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为原军统核心领导人员沈醉，他服务军统多年，深知其中内幕。解放后，他陆续写了很多披露军统内幕的文章，最后由其本人亲自整理，遂成《沈醉回忆录（军统内幕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一书。

本书首先讲述了军统的概况，从发肇的“临训班”开始，详细地讲述了军统首批特务的培训情况，和其后他们所从事的各种罪恶活动的细节。接着讲述了自抗战前直到解放战争末期，军统的活动情况以及其制造的几个重大事件的内幕，其中很多作者本人都亲自参与其中。最后则是根据作者本人的亲历，对军统历任上层领导人物的描述。沈醉作为“复兴社”时代的元老，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军统的存在期间，他亲笔写下的记录，其价值与权威性自不待言。因此本书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

《沈醉回忆录（军统内幕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一书的作者沈醉，18岁起就加入了刚刚创立的军统，并在其中度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18年。他亲眼见证了军统的草创、壮大、缩编、败逃，自己也从第一线的“行动组”，辗转做到军统总务处长，又被“发配”到云南。他个人的经历，就是军统兴衰的缩影；他笔下的军统，是对已刻在自己生命中一段漫长歧路的冷静反思。每一段内幕，都是一份无法释然的记忆。

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

 一、临训班成立经过

 二、组织人事情况

 三、训练情况

 四、工作分配情况和内部的摩擦斗争

 五、特训班学生的罪恶活动

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

 一、组织与人事情况

 二、罪恶活动种种

抗战时期军统特务在重庆的罪行

 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

 二、重庆市警案局侦缉大队

 三、军统局的重庆特区

 四、特务总队

 五、军委会特检处

 六、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

 七、抗日锄奸团

 八、兵工署警卫稽查处

 九、军统局局本部在重庆的活动

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

囚禁期间的叶挺将军

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

杨虎城将军被惨杀的经过

 一、回国抗日，被蒋用计扣押

 二、在息烽的囚居生活

 三、抗战胜利后的迁移

 四、被杀害的前后

蒋介石阴谋暗杀李宗仁的内幕

交通警察总队是一支什么样的反动部队

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

 一、初期的一些活动

 二、以张国焘为主的一些活动

 三、军统对边区的活动片段

 四、军统企图暗杀中共领导人的阴谋

胡宗南和戴笠、毛人凤的关系

旧社会里的鸡鸣狗盗和侦缉人员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

 一、成立经过

 二、前后三次签订的合同概要

 三、组织、人事及活动情况

 四、中美所的训练班情况

 五、美帝特务的活动情况

 六、梅乐斯的罪恶活动

 七、美帝海军与陆军争夺对中美所的领导权

 八、为求芙特欢心举行的几次盛大宴会

 九、蒋介石最欣赏美国刑具

 十、任务未完，先行结束

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

 一、人民民主运动高涨，特务阴谋活动猖獗

 二、忽明急暗的政治局势

 三、毛人凤在昆明的阴谋活动

 四、军统特务在昆明的最后挣扎

 五、云南和平解放

昆明“七一五”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经过

阴谋诬陷中共的一个例证——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侧记

我受命暗杀杨杰将军的经过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

 一、忍，等，狠

 二、取信于蒋介石的方法

 三、对权贵的拉拢和运用

 四、对待叛徒的手段

 五、毛人凤的生活片段

唐纵其人

 一、抗日战争以前的情况

 二、抗日战争期间

 三、抗战胜利后的情况

