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编著的《尝试集》是新文学运动期间第一部以白话写成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诗集。1920年出版。共三编。第一编大多是脱胎于旧诗词的作品，第二、三编在运用自由诗体和音韵节奏的改革等方面作了尝试，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给供文学爱好者参考阅读。

《尝试集》由胡适所著，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白话写成的诗集，胡适无疑是第一位白话诗人，初期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作品或诅咒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和旧礼教的虚伪，或表现个性解放和积极进取精神，或歌颂劳工神圣。《尝试集》所追求的主要是“诗体的解放”。胡适说：“我们做白话诗的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的自由枷锁镣铐，统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尝试集》充满了矛盾，从中可以看出新诗的试验过程，以及新文学发展的艰难历程。

第一辑 诗歌

 蝴蝶

 寒江

 中秋

 江上

 一念

 百字令

 四月二十五夜

 鸽子

 老鸦

 新婚杂诗

 老洛伯

 看花

 你莫忘记

 关不住了

 “应该”

 一颗星儿

 “威权”

 生查子

 乐观

 一颗遭劫的星

 一笑

 梦与诗

 旧梦

 十一月二十四夜

 晨星篇

 希望

 秘魔崖月夜

 多谢

 江城子

 也是微云

第二辑 杂文

 《尝试集》自序

 名教

 追悼志摩

 我的母亲的订婚

 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

 记辜鸿铭

 王莽

 读《楚辞》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什么是文学

 论短篇小说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归国杂感

 易卜生主义

 美国的妇人

 贞操问题

 论贞操问题

 不朽

 人生有何意义

 科学的人生观

 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

 领袖人才的来源

 “旧瓶不能装新酒”吗？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

 追想胡明复

 九年的家乡教育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丁在君这个人

第三辑 传记

 先母行述

 我的信仰

 逼上梁山

第四辑 小说

 一个问题

第五辑 戏剧

 终身大事

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她受了隔壁王七嫂的气，便拿一把菜刀，在刀板上剁，一面剁，一面喊“王七老婆”的名字，这便等于乱剁王七嫂了。

他的父亲也是“名教”的信徒。他受了王七哥的气，打又打他不过，只好破口骂他，骂他的爹妈，骂他的妹子，骂他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便算出了气了。据江绍原先生的考察，现在这一家人都大进步了。小孩在墙上会写“打倒阿毛”了。他妈也会喊“打倒周小妹”了。他爸爸也会贴“打倒王庆来”了(《贡献》九1期，江绍原《小品》页七八)。

他家里人口不平安，有病的，有死的。这也有好法子。请个道士来，画几道符，大门上贴一张，房门上贴一张，毛厕上也贴一张，病鬼便都跑掉了，再不敢进门了。画符自然是“名教”的重要方法。

死了的人又怎么办呢？请一班和尚来，念几卷经，便可以超度死者了。念经自然也是“名教”的重要方法。符是文字，经是文字，都有不可思议的神力。

死了人，要“点主”。把神主牌写好，把那“主”字上头的一点空着，请一位乡绅来点主。把一只雄鸡头上的鸡冠切破，那位赵乡绅把朱笔蘸饱了鸡冠血，点上“主”字。从此死者灵魂遂凭依在神主牌上了。

吊丧须用挽联，贺婚贺寿须用贺联；讲究的送幛子，更讲究的送祭文寿序。都是文字，都是“名教”的一部分。

豆腐店的老板梦想发大财，也有法子。请村口王老师写副门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也可以过发财的瘾了。

赵乡绅也有他的梦想，所以他也写副门联：“总集福荫，备致嘉祥。”

王老师虽是不通，虽是下流，但他也得写一副门联：“文章华国，忠孝传家。”

豆腐店老板心里还不很满足，又去请王老师替他写一个大红春帖：“对我生财”，贴在对面墙上，于是他的宝号就发财的样子十足了。

王老师去年的家运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来，拜了天地，洗净手，拿起笔来，写个红帖子，“戊辰发笔，添丁进财。”他今年一定时运大来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讳的。古时候，父名晋，儿子不得应进士考试。现在宽的多了，但避讳的风俗还存在一般社会里。皇帝的名字现在不避讳了。但孙中山死后，“中山”尽管可用作学校地方或货品的名称，“孙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实同志都应该称他为“先总理”。

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学院去。

北京下来之后，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北京已改做“北平”了；今天又有人提议改南京做“中京”了。还有人郑重提议“故宫博物院”应该改作“废宫博物院”。将来这样大改革的事业正多呢。

前不多时，南京的《京报附刊》的画报上有一张照片，标题是“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宣传处艺术科写标语之忙碌”。图上是五六个中山装的青年忙着写标语；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满铺着写好了的标语，有大字，有小字，有长句，有短句。

这不过是“写”的一部分工作；还有拟标语的，有讨论审定标语的，还有贴标语的。

五月初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我时时往来淞沪铁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钟的旅行所见的标语总在一千张以上；出标语的机关至少总在七八十个以上。有写着“枪毙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活埋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杀尽矮贼”而把“矮贼”两字倒转来写，如报纸上寻人广告倒写的“人”字一样。“人”字倒写，人就会回来了：“矮贼”倒写，矮贼也就算打倒了。

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有人说，这是从苏俄学来的法子。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没有看见墙上有一张标语。标语是道地的国货，是“名教”国家的祖传法宝。

试问墙上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同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或“抬头见喜”，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衣钵？

试问墙上贴一张“活埋田中义一”同小孩子贴一张“雷打王阿毛”，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法宝？

试问“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同王阿毛贴的“阿发黄病打死”，有什么分别？王阿毛尽够做老师了，何须远学莫斯科呢？

自然，在党国领袖的心目中，口号标语是一种宣传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中小学生的心里，在第九十九师十五连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员的心里，口号标语便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罢了。如果“打倒帝国主义”是标语，那么，第十区的第七小学为什么不可贴“杀尽矮贼”的标语呢？如果“打倒汪精卫”是正当的标语，那么“活埋田中义一”为什么不是正当的标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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