种信仰——我因此觉得他崇敬信仰者是否有点儿拉他们来为自己辩护的意思。

大踏写的东西，大半我都读过，好看，受益，也有不满乃至不快。大踏的生活和写作，几十年来，我都深有质疑。他很早就在自己的写作中洗去煽情和矫情，但他刻意保持的那种抬杠者姿态，是不是也有点儿挺着板着矫情着7的确，这里那里，我会觉得他写到得意处，颇有点儿自鸣得意，而我个人一向把自鸣得意看作写作的或写作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呵呵，说到这里，恐怕我又要与大踏争论一番，此处且按下不表，毕竟，他近期的写作没有这种东西了。而且，对我个人而言的一重重要意义在于，大踏这个人，他的写作，不断把我带向自我质疑，质疑我自己的生活和写作。不久前，我们共同的老朋友梁和平在病床上说，不管我们是否赞同大踏，他始终是让我们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

以大踏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写1976年这样一个独特的年份，读来都会受益，对那一年不知情的，会由此知道很多，从那一年生活过来的，会重新去思考关于那一年的一些成见。这是一本纪实书，书的扉页上说：“我写它的原因，是重回我个人的那段历史。因为好玩，弄假了就对不起自己了，所以要求真，即便写得有误，也是记忆的责任而无关良心。”这我信，实际上，大踏一路解构高调的东西，本来就有求真之意。不过，读者诸君不可指望历史学家的严谨。记忆弄人，这在心理学上是在论的，大踏写回忆期间也做些查证，但认真比我尚不如，较历史学家所悬的标准更差得很远。要是回到本文～开头说到的真实与原生态。那我会说，这里呈现的是写作时的原生态，而不是事情发生时的原生态。我是1978年认识大踏的，此前的事是否写得真实我不知道，此后的事情，我发现了一些失实之处；而且总体上，我猜想，大踏多多少少把他后来发展出来的生活态度投射到1976年了。大踏说他写这书写得好玩，善哉，祝诸君阅读愉快！

2013.3

跋

1976年以后我才活开

1976年我21岁，现在回眸望过去，我那时～半是傻×一半是牛×。1976年以后我才活开，越活越爱活，越活越觉得离死越远。

1978年至1982年的大学生活，让我在感觉上有共产主义的味道（纯褒义），美好，自由，丰富；抑或说过得够资本主义的，免费读书吃饭，跟女孩子乱好而不会被抓。

1983年5月，我在一中学干了半年多语文老师而退职。上“最后一课”时，不少学生都哭了。据几年后高考监考语文的大学同学讲，正好是监我教过的那一班，不少学生的记人作文写的都是我。我当时辞职一是为自由蓄谋已久，二是我个人无力改变语文教学的无聊，而组织全市语教罢工我又没这个胆儿，我可不想再碰国家机器的汗毛。

大概是1983年10月，我流浪在福州，给福建师大中文系讲“文学的黑色幽默”时被当场铐走关了四天，那时正是全国从重从快打击现行犯罪的高潮。流浪时，在上海《青年报》当编辑，以知心大姐姐的N吻回复少男少女的来信。在成都开小拳击班，收吃收喝不收钱。在北京也代过课，教自己不擅长的语音学、马列哲学以及古汉语。一次在音乐学院的教室，嘿，底下额边有痣的不是关牧村吗，她眼睛真大。

从1985年起，我就系统地去西藏了，走过国内所有进藏路线（共五条，一条是走结古、囊谦、老类乌齐县），去过十五次西藏，包括冬季。近几年是中科院地质所开放室及刚成立的青藏高原研究所专聘的野外炊事员，三次去河里，一次进阿尔金，也去过墨脱和大拐弯。内蒙古所有的旗县我分十几次都去过。新疆，多次去过，也骑车从北京用一个月到过，除楼兰、尼雅遗址基本都转悠过。

