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式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最年轻的诺奖获得者透过历史和现实，展现对文学乃至哲学深刻的洞察力《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选择了加缪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里的随笔和论文,所选内容填补国内同类图书空白。阿尔贝·加缪编著的《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为简装、轻便本，适应当代“速读”节奏。

《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选择了阿尔贝·加缪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里的随笔和论文。第一部分名为“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是最早现身于1946年秋的《战斗报》上的一系列关于政治主题的随笔，所揭示的是时代历史的悲剧，即或者当刽子手或者当受害者的两难。本书第二部分“理解力和绞刑台”收录了加缪的两篇文学评论，《理解力与绞刑台》和《悲剧的未来》。在其中，加缪透过历史和现实，展现出他对文学乃至哲学深刻的洞察力。第三部分名为“自画像素描”，是加缪于1935年至1951年所写的6章笔记。这一系列笔记从加缪个人思想特质角度，暗示出加缪个体性的悲剧。笔记中的语言大都是简短、片段性的，涉及到加缪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战争、工人、写作、基督教等的看法。这些片段性的言辞，向我们绰约地展现出一位出身贫寒、敏感细腻，虽身处困境却仍闪耀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形象。

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

正确的对象：加缪和美国的和平努力

恐惧的世纪

保全我们的生命

社会党人的自欺

对革命的效颦

国际的民主与专制

世界在加速

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朝向社会交往

理解力与绞刑台

理解力与绞刑台

悲剧的未来——在雅典的讲演

自画像素描

笔记Ⅰ

笔记Ⅱ

笔记Ⅲ

笔记Ⅳ

笔记Ⅴ

笔记Ⅵ

加缪的“悲剧”——译后记

如果我们同意我们已经在恐怖状态下生活了十年，并且还会如此活着，同时这种恐怖是我们焦虑不安的主要源泉，那么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能凭借什么来对抗这种恐怖。这就提出了社会主义问题。因为恐惧被合法化，只是在我们同意下述“目的辩护手段”原则的时候。而这个原则反过来会被接受，只是由于一个行动的有效性伪装成一种绝对目的，如在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中（万事皆空，成功是唯一值得讨论的事情），或者在那些将“历史”看作一种绝对目的的哲学里（黑格尔，继其而起的马克思：目的是无阶级社会，通往它的一切事物都是妥当的）。

这就是（例如）法国社会党①面临的问题。他们烦恼于投鼠忌器。暴力和镇压，这是他们迄今唯一拥有的理论观念，也是他们现在直接看得到的。他们不得不问自己，正如他们的哲学所要求的，他们是否会同意自己使用那种暴力，甚至只是作为权宜之计，并为着全然不同的目的。一个近来为《圣茹思特》写序言的作家认为更早时期的人们有着相似的犹豫，他轻蔑地写道：“他们在恐惧面前畏缩不前。”这足够确实了。所以，他们理应受到强大、高贵的精神的轻视，这些精神能无所畏惧地游刃于恐惧中。但同样的，他们不顾所有的轻蔑去声援那些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苦痛挣扎的乞求，而这些平庸之辈是一群建构起“历史”的原初材料且必定在某天为人所考虑的百万之众。

我认为，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试着理解我们的社会党人现在所处的冲突和混乱状态。我们并未对上述法国社会主义的道德危机进行足够的思考，明显的例子就是最近的一次党代会。清楚的是，我们的社会党人在莱昂·布鲁姆的影响下，更多地是在现实压力下，使得他们自己比过去更加贯注于道德问题（目的并没有辩护所有手段）。他们很恰当地令自己立足在优于杀害的原则之上。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同一群社会党人希望坚持马克思的教条，一些人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就不可能是革命的，其他的则是出于对政党传统的忠诚，这种传统告诉他们，一个人如果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就不可能是社会党成员。最近的一次党代会的主要任务，是调和道德优于杀害的意愿与保持信仰的决心。但一个人不能调解不可和解之物。

因为如果信仰是正确的，而且“历史”有其内在逻辑，那么政治现实主义是正当的。同样显然的是，如果被社会党赞美的道德价值是合理的，那么信仰的教条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宣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从这点来看，著名的从理念和人道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只是一个笑话和空谈的梦。不可能“超越”马克思，因为他自己将他的思想推向了它最高级的逻辑后果。极端主义者就使用谎言和暴力而言，有一种牢固的逻辑基础，这些谎言和暴力是社会党人加以拒绝的，但这个逻辑基础却是社会党人希望坚持的辩证法。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社会党党代会仅仅以同时提出了两个矛盾的立场而收场——这一结论的贫乏出现在了最近选举的结果中。

