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拉登死了，而关于基地的一切并未从此结束。《基地秘史》对基地的历史、运作以及未来走向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带来了不同于西方的视角，对基地组织做了更为全面直观的介绍。

本书作者阿卜杜勒·巴里·阿特旺（Abdel Bari Atwan），《阿拉伯耶路撒冷报》主编。作为一位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资深报人，其作品较为直接地触及本拉登、扎瓦赫里等基地高层及本拉登直系亲属。因此能够较为准确生动地反映基地重要人物的观点、生活状况等欧美媒体无法了解的信息，此外作者和阿拉伯世界的密切关系，也揭示了一些不同于欧美主流观点的态度。该书第3、4章对于基地背景下自杀式袭击和网络犯罪的专门描述也属于国内的罕见材料。

丘吉尔在不列颠战役后表示：“人类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从这么少的人那里得到这么多！”对本·拉登与基地，他也许会说——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这么多人被这么少的人打扰。

这是21世纪最大的一场秘密战争，基地组织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动用了迄今为止，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有游击、反恐作战的经验。它精通对手，也了解世界。它深刻认识20世纪人类文明提供的所有技术手段以及活动方式。《基地秘史》作者阿卜杜勒·巴里·阿特旺以其亲自采访本·拉登的冒险经历为开篇，深入探讨了基地的成因及未来走向，考察了自杀式袭击的历史和现象，思考基地的经济战略，提出西方若想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必须先了解它，并建立有效的对话渠道。正如《基地秘史》作者在开篇时所言：忽视基地是危险的做法，因为它从未远离。

引论　在巢穴：与本·拉登在托位博拉

第1章　奥萨玛·本·拉登

第2章　圣战者

第3章　自杀式袭击和殉道观

第4章　网络圣战

第5章　基地在沙特

第6章　基地在伊拉克

第7章　基地在伊斯兰马格里布

第8章　基地在欧洲

第9章　基地的未来

注释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自杀和殉道

和基督教、犹太教一样，自杀在伊斯兰教义里是一种罪孽。穆斯林文化甚至比西方文化更无法容忍自杀。统计显示，伊斯兰教降低了自杀几率，穆斯林国家的.自杀率全球最低。近年来，全球平均自杀率为11～15人／10万人。俄国和立陶宛的比率最高，为70人／10万人。巴勒斯坦是穆斯林国家中唯一的高自杀率国家，比率是29人／10万人。调查指出，50％的巴勒斯坦平民存在需要治疗的心理创伤。相反，约旦、埃及、伊朗和叙利亚的自杀率不足1人／10万人。科威特、土耳其、阿塞拜疆、阿尔巴尼亚和巴林的自杀率少于5人／10万人。

穆斯林社会没有自杀文化倾向。此外，除了巴勒斯坦，在国家的自杀率和来自穆斯林国家的自杀袭击者人数之间，也无关联。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定义，自杀的通常含义是“自我主义自杀”。它通常源于悲伤，也可能是精神受创的个人由于和社会过度隔绝，无法看到继续存在的意义。最终的自我毁灭通常在孤独状态下完成，少数情况下，留有自杀声明，总数不超过自杀数量的1％。

相反，自杀攻击通常有一组共同行动人。除在伊拉克的行动外，89％的基地袭击行动会动用2名或多名人弹。即便单独行动，自杀袭击通常也会包括多名负责准备和补给任务的人员，他们具备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共同目标，并共同协作。

多数社会鄙视“自我中心主义自杀”，相反，自杀袭击令人费解地在产生袭击者的社会群体中广获赞誉。这种认可成为潜在的“见证者”的当然动机之一。某些国家，如巴勒斯坦，儿童渴望殉道，就像西方的儿童希望成为流行歌星或足球明星。这种认可也暗示，自杀者的行为对他或她所处的社会有利。