大概是90年代初，我帮一企业主编过70多期《啤酒报》（内部赠送），喝啤酒等于工作，晚6点后喝等于加班。我的报期期都有邹静之和赵健雄、赵世民的随笔，若不极其要脸，可以说这三个大腕是《啤酒报》捧起来的。编《啤酒报》使我加深了对啤酒的热爱，也为日后加入啤酒主义奠定了生理和文化基础。

大概是1987年以后，我是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杂役，结识文化名人如同儿戏。每月工资不多，却可免费求教精英。最好玩的活就是在好风景的地方安排会议，我亲自挑选漂亮姑娘为大家服务，发现高雅之人也与我有同好。后因在内部犯生活错误，被编委会冷落，此前在某编委赵越胜家饱受酒肉之福及音乐熏陶。那阵，北大外哲所毕业的朱正琳要编《精神》杂志，还约我编审文学类的稿件，由此得见王小波的短篇小说。

大约在同时，大学同学田才子约请我和复旦毕业的宋毅办了一个文稿推荐社，挂在北京自修大学下面。靠推荐文稿赚取小钱以及结识文学女青年——那时拆着拆着信就有照片漂亮地掉出来。还搞文学比赛，收报名费，凡来稿至少是三等奖，将每人的文章删减成豆腐块，印了大16开、三百多页的获奖文选，再卖给参赛者。后来又搞智能测试，以韦氏量表印成小册子和适合中国人的量表，在玉渊潭公园、在玉泉路欲大搞测试，但相对于我们的热情收效极不协调。在搞了几批升学复习材料并略有“原始积累”后，田才子他们搞了连锁餐饮，并通过了我起的名字及题的匾额。后话是满北京都有我题的店名，我尽可免费吃喝且带了～帮朋友，估计那连锁店烦得快改名换匾了。

1989年9月我去怒江大峡谷旅行时，又因查缉通缉犯而被误拘了四五天，在怒山山坡的铁窗内畅阅对面的高黎贡山森林云海以及近处的洗衣晾衣少妇。当然也没什么事，查清我没前科即放人．一个中尉开车送我到六库，说：特许你没有边境证在这一带考察，但不许去片马等交界处小镇。

1989年12月我成了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巡回演出的后勤人员，一次去体育馆演出前嫌麻烦租了一辆大卡车冻得大家够呛而遭领队王晓京的批评，还有一次错误是给上台前必喝威士忌的乐队买了假酒——我没拿回扣。归京后我还帮王晓京的新乐手打杂，也兼修改个歌词啥的，认识不少后来有名的歌手。有时也进棚打杂，如百花深处、大觉胡同的两棚。从看棚老头的口中知“牛逼”过去真是一种类似唢呐的吹奏乐器，因其声响而被喻为说大话。

1989年以后认识了很重要的新朋友，如拉萨的诗人大酒鬼杂种西藏专家胡子（一名叫赛尔丁诺夫）、北京啤酒主义大师小说中师相貌小师的辛栩、斜视诗人寂法，再加上以前认识的搞哲学的陈教授，我将他们四人算成我的四大天才，而我算他们的后勤主任。

1990年我首次结婚，被朋友圈视为那年的十大新闻之一。对象是北大中文系毕业，人好漂亮有才华，就算满足了我“本科考不上北大、硕士也考不上北大那就娶个北大”的最后一道虚荣心，一年后因我之操蛋及不负责任而被对方劝退。