混乱不会以这种方式终结。一种选择是必需的，但社会党人既不会也不能选择。

我选择这个例子不是为了驳倒社会党人，而是为了阐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悖论。为了驳倒社会党人，一个人将不得不优于他们。情况并非如此。相反，我认为这种矛盾是为所有我谈到的人、所有期望一个我们都能享受和尊敬的社会的人所共有的；这种矛盾也为那些希望人们都能是自由和正义的人所具有，他们徘徊在自由和正义之间，并自知在这种自由中正义最终会遭到背叛，而在这种正义中自由从一开始就会被压制。那些知道“什么要被做”或者“什么要被想”的人嘲弄了这种难以忍受的苦恼。但是，我认为比起调笑它，更好的做法是尝试着理解和澄清这种苦恼，看到它所意味的东西，解释它对激发它的世界近似完全的拒绝，并描绘出弥散在它之中的微弱希望。

这是一种恰恰基于这种矛盾的希望，因为它强迫——或会强迫——社会党人做出选择。他们或者会承认目的辩护手段，从而杀害可以被合法化；或者，他们会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一种绝对的哲学而拒绝它，并把他们自己限定在它富有价值的批判方面。如果他们选择前者，他们的道德危机就会终结，同时他们的立场也会变得鲜明。如果选择后者，他们就会体现出我们的时代标志意识形态终结的方式，也即绝对乌托邦的终结，这种乌托邦通过它最终强求的代价在“历史”中自我毁灭了。从而，一个最温和并具有较少代价的乌托邦就是必然之选。至少从这些方面来看，对合法化杀害的拒绝迫使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是的，那就是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而且我认为没有一个人敢于将对它的回答等闲视之。P23－26

这是一套诺贝尔奖得主思想人文类著作的选集，也是我们展示诺奖巨匠思想人文方面成就的一次尝试。

诺贝尔奖设立百多年来，彰奖的各学科巨匠已近千人。这些获奖者除偶有争议，绝大多数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师，为其学科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有一些更堪称学科史上当之无愧的划时代人物。然而，仅仅把这些诺奖得主视为学科中的巨人，未免唐突前贤。其实，他们的洞见与睿智绝非仅体现于自己的学科之内。智慧不分学科，见识超越疆界。这些学科巨匠，偶一涉笔于其他领域，亦往往才华横溢、引人人胜。不领略这些精美之作的风采，于大师们而言可谓理解片面，于我们而言则不免误了几多美妙的风景，少了许多透彻的启发。因之我们编选这套丛书，旨在展示诺奖大师们在思想人文方面的才情妙笔，给读者一席华丽深刻的思想盛宴。

这些诺奖大师，有些本就以哲学思想为业，则他们以其生花之笔为文，不似前代名哲般行文晦涩，而是尽态极妍、引人人胜，为其深刻的哲学思考平添了文学的秀美生动。更多的则致力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同时对思想人文诸领域具有恒久深切的兴趣。他们或仰望星空，沉思宇宙奥理；或环顾九州，体恤民生疾苦。纵览历史变迁，则洞悉人类社会嬗变；反思个人遭际，则虑及理想制度建构。然而无论取向如何，他们一例有着深刻的历史洞见、透彻的哲学沉思、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以及妙不可言的如椽巨笔。我们精心选取这样的名著佳构编纂为丛书，亦是在强调这些著述，虽则有些已被人们津津乐道，有些尚为译界忽视不彰，然皆不失为诺奖巨匠之鸿篇巨制，值得把玩，亦值得赏读。