自杀和殉道的本质区别在于，自杀者关注自我，而后者，正如行为者本人的认识，本质上属于利他。最后，和自杀不同，殉道具有宗教性，且始终具有深刻政治内涵。

以下的“自杀式袭击者的自白”，是由一位名叫胡贾娅·阿拉比的巴勒斯坦妇女上传到“自由阿拉伯之声”网站上，她即将执行对以色列的自杀式袭击。自白中称：

人体炸弹提供了无私的例证，它明确表示，没有一种生命高于我们人民的未来。人体炸弹为所有人，而非自身采取行动。人体炸弹宣布“使用我作为你们意志的武器”，“让我献身于全体人民的未来”。我强调，这不是某人在自杀！自杀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一种个人放弃生命拥抱死亡的出路。人体炸弹从未放弃生命。人体炸弹把死亡视为战友，并被作为在被占领时争取正义和自由的武器。

殉道和伊斯兰

部分著名穆斯林学者曾指出，“殉道行动”实际上属于受到禁止的自杀。2005年8月，叙利亚神学家阿布·纳赛尔·塔图西发布教令，认为“自杀任务实际上等于个人自杀，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与数十个有效且得到正确解释的宗教文本解释形成冲突，这些内容均禁止自杀。真主认为，‘你们当为主道而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真主的确喜爱行善的人’（《古兰经》2：195）。同时，先知说在已经证明的预言中说：‘任何以世上之物自杀者，将在最后审判日，受到自杀工具的折磨。”’

阿扎姆·塔米米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穆斯林社会不接受自杀。因此，对于潜在的殉道者和见证者而言，重点在于，坚信其行为是为合法的圣战献身的高贵事业，而非自杀”。他指出，先知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表现了为伊斯兰事业献身的意愿。“《古兰经》允许在部分情况下实现圣战，是理解殉道行动的关键。”

根据圣战理想，通过自杀行动或战死殉道，构成圣战的最高表现形态。这是唯一一种能够获得永生的圣战形态。《古兰经》原文（3：169）称：“为主道而阵亡的人，你绝不要认为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着的，他们在真主那里享受给养。”

根据顺序，“值得”的其他形式圣战依次包括：为圣战提供财政支持；为圣战招募展示和支援（主要通过清真寺和媒体）；或者宣布支持圣战的信念，而无需提供财政支持，或者成为实际的战斗者。  对于扎瓦赫里而言，乌玛正在四面受敌，他（可能也包括本·拉登）在著作《先知旗下的骑士》中确定了敌人的几种不同表现形式。认为这些形态构成自杀和攻击的合法目标。

西方力量使用多种工具对抗伊斯兰教，包括：

（1）联合国；

（2）穆斯林中的亲西方统治者；

（3）跨国企业；

（4）国际通信和数据交换系统；

（5）国际新闻机构；

（6）国际救援机构，它们被用于谍报、改宗、政变计划和武器运送。

今天，在写下上述内容四年以后，加上通过美国入侵伊拉克获得的机会，扎瓦赫里可以确定这个死亡名单上的所有内容。

扎瓦赫里认为，1987年，本-拉登从呼吁抵制以色列货物，到谋求通过和平谈判，以及谋求国际正义，已经穷尽其他抵抗“新十字军”的方法，各种尝试都遭到无可挽回地失败，现在没有一种方案能够回避圣战。包括部分以伦敦为基地的极端教士也持类似立场，1998年，本·拉登“反犹太人和基督徒而发布的教令”中明确表达了上述观点。教令宣布，所有的“十字军”都被视为合法目标。

逊尼派在触及圣战的神学层面时，观点存在分歧。扎齐·巴达维表示，被他称为英国穆斯林“主流”的非官方领导人认为，“基地表达的伊斯兰教义是胡说。杀害平民违背教法”。他们在理由充足的地方使用武力。本·拉登不是宗教权威，无权发布宗教裁决，或者代表伊斯兰共同体宣布对美国的圣战。

但在进入自杀袭击的政治层面后，极端和保守派的分歧明显缩小。巴达维称：“人民时常在战斗中献身。”“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他们在逆境中抗争，与集结对抗和压迫他们的庞大力量交锋。这些人民应当为他们付出的巨大牺牲得到尊重。”甚至温和派穆斯林也普遍持上述看法。在许多穆斯林国家，有许多人支持和赞许殉道行动。因为面对优势巨大的敌人，殉道是唯一的武器。比如，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是一次石头的起义。而第二次则是殉道者的起义。

