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在明末董其昌的“南北宗”文人画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些画家,影响最大的是王时敏、王鉴、王晕、王原祁四人。“四王”致力于摹古,崇拜元四家,注重笔墨,追求平淡清闲的情调,以能灵活地运用古人的笔墨技法为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他们在总结、运用前人笔墨的基础上发展了干笔渴墨、层层积染的技法,丰富了文人山水画的表现力。“四王”又被称为“清四家”,加上恽寿平、吴历,又被称为“清六家”或“四王吴恽”。他们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画风,以其极具声势的影响力左右了清一代的绘画风尚。
本书将为你解读、带你鉴赏“四王吴恽”的绘画艺术。
中国的绘画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古朴率真的远古壁画到浪漫宏大的楚汉帛画;从绚烂庄严的魏晋佛画到精湛瑰丽的隋唐界画;从雄峻悠远的五代山水到飘逸简洁的宋元水墨,直至明清各家各派的巍然壮观,中国绘画形成了一条独一无二的艺术之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审美情趣乃至对自然、人生、社会、政治、宗教、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的理解和认知,一次次地在历代艺术大师的笔墨中得到诠释、升华,中国绘画可说是中华民族的才智与创造力最集中的表现之一,标志着华夏文明在古典艺术领域的最高水准。
王鉴则是董氏的忠实崇拜者,对董其昌的南北宗论非常赞同,他曾专程去松江拜访董其昌,一同观摩古人名迹,遂结为忘年之交。据说,大约在顺治十三年的一个夏天夜晚,王鉴客居苏州,梦中觉得自己穿行在旖旎的山水之间。看到一个书斋,背山面水,其曲廊幽室,花木扶疏,极似王维的辋川别墅。于是他走进书斋,举目四顾,只见墙上挂着一幅董其昌的山水画,极具幽静淡远之趣。梦醒后王鉴即把梦中的境界画成了著名的《梦境图》。这幅画极为工整灵秀,山形起伏,水域开阔,恍若仙境,他还不惜笔墨在画幅上作了长题,由此可见他对董其昌绘画的迷恋。另外,王鉴的青绿山水,把文人画的书卷气融入宫廷院体之中,也曾受到董其昌的高度评价。
(二)宦海沉浮
“江左二王”优裕的家庭出身,不仅使他们“志学之年”便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而且都依靠祖上的余荫顺利进入仕途。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24岁的王时敏由“恩荫”出任太常寺的尚宝丞,负责掌管皇家印信,成了“位于禁廷侍从”的官员。不久,他又奉命巡视山东、河南、湖广、江西、福建一带封藩地区。天启四年(1624年),升为尚宝卿,后又升为太常寺少卿。据说他“淡于仕途,优游笔墨”,“啸咏烟霞”,终于崇祯五年(1632年),因病辞官,回到家乡故里。
王鉴36岁时考中了秀才,两年后以祖父余荫上任左府都事,进而出任廉州太守,所以人称之为王廉州。后来不幸因得罪上司,亦于明亡前罢官归里。
这两位出身名门的世家子弟,虽然身受明代皇恩,却因仕途的不顺,均在清王朝建立之前离开了政坛,由可能“兼济天下”的当朝官员转而变成了“独善其身”的在野文人。
明代覆亡之际,父祖数代均在明王朝为官的王时敏虽在后来的回忆中自称“五内推裂”,但当时仍出城迎接了清兵。这段材料见撰写于民国六年汪曾武的《外家纪闻》,其载:
“太常公(王时敏)遭明思宗之变,国祚已斩,宗社为屋,清军南征,将至太仓,郡人仓皇奔走。吴梅村(吴伟业)与太常商议日:拒之(清兵)百姓屠戮,迎之有负先帝之恩,终无万全之策。太常筹画数昼夜,又与郡绅集议明伦堂,众以太常原为明之旧臣,代有显贵,咸视太常为进退,太常知时势之不可回,涕泣语众日:余固大臣之后,死已恨晚。嘉定屠城,前车之鉴,吾宁失一人之节,以救合城百姓。梅村相与大哭,声震数里,众亦感泣。议遂定,而清军已至。遂与父老出城迎降。至今西门吊桥,颜公迎恩。”
在“不负先帝之恩”和“以救合城百姓”两者之间,以今天的价值观来看,选择后者自然是明智之举,但在整个专制社会的道德背景下做评判,这无疑是一种大逆不道。王时敏对自己明清易代之初的政治表现,颇感痛心内疚,一方面作了自我辩解:“无地堪投足,村居且退藏”,另一方面也自讼自责:“偷生称隐逸,惭愧北山灵。”足见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王时敏降清后,并没有去做官,一直隐居在自己的西田别墅里,从事绘画的研究和临写。
王鉴的前半生生活在明朝,他对明统治者的专制、腐败甚为憎恨;其后半生生活在清朝,由于满清贵族对汉族的征服是残酷的、血腥的镇压和屠杀,使他汉族的民族自尊受到极大的摧残。因此,当明亡之后,他采取了既不留恋旧王朝,也不与新王朝合作的消极遁世态度。他常往来于南京、扬州、无锡、苏州、杭州一带,以卖画为生,生活较为清苦。此后,他结束了长期流寓的生活,构筑了一个隐居避世的居处,王时敏以《楞严经》中“染香”一词为这间画室命名,即“染香庵”。王鉴即在其中醉心于绘画艺术。吴伟业的赠诗“布衣懒自入侯门”,“向人欲仿赵王孙”。足以说明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三)奖掖后辈
江左二王不但在艺术上取得了令后人景仰的成就,而且还都是不遗余力奖掖后学的师长。文人画家王原祁的入仕,职业画家王翚的入宫供职,甚至二人的名动朝野,并最终导致“四王”艺术成为清代画坛的正统,其实都是王时敏与王鉴精心培养和惨淡经营的结果。
晚年的王时敏将大量精力放在培养他的孙子王原祁上,得空便给他讲解“六法”的要领,古今绘画的异同,亲手绘制《仿自李以下宋元名家山水册》供他临摹学习,并出示家藏历代名作供他学习研究。王原祁中进士之时,王时敏还特别嘱咐他:“汝幸成进士,宜专心画理,以继我学。”在王原祁尚未大成时,王时敏和王鉴便认为王原祁必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王时敏评其孙曰: “元季四家,当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余不敢让。若形神俱得,吾孙其庶手!”王鉴也说:“吾两人当让一头地也。”P5-7
清初,在明末董其昌的“南北宗”文人画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些画家,影响最大的是王时敏、王鉴、王晕、王原祁四人。他们都擅长山水画,在师承、崇尚、画风等方面十分接近,影响广泛,又受到皇帝的赏识,因此成为左右画坛风气的山水画派。
清初“四王”,实际上包括了两代画家。王时敏、王鉴是第一代,他们与明朝末年画家董其昌非常要好,在绘画上也受董其昌影响很深,入清以后王时敏、王鉴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不再做官。而之后的王晕、王原祁则属于第二代。王晕是王鉴之徒,王原祁是王时敏之孙,艺术上直接继承他们的先辈。
从艺术倾向来看:“四王”致力于摹古,崇拜元四家,注重笔墨,追求平淡清闲的情调,以能灵活地运用古人的笔墨技法为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他们在总结、运用前人笔墨的基础上发展了干笔渴墨、层层积染的技法,丰富了文人山水画的表现力。
“四王”又被称为“清四家”,加上恽寿平、吴历,又被称为“清六家”或“四王吴恽”。他们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画风,以其极具声势的影响力左右了清一代的绘画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