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斌，生于1922年，山东莱芜人。1937年入党，1938年1月参加徂徕山起义。曾任山东纵队二支队政治部青年大队长，沂蒙二地委秘书科长，鲁中南区青年干部学校副校长，青年团中央统战部、国际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亚非团结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驻意大利参赞，驻圣马利诺总领事，驻尼日尔、巴基斯坦大使。

本书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前大使王传斌的回忆录，记录了他参加革命到成长为共和国外交官的历程。他出身贫苦，自幼务农。后来参加“少共”，并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后，党把他培养为外交官。

本书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前大便王传斌的长篇回忆录。

作者在八十岁以后，用了6年的时间，以抱病之身，依靠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记忆力而著成。

本书时间跨度超过80余载，作者回忆了自己的童年，详尽描写了参加“少共”、投身抗战、参加沂蒙根据地建设和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亲历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的过程，讲述了由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共产党干部、共和国外交官的历程，反映了历史变迁的一个侧面。表现了作者对人民、对祖国的深厚感情。

本书的空间跨度也十分惊人。作者生长在农村，参加八路军负伤后转到地方，长期在根据地做群众工作，解放后转入城市做团的工作，后调入团中央。以后又做外事工作，成为外交官。进入老年后又做了十年的老年工作。先后到过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一些国家。作者以其较丰富的阅历、漫长的工作经历和广泛的人脉关系，通过朴实坦诚的叙述，使我们仿佛置身于作者所处的环境，来到作者生活的年代。

80年来，作者接触了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人物，他以饱含深情的笔触细致刻画、记录了许多人的生活片段，有家乡的父老乡亲、有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有战友和同志，其中也不乏名贯中外的大人物和令人景仰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些都使本书具有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第一章 童年的记忆

第二章 上学

第三章 参加“少共”、转党

第四章 和尚洞武装起义

第五章 我当上了八路军

第六章 奉调进沂蒙

第七章 到了二支队

第八章 负伤

第九章 转入地方

第十章 难忘的1941年

第十一章 南墙峪突围

第十二章 抗战胜利

第十三章 短暂的和平

第十四章 在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中

第十五章 从土改复查到生产救灾

第十六章 支援前线，打过长江

第十七章 离别沂蒙

第十八章 在鲁中南团校

第十九章 住在孔门十二府

第二十章 回乡记事

第二十一章 省团校的四年

第二十二章 南下上海

第二十三章 团中央工作十年（上）

第二十四章 团中央工作十年（下）

第二十五章 到了和大

第二十六章 文革岁月（上）

第二十七章 文革岁月（下）

第二十八章 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

第二十九章 在中国驻尼日尔大使馆

第三十章 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第三十一章 最后一班岗

后记

作者简介

第一章 童年的记忆

我于1922年出生于山东省莱芜县（上世纪八十年代改为莱芜市）鹁鸽楼庄一个极为贫苦的家庭。莱芜县位于泰安市东面约九十余里，鹁鸽楼庄在莱芜县城西南约三十多里地，从驷马河过大汶河，再经牛泉、西上庄，翻过一道山岭就到了。村南是挺拔的云台山，大约有七八百米高，较平的山顶，特征很明显，在泰莱公路上远远地就能看到。山顶早年建有高大的庙宇，后来倒塌。以前，每年农历三月三人们来此登山拜神，一些商贩、艺人借机来此形成庙会。据说这些年人又多了起来。村东边和西边各有一座小山，鹁鸽楼庄就在三座山之间的山坡之下。一条清清的小河从东南山峪流下穿村而过，把整个村子划成河北、河南两块，再往西北一直流进了大汶河。这就是我的故乡，从出生一直到十五岁我是在这里度过的。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曾到过国内的许多省份，走过许多村庄；也去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有些地方的风景也很漂亮，但比来比去，还是最喜欢我的故乡鹁鸽楼——这个生我养我培育我长大成人的地方。