因被认为过于极端，而被永远拒绝进入英国的穆斯林学者谢赫·优素福·卡拉达维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公正的真主以无穷智慧赋予弱者以强者所无，就像巴勒斯坦人那样，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炸弹”。

P70-73

2005年7月7日，把死亡和混乱带给伦敦中心的自杀式爆炸，粗暴地暗示近年来“基地”组织（以下简称基地）仍然是西方安全和稳定面临的主要潜在威胁。我认为西方政府，特别美国和英国政府，没能完全了解这种威胁的程度、起源和有效对策。

作为一位定居伦敦30年的阿拉伯穆斯林和专门从事中东政治报道的记者，我相信，就基地的故事及其带给西方文明的j中击，我带来了一个特殊视角。我同时理解穆斯林和西方的生活方式，深知双方的出路只有协作而非对抗。如果西方真诚地希望消除基地造成的恐怖主义威胁，就必须首先理解导致基地成为意识形态网络，并在全球拥有分支的特点和政治根源。西方还必须考虑建立有效的对话渠道，处理正当的宿怨。

本书谋求客观分析基地的起源、成员、意图、影响和战略，为消解问题做出贡献。

我并不认可或以任何方式支持基地的主张。我仅希望通过深入接触这个网络在此前讨论没有触及的层面，探索基地组织，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解释和分析。本书是我所掌握的关于基地和基地领导人一手资料的介绍，也是多年观察、研究、体会、造访基地训练营和采访关键人物的成果。

伦敦的恐怖事件表明，基地已呈现变化和扩大。它正在耐心、顽强地坚持一项长期战略。

与某些乐观评论者的观点相反，基地的新结构是一种接受基地的理念，在当地建立的并且能够在没有基地核心参与时独立行动的小组，这并非基地组织削弱的标志；相反，通过横向扩大，基地得以迅速扩充、增强，其理念和战略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导致基地分支或关联组织能够严格按照其框架，随时随地自由地采取行动。

小布什曾经常指出，他派遣美国军队前往伊拉克，旨在阻止基地网络攻击美国本土。但在入侵伊拉克三年之后，基地不仅准备攻击美国的阿拉伯盟友，比如发动类似对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和塔巴的攻击，以及对约旦的阿克巴以及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的攻击；同时，通过威胁伊斯坦布尔、马德里和伦敦，进一步逼近美国。

美国已经为伊拉克战争投入4500亿美元，耗资巨大的“反恐战争”似乎对基地毫发无损。实际上，战争反而被基地用于实现自己的目的，伊拉克成为基地训练场，美国外交政策构成基地既有的最佳招募理由。

悲剧性的讽刺在于，美国和英国政府试图通过扩大穆斯林世界的温和力量，隔离极端主义，从而扼杀基地，却适得其反。相反，基地带给西方社会的变化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包括：促使英国和美国制定更为严厉的法律；以及西班牙政府在2004年大选后发生的变化。

认为穆斯林憎恨美国或者西方文明，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理念。许多穆斯林只是厌恶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也不是唯一感到憎恨的民族。比如，2005年5月，33名来自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和南美国家的领导人，首次在巴西会晤，意图建立一个新联盟，抵制他们眼中的美国全球霸权。另一个例子在欧洲，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和希腊，总数不足10％。同样错误的观念是，世界正在卷入“文明的冲突”。在历史的这个阶段，需要讨论的不是伊斯兰文明，而是一小批在民主和经济领域乏善可陈却强烈亲西方的政权。

抵抗组织也许会发生变化，但是基地的要求和指责没有变。西方领导人需要认真对待这些指责和要求，而不是像新上台的工党政府那样，否认这些指责，顽固否认伦敦爆炸案和支持美国中东计划的任何关联。为什么西班牙人在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连环爆炸案之后，做出这种联想，并且投票改变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政府？就像本·拉登质疑的那样，为什么基地没有攻击瑞典等国？

