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王朝与周边的战争
西周前期，周王通过主动分封宗亲的方式，建立起了一个有效统治广袤地区的“王室一诸侯”体系，形成具有西周国家特色的宏观地缘政治结构。总体而言，这个政治结构的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尽管如此，在周王朝统治区域的周边，仍然活动着许多不同部族的人群，与周王室的关系并不稳定。他们时服时叛，许多时候与周人兵戎相见。这些周边人群，周人称之为“戎夷蛮狄”。泛泛来分，北方为戎，南方为蛮，东方为夷，西方称狄。
周人的西北和北部，生活着一些游牧性质的人群，比如羌、犬戎、混夷、昆夷、畎戎、鬼方与猃狁。有学者认为，除了羌，其他的名称其实指的都是同一族类，不过有时间、地点、音译、诬称以及个别支派的不同罢了。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今陕西和山西交界的黄河两岸和内蒙古中东部，分布着以山西石楼和陕西绥德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其青铜武器、工具和装饰品具有非常鲜明的北方地区文化特色，包括带銎的戈、钺、斧，兽首刀、环首刀、铃首剑、蛇形匕，带铃车饰、靴形器、梳等。此外还有用黄金制作的弓形器、耳饰等。位置更北方的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出土了包括礼器、兵器、工具和装饰品在内的不同器类青铜器，其代表性器物是装饰有羊首、马首、鹿首的短剑、短刀和装饰有动物纹样的牌饰、装饰品，将原以为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时代上限推进到了商代早期。北部的这两支青铜文化，都显示出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特征，而且随着气候的变化，都大体发生了从定居农业转向畜牧业的历史过程。
在西北的甘肃、青海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有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分布在青海东部和甘肃中部地区；卡约文化分布于青海湟水流域，东至甘青交界，西达青海湖至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北到祁连山南麓，南至果洛玛沁黄河沿岸；寺洼文化分布于甘肃洮河流域，西与辛店文化相邻。此外还有腾格里沙漠南缘、分布在今甘肃西部偏北地区的沙井文化，等等。这些青铜文化反映出：这些地区的经济生活中畜牧业所占；比重都很大，埋葬习俗方面也具有一些一致性，有学者认为这或许与氐羌古族的遗存有关。
还在周人早期的历史里，无论是不窋失官、“自窜于夷狄”，还是古公“虽在夷狄之间”却仍然坚持农业生产、“复修社稷之业”，这些故事都反映了早期周人与戎狄割不断的复杂关系。不过，从这些故事的叙述中，也能大致反映出周人族群意识兴起的过程。商朝末期周人首领王季与姬昌壮大周人的势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与这些戎狄进行战争和融合来实现的。
西周时期，这些戎狄向东南推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因此与周王室之间的战斗也在持续。周康王二十五年（亦有认为是昭王时期），周人与鬼方发生了一场大战役，周人大获全胜，俘获敌方酋长三人，战俘近一万四千人，杀戮五千余人，还缴获数量超过一百的马匹和战车，三百五十五头牛、二十八只羊。西周一方的军队，是由一位叫“盂”的将领率领的。取得如此规模的胜利，周王在宗周的周庙举行了盛大的献俘礼，隆重地祭祀文、武、成王，并对盂大加赏赐。这件事对盂而言是大大的荣耀，他专门铸了一只向祖先祭祀的鼎。小盂鼎的铭文详细记载了献俘礼的过程。
这场战役，鬼方惨败，自此之后很长时间，西北方面一直比较太平。穆王也曾对犬戎用兵，但战果不大。直到西周晚期，猃狁又成为周王室的心腹之患。宣王时候，猃狁势力甚至逼近周都宗周，而周幽王就是在犬戎、申侯和缯侯的联合攻击下，身死国亡。
在与西北戎狄交战的过程中，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交流和融合。比如，西周早期的小盂鼎和西周中期的师同鼎铭文中，都提到了北方戎人用车的细节。1963年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墓葬出土一件西周晚期的骨牌，上面刻有用车猎鹿的场景，车的形制与中原战车相似，说明西周的北方游牧民族也使用马车。另外，在前苏联、蒙古、中亚各地的远古岩画中，也陆续发现了与商周甲骨文、金文“车”字形式非常一致的马车图案。而且在中亚西部的亚美尼亚赛万湖南岸的恰申古墓中，出土了两辆保存完整的马车，基本结构与商代的马车无异，而年代上却比中国中原地区最早的马车出现的时间还要略早些。这些情况显示，商周马车的起源，并不是中原地区的孤立现象，恐怕与广阔的亚欧大陆还存在某些共通之处。那么，处在中原和中亚西部之间的这些戎狄，很可能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西周早期，周人在东方的主要敌人，是居住在今山东及河南东部、江苏北部的东夷。