1997年我与一安徽执着而善良的姑娘生育一子，因其“敦”字辈而名中亦有，这在当年也因我逃避而成为丑闻。

大约1998年与效刚、岩松、子鹏、新栩及几年后新来的旺松、高星、老周、小蔡、孙民、罗艺、张弛、小招等搞了一个“后旅行小组”，稍后又建“后旅行”网站，先后搞过十多次“玩前人之未玩、不冒险、行为而不艺术、流而不下”的旅行活动，简称是三、游、马、轮、沉、赤、布、换、絮、未、五、增、打、吃及抄。具体是五人共骑一辆三轮由京至山东，沿酉水河顺水而游两天，皖赣交界处的两个马拉松，轮滑东北两处三省交界，在中朝边境72小时的沉默（装哑巴），冬天赤足于江西山区，以布朗运动轨迹奔逐在皖鲁豫一带，五人不断互换名于内蒙古锡盟，连续72小时的絮叨，模仿未来20年的言行举动72小时，轮滑北京五环及环滑海南岛，必须长3公斤的赤诚增肥活动，开口即挂赌的隆化之行；每天吃一斤醋并访醋坊的山西之行，以及系列化的抄老家（专访朋友圈中人的老家、祖坟、祠堂、家谱者）之旅。“后旅行”前无古人，后须来者，故这十多次“后旅行”活动我都有流水账。

1976年以后我刚活开，似与我1976年的异举没啥关系，多半是因我1976年不幸中之万幸后的个人的改革开放。

这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还须几点说明。

有人说没有细节。我说，事过30年了，记不清；若写细节（我不是不善）容易臆想真实；我这不是文学，而希望是纪实；宁肯骨头干巴巴，也不妄加血肉；1976年不是我的亲密爱人，我哪记得清其睫毛眉毛及其他毛发的特色。

有人说一半内容不是1976年的。我说大概有关，好比1976年是我的孩子，我说说“他”的受精、孕期情况以及稍后的长势，何阂之有。

这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我自知写得粗糙甚至有粗俗之嫌。前者是我懒得改，清水出芙蓉是自然，浑水出菱角也是当然。后者即我境界使然，作为使然。

文中年月、小事件等多有谬误，谁愿意指正也行，我多半没时间专门欢迎。

我可以很轻松地将这本小册子拉长，但我怕费读者的眼和钱。

下面要感谢：

免费提供我写作间的徒手游过琼州海峡、徒步穿过塔克拉玛干的罗艺；

给我不少免费就餐卡的老家肉饼公司的张凯来，给我精神机灵或激励的摇滚歌手何兄弟；

帮我提醒当年事情的魏幸、王金明、刘军、苏小卫、陈嘉明、于齐、苏大哥；

这半年陪我喝酒最多的、人们误以为是我小男朋友的苗族诗人小招；

帮我打字、见面就请我吃饭的小岩；

几次被我吃光饭卡金额的著名乐评家、瘸子兄弟赵世民，倾囊一角儿支持我写这书的天下第一恭；

高度请我吃喝或高额开我稿费的杂家高星及夫人小梦，古琴制作大师朴云，诗人王军，编辑及小虎牙拥有者小爽，能力有限公司的酒量无限的张弛，常送我成条香烟的望松、汉行等；

这本书的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及财新传媒编辑徐晓、万文。

1976年以后我才活开。可没活开的1976年我却写了近十万字，也就是说万一我有写1986年乃至1996年的机会，可能会写得更开、更好玩。等着瞧。

我嘴上爱说：北有狗子，南有木子，前者探险文字，后者探险生活。我较佩服他和她，但我文字与生活都浅浅探险而止，并不专一于文字或者生活。故文也不深，活也不深，那么加一块儿深了吗，够呛。这些文字所记录的生活正说明这一点。那我也感激老天给我的健康，我没忘。

再告读者几句话：

两三年前我就做了《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的提纲，后来丢了。当时我差点用我顺手的诗笔把它写成一万行的长诗，幸亏没，那也太矫情了——我写诗几乎比我写文章快。

我用20来天写完这个，提前用一周写了七八页提纲，也是怕写成车轱辘，但仍有一点，就算我强调重点吧。

写它像重过了一遍1976年及相关岁月，觉得还不难过，比较好玩。

这书不知要献给谁，要不就献给我爷爷和姥姥吧，过几年我去原崂山县的老家的坟上磕几个头。

2012年于啤隅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