我村为何定名为鹁鸽楼，已无从考证，只记得我幼年时，村西南有些破烂倒塌的乱石屋子，人称此处为破庄子，看来像是被人遗弃的地方。记得在1930年夏初，我和刘子云在东山坡玩得高兴上来，对村里的许多情况作了一番议论，详细地计算过当时我村的户口、人数，共计约104户，700多人。全村富裕或比较富裕的户是少数，有两三户有雇工，也只是雇一人，待遇很低，一个雇工每年挣的工钱也仅有几百斤粮食。贫苦户占多数，有些是赤贫，靠要饭为生的七八家，因穷困娶不上媳妇的有二十多人。当时全村只有大学生刘仲莹一人，县立师范生窦子顺一人，无一人考入高等学堂（即高小）。村里识字的没有几个人，来了信或要写信，只能请村里小学的教师代劳。全村只有刘仲莹不定期地订一份报纸或刊物（以后才知道，这是他掩护秘密通信的TBt）。文化娱乐更是不用想，村里穷得没有搭台子请戏班子来唱过戏。那时，村里有暖水瓶的仅刘仲莹家，除了他家有一座青瓦顶的二层小楼外，全村老百姓住的都是青石土坯搭建的草房。这就是那个时期鹁鸽楼庄的基本情况。1948年我在离家十年后第一次返乡探亲时，又和刘子云回忆起了这次谈话，他还记得许多。

据村中王家祖坟的石碑和族谱记载，鹁鸽楼庄王姓家族原籍山西洪洞县，在明朝洪武年间，经河北枣强县野鹊村迁徙至莱芜高家洼，后历经岁月流逝，时局动荡，人口繁衍，用了几代人的时间，经茂盛堂、积家庄等地，最后，我们这一支才落户鹁鸽楼庄，世代以务农、织布为生。

我的父亲王瑞勤是一个农民，弟兄四人，他排行老四。大伯父娶妻生子，后代仍居住在鹁鸽楼庄。二伯三伯因家境贫寒，娶不到媳妇，都是在青壮年就悲惨去世了。我父亲幼年靠讨饭糊口，稍大即做长工，干活卖力气，为人诚实。当时，一位好心的老人对我父亲说：老四啊，你光在人家帮工干活，多少年也难娶上媳妇。你得改变办法盖房子、开荒种地啊。父亲听了指点后，除了继续干些零工挣钱外，便起早贪黑地开荒种地，自己挖石头，盖起了一间低矮的小屋，以后生活稍能维持，深得邻居老人们的夸奖。因此才有人从中撮合说媒，直到中年才娶到我母亲，从此算是有了自己的家。父亲幼年外出讨饭曾到过蒙阴、沂水、费县等地，抗战期间，我在沂蒙区工作，虽地处偏僻，他也能找得到。我问他怎么能知道这些路？他说，小时侯要饭曾到过沂水的沂汶庄、夏蔚，费县的仲村等地，那些村庄大，能要到饭吃。

我就出生在家中仅有的那间小屋。在这间小屋里，中国共产党的莱芜创始人刘仲莹、黄仲华曾秘密商谈党的工作。1935年初冬的一个夜晚，牛王泉的鹿省三半夜里找上门来，他是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跑出去的，已经有两天没吃饭了。他手里拿着没吃完的萝卜和一个生蚂蚱，我急忙给他烧水，吃干煎饼（没有其他的饭），随后，他被黄仲华领走。这间小屋还隐藏过党的刊物《火线》，是油印的小本子。鹿省三也是莱芜党的创始人之一，斗争勇敢、机智多谋，是济南学生运动的重要活动分子，九一八事变后带领学生游行示威，卧轨拦截火车，冲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阻挠，到南京请愿抗日。抗战后任鲁东第七支队政委（在寿光一带），1938年4月被内奸杀害。