 四、警察总署署长和国防部保安事务局局长

 五、层出不穷的伤脑筋问题

 六、唐任署长后的反动措施

 七、和李士珍的明争暗斗

 八、逃台前的哀鸣

保密局内幕

 一、改头换面汰弱留强

 二、调整组织更疯狂地反共反人民

 三、血腥毒辣的罪恶活动

 四、对叛徒的运用

 五、郑、毛、唐三派的明争暗斗

 六、真假保密局的丑把戏

我所知道的郑介民

 一、家庭出身和早年生活

 二、初期的特务活动

 三、复兴社特务处时期

 四、抗战期间的活动

 五、与帝国主义的勾结

 六、国共和谈期间的特务活动

 七、积极反对共产党又最害怕共产党

 八、任国防部次长时期的情况

 九、不肯负责的作风与贪污敛财的手法

后记

附载：“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罪恶活动种种

在这段时期里，军统在上海的罪行，最主要的是搞暗杀。除了杀害杨杏佛、史量才两人我已专题写述过以外，最多最惨的要算杀害当时在上海秘密逮捕到的中共党员。这些被惨杀掉的先烈们，由于不像杨杏佛和史量才是社会上的知名之士，都是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无名英雄，所以我对他们的姓名一直记不清楚。有些当时即不知道姓名，只晓得是共产党，谁也不曾去查问究竟是真名假名，杀掉便算了。至今想对这些英勇牺牲的先烈表扬一下他们最崇高的品质与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连一个姓名都已弄不清楚了。

解放后，不少人谈到军统屠杀革命人士后用药水消灭尸体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我就亲自见到一次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至于在抗战期间如重庆中美所等处，解放后有人指出某处是特务们杀人后化尸的药水池，据我了解，可能是一种误传。因为以后军统特务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内屠杀革命人士后，一般都是杀后掩埋掉或不杀即行活埋，而不愿再费很多时间和金钱用镪水等来毁灭尸体。万一有必要，如杀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以后，便是用火焚化。因为在这些地区可以为所欲为，根本不必多去费事。只有当时在上海租界内秘密逮捕到中共党员后，因解送既不方便，杀了之后尸体又无法处理，这样才采用毁尸灭迹的办法，以避免租界警务当局的注意，同时又可达到不会泄露秘密的目的。

当时戴笠要对中共党员采取这种残酷手段，据以后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所了解，主要是共产党不像其他进步人士，杀一可以儆百，至少可以威吓一下其他的人。如杀杨杏佛以后，并没有吓倒人权保障同盟的负责领导人宋庆龄先生。杀史量才以后，上海新闻界中虽有不少人看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案，但都不敢像杨杏佛被杀后，宋庆龄先生那样义正辞严来公开指责反动当局，却使一些人噤若寒蝉。这种杀法，对反动统治当局是有很多好处的，但对共产党却不起作用，不管杀多少，不但不会使其他党员吓倒，反而更加强了他们革命的决心。同时，军统经常到处杀人，也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感，所以采用秘密杀害的办法，使其他中共党员不了解情况，思想上容易放松警惕。个别党员被捕叛变后，在谈话中还打听××是否被捕叛变等。这样更可提供军统特务们一种有利于欺骗诱惑的手段，所以对被捕后不肯变节的党员要采用这种野蛮残酷的办法，是有其原因的。

秘密杀害

我亲自看到过的一次用“化骨水”毁灭一个共产党员的尸体事件是在1933或1934年的秋冬间。我当时兼上海区交通，又是情报组长，可以经常和特务们接近，没有人会对我怀疑。有天下午我因送一件重要文件给行动组长赵理君，先到他的住处没有找到他，便到他的组部去。这个地方当时是不准其他特务去的，我也只有必要找组长或副组长时才偶尔去一下。  当我从后门溜进去以后，看到赵理君和几个组员忙碌异常，赵一见到我就问有没有空？当我回答他除找他外没有别的事，他便留我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我便知道是要把昨天秘密绑架到的一个共产党杀害后第一次试用一种药水将尸体毁灭掉。我很好奇，也想了解一下这种被称为“化骨水”的妙用便留下了。

这个被绑架来的人的姓名我没有问过，只知是共产党员。他被绑架后，非常坚强，毫不动摇，而且大叫大骂。特务们怕惊动邻居们，便将他击晕过去。这人醒后，仍丝毫没有改变，又被击昏，并将手脚捆绑，口里塞上手巾。赵理君决定执行南京的指示——如绑到的人毫无动摇转变即行秘密杀害，将尸体毁灭。这人便成为特务们的试验品。