回答上述问题无需天才或聪明的分析师。奥萨玛·本·拉登和艾曼·扎瓦赫里已经用尽可能明确的措辞勾勒这些事务和穆斯林世界的不满，以支持其持续的血腥攻击。

本·拉登在2004年11月4日美国大选前五天，曾在对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说中介绍“9·11”袭击的起源。他明确表示，对美国的战争“始于1982年，美国允许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际，第六舰队协助入侵……我无法忘记那些惨状，血肉横飞，妇孺尸横遍野，房子连同住户被摧毁，高楼倒塌……看着那些倒塌的黎巴嫩楼房，一种信念进入我的内心，必须对压迫者以牙还牙，我们必须摧毁美国的大楼”。

在通过半岛电视台发布的同一条信息中，本·拉登谴责“老布什批准的制裁导致数百万伊拉克人死亡，同时造成当前人类已知的最大规模的屠杀儿童行动。他还谴责小布什为了以新的仆从取代旧代理人，协助盗取伊拉克石油及其他暴行，再度向伊拉克儿童投掷数百万磅炸弹和炸药”。

我强烈谴责对西方无辜平民的攻击。我在伦敦度过了成年的大部分时光，我热爱这座城市和它的人民。我支持和赞赏西方的民主制度，以及公平支持下的文明，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民权、言论自由和机会平等。但是我确实怀疑，西方领导人是否有必要为了一些看来可疑、模糊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任由人民面对严重危险。

我认为，英美领导人日益背离人民的利益和希望，他们原本应为人民服务。一切都在基地高明的计划预计之内，正如本书所论。奥萨玛·本·拉登在他认为合适的时机，不会放过这些致命的弱点。

本书旨在说明什么是基地，或者它将成为什么；它需要什么；它有何能力以及西方应当如何回答基地的指责和挑战。我思考了伊拉克的激烈战斗以及那个国家如何成为温床，培养我们所见过的，最冷酷的基地战士。此外，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现在已经成为发动国际行动的平台。我在思考最近发生在马德里、伦敦、沙姆沙伊赫和阿克巴的袭击。所有的袭击和基地总部的关系都有迹可循。基地不仅试图颠覆西方世界，也包括僵化的中东。

本书的其他篇章涉及成为战争手段的互联网，以及随之出现的网络圣战。我考察了自杀式袭击的历史和现象，思考基地的经济战略。沙特和美国尤其担心基地的行动，因为基地执行的是一种高明的计划，旨在从内部引爆高压政权，同时通过促成油价上涨，以及迫使西方卷入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消耗战，导致经济逐渐衰败，直至破产。

本书始于和本·拉登共处的个人经历。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正在成为世界头号通缉犯的世界重要通缉犯。现在还是全世界着墨最多的人。矛盾的是，他仍然在许多方面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没有一部关于基地的历史能够避开对其缔造者和领导人的深度观察。前两章将描述本·拉登以及他成为今日圣战头号鼓吹者的发展历程。已经熟悉本·拉登的读者，将在书中找到许多新材料。

在我的中东之行中，我曾经观察本·拉登和基地对世界1.3亿穆斯林人口日益升级的影响。和本·拉登的战争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但西方的自负无法获胜。奥萨玛·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拥有耐心、长期战略和稳定的意识形态。西方在与基地过招前，得先了解它。