记得在我幼年时，各个山上都有不少树木，以柿子、花椒树居多，各家祖坟地上种的是松柏树，有的长得很大。村里有不少已经活了几百年的槐树、榆树，高大粗壮，各种小鸟飞翔其间、生息繁衍，特别在春夏之交，还有许多候鸟到来，清脆婉转的啼叫声回荡在寂静山村的上空。山上经常能看见成群的野山鸡穿行于树丛中，一群有几十只，它们飞得不远，可跑得极快，很难捉住。在刘仲莹家的东院还有全村唯一的一棵楸树，这是一种高大挺拔的落叶乔木，春天，开一种粉红色带紫色的喇叭状的花朵，花落后的形状似小汤勺的样子，我和小朋友拾来“过家家”用。刘圣先家曾有一棵高大的针叶松，后来被砍倒卖掉，刘家奶奶为此烧纸、焚香，祈祷“免罪”。村里的这些大树从30年代起陆续被砍掉，老一辈人每提起无不叹息、留恋！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深陷于外患内忧的苦难之中，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直接危及山东。国内军阀混战、土匪四起、社会动荡不安。国民党地方政府则是只管自己升官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这些都一步步激起群众的愤怒！一段骂毛延寿的京剧很快流传，谁都知道这是骂的蒋介石及其帮凶。在那个贫困、落后的年代，各种会道门兴起，以“圣贤道”（又称秘密教）较为活跃，该教以中老年妇女居多，采用个别发展，夜间活动，参加者须交纳一定供俸以示虔诚。还有流传甚广、公开活动的“皈依道”，信奉万物皆为神，对飞禽、树木甚至天上的星星也要每晚磕头跪拜，以求保佑。凡信仰该教者不吃肉鱼腥荤，不吃葱、’蒜辣物，不杀生，连地里的害虫如蝗虫、豆虫也不能杀死，说它们都有神灵；谎言世界要“九九归一”（皈依的谐音）。这种虚幻的教门一时之间曾广为流传，但由于和生产、生活实际脱离太远，又很快自行消失了。迷信谣言也随时流传，人们既然无力抗拒和解释种种不合理的现实及天灾人祸，只能相信自己受苦受难“这是夭意”、“命该如此”。

大约在1930年，当地政府以强制手段，坑骗一些农民种植罂粟（俗称大烟或鸦片），春季低价卖给种子，并告种植、制作方法，许以秋后高价收买药膏。但到秋后则拒收或以极低的价钱收购，农民惊呼上当，但悔之已晚。我曾吃过间苗拔下的罂粟嫩苗，记得那开得红、紫、白等各种颜色的大烟花，长得核桃般大的大烟头，并在上面用刀划开取白色乳状液体熬制药膏的情形。农民总是上当，谁还相信政府呢？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农村植桑养蚕，织布纺线非常普遍。后来大批的洋布、洋线、洋油、洋火（火柴），甚至一些日本的垃圾、废旧破衣等运进中国，涌向市场，农村里原有的纺织品等被压得价钱太低，织的布、纺的线卖不出去。许多的养蚕户，含泪砍掉了祖先留下几百年的桑树，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植桑养蚕几乎被消灭光，农民的收入受到极大的影响。从老祖宗就使用的银元、铜币被政府强制以纸币所代替，政府借此发了一大笔横财，农民拿到手的则是大大贬值的纸币。因此物价无形中上涨，再加上当时连续几年旱灾、涝灾、蝗灾，祸不单行一齐来，庄稼歉收，大豆减产，不能榨油和制豆饼，迫使村里南北两家油坊停工。有一年大旱，直到立秋时才下了场大雨，眼看秋收无望，穷苦人家只得在山野荒地撒种产量很低的荞麦，以备度过难熬的冬天，一般农户家吃糠咽菜是家常便饭。麦子产量低，收获少，除了过年和来了重要客人，很少吃到白面。经常吃的是各种野菜，要用刀剁碎才能下咽，记得有一家一年剁坏了两把切菜刀和一块案板，由此可见吃了多少野菜！每到冬季来临，特别是接近腊月之时，人们就忙着进行土地买卖。那时，村里人家女儿找婆家实际上也是一种买卖，但决不能明说，女方为女儿出嫁确实需要花些钱财，男方为娶到媳妇。也只得咬牙拼命花钱，这也是当时社会贫困和婚姻制度不自由所致。临近年关，各种要账讨债的先后到来。这些讨债的小伙计，如讨不回钱，就要受斥责打骂，所以就想方设法地讨要。我亲眼看到一位中药房的伙计到一家讨债，这家的病人吃过药后并无疗效，早已去世，死者的妈妈看到讨债者更加勾起想念儿子之情，又哭又闹，讨债者无奈而去。就是这家人，男方已因肝病腿脚肿胀、行动困难，父母还要给儿子相亲结婚，认为“冲喜”可冲掉鬼怪。结果结婚后男方很快死去，女方成了牺牲品，反被诬蔑“命阴克男”。多少年来一大恶习是男人死后女的要守节，虽无明文规定“不能改嫁”，但那些可怜的失去男人的青年妇女极少改嫁。村里有一寡妇守节一生，老年临终时她看见了为她竖立的石碑，上书“节烈可风”四个大字，如此而已。