事后，据赵理君告诉我，这种药水不行，不但费事而且添了许多麻烦，因此他不主张再用这种办法。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看到或听到特务们采用“化骨水”毁灭尸体的事情。

不久，他们改用另一种方法，那便是抗战前上海租界内经常发生的“箱尸案”。这一残酷方法不但用过多次，而且以后军统还收集资料编成教材，作为在特殊环境下杀人后的“移尸嫁祸”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将被害人击昏后进行尸体肢解，再装在箱子里，这种箱子，有时用汽车装出抛到荒僻无人的地方，有时则提到马路上雇上一辆人力车拉到火车站或什么旅馆。由人力车拉走这种箱子时，送的人先跟在后面走上一段便溜走。等到拉到指定地点，拉车的见没有物主跟来，有的便悄悄拉回家去，以为发了洋财，等到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具尸体，结果往往弄得吃官司脱不了手。

特务们这些狠毒的做法，一直得到戴笠的夸奖，认为干净利落，处理得当。特务们在屠杀革命人士时，有时也采用另一些方法。如将被害者击昏后或击毙后盛入麻袋中投入黄浦江。也有时故布疑阵，将人杀后，本来是一次政治性暗杀，却故意把被害者的生殖器割下纳入死者口中，使人认为是情杀或奸杀。特务们除了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共产党员外，还有更为卑劣连禽兽都不如的行为。他们对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往往先行轮奸再行屠杀。戴笠知道了不但不加制止，还认为这是对行动员的一种“鼓励”。他们对个别胆小一点的行动员，便将被害者的心肝摘下来炒熟叫他吃，说吃过人心可以壮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用种种最野蛮最残暴的方法暗杀掉的共产党员，连赵理君也记不得数目。这个凶狠的刽子手，一直受到戴笠的特殊赏识。抗战初期，他从上海逃到重庆后即被戴笠任为军统局行动科科长，不久又提升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由于杀人成性，他在河南与中统特务发生摩擦，竟将中统的一个行政督察专员、中学校长等六人，秘密逮捕活埋了。以后经中统查出确实证据，陈立夫等向蒋介石哭诉要求严办，戴笠还想进行庇护，由于蒋介石为了要使中统特务继续为他在反共反人民方面卖力，才决定将赵枪决。这个为蒋介石杀人杀了十多年的刽子手，最后还是被他主人杀掉。戴笠除痛哭几场外，以后每经成都总要到龙泉驿军统公墓去凭吊一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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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工作18年，因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从一个小特务慢慢被提升到军统局局本部任处长，又担任过外勤地区负责人，并长期兼任军统许多特务训练班技术教官，主持过军统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七年的长时间中，与内外勤单位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较多，所以对军统各方面的内幕情况和戴笠的公私活动，都知道一些。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我由1961年开始，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陆续写有约100万字的资料，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及内部刊物发表了约30万字。这些资料发表以后，有的未经组织和我个人的同意，做进一步的校订、核实，外间即自行翻印，谬误不少。现在，我将过去所写的资料重新补充订正，编为《军统内幕》一书出版，借此机会谈谈我写这些资料的经过。

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罗瑞卿两位副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我们。周总理分别与我们每个人谈话，轮到我时，我首先向周总理请罪。这是因为在上海、重庆、南京解放之前我曾亲自带领特务或是指使一些特务对周总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等活动。周总理听了，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很有风趣地告诉我，说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对他起过作用，只是当了他的义务随从。他特别谈到那次去上海住在新亚酒店的情况。他说，他清楚地知道在他住房的左右和对面房间里都有人在监视他，连服务人员也由特务来充当，可是他每天都同在上海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互换文件。他问我发现这些情况没有？我说，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了，便会被特务秘密逮捕。他说，他在上海是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和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去上海吃喝玩乐不同，但他也经常看电影，那就是他与同志们见面的时候。

