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耗时五年，倾注无数心血，首次将矛头指向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医疗主题，揭开不为人知的医疗内幕，真实。每一篇故事都出自医界人士之口，每一则案例都经过详实的考察，每一行字句都经过再三的斟酌与求证。不改刘墉《我不是教你诈》系列的写作风格，语言极具讽刺，针砭时弊。

文坛大师刘墉，首次触及与大众息息相关的医病关系为主题，延续《我不是教你诈》系列的人性写实风格，以大量令人震惊的材料，披露了当今医疗界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告诉你医师、药师不希望你知道的事。其犀利如刀的文笔，鞭辟入里的批判，深入探讨医、疗、药、检的真面目，揭开不肖商人的悲劣、医疗体系的疏失、贪官污吏的包庇，以期唤起广大民众应有的警觉。

推荐序 病人原来这样想

前言 别死得不明不白

第1章 两道疤痕

第2章 老将出马

第3章 琳琳的大眼睛

第4章 来一刀！

第5章 嘴里的阴沟

第6章 中西合弊

第7章 当大伟遇上小柔

第8章 套子怎么不见了？

第9章 打假神龙不手软

第10章 打到你发抖

第11章 花市奇遇记

第12章 老佛爷仙丹记事

第13章 熟女普罗旺斯

第14章 特技与魔术的对决

后记 天下乌鸦一般黑？

你可以想，正因为他专门、又有名，所以这类病人都往他那里求医，他自然手术多些。

他们都是在“必要、必须、救人第一”的选择下，把病人的胃、甲状腺和子宫切除。而且，因为他们是专家、是名医，特别安全。换作别人动刀，只怕病人还会死在手术台上。

你当然不能怪他们做了这些“整个切掉”、“一劳永逸”的大手术。

只是，如果有个审核评估的团体：如果像今天的好医院，事后能把案子拿出来检讨、做“病理化验”；又如果，当时旁边其他的医生能适时表示意见……

那些手术都有必要吗？

“白色巨塔”里的黑幕

谈到医疗小组开会检讨和病理化验，如果每个医院能确实执行、诚信公布，乱开刀的情况应该能避免。

如果你看过著名的日本电视连续剧《白色巨塔》就知道，医生会把病历一个个拿出来讨论；尤其教授级的医生，可以狠狠批评一般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的“案子”。

那教授的权威多大啊！

他是由医学院学生，最后一年成为实习医师，再升为住院医师，多年后成为主治医师，又被大的教学医院留下来，从讲师、副教授一路升上去的。

他的地位多么崇高啊！他写论文、做研究，当别的主治医师把病人带到“开放医院”动手术，可以赚大钱的时候，他只拿教授薪水。大不了，他收些红包。

当然，他也可能站在旁边指导，当下面医生应付不了、决定不了的时候，帮忙做决定，或亲自“刷手”、“操刀”。

从正面看，如果这教授能严格监督，下面的医疗团队一定少出错。只是由负面想，如果那医院由这教授当家，甚至根本是这教授开的，旁边帮忙的全是“自家人”，就可能有欠客观了。

而且就算是大医院，当高医师、高教授这样的权威主刀，他的学生和助手敢说话吗？

所以你会发现，明明教授说自己看错了，麦克和戴维还要说没错，是瘤！

他们敢不挺老师吗？

就算旁边是另一位教授，除非两个人“不对头”，会把事情捅出来。否则官官相护、医医相护，一般病患和家属能在出问题之后知道“内情”吗？

为什么叫“白色巨塔”？

“白色”，因为那是一批穿白袍的人，在以白色为主的医院里；“巨塔”，因为它巨大，让人摸不透；它又是“高塔”，使你攀不上。

你攀不上巨塔，所以很难由窗口看见里面的事。

就算你在巨塔里工作，你听说了，甚至亲眼看到了“冤案”，也最好少吭气。

如果你仗义执言，同一手术室人都说你错了！是你胡说。

请问，你以后还怎么混？

所以我在前言里提到以前两个女学生，在大医院当护士(还应该是在同一手术房)，只能私下骂：“某某笨蛋医生又弄死一个。”  偏偏她们的话被我偷听到了。问题是，真正的当事人，一个死了，进了殓房；一群在哭，在送终。

他们能知道吗？

知道了，又如何？

【良心的建议】

这个故事完成之后，我特别去请教一位妇产科的名医。

他说他虽没听说相同的事情，但知道有个类似的案例——

病人确实有子宫肌瘤，而且已经相当大，但是医生为她动完子宫摘除手术之后，切下来的组织送去做“病理化验”。赫然发现肌瘤旁边有个很小的胎儿，结果闹上了法庭，医生被修理得很惨。

