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编著的《百年国士（酒旗风暖少年狂）》为《百年国士》之一，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讲述了辜鸿铭、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齐如山、张伯苓、王国维、连横、陈独秀、于右任、李叔同十一位大师的生活轶事。所选文章由编者从浩如烟海的众多史料中精选而来。包括他们的自传、自叙，至亲密友、门生弟子的追忆文章，以及知名记者对他们的专访。

王大鹏编著的《百年国士》精选了300余篇纪念文章，介绍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中国文化界48位大师，并由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为每一位国士绘制画像，传神而逼真。选文多为这些国学大师们的自传、自叙，至亲密友、门生弟子的追忆文章，以及知名记者对他们的专访。书中编选了一些难得一见的珍贵资料，诸如张大千被土匪掳走当师爷的自叙，章太炎收黄季刚为徒的往事，让人读后不禁莞尔，使得这套图书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百年国士（酒旗风暖少年狂）》为《百年国士》之一，收录了辜鸿铭、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齐如山、张伯苓、王国维、连横、陈独秀、于右任、李叔同十一位大师的自传、自叙，至亲密友、门生弟子的追忆文章，以及知名记者对他们的专访。

序一　季羡林

序二　杨义

辜鸿铭（1857—928年）

　辜鸿铭先生轶事梁实秋

　记辜鸿铭胡适

　回忆辜鸿铭先生罗家伦

　绝代的学者凌叔华

　英文门教授辜鸿铭冯友兰

蔡元培（1868—1940年）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

　蔡孑民先生的最后遗言周新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蒋梦麟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傅斯年

　记蔡孑民先生林语堂

　回忆蔡元培先生梁漱溟

章太炎（1869—1936年）

　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汤国梨口述胡觉民整理

　一辈子讲真话的人——纪念先祖父太炎先生诞辰章念驰

　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左舜生

　章炳麟渊博怪诞袁宙宗

　章太炎张中行

　追忆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薛慧山

　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陈存仁

梁启超（1873—1929年）

　三十自述梁启超

　上台唱戏胡适

　无穷的恩惠胡适

　记梁任公刘太希

　梁任公先生印象记梁容若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梁实秋

　忆梁启超先生刘海粟

齐如山（1875—1962年）

　我的外公齐如山——纪念齐如山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贺宝善

　纪念先翁齐如山先生齐黄媛珊

　读《国剧艺术汇考》的感想台静农

　为梅兰芳编戏与排戏陈纪滢

　记齐如山谢冰莹

张伯苓（1876—1951年）

　教育家张伯苓胡适

　巍巍乎吾南开大校长柳无忌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节选）宁恩承

　我们的老校长端木蕻良

王国维（1877—1927年）

　自序王国维

　最是人间留不住王东明

　怀念我的父亲王国维王东明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梁启超

　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蒋复璁

连横（1878—1936年）

　先父生平事迹略述连震东

　记外祖父连雅堂先生林文月

　连雅堂与王香禅林文月

陈独秀（1879—1942年）

　实庵自传陈独秀

　谈谈陈独秀蒋梦麟

　陈独秀入狱的经过胡适眉

　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郑超麟

　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台静农

于右任（1879—1964年）

 怀恩记（节选）于右任

 山高树大于右老 丁中江

 于右任给我写字 钱君訇

 于右老图报红粉知己 陈存仁

 永怀于右老·草书慰国魂 陆铿

李叔同（1880—1942年）

 两法师 叶圣陶

 弘一法师之出家 夏丐尊

 弘一大师的遗书 夏丐尊

 怀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

 弘一法师遗墨 刘质平

回忆辜鸿铭先生

罗家伦

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辜先生号汤生，福建人，因为家属侨居海外，所以他很小就到英国去读书，在一个著名的中学毕业，受过很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这种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都很认真而彻底地教授。这乃是英国当时的传统。毕业以后，他考进伯明翰大学学工程（有人误以为他在大学学的是文学，那是错的）。

回国以后，他的工程知识竟然没有发挥的余地。当时张之洞做两湖总督，请他做英文文案。张之洞当年提倡工业建设，办理汉冶萍煤铁等项工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号召，为好谈时务之人。他幕府里也有外国顾问，大概不是高明的外国人士，辜先生不曾把他们放在眼里。有一天，一个外国顾问为起草文件，来向辜先生请问一个英文字用法。辜默然不语，走到书架上抱了一本又大又重的英文字典，砰然一声丢在那外国顾问的桌上说：“你自己去查去！”这件小故事是蔡孑民先生告诉我的，这可以看出辜先生牢骚抑郁和看不起庸俗外国顾问的情形。

民国四年，我在上海愚园游玩，看见愚园走廊的壁上嵌了几块石头，刻着拉丁文的诗，说是辜鸿铭先生做的。我虽然看不懂，可是心里有种佩服的情绪，认为中国人会做拉丁文的诗，大概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但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里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

三年之间，我们课堂里有趣的故事多极了。我曾开玩笑地告诉同学们说：“有没有人想要立刻出名，若要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那条大辫子剪掉，那明天中外报纸一定都会竞相刊载。”当然，这个名并没有人敢出的。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这“洋离骚”是什么呢？原来是密尔顿（John Miltonl的一首长诗Lycidas。为什么Lycidas会变成“洋离骚”呢？这大概因为此诗是密尔顿吊他一位在爱尔兰海附近淹死亡友而写成的。