周总理告诉我，他发觉他每天出门，总有一大批特务在跟随着他，使他不便去找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便约好到电影院见面。他说，他一走进电影院，特务们便赶紧把前后左右的门都守住，怕他从前门进去，又从别的门出来。但是他的座位前后左右都是他要约见的人，电影一开演，里面黑洞洞的，特务们找不到他，只能守在门口等候散场。他在散场后，总是先走出来，特务们又马上盯住他，其他同志就分散走开。周总理说完这些之后，便很严肃地对我说，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感到很惶恐，便问道：“我怎么才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呢？”他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周总理说，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接着，周总理再三叮嘱：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过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决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过去有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同你们去打交道，那也是值得歌颂的。

谈到这里，谭震林副总理说有紧急事要找总理，总理便离开了。陈毅副总理接着对我说：写历史资料，要求真实，不求全面，知道一点便写一点。这不能像写小说一样，可以由自己创作出来，更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写上去，一定要写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真实材料。陈副总理还说，他看到有的人在解放以后写的有关他当年在江西打游击的资料，他认为有不少地方夸大了他个人的作用，而没有突出党的领导，因此都删掉了。

那次接见，到12点多，周总理邀我们去后边餐厅吃饺子。他很风趣地说，今天南方人多，但他还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请大家吃过年饺子。今天是阴历年初七，农村还在过年。不过大家在这里不要闹笑话，过去北方人请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以为饺子是点心，好菜在后面，所以只吃几个等后面的好菜，结果是饿着肚子回去。今天只吃饺子，后面没有准备菜，大家一定要吃饱，不要饿着肚子回去。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周总理要大家随便些，他说有点事出去一下。陈副总理便领我们进到餐厅，也没给周总理留下主人坐的席位，叫先进去的先坐。

饭厅不大，两个圆桌旁坐十多人。我走在后面便找到一个靠墙的角落坐下。当服务人员把四个冷盘先送上来时，陈副总理没有等周总理进来，便叫大家开动。我们都不好意思先吃，陈副总理却带头吃了起来。周总理走进来时，只有我左边还有一个空位，便走过来坐下。当时，我心头真感到无比温暖。过去我替蒋介石和戴笠拼命卖力干反共反人民的事情，他们却把我当成家奴一样看待。特别是蒋介石，去见他时，有时连坐都不让我坐下。今天周总理接见我们，这样平易近人，实在出我意外，我几乎感动得要掉下泪来。

周总理一边吃一边继续谈他那次在上海的情况。他说，他明明知道特务们整天在盯着他，但他还是先后约见了在上海工作的几十位同志。他笑着又问我：“你们一个都没有发现吧？”我说：“是的。一个也没发现。”我很好奇地问周总理：“我们怎么没发现总理通知过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约见？”他笑着说，他为什么到上海要住在新亚酒店里，就是因为那里有你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人，你们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侦察我，我们的同志也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保护我，并给我当交通联络。电话你们会偷听，所以我不打电话。每天我出去乘坐出租汽车、进餐馆时付账、买东西时付钱等，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人把我要约会的人名单给我送出去。周总理还告诉我，军统和中统等特务机关搞的那套鬼把戏，他知道不少，不过不能串联起来，有些关键问题还不十分清楚，所以希望我把这些内幕如实地写出来。

我们辞别总理时，总理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他握着我的手还吩咐了一句：“我等着看你写的东西。”

自周总理接见之后，我便开始慢慢地也是很吃力地学习写东西。由于自己从来不写文章，手头又没有一点参考资料，完全凭记忆来写，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从1962年起，我写的几篇东西，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对我写的东西加以订正补充。有些事经反复回忆并核对当时情况，我认为的确是我弄错了的，在这次改写成书之前都改正了。有些我再三回忆，认为没有弄错的，我还是保留下来。因为每人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了解到的情况自然也有不同。国民党的报刊，很少说真话，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还有不少是凭空捏造的，有些记载则把时间故意推迟或提早，所以这些报刊材料并不全是真实可信的。