我当时问，难道手术之前不先验孕吗？P008-010

牙己安仁

台湾阳明大学医学系毕业

美国康乃尔大学免疫毒理学博士

曾任台北市“卫生局局长”

现任台湾阳明大学副校长、

医学院解剖细胞学教授

读刘墉先生所描述的医疗真实面：心中感慨万千，不禁想起一些自己的行医与求治经验。

医师是神？非神？

二十多年前，当我还是实习医师时，有一天跟着主治医师查房。查完当天最后一位病人时，我被家属叫住询问病情。我把课本上读到的有关该病人的病因及病历上的有关状况，设法用当时我认为的一般民众可以理解的言语，结结巴巴地解说了一番。没想到家属竞对我迭迭鞠躬称谢，说是从来没有医生向他们这么清楚地解释过病情。

毕业后我到陆战队服役，担任外科医官，服务一群青壮的阿兵哥。他们鲜少生病，要求做“包皮环切术”(小伙子的用词是。“医官，帮我剐一下”)的倒是很多。我在陆战队割了不计其数的包皮，熟能生巧，后来我从上麻醉、切包皮到缝好，不到一刻钟就可以完成。某天一位小兵术后二天回来找我，拉开裤裆，竟然皮开肉绽。我以为手术失败，心里头嘀咕着该如何解释，小兵却说：“医官，不好意思，我忍不住去后街试阵，结果……“我看着一坨烂皮烂肉夹着松脱的线头，又气又好笑地骂：“不是叫你七天拆线后才能用？”

退伍后我在一家市立医院担任外科住院医师，一天晚上急诊室来了一位孕妇，右下腹疼痛，很像急性盲肠炎。我“依作业准则”呼叫妇产科值班医师来会诊，病人却似乎无法接受。她说，你难道不会看吗？我说看起来像盲肠炎，但怀孕会改变很多症状的表现，还是要请妇产科医师来看一下。过了好些时候，妇产科医师还没到，她的先生等得不耐烦，频频催促，最后对我大吼，要我保证不会出事，否则要我负责。我被逼急了，回了一句：“对不起，医师不是神，实在不能保证。”那太太跟着恼火起来，咬牙切齿地说：“对，你们不是神，你们是猪！”然后拉着老公，“走，我们换一家医院。”

白色“巨塔”非一日之寒

刘墉先生所写的故事，当然是从患者的角度来看医疗行为，医界的人一定会有很不同的意见，甚至会觉得他“根本不懂医疗”，才会“黑白讲”。刘先生不是医疗专业，当然不会医病，但他的感受应与大多数民众一样，是绝对真实的。这些立场不同的观点，是导致近年来医病关系恶化的主因。所谓白色“巨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一时很难说清。医疗科技的进步一日千里，医学知识也呈爆炸性增加，不要说一般人不容易懂，连不同的医疗科别间也有相当大的资讯差距。

以我自己为例，有次我运动时突然牙痛，信步走入一家牙医诊所。牙医师告诉我是牙周病，先帮我洗了牙，又约了数周后的回诊，做了补牙的处置。但是不补还好，补了后更加疼痛，连喝水都几乎要命。忍了几个晚上，我终于打电话给阳明牙医系主任，请他帮我安排到荣总看牙。看诊的牙医师“刚好”和我大学同届，既有同学之谊，自然看得仔细，还念了我一句，“你是看不起同学啊？怎么在外面‘随便’找牙医！”

美国医界有一个网站，除了提供医药新知外，还辟了一区专门提供电视剧《急诊室的春天》(ER)的剧情提要，以及“本周病人可能会问什么问题”的考前猜题。这是为了避免病人问起，医师的答案与剧情差距太大，惹来不必要的风波。ER的编剧者麦可·克里奇顿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就专事写作，并未从事临床工作：他编写ER当然有很多医疗顾问协助，但是美国医界也批评ER剧情夸张。我担任台北市卫生局长时，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办了一个医疗信息研讨会，邀请了美国西岸最大的保险医疗服务集团——凯瑟健保机构(Kaiser Permanente)——副总裁来演讲“医疗服务计算机化”的议题。有一位听众提问“医疗高度信息化后的医病关系”，副总裁回答：“我们的医护人员觉得好像在战壕里工作”，意思是说医疗服务提供者随时可能“中弹”。可见医病关系恶化，不是台湾的特产。

用“病人的角度”看事、用“病人的语言”说明

我做了两年的外科住院医师，就到国外进修。回国后在医学院教书，就一直在想：为什么病人与医师之间的认知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什么我们在进入医学院的时候，会用很多平常人的语言；待真正学了医，成了医师，却讲一些病人听不懂的话？