忽视基地是危险的做法，因为它从未远离。

丘吉尔在不列颠战役后表示：“人类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从这么少的人那里得到这么多！”对本·拉登与基地，他也许会说——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这么多人被这么少的人打扰。过去13年，我们活在一个被少数人干扰的世界里。因为本·拉登，拉姆斯菲尔德中断了构建中国作为战略对手的思路，忙于关注中东。重新回到亚太时，美国的亚太计划已经从小布什时代未竟的遏制，变成奥巴马的“再平衡”。一晃7年，许多人发现签证难度提高、登机安检多了各种稀奇古怪的项目——脱鞋。安全部门知道飞机从此不再只是政治讹诈的工具，还能干别的，从此驾驶舱多了防卫森严的舱门，飞行时严禁随意打开。1998年的“科尔号”事件让人质疑美国水兵的技战术能力，于是为初创的黑水公司带来了伊拉克战争前最大的买卖之一——为美国海军士兵提供单兵作战训练，这也让黑水一类的企业从此成名。因为神出鬼没的基地武装人员，始于阿斯平、成熟于拉姆斯菲尔德的军事轻型化和私营化概念找到了存在的理由，也推动了美国政府对黑水一类私营军事公司的大力支持。冷战后一度迷惘的各国军工企业也因此再度找到方向，享受危机繁荣下的军售盛宴。几家欢喜几家愁，说不清是士兵还是杀人犯的基地行动人员模糊了曾因《日内瓦战俘公约》明确的战俘与罪犯之分，深刻触及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分权结构——一个只能负责国外情报的中情局和一个专心在国内抓贼的联邦调查局，面对分权，能否无缝对接，应对游走于二者权限之间的新兴颠覆组织？当然还有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面对无处不在的恐怖分子，美国式的法律体系能否在安全与自由公正中，继续坚定强调后者？问题如此棘手，以至于弗里德曼在其著作《后十年》中忧虑地表示，美国无需担忧其产业地位，但要担忧它是否能够坚持它所奉行的宪法原则。也许这些问题太疯狂太庞大，以至于常人的平凡生活无法确切感受这一切，就像宇宙影响我们，我们却未必每天关注天文。我们也未必能时刻思考基地与当下的一切关系。当然，无法感受不等于没有。如果有人提问，本·拉登死了，基地还有什么意义？——一个在2011年5月2日以后国内常见的问题，也许我们只能表示遗憾，为什么？这本写于本·拉登死之前的书也许能够提供某些答案。

在本书的尾章，我们会看到，作者富有预见性地提到，基地是一个持续性问题，会在未来的数十年继续影响中东以及西非和北非等中国战略利益进入地区的政治局势，是各国在接触中东政局时，必须审慎考虑的因素。比如，目前在干预叙利亚内战时，美国就已深刻意识到由此造成的真空可能给基地分支组织提供的政治空间，并且因此软化叙利亚问题和平解决的立场。所以，一切似乎都没有结束，只是低调。甚至连死去的本·拉登，在历史的总体框架中，依然能够看到他对于各种思想和制度的影响。既然基地曾经如此具有个人化色彩，或者说在广大中国人眼里，个人化色彩如此浓厚，那么我们对问题的解释不妨就从他开始。

本·拉登死亡后，基地问题现实意义的问题在国内极为普遍，其中涉及国内关于基地组织认识存在的多个局限。如果我们转向书中对于本·拉登的各种介绍，也许就会看到其贯穿至今的深远影响和启示。作为基地的创始人，在2001年“9·11”结束以后，本·拉登的地位业已从实际运作者转为精神领袖，不再介入基地的实际事务。基地也不会因为其死亡而结束。今天，基地结构已经脱离其影响，成为遍布中东和亚非地区的国际性颠覆组织，也可以称为抵抗组织或者恐怖组织，这取决于不同的视角。尽管本·拉登不等于基地，也不影响未来的基地，但他的存在预示了颠覆组织以及跨国组织形成的新趋势。这首先必须回顾其作为基地组织重要创始人的贡献。

1.本·拉登与基地

在二者的各种关系中，首要就是财务。在斯蒂夫·科尔的《魔鬼战争》中也许能够更好地展示这一点——“如果有一个人开始用那种方式撒钱，你就会注意他”。无论在沙特的情报总部首脑还是阿富汗抵抗力量的眼中，本·拉登首先是个财东。他利用沙特本·拉登家族的资产和社会关系，在阿富汗战争后期（1986—1989年）为基地前身——阿富汗服务局，提供了前期的财务支持，并从20世纪80—90年代，利用其本人掌握的商业技术和资源，提供了基地早期活动资金来源，是“9·11”前基地在全球商业后勤网络的缔造者。当然，不应低估这种貌似“冤大头”的做法。权力永远在两个要素的交互影响中成长——人与资金。资金决定了可以控制的人员规模，人员又决定了资金与资源的范围。权力的维持似乎多少可以庸俗地归纳为“更多的钱，更多的人；更多的人，赚更多的钱”。于是，他天然地处在了权力的关键一极，也决定其拥有通过安排资金流向，决定扶植或者消灭潜在对手的资源和力量。

