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由阿瑟·庇古著：资本主义经济学大师眼中的社会主义，比较经济学奠基之作。

阿瑟·庇古——经济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现代公共财政和福利经济理论之父。他关于外部性的分析为现代公共财政、环境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当前经济学家分析和论证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方式也都是源自庇古。

凯恩斯能做我们的救世主吗？他只能起一点点的作用。如果我们要理解当前的危机。就需要看看凯恩斯之外的人。有一个经济学家，他的论述与当前的情况相关，但是却被大家极大地忽视了，这就是凯恩斯的对手——阿瑟·庇古。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由阿瑟·庇古著，本书写作于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当时西方正遭遇经济大危机，资本主义各国都出现了商品市场紧缩和大批工人失业的情况。反观当时的苏联，却在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上大步前进，各方面的建设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作者试图在理论立场上，通过财富、收入、失业及资源分拨等方面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而关于不同制度下民间财富的分配、资源的分拨，对于渴望藏富于民的中国读者也有所启示。

第一章 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及说明

第二章 财富与收入在人民中间的分配

第三章 关于生产资源的分拨问题

第四章 论失业问题

第五章 利润和技术效率

第六章 关于刺激问题

第七章 生产资源在社会主义集中计划下的分拨问题

第八章 关于利率

第九章 总论

附录 庇古论文

韦伯夫妇论苏维埃共产主义

中央计划和罗宾斯教授

杜森贝里教授论收入和储蓄

关于稳定性条件、就业与实际工资的一些思考

合作社和所得税

实际收入的比较

实际收入和福利经济

通货膨胀

1896—1914年的物价和工资

实际工资、货币工资与失业的关系

储蓄税收：一个答复

资本主义工业通常被定义为：生产的物质手段归个人所有或租用，同时由个人进行生产经营，并出卖这些生产手段生产出来的货物或劳务以获得利润的一种工业。根据这个定义，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源的一种经济或制度。

这一定义和悉尼·韦伯夫妇(sidney webb)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定义不谋而合：“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文明，是指在工业及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特定阶段，绝大多数工人不占有生产手段，只是作为工薪者存在，他们的生活水平、安全保障及个人自由，几乎都由那些占全国人口总数很小比例的一部分人决定，这一部分人就是那些占有或者说通过合法途径占有并控制一个社会中土地、机器及劳动力的组织调配，以此牟取个人私利的人。”毋庸置疑，这一定义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它否认公共当局在“占有”生产手段之余，有可能因为考虑到赚取更高利润而把这些手段出租给个人，由他们经营管理。倘若国家对他们所占有的煤矿或铁道也做同样处理，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更得人心。从英国的情况来看，土地往往并不属于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至于到底是私人地主还是郡县委员会占有土地，对于他们的生产经营没有影响，也没有根本上的差别。当然，这些都是次要问题。

如果是在20年以前，我们可能会提出两个社会主义定义让其与这两个资本主义定义相对应，就像下面所说的一样。所谓社会化的工业，就是公共机构或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占有生产手段，他们经营的是直接为该机构或团体所代表的那些人服务，而不是为了向他人出售产品以谋取利润的一种工业。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指社会化的工业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源被高度社会化的一种制度。1923年，韦伯夫妇这样写道：“社会化最根本的特征，是各项工业和服务事业及它们所必需的生产手段充分社会化而不是由个人占有；同时，公共利益取代攫取私利成为工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定义中，“不求利润”是社会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它与资本主义存在一些差别，我们一定不要错解了其意义。很明显，利润同货币收入不是同一个概念，废除利润不等于废除货币收入。

先说明一下什么是利润。利润是一种利用特定方法取得的货币收益。它是货币收入中比较特别的一种。任何一个人，包括工人、艺术家、医生、农民等，当他们在向他人出售其自己的劳动力或产品时，请注意，他们的行为并不是在赚取利润。那么，什么是赚取利润呢？赚取利润就是指一个中间人或企业家，通过雇用他人劳动或从他人那里购买产品，并售出这种劳动产品，将买进与卖出之间的差额作为自身报酬的投机行为。而消灭利润，就是要消灭中间人或企业家为了赚取差额收益而做出的各种服务，以及因此而取得的报酬。