在家里，实际上我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听父亲说只活了一岁就因病饿而死去了。我四五岁时，母亲已病了一年多，邻院好心的六奶奶送几个煎饼来，母亲舍不得吃，我和弟弟抢着填饱了肚子。家里连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买药！父亲只得到山中挖掘“益母草”来熬汤治疗，毫无效果，治救无望。恰在此时，我的弟弟无人照料吃不上饭，因感冒发烧咳嗽，很快死去了。我至今还记得他拍着肚子向我要水喝的样子。母亲随后死去。母亲的去世真是祸从天降，家中一贫如洗，连为母亲下葬穿的衣服都没有，只能买来糊火柴盒的蓝纸，剪成衣服样盖在身上，几根木柴棒用麻绳捆在一起当做棺材。乡亲们忙碌一天，别说吃饭，连口热水都喝不上，我至今还记得刘永兴爷爷大声喊道：老四（指我父亲），实在不能让大家吃饭，就让各人回家，饭后再来！这在村里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我村的习俗是谁家有红白事，众乡亲随份子帮忙，事主家要管水管饭。我父亲以后曾多次说过，实在是迫不得已，对不起大家！那天，父亲在极度悲痛中料理母亲的丧事，顾不上照管我，饿得我手抓生米往嘴里塞，被大人制止。

母亲的死直接打击着父亲和我，但最伤心的还是外祖母，她同样是苦命人，年轻丧夫，她坚信“好女不嫁二夫男”的古训，执意不改嫁，把三个女儿养大并操办着出嫁成亲，还过嗣了一个儿子，很有孝心。当这一切有了着落、心想总算能放下一份心来，不料灾难接踵而来了。贫穷人家的女儿当然嫁不到有钱的婆家，嫁到穷人家还是过苦日子，她的二女儿、即我的母亲结婚后不到几年就染患重病，家里穷无钱医治，不要说营养，连饭都吃不饱。外祖母虽精心照料，费尽了心血，眼看着自己的女儿无望了，只好含泪低声哭泣，此等悲情非笔墨所能形容。我的三姨娘、即他的三女儿也嫁在我村，我母亲去世后不久也跟着去世了。这对她是多么大的打击！我母亲去世后，外祖母始终牵挂着我这个苦命的没有娘的孩子，按照一般情理说，女儿已死，做母亲的太悲伤了不忍心再来看望。可是在我母亲去世后不到一年的冬天，外祖母又来到了我家，她说牵挂着外孙子和你爷们是怎么生活的？她忍着眼泪，一进家门就手脚不停地拆洗、缝补那些破烂的衣物、棉被和鞋子，不然怎么过冬呢？她老人家来的这段时间我家有了生机，回到家里有热饭，能按时回到学校，身上的衣服也干净多了，穿破的鞋子缝补后又穿在脚上。邻居们都齐声夸奖这位老奶奶，多亏了她呀，这么好的心肠！从此直到抗战爆发的那年，她老人家每年都来一二次，这样的亲人情感世间少有，谁能忘怀呢！

外祖母思念两个死去的女儿，伤心悲痛、难以忍受，在人前则压抑、强忍，背后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我的母亲还留下了我这条“苦根”，三姨娘没有生孩子就死去，所以外祖母到我村都是住到我家，从不住到三姨娘家。有一年冬天的傍晚，我送外祖母回家，路上经过我家的祖茔地，在相距约半里地的地方，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我娘的坟墓大声地痛哭起来，我不知所措，也哭起来。我劝她早些回家，可是她坚持要我先走，以免我父亲担心，无奈之下，我一边哭着一边往回走去，太阳就要落山了，在暮色苍茫中她就坐在那里，仿佛和山石溶为了一体，这是我永远铭刻在心中的一个悲伤的傍晚。