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不出来。这类档案经过多少年之后，人们还得费一番考证功夫才能推断出来。现在一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可以补档案之不足。

有几件事，我也附带说明一下。

自我写的资料发表以来的十多年中，我先后接到过30多封革命烈属们的来信，说军统特务杀害了他们的亲人，责问我在撰写这些史料时，连被害烈士们的姓名都不曾写上。我的这一疏忽之处，使我长期内疚于心，深感愧对先烈。除谨向烈属们敬致歉忱外，也利用这次出书的机会，把许多坚贞不屈终致遇害的烈士们的英名尽可能列入一部分。因为过去军统作恶时间太久，执行的机构分散各地，刽子手不少，杀害的人很多，我不可能全都知道。例如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上百名烈士惨遭杀害，我不可能都列举出姓名来，也有不少烈士的姓名我实在记不起来。这些都得请求烈属们加以原谅。还有个别烈属当面责问我，他们的亲人被军统抓走后的下落，提出“生要人，死要尸”的要求。我每遇到这种情况，真是痛悔万分，除了低头认罪和请求宽恕外，实在没有办法能满足他们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无父母，谁无子女。烈属们怀念亲人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除了深感愧对先烈和烈属外，我连自己的母亲都对不起。她过去经常教导我：“孩子，你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而我过去为了要做官，瞒着她做了不少不像人的事，而今真是追悔莫及，只有把过去所作所为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罪行揭露出来，聊尽赎罪之心。

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写信给我，说我过去写的东西，没有很好地把一些叛徒的丑恶表现和罪行详细写出来，不足以激发人们对叛徒的憎恨和厌恶。党内出了叛徒，对党所起到的危害是那么大，应当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多了解一些革命的艰难和成功之不易，所以我在《保密局内幕》一稿中，增补了一段有关叛徒的资料。由于考虑到不让这些叛徒的亲属为此而受影响，有些叛徒的姓名（虽然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没有写出来，只把他们危害共产党的罪行和出卖灵魂的丑恶事实，选择几个有典型性的写了出来。

为了将军统特务的许多罪行尽可能如实地揭露出来，这十多年中，我找过不少了解过去情况的亲友，请他们对我写的东西加以核实补充。有些情况虽然经过核对，认为属实，后来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次出书之前，我又再次进行核对。如戴笠开始搞特务活动的小组织——“十人团”的名单，这次我又再次核实。1942年，军统在重庆举行纪念成立十周年的“四一大会”上，我亲自听到戴笠宣读过这十人的名单。1961年，我开始写《我所知道的戴笠》时，便找到当时全国政协委员黄雍先生核对过。1975年，郑锡麟来京参观学习时，我又去找他核对过一次。因他两人都是“十人团”的成员。又如军统特训班的“班歌”，后来成为军统局的“局歌”，我记得不完全，经好些人来信补充，基本上已凑齐了。在《戴笠其人》一书中，没有来得及刊出，只好在以后的资料中发表出来。

还有，有些朋友和了解过去情况的人写了不少材料给我，其中有些我认为符合当时情况的，准备采用；有些事，我过去完全没有印象，甚至认为不符合当时情况的，便不准备采用了。这种关心史料征集的热情，我非常感激，在此特表谢意。本书所记，如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希各方人士给予指正和补充，我是竭诚欢迎的。

这书行将付印，借此补充几句。

这个集子里的稿件，都是我于1962年至1966年先后写下的。其中的几篇曾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刊出，读者看后，指出稿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这次已尽量改正了。这个集子里的多数稿件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仍希读者予以教正。

我写这些资料，都是凭记忆先后整理出来的，既不会全面，又可能记错；有的事情在不同的稿件中出现，不仅有繁有简，甚至连语气用辞等都不一致。这次我本想全部整理一下，但因年届古稀，而且有病，身体精神都远远不如过去，力不从心了。我女儿美娟对有些稿件替我作了增删，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只好等以后有时间再来修改。