近年来我在阳明大学医学院参与医学教育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用病人的角度”看事情。这个医改课程，最初的设计是在医学生低年级时，让他们从陪病人挂号、候诊、领药开始，实际了解病人的感受。台湾的大医院常让人讥评为“三长两短”：挂号排队时间长、等候看病时间长、领药检查时间长，以及看病问诊时间短、解释病情时间短。让学生亲身体会挂号、候诊、领药，“或许”可以让未来的医师们比较能够体谅病人。

医学教改的另一重点在于基础科学及临床医学的“整合”，课程设计以“病案讨论”为主轴，用实际病人到诊的语言来陈述，希望医学生能够了解民众的用语。但因老师们也都是医师，实际讨论当然还是正统的医学语言(也应该如此)，而且课程紧凑，实在没有足够时间琢磨该如何向病人解说、应答。其他医学伦理的课程，也以医疗失误的法律案例为主，仿佛一门医师的“趋吉避凶”导引，很难让医学生深刻体会病人的思维。

是求医宝典，也是医学伦理教材

刘墉先生这本书，对民众而言，或许可当成一本“趋吉避凶”的求医宝典。对医师及医学生而言，倒真可以作为一本“听听病人怎么想”的医学伦理教材。医师是一群资质非常优秀的人，绝对希望做最正确的诊疗，把病人治好；但是医疗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最杰出的医师也不敢“包医”。绝大部分医事人员都尽力避免医疗过误，可惜一旦发生，结果往往是不可逆的。

希望本书能对医病关系提供一个正面刺激，让医师能够亲切愉悦、自信而正确地诊治病患，提供病人一个安全的就医环境；而病人也对医师充分信任，安心求治。

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台北

五月中旬，我带着这本书的初稿，由纽约飞台北。送我去机场的司机，一面开车一面抱怨，他已经十五个小时没吃东西，饿得胃直疼。

我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因为明天要做大肠镜，接着叹口气，说隔一阵还得做胃镜，又不解地说：“奇怪了！前两年自费看病的时候，是直肠镜和胃镜一起做，省了不少时间体力，而且只要禁食一次。而今有了保险，不知为什么反而要分开做。问医生，医生说碍于规定。”

我笑笑，说大概碍于保险公司的规定吧！可能保险给付太少，医生不得不分开做、分开报。我这么说，是因为不久前台湾新闻才提到，国际管理大师迈可·波特(Michae Porter)批评台湾医生治疗一个病人平均只花三分钟。这是因为健保减少对医生的给付，逼得医生只好以多看病人(多要病人回诊)增加收入，堪称医界的“癌症”。

美国跟台湾的问题应该差不多。

在飞机上翻阅杂志，看到一个占四分之一版的广告，印了一堆像是药品的彩色图片。其中一盒上面写着“妇瘤××”的中英文大字。下面则用粗黑体的文字印“妇女瘤体克星、免手术之苦”。接着七行小字，写着“瘤体手术切除后复发；经色啡黑、淋漓不断；瘤体较大，压迫引起腰痛、尿频……”之类的形容。其余五种，也都印着各种病症、疗效的说明。

只是在那广告旁边还有一行直排的不足一毫米的英文小字，我在灯下用足了眼力，总算看清楚上面写：“(中译)这些说明未经食物药品管理局评估。这些产品不是用来作为诊断、治疗或预防任何疾病之用。”另外有一行同样小的中文字：“因个人病例案件不一，仍应该找医生诊断。”

放下杂志，我想：如果得了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的妇女，看了这则广告，没注意那行小字，或不懂得英文，以为吃那产品就能免手术之苦，会不会因此延误病情，错失早期治疗的机会？

事情真巧，接着翻阅《联合报》，看到长庚大学医学院教授王惠珀的一篇读者投诉。王教授举出一种专利到期的血管药为例，说原厂药的健保给付价十九元，学名药才十四点五元。药效一样，健保一年却为买原厂药多付了六点三亿。

而许多原厂药根本是那些药厂委托台湾药厂代工生产的，造成消费者以外国原厂品牌的高价，吃本地代工的药。

文章结尾，王惠珀教授以愤慨的语气说：

价格的游戏……反科学，让懂药的我觉得很窝囊。消费者在违反公平交易的市场上付费买药更窝囊。不吃药却胡里胡涂在为“逾专利保护药”付费的纳保人最窝囊。

刚回台北，大概因为水土不服，肠胃不好，于是去买了瓶帮助消化的乳酸菌胶囊。药盒上用银色贴签标示：“加拿大原装进口”。除了“英文品名”、“中文品名”，还有“进口单号码”、成分、使用方法和总代理公司的地址电话，看来挺实在。