在辜先生的班上，我前后背熟过几十首英文长短的诗篇。在那时候叫我背书倒不是难事，最难的是翻译。他要我们翻什么呢？要我们翻千字文，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翻成英文，这个真比孙悟空戴紧箍咒还要痛苦。我们翻过之后，他自己再翻。他翻的文字我早已记不清了，我现在想来，那一定也是很牵强的。还有一天把他自己一首英文诗要我们翻成中文，当然我们班上有几种译文，最后他把自己的译文写出来了，这个译文是：“上马复上马，同我伙伴儿，男儿重意气，从此赴戎机，剑柄执在手，别泪不沾衣，寄语越溪女，喁喁复何为！”英文可能是很好，但译文并不很高明，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

我们在教室里对辜先生是很尊重的，可是有一次，我把他气坏了。这是正当“五四”运动的时候，辜先生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Nonh China Standard）里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我们这班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我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件故事，现在想起来还觉很有趣味。辜先生有一次谈到在袁世凯时代他不得已担任了袁世凯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政院的议员（辜先生虽是帝制派，但他主张的帝制是满清的帝制，不是袁世凯的帝制）。有一天他从会场上出来，收到三百银元的出席费，他立刻拿了这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窑子。北平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使妓女鱼贯而过，任挟妓者挑选其所看上的。辜先生到每个妓院点一次名，每个妓女给一块大洋，到三百块大洋花完，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当时在他们旧式社会里，逛妓院与娶姨太太并不认为是不正当的事，所以辜先生还有一个日本籍的姨太太。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这个譬喻早已传诵一时，但其本质确是一种诡辩。不料以后还有因此而连带发生的一个引申的譬喻。陆小曼同徐志摩结婚以后，她怕徐志摩再同别人谈恋爱，所以对志摩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是可以公开用的，牙刷是不能公开用的！”作文和说理用譬喻在逻辑上是犯大忌的，因为譬喻常常用性质不同的事物作比，并在这里面隐藏着许多遁词。

辜先生英文写作的特长，就是作深刻的讽刺。我在国外时，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有他的一篇文章，所采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calechism）。其中有几条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如：“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Sir Robert Hart）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二三十个，用字和造句的深刻与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大约是在一九二。年美国《纽约时报》的星期杂志上有一篇辜先生的论文，占满第一页全面。中间插入一个辜先生的漫画像，穿着前清的顶戴朝服，后面拖了一根大辫子。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没有文化的美国”（The IJncivili zed IJnited States）。他批评美国文学的时候说美国除了Eggar Allan Poe所著的Annabelle Les之外，没有一首好诗。诸如此类的议论很多，可是美国这个权威的大报，却有这种幽默感把他全文登出。美国人倒是有种雅量，欢喜人家骂他，愈骂得痛快，他愈觉得舒服，只要你骂的技术够巧妙。像英国的王尔德、萧伯纳都是用这一套方法得到美国人的崇拜。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

无疑义地，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这可能亦是他自己的解嘲和答客难吧！

P13-16

季羡林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可谓独特中之最独特者。此乃世人之公言，非我一人之私言也。

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在共时方面，它一定会向四周传播，无远弗届。在历时方面，它一定会代代传承，永不停止。

关于前者，我们先暂时不谈，而只谈后者。文化传承的方式或者手段，不出以下诸端：首先是通过经典文献，把人类的发明创造用文字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人类抒发感情而创作的诗歌等文学形式，也用文字记载下来，以传诸后世。其次是通过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等，世袭罔替，一代传至一代。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等是最著名的例子。在中国，除了绘画之外，还有书法，这几乎是中国所特有的。至于联合国规定的如泰山之类的文化名胜，并不是人类的创造，与长城等不能混为一谈。

最后一个传承文化的工具，就是人类本身。我个人的看法是，几乎人人在这里都有份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绝对悬殊的。芸芸众生，在自己的思想中、行动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承文化的意味；但是传承量微不足道。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极少数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身上的文化传承量是相当大的。本书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士”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其实传承一种文化的“国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杀。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杀者，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即使在一种文化衰落之时，我们也并不提倡自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也是一种好办法吗？

我在上面提到了文化传承的手段或工具，最后归结到人身上。这是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臆断。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可以为证。即以近百年的历史而论，又何尝不是这样？本书的编选者王大鹏教授，根据自己独特的看法，从过去一百年中选出了近50名“国士”，编成了这一本书。他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这些人都是为“此文化（指中国文化——羡林注）所化之人”。根据我的补充说法，“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就是能传承此文化的人。我认为，我们俩的说法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再进一步言之，大鹏先生所选出的这近50名“国士”是否都够格、都恰当，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我个人就不完全同意。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用不着大惊小怪。就连我们的关于文化传承的看法，也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这同样是很自然的。但是，我觉得，这些“国士”们大体上能够得上传承文化的水平。

就我个人来说，我虽然同意大鹏先生的想法和做法，认为这很独特、很有意义，又蒙他垂青，索序于我，我已应命写成；但是，他把我也列入“国士”之中，即使我再狂妄，我哪里够得上什么“国士”呢？我实在是非常惶恐不安。但我想到，在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所有的什么“贤”、什么“子”，比如“竹林七贤”、“建安七子”之类的名单，都是良莠不齐的。数在近50名“国士”中，何不也让它良莠不齐呢？于是我就不再抗争，滥竽其中，敬陪末座。

1998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