我开始写这些资料时，想着如能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当代人写当代事，自己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总比后人来写容易一些，真实一些。但实际上，我感到越写越难，有时甚至写不下去。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写自己的情况，有时也很好写，往往能够挥笔疾书，一写便是几千字，因为这大都是自己过去所作所为，有时还唯恐其不能详尽，生怕别人看不明白。但是，涉及自己的历史罪行丑事就慢得多了，有时晦恨交加热泪盈眶再也写不下去，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才又把笔拿起来。我想，军统特务的种种罪行，虽是“奉命而行”，自己与对方并无私仇，但自己仍是有责任的；况且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也不只是一个人知道，自己如果不写，别人也会揭露，因此不如自己交代出来。经过思想斗争后，我的历史罪行便顺利地写了出来。

除此之外，我感到最难下笔的是那些很少人知道的事情，而且知道的人或是死去或是不在大陆，便产生能不写便不写或能少写便少写的念头。为了写这些东西，我的确进行过不少次的激烈思想斗争，常常弄得夜不成寐。但是我再一想，正是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或者更可有助于说明旧社会如何使人变成鬼，新社会如何来之不易，于是勇气就来了。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到极点的思想。例如戴笠死后，军统局分为郑、唐、毛三派，我既属毛派又是唐派，同时因手中掌握大量公家财物，还与郑介民老婆瓜分财物。所以，在写到我拥毛倒郑时，所耍的种种手段，我是边写边擦汗，因为那种事连自己也感到太见不得人。我为了讨好毛人凤，竞去鼓动大批军统特务的遗属，在郑介民老婆给郑做五十大寿时去大吵大闹，同时又去讨好郑的老婆，告诉她有上百名拖儿带女的特务遗属要来郑家吃寿面，吓得郑妻一再央求我去劝阻，我才赶去把那群人挡回，这件事由我挑动而能两面讨好。

又如，我曾帮助毛人凤把郑介民挤出保密局，由毛当上了局长。毛人凤则过河拆桥把我从局本部挤出去，像充军一样把我弄到云南去。最后，他到昆明住在我家一个多月，我几次准备干掉他。这在我来说，当时不仅轻而易举，而且能够做到不给人发觉是我干的。但由于自己当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考虑到报私仇会影响公益，没有适当的人能接替他，才没有动手。

还有，1945年间，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竞选中委时，戴笠自己不愿当中委，而把唐纵、郑介民推举出来。唐纵当选后，我去向他道喜。可能是由于我在讲话时太强调了戴笠自己不愿当中委而让给别人，唐听了有点不高兴，他无意中冒出一句：“最后没有委员长的话，谁也帮不了忙。”他这话刚一出口，看到我当时的表情不大自然，知道说走了嘴，又马上补充一句：“如果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好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我当时对他这种态度表示出不痛快，他也察觉了，便一再叮咛我，刚才的谈话不要向别人去说。我虽满口答应不会说，可是一回来就一五一十告诉了戴笠，却不料竟碰了戴笠一个钉子。他听完我的话以后，便恶狠狠地朝我说：“以后你别管这些事。我也不要听这些。”这件事明明是在戴、唐之间进行挑拨，我当时还很得意，因为从戴笠当天对我别的事都表现出很高兴，我便认为他是喜欢听这些话的。

这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所干出的丑恶勾当，反映出反动派之间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两面三刀等等丑恶行径，在这里写将出来，或可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

当然，我不是说我写东西就没有顾虑了。例如在1943年我亲自看到林彪在重庆与戴笠往来时，彼此十分亲热，互称“学长”等等。但我在写戴笠时，曾提到不少人，却不敢写林彪的名字。直到林彪死去、罪行被揭露之后，我才把这一情况作了交代。又如江青、张春桥当年在上海与军统特务的往来，我虽知道一点点，也是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我才敢写。

有人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没写出来的？我的回答是：“现在没有存心保留什么。如果有想不起来的事，将来我女儿美娟给我整理我的资料时，会把它写出来的。”

这个集子可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我诚恳地期待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1982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