P1-6

回忆录到此告一段落。有些话还要再说一下。

原本我是不想写什么回忆录的，自知没有做出重大成就，没有什么可写。但自80年代以来，一些地方的党史办、过去工作过的单位都不断来人，要我写回忆录性质的东西。以后，有的老战友、老同志去世，断断续续写了一些纪念性的文章。这些就构成了回忆录的基础。

还有，在一些热心同志劝说、推动下，我决心把这些年写的东西串起来，按时间顺序，综合起来就算作回忆录吧。黑龙江省老龄委副主任刘宝彬同志曾向我表示愿操笔代劳，后来他因为有病在身，未能如愿。整个材料就由我自己写了下来。从2004年起，到2009年写完第一稿。

因为我患糖尿病引起视网膜病变，视力已变得很差，看报纸、写材料要用高倍放大镜才能勉强工作，基本上是摸索着写。所写的东西连我自己都看不清楚，别人更是很难看懂。

另外的难题就是没有原始材料，战争年代把许多资料都忍痛销毁了。特别是1947年蒋匪军重点进攻山东，沂蒙地区为其重心所在。沂蒙地委把积存的文件资料，以及我个人的一些资料埋藏在一个山洞内。那一年雨水很大，冲垮了山洞，经过两个月，所有文件资料全部霉烂了，无可挽回！

幸好我手中还有几个当时舍不得销毁的记事本子，可以提供一些大事件的线索，可具体内容还是太少了。这样，我只能从中共莱芜县委、沂南县委、泰安地委、沂蒙地委及其所属县委的党史资料中查找，还包括原鲁中南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有关资料、中共山东省委、省府、军区的有关资料。总之，尽量使材料准确、完整，言之有-据。在编写过程中，使我对过去有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思考。

受人尊敬的、我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老人在党的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作始也简，将毕也钜”的古训，并作了寓意深远、指导性很强的精辟注解，对我学习、思考，编写回忆录很有指导意义。在回忆录即将收笔时，回顾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及面对现实、展望今后，更令人深思。

回顾过去，在严酷、持久的战争环境，在创建并坚持根据地各项艰巨繁重的任务中，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或一些重大问题上，一些领导同志和战友兄长对我这个小兄弟都给予了关怀和帮助，使我深切地体会到革命大家庭中兄弟般的深情厚意。往事万千，不可能全部记述，特以下述事例做为代表吧。

1941年冬，在沂南县马牧池偶然遇到中共莱芜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潘德和老师，他从急行军队伍里走出，简单地寒暄后，亲切地和我说：“你受伤后调到县委工作的事我们早知道了，时常打听你的情况，好好工作，大扫荡要开始了，注意身体啊！”来不及多说，他就转身追赶部队去了。不料，此次见面竟是永别！不久他在大扫荡中牺牲了。他对我说的短短几句话，语重心长，他最后转身向我挥手告别的身影永远印在我的记忆中。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沂蒙区的人民和共产党、八路军一起，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着自己的家乡。根据地的大娘们亲切地把我们看作自己的孩子，当战斗归来时，她们拉着我们的手，呼唤着“我的儿啊”！拿出做好的饭菜招呼我们吃饭，那热腾腾的稀饭，那香喷喷的煎饼，那呼唤孩子的声声乡音和温暖的双手，表达了沂蒙人民比金子还要珍贵的胸怀！这是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

1947年蒋匪军重点进攻山东沂蒙区时，沂蒙地委秘书处的那些青年同志们真正是英勇无畏，帮助我克服了许多困难，在夜间渡过了正在涨水的沂河，保护了文件、财物的安全。

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真诚相助，特别是那些尚健在的老战友们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和督促。有关驻外使馆的三章，分别请了陈宝顺、刘鸿祺和陆水林等同志审阅、修改。在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二十章的照片由莱芜市牛泉镇政府和鹁鸽楼村委会供稿。老龄委部分则请了张亚群、洪国栋、袁新立、曹炳良和肖才伟等同志审阅、修改。在此特向这些同志表示感谢！

在书稿的反复修改和编辑、打印、校对过程中，全家人都付出了心血。老伴杨陵和我一起回忆当年的事情，帮我看稿、念稿，整理稿件。儿女们也都参加进来，付出了许多时间和劳动。

这个回忆录稿，边写边改，不断修正补充，仍感到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前后已有五、六年的时间。决不能再拖下去，故就此停笔。

王传斌

2009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