文学与哲学、意义与荒谬、局外人与反抗者，加缪的思想有着诸多面。他不止一次地面临绝望，但又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和他人不要深陷于这种绝望；他内心倾向于愤世嫉俗，倾向于特立独行，但又一次次地抵抗着这种深藏的诱惑，一次次地告诫自己是个普通人。这样矛盾的情绪、冲突的思维就潜藏于加缪的论著中，读者在行文中未尝不能体会到童年的贫苦、疾病的折磨和对死亡的独特感受对加缪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加缪是细腻的、敏感的，也使得他在政治激流中作为一个静观者。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是最早现身于1946年秋的《战斗报》上的一系列政治主题的随笔。加缪反对对杀戮手段的合法化，坚持一种相对的乌托邦理想，希望通过国际间的联合，建立起一种普遍秩序。第二部分“理解力与绞刑台”收录了加缪的两篇文学评论，在其中加缪透过历史和现实，展现出他对文学乃至哲学深刻的洞察力。第三部分“自画像素描”，是加缪于1935年至1951年所写的六章笔记。笔记中的语言大都是简短、片段性的，但相信读者还是能够从加缪那略带阴郁的文笔中感受到其中的理想和现实、过去和当下、绝望和爱、丑和美之间的纠葛和张力。

阿尔贝·加缪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加缪的思想有其复杂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是阴翳、自卑、敏感、孤僻，一方面是积极、自信、理智、团结：我们在加缪身上看到的正是这两方激烈的角逐。这就是加缪式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这就是属于加缪自己的悲剧的诞生。他既有泯灭于个体的激情和苦痛纠缠的可能，也有耽于语言和理性所造就的乌托邦的风险，但正是在这种悲剧形式里，这两种“相互对抗的力量都同样是正当的，同样地被加以辩护”（见本书《悲剧的未来——在雅典的讲演》）。只有通过理性对个体激情的限制，个体激情和磨难对理性的激发，然后才会有加缪在文学和政治领域的敏感和审慎。

本书选择了加缪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里的随笔和论文。第一部分名为“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是最早现身于1946年秋的《战斗报》上的一系列关于政治主题的随笔，所揭示的是时代历史的悲剧，即或者当刽子手或者当受害者的两难。此部分转译自德怀特·麦克唐纳德在1947年的英译本的美国再版，并附上了罗伯特·皮库斯为再版所做的序言——“正确的对象：加缪和美国的和平努力”。读者通过这篇序言，并联系美国的越战实际，可以更深入地领会到加缪在政治上的主张。在这一系列的随笔中，加缪坚决反对对杀戮手段的合法化使用，坚持一种相对的乌托邦理想，希望通过国际间的联合，建立起一种普遍的国际秩序。这就体现了加缪内在的“日神精神”，在尼采看来，日神精神象征着秩序。但人类对达成秩序的途径和手段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加缪的问题就在于是否正义的目的能辩护所有甚至非正义的手段，是否为了几亿人的未来不甚确定的幸福可以牺牲当下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现实中，却有许多人挟着自由、正义之名，在理性秩序的掩盖下，创造出这个杀戮合法、视人命如草芥的世界。这是历史本身的悲剧。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选择似乎只是在战争的双方之间选边站，或者冒着极端风险当一个刽子手，或者静静等待着不做反抗地泯灭。在加缪眼中，我们再也不能在受害者和刽子手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了，为了摆脱这种“以暴易暴”的悖论，我们的选择只剩下“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既非此，亦非彼。即使加缪所要达成的是一种国际和平秩序，但作为这种秩序的元素的个体却是活生生的人，是其生命和权利理应得到更大尊重的个人。个体生命不应该为着某种目的被抽象成一串数字、一个代号，甚至只是阵亡统计表中被约掉的残余。