我们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当今所谓的那些时髦的作家(鼓吹社会主义者)往往避谈或不谈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之处，其实就在于它不赚取上文阐述的那种利润，而大谈特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没有赢利动机(Profit Motive)。他们大多会把“为使用而生产”与“为利润而生产(意即为了货币收入)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状态，这样不仅容易造成对资本主义的偏见，也会引起逻辑上的混乱。事实上，合作社制度下的商店经理可能比一个私人小店主更加关心自己的收益而不替别人考虑；一个农场主雇人养猪、熏咸肉供自己食用的动机也并不比另一个农场主雇人种庄稼、售出，然后用得来的收入购进熏咸肉更为高尚。假如，“利润动机”表示的是个人货币收入的动机，那么，当报酬采取利润形式支付的时候，还无法知道是否一定就受这一动机的支配。而当报酬不采取这种形式支付，而代之以薪水、诊费、束修、稿酬等形式时，似乎可以断定它一定受这一动机的支配。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假如利润的定义恰如上文所述，那么，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利润就将会被取消，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会取消利润动机。由于利润被压缩，它可能减少个人获取金钱收入的欲望，可这也不是绝对的。从逻辑上说，是否会消减这种欲望只有通过实际验证才能得出最终结论。若要避免引起误解，就必须把社会主义不存在利润这一焦点，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同时也要避免使用“利润动机”这一术语，作为不够精确的同义语它可能会增加我们的困扰。

在上文中，我提出了一个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中某一社会化的工业，还是全面社会主义都可以适用的定义，我相信如果是在20年以前，大家都会毫无异议地接受。即便如今，其中有关“某一社会化的工业的定义”，还是会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不过，受苏联社会主义尝试的影响，有关全面社会主义的定义部分，现在就必须做修改了。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在20年前，几乎没有人会谈到集中计划①，在当时，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很模糊，社会主义被认为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抵制私人赚取利润，即个人或集团雇用其他人，通过把后者的产品售给第三者来获得利润；(二)(除了人以外的)生产手段都是公共或集体所有。可以看到，在这两个必要条件中，任何一条都不是绝对要求采取任何形式的集中计划；即便两个条件组合在一起依然如此。所以说，抵制个人获得利润这件事，只需把各种工业变成独立的消费合作社(co—operative)、市政企业或公共机构就能实现；之所以列出这些形式，是为了适应各个工业的特殊要求，以便选择不同的形式加以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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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往往被人们看作两个天生对立的敌人，因为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特征，凭借各自特征所能达到的效果也不尽相同。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这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依存、互相联系和互相渗透的，它们实质上是一对矛盾统一体。

本书的作者庇古(Arthur Ceeil Pigou，1877—1959)，是英国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学史上最奇特的经济学家之一。庇古出生在一个英国军人家庭，青年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最初他的专业是历史，后来受当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影响，转学经济学。学生时代，庇古是一个快乐的、喜爱社交的年轻人，但就在此时他已经认识到了社会和经济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他24岁时，他的两篇文章获奖，文章的题目充分显示了这个年轻学者知识涉猎之广。其中一篇名为《过去50年中英联邦农业生产相关价值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另一篇名为《罗伯特·布朗宁，一个神学教师》。31岁时，庇古成为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在这个职位上，他的任期长达35年，一直到1943年退休为止。

庇古一生著述颇丰，其代表作有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1933年的《失业论》，以及1937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本书)。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庇古对经济政策的关心，对各种经济秩序体系的研究，但是在当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能够理解庇古的分析所具有的突破性本质。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过后，英国在工业生产方面获得了一个可喜的发展。眼看经济回暖，民众信心也更加充足。然而，好景不长，在1937年秋天再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工业惨遭重创，资本主义各国都出现了商品市场紧缩和大批工人失业的情况。反观当时的苏联，却在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上大步前进，各方面的建设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本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作的，庇古试图在理论上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表明，他已经开始质疑这个系统本身的稳定性，并开始为其他可供选择的体系的经济秩序辩护。

在本书中，庇古重点在财产、收入分配及失业问题上对两种社会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两点极具现实意义。

在财产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上，庇古坦承，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财产和收人的分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不但造成了穷人的不满情绪，也带来了富人的资源浪费问题。但庇古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目标，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可以通过提高财产累进税率、提高所得税累进税率以减少税后收入、从富人中征得的税收来生产穷人所需的产品、扩充和改进国家福利事业等措施实现。

而对于失业问题，庇古则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无法消除，只要有经济变动就会有失业现象。庇古还在书中提出建议，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公共工程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稳定投资总量，进而稳定经济活动，消除失业。在这一点上，庇古与凯恩斯的观点颇有相似之处。

庇古在撰写本书时，原本是打算用于教学的，因此是按照其著作《实践中的经济学》一书的风格撰写各章的，然而由于各章长短安排未能得当，所以从未实际讲授。但通读全书我们会发现，本书结构缜密、逻辑清晰，语言简洁生动，依旧具有讲稿性质。

在庇古的笔下，社会主义制度未必好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而资本主义制度也同样不是一无是处。由于本书成书时间较早，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要注意庇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和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而本书最大的一个功用，即是可供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有深入研究的读者、学者甚至专家作探讨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