其次，他也是一位精神领袖。本·拉登出身沙特权贵家族，所属的沙特本·拉登家族是中东最大的建筑承包商、能源供应商和代理商，除以建筑为核心业务的“沙特本·拉登集团”外，持有大众、保时捷和迪斯尼等欧美知名品牌的中东代理权。80年代初期，该家庭就已深度卷入美国的政治及资本运作，通过休斯敦商人詹姆斯·巴斯（James Bath）与布什家族交往。他们还于上世纪持股摩托罗拉，捐资哈佛中东建筑研究协会等。本·拉登贵族出身的反对派形象，为左翼知识分子和底层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反抗力量，提供了新的精神动力与合法性。

同时，他缔造了基地的社会网络。本·拉登家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介入伊斯兰教事务，招待麦加朝圣者中的重要政治人物。凭借家族积累，本·拉登在穆斯林社会上层拥有丰富的人脉，也为基地扩建全球网络提供政治通道。例如，90年代初，基地转往苏丹发展，就起源于本·拉登与苏丹政权领导入图拉比的私人关系。90年代后期，面临苏丹的驱逐，本·拉登能够重返阿富汗，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他本人与阿富汗军阀哈卡尼的私人关系。

以上三方面贡献集中在“9·11”以前，也就是基地的前期发展阶段。“9·11”以后，在美国的打击下，本·拉登的活动转移至地下，直到2011年5月2日被击毙为止，其对基地的实际控制功能基本瘫痪，影响转向精神层面，由此导致人们误以为其属于过气人物，但本·拉登代表了全球化以来的一种趋势，在国家以外的领域，已经形成一个以私人巨富和跨国企业为代表的集团，其财富、人脉、知识和活动能力足以涉足原本为国家垄断的领域。而在此前，就以恐怖主义为例，20世纪80年代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始终坚持这是一种国家授意的代理行为，直到本·拉登出现，才彻底颠覆了这种历时30多年的传统认识。从这个角度讲，本·拉登带来的问题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当然，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基地的国际性集团本质。没有本·拉登，它依然具有生命力。

2.作为国际性集团的基地

传统的地区性极端组织，如巴解、哈马斯、爱尔兰共和军或者秘鲁的“光辉道路”均局限于特定区域，关注当地的政治议题。相比之下，基地拥有广泛的国际视野，能够在其政治诉求中，兼容不同地区的政治议题，从而在各地区的政治冲突中获得新的活动空间和生命力。这是基地持续生命力的重要基础。这种基础的形成，与本·拉登背后的庞大集团密切关联。书中穿插出现的角色显示，基地同时拥有一批来自阿拉伯各地的极端主义精英。典型者如二号人物扎瓦赫里，来自埃及世家，本人是医生；负责军事部署的三号人物米斯里，出身埃及警察部门；基地后期重要人物苏里，来自叙利亚，阿勒颇大学机械专业毕业，曾在西班牙成功从商。成员来源的多样化也为基地带来了多种机遇：

首先，这一特征造就了了解穆斯林世界的各地政治议题的渠道，从而得以通过参与和分享政治议题，扩大其政治基础和活动范围，将极端组织的活动特征，从80年代的区域化局部化真正带向全球化。

其次，建立了斗争经验的分享网络。这些人物曾参与不同国家与区域的政治斗争。扎瓦赫里曾卷入20世纪90年代埃及伊斯兰组织在当地的卢克索恐怖袭击和其他游击活动；后期人物苏里年轻时参与80年代叙利亚暴动，90年代初期为阿尔及利亚反政府组织组建伦敦的媒体机构。他们的经验丰富了基地实施行动的知识。比如，“9·11”活动的最初创意，就来自曾经联络基地组织的巴基斯坦极端分子。

多样化也形成了极端组织的物质资源共享网络：基地成员来自不同的持续冲突地区。由此也为基地武装提供了接触各种战场经验的渠道，为基地掌握全球活动经验和熟悉各国安保措施和风格，建立了通道。典型的操作如20世纪90年代基地组织成员大量前往前南斯拉夫地区参加波斯尼亚内战，此后又参加车臣内战；“9·11”以后，利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失误，将伊拉克变成基地武装的训练场和向中东及北非其他地区输出武装人员的中心。