本书第二部分“理解力和绞刑台”收录了加缪的两篇文学评论，《理解力与绞刑台》和（《悲剧的未来》。在其中，加缪透过历史和现实，展现出他对文学乃至哲学深刻的洞察力。在第一篇文论中，加缪点出了至少一部分法国小说的特质，即它们展现出一个命运的力量和人类的抉择相摩相荡的完全领域。绞刑架既是小说人物命途的终点，也象征着人类的苦难困顿、命运的莫测伟力；理解力（intelligence）既是读者得以介入文本的前提，也是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可理喻的力量，同时也呈现为小说家面对人类苦难、反抗命运的途径，即坚守某种特定的信念（比如拉法耶特夫人对秩序的偏重、萨德对罪的执着），而非被动地屈从于命运、自我毁灭于不可理喻之中。作为一名法国小说家，加缪在面对绞刑架时所坚守的则是人道的信念。没有一点固执，就不能成就伟大。但对加缪而言，成就伟大、执守信念的代价就是赤裸裸的悲剧处境，这是历史本身的悲剧掩映下的加缪个体性的悲剧。第二篇文论正是从文学角度阐明了这种悲剧处境，正如加缪所见，“如果我们把《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看作此类悲剧的典型代表，那么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是人类及其对力量的欲求，另一方面是反映在尘世中的神圣原则。当人类通过骄傲（甚或通过愚蠢，比如埃阿斯）陷入与或托身为神或演化于社会的神圣秩序之间的冲突，悲剧就出现了。这种反叛越正当，这种秩序越必需，这场源起于两者冲突的悲剧就越伟大”。也许，当加缪以文学表达的方式说出这种类似于尼采的洞见之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就是阿尔及利亚事件里自己的两难处境——个体生命的保全和神圣的正义原则。而当代悲剧之所以有复兴的可能性，就在于每个人“同时作为一位勇士和一个避难者去挣扎奋斗，他在绝对的希望和最终的怀疑之间被撕裂。因此，他生活在一个悲剧的境地中。或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悲剧试图重生。今天，人类在知其有限的情况下宣告着自己的反抗，要求着自由，并忍受着必然宿命，而这个自相矛盾的人、这个分崩离析的人、这个自此之后意识到人类和历史的模糊性的人实质上就是悲剧之人”。

第三部分名为“自画像素描”，是加缪于1935年至1951年所写的6章笔记。这一系列笔记从加缪个人思想特质角度，暗示出加缪个体性的悲剧。笔记中的语言大都是简短、片段性的，涉及到加缪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战争、工人、写作、基督教等的看法。这些片段性的言辞，向我们绰约地展现出一位出身贫寒、敏感细腻，虽身处困境却仍闪耀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形象。在略显晦暗的字里行间，加缪可以不顾行文结构、不在乎写作目的，尽情地渲染自己当时当下的情绪和感受。这是面对生计所迫而进行的例行公事的体制生活时，对离群索居的自由的向往；是面对愤世嫉俗的诱惑时，对此种诱惑的坚决抵抗；是面对童年贫穷的阴影闪现时，对此种羞愧之情的淡然处之；是面对绝望之时，对绝望的勇敢反抗……这就是在加缪心灵中搅扰不已、冲破一切秩序禁忌的生命之流，是夜半摇曳的烛火里加缪与自己的无人私语。这就是加缪的酒神精神，就是加缪内禀的质。这并非是阮籍无奈的穷途之哭，亦非是屈原高洁的独醒之叹，乃是加缪出自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拒斥非此即彼的派别之见。于是，伴随着“杀害或者被杀害”的历史悲剧，加缪的个体悲剧也诞生。了。这种悲剧集中地展现在他对待“二战”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上，他拒绝在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请愿书上签字，并对此保持了沉默。这种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包括萨特在内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群体的责难，也引起了阿尔及利亚当地人的质疑，加缪此时已然陷入千夫所指的困境。罗纳德·阿隆森在《加缪和萨特》中提及此事时，说到“在对阿尔及利亚的眷恋、儿子的爱和对正义的关切中，他的心被撕碎了，他拒绝在对立的两个阵营中表态”。对此，加缪在诺贝尔奖典礼上有如下陈词，“我一直在谴责恐怖。但我也必须谴责种盲目推行的恐怖主义——正如阿尔及尔街景所示，有朝一日它会危及我的母亲或我的家庭。我信．仰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保卫我的母亲。”“母亲先于正义”，加缪所反抗的是恐惧和暴力本身，即使是民族独立运动，它所赖以进行的暴力也必须被加以限制。

无论如何，现实的悲剧性似乎都是加缪不得不去面对的，但却是他最不想面对的。在加缪看来，悲剧瓦解的途径就在于打破均势，或者是个体冲破秩序的胜利，或者是神圣秩序对个体的完全压制。这仍然是个我们不得不做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保守派或者激进派。加缪曾说过“在言论将导致他人生命被无情剥夺的时候，沉默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所以在如火如荼地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浪潮前他选择了沉默，在左翼之风席卷欧洲的时刻他选择了审慎。实际上，比起沉默，加缪更积极的建言就体现在本书第一部分他所提出的新的社会契约上，尽管其中包含了乌托邦因素。

在这本选集里，加缪自己的注释并不多，但出于理解上的方便，译者不揣浅陋，对一些人名、地名等做了简单的注释，并以“译注”标出，加缪自己的注释则以“原注”标出。限于译者水平有限，本书翻译尚有许多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邵世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