只是当我看原装英文说明时，发现不是少了标点，就是拼错了单字，连“powder”都拼成了“powber”；“broken”都拼成了“baokell”。

更怪的是英文说明印着“take 1 capsule daily atmealtime.”每天在用餐时服用一粒胶囊。)却翻译成“请空腹食用，每天一～三粒胶囊。”

我心想，如果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英文应该不致错得这么离谱。还有，为什么翻译成中文，服用方法有那么大的改变？是英文说明错了，还是中文错了？假设这不是乳酸菌胶囊，而是处方药，怎么办？’

五月底，我又应邀由台北飞昆明。才下飞机，就听说中国国家药监局原局长被判了死刑。因为近十年间，他直接间接收取贿赂，竟然擅自同意降低药品审批标准、滥发药品文号……

大陆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是因为听说我正写作《我不是教你诈5：医疗真实面》，而且似乎只要我提到医疗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苦可诉。

问题是，我在大陆各地旅行了三个礼拜，跑了十七个城市，做了许多调查访谈之后，发现大陆同胞保健的知识奇缺。他们可以一边喊自己有糖尿病，一边大碗地吃面、吃饭，说面、饭不是糖，所以多吃无碍。

更令人不解的是，有位朋友的胆固醇和血糖高得惊人，医生没叮嘱他控制饮食和服药，反建议他去“洗血”。据说一次要十几万元。

我心想：如果他穷，医生还会这么建议吗？恐怕反倒采取正规的治疗方法了。这正合了我书里写的，有时候有钱人反而受害。

七月中旬，我又回到台北。时报出版社的朋友请我吃饭，并送我一本他们出版的杰弗里·罗宾森写的((一颗价值十亿的药丸》(Prescription Games)中译本。书里说了一堆制药界的黑幕，其中有一段的内容好像大陆药监局案子的翻版：

联邦调查人员发现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有些人涉嫌收贿，让某些药物快速过关，有些则摆在一边。结果，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局长为此下台，涉嫌的人员多达四十二个，还有十家药厂……

只是美国的那位管理局长幸运多了——他没被处死。

自从我写此书，一方面因为对这类事件变得特别敏感，随时有“触动”。一方面因为朋友听说，纷纷提供数据。使我不得不把篇幅扩大。说实话，原先我只想把医疗方面的题材，作为《我不是教你诈》第五集中的一部分，到后来竟然不得不成为“医疗真实面”的专题书。

如同我前面所举的例子，从美国到台湾再到大陆，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却处处听说医疗的黑幕。这本书没有任何偏颇与预设立场，我是从多元的角度分析批判美国和台海两岸的医疗问题，并提出实质的建议。

当我批评医院红包文化的时候，同时会提出这可能由于制度的不公平。当我怨医生巧立名目增加病人不需要的回诊时，会说这可能也因为保险给付的问题。

当我怪药局推销保健食品时，同时提出诊所兼设药局，可能抢走太多专业药局的“处方”生意。当我说高龄医生的手可能不稳，不宜动精微手术时，也强调老经验是无可取代的。

希望读者在看到负面批判时，别忘了正面的肯定与建议。

为了慎重，我也做了许多查证的工作，甚至走访一家又一家药局、探询许多医生的意见，甚至在水云斋网上刊出一篇又一篇书中的章节，征询大家的意见。

我在网页上写得很明白，因为怕东西写得太辣，读者无法接受，所以做民调。如果大家认为可以，我才出版。所幸绝大多数的回函都“挺”我，支持我书中的“良医角色”，只有少数人叫我小心被告。

我甚至把这本书的三校稿交给一位武汉的护士，请她帮我求证。

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找医生，却找护士？”这答案应该在书中已经有——护士往往看得更清楚，也更敢说。

当然，医生也有敢说的，若没有我那一大票医生朋友，有意无意地透露给我消息，大公无私地告诉我内幕，也不可能有这本书的出现。

在此，我要对王绪医师、李平医师、郭季超医师、黄筱玲女士、陈世立先生、杨彰荣医师、劳伦斯·卡特(Lawrence Carter)医师、薛次郎医师、郑岱云医师、锺佩珍医师，及许许多多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界朋友，表示最深的谢意。

更谢谢我太太的支持，因为她总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和帮我向医生们打听的“探子”。

【补记】

书稿完成后，时报出版社的编辑曾问我有没有熟识的医师，能为这本书作推荐。我说熟识的医师太多了，否则我也得不到那么多医药的信息，但是就算他们愿意为我写文章推荐，我也会拒绝。因为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情涉入。

这次审订和推荐的，全是医界的领导人物，虽然我都不认识，但衷心地佩服与感激，谢谢他们能那么无私地为这本辛辣的作品背书。

刘墉

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