总之，无论在任何时期，基地人员的国际化特点，带来了全球化时代的另一个经典问题——维持信息与人员流动的世界性通道只是一条中性渠道，可以推动有利经济发展的人员和信息流动，也可能引导挑战各国安保的要素流动。各国安保系统将不再仅面对本国或者区域特色浓厚的挑战，同时也将面临在全球化交流中，获得国际冲突经验改良和完善的新安全议题。当然，这些因素能够在90年代迅速扩散和流动，有赖于从那时开始到今天的技术革新，由此带来了基地非本·拉登层面的第三点，也可以说是本书关于基地活动最深入的报道——互联网与基地。

3.互联网与基地

极端组织和抵抗运动的全球性流动在冷战后期就已出现，典型如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但是在互联网出现以后，它们才得以掌握大规模信息扩散能力和全球协同能力。其中涉及多个层面。首先，互联网实现了多种在电话、电报、信件等常规信息渠道下无法实现的信息传送和同步传递。比如网页信息能够同时向多个不同地区均衡传布信息，实现信息和行动同步。其次，互联网提供的视频、网页等新媒介减轻了过往极端组织和抵抗运动依赖纸媒储备和传播信息的技术难度。同时，互联网实现了抵抗组织和极端组织独立发布消息、建立有利宣传视角的能力。在互联网时代，基地组织不仅拥有了独立的信息发布渠道，同时证明，极端组织及抵抗组织已经进入了能够不受主流媒体控制，自行决定信息发布时间、渠道和角度的独立时代，这对各国的安全部门消除极端主义文化扩散是一种新的挑战。

总之，无论在人员还是技术领域，基地都代表了抵抗组织和极端组织在全球化时代重新整合资源、人员和技术的新趋势。从这个角度讲，这是全新的现象。当然，在更广阔的人类权力历史视角中，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不是一个穆斯林或者伊斯兰社会的独有现象。他代表了一切既定政治结构中永恒的忧虑，或者可以把这种忧虑称为文明的边界。在任何一个时期，如果把文明看成一股从中心不断向外围辐射的控制力量，不难发现一种永恒的困境，其中包括两种力量，一种力量位于文明之矛的尖端之外，它们与试图制服它们的文明周旋，时而挑战时而妥协，仔细关注文明在军事、组织、财务等层面提供的对于当下的启示。另一股力量位于文明之矛的尖端，“五月花”也许是最形象的代表。它们是文明中心某种意义上的弃儿兼开拓者，但又熟谙文明的一切。它们像第一股力量一样审视，只是，它们的目光在文明之外，在文明并未触及的未知空域里思考文明技术新的用武之地。无论是哪种力量，都将最终产生一个威胁、融合或者取代既有文明的新实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融合宗教理想与现代工业文明财务、军事和网络技术的基地与本·拉登并不是一个新现象。

工业时代虽然已经无法找到物理意义上的文明边区，但是，鼓励技术与财务手段重组及创造的工业文明却在其内部创造了思维的边区，通过改变技术与手段的组合，在无远弗届、貌似绵密的国际、国家和社会组织结构中，利用知识结构的重组，不断获得颠覆既有缝隙的机遇。从这个角度讲，本·拉登的一切延续了始于巴希尔·扎哈罗夫，经历阿德南·卡少奇、索罗斯到维克多·布特从未中断的动态——个人或者集团凭借创意、知识、技术、财富以及工业和资本主义文明不断产生的思维和制度创新，持续挑战、敲打和颠覆一切貌似固若金汤的成见与制度。就本·拉登而言，无论生死，都将成为文明边区这个永恒忧虑中的一个标志，预示着总有这样一个人、一个组织会在某个时刻，改变生活的成见与模式。无论作为一个全新的安全挑战，还是一个永恒的权力命题，基地都有待人们进行更深的探索和思考。

最后，我想谨此感谢本书编辑张盈盈女士的工作。本人将对本书出现的一切翻译质量问题承担个人责任，与他人无涉。

林达丰

在我见到的各类有关恐怖主义者的行为根源及心理的著述中，这本书写得最好，生动、深刻、富有立体感。看过之后，本·拉登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变活了，不再是电视或书本上那种刻板、单一的印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

《基地秘史》不同于互联网流行的复制、粘贴、链接、分享，它是一本穿越铁幕、跨越时空、亲临一线的“真书”。

——新华社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