今山东半岛的古代文化渊源深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发展水平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夏商时期分布于这一地区的岳石文化，被公认为是东夷古族的遗存，此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这一区域的人群，从夏、商时期开始，就是中原劲敌。中原王朝用兵不断，最终夏桀、商纣都因征伐东夷而大伤元气，从而给予了商汤、周武以灭国的可乘之机。周初时，管叔、蔡叔联合商纣之子武庚叛乱，东夷的奄、薄姑也趁机而动，周人经历了三年的艰苦东征，才重新稳定局势。所以，周公东征胜利后，就把齐、鲁这样重要的诸侯分封在奄及薄姑旧地。驻守在东部的王朝军队成周八师，最主要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征讨东夷。有一件小臣谴簋，铭文就记载了“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的事情。
继东夷之后，在东南方给周人造成极大困扰的是淮夷，又称南淮夷。主要分布在淮水流域，包括徐国、鄂国在内的若干国家或部族人群。原来在今安徽江淮地区分布着一支斗鸡台文化，时代约与中原地区的夏代相当。西周初期，由于周人东征的打击，部分东夷南下，更壮大了准夷的势力。在淮北地区，有一批偃姓小国，诸如群舒（舒庸、舒鸠、舒龙、舒蓼、舒鲍）、英、六、蓼、宗、巢、桐等。传说，偃姓的始祖是生于曲阜的皋陶，这样说来，这批小国也很可能最早就是东夷的一支。
P102-104
这本有关西周史的读本，是细讲中国历史系列丛书中的一种。感谢丛书总策划兼主编郭志坤先生的信任和鼓励，有机会能够把自己对于西周史研究和教学的一些思考，通过这样一本图书表达出来。
作者自1996年跟随谢维扬师学习先秦史，1999年完成博士论文《王权：西周中央权力研究》，毕业后十多年来一直教授中国古代史的先秦史部分，始终没有离开西周史这个研究的兴趣点，从中也间或有些研究心得。但是要写作一本与西周全史有关的著作，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一是早有珠玉在前，杨宽先生的《西周史》，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加之近年李峰先生的两部专著《西周的灭亡》和《西周的政体》，加起来完全就是最新版的《西周史》了。二是近年来研究资料不断丰富，新的考古发现，新的青铜器，消化起来并不容易。 而且，在西周史领域，传世文献研究、出土资料研究都有大量的成果，也还存在许多分歧的看法，要整合它们，也是不小的挑战。
最终呈现的这本图书，在展现西周历史全貌的基础上，还希望能够反映西周史研究新的成果，也结合进作者自己的一些研究体会。如果说，能让读者对于这段历史有较为准确的了解，并进而对于某些专题产生兴趣，作为作者，幸莫大焉。但由于学力、能力所限，一定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包括文字上的粗糙与不够从容，恳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照了许多学界前辈及同仁的相关研究成果，限于体例，不能一一注明，谨此致谢。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陆琦扬、高雪同学，帮助作者做了一些写作的前期准备工作，也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詹鄞鑫师、谢维扬师、李朝远先生、牟发松老师、章义和老师一直以来对我的鞭策。
黄爱梅
2014年2月
孔子曾经说过：“周监（通“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为周代借鉴和吸收了夏、商二代的文化成就，形成了那样浓郁、那样繁华的周文化，所以孔子说：如果要我在三代文化中发表一点见解的话，我更加倾向于表彰和提倡周文化。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打开周史奥秘的一把钥匙。
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长篇记述了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请观于周乐”一事。故事很生动：季札首先听了《周南》、《召南》、《卫风》、《唐风》、《曹风》、《陈风》等各地民歌，赞叹道：“这就是华夏各地的乐曲，都是那样的美好，而且各个地域展现了本地区独特的美好风貌。”后又观看了武王时代的乐曲《大武》，说：“好啊，我从中看到周王室盛极一时的风貌了。”接着看了禹王乐舞《大夏》，说：“好呀，勤劳治水而不居功，除了大禹，又有谁能建立这样的大功呢？”看了虞舜的乐舞《韶》后说：“舜的功劳大到顶点了，像苍天那样覆盖了一切，像大地那样承载所有，真是尽善尽美啊！”季札当时也可以说是周游列国，而要数在鲁停留的时间最长。
这里介绍一下季札其人。从季札往上推，他的二十世祖就是周文王的兄长太伯和仲雍，为了让贤能的周文王能继位，兄弟俩双双出走，来到了蛮夷之地吴，建立了吴国。他这次巡访中原，完全可以说是一次寻根之旅。他的身上既流淌着周人的血脉，又有着南方吴入的气韵。让他来品味周文化，是再妥帖不过的了。可不是吗，他从周乐中看到了三代文明的传承，看到了三代中前代对后代的影响，看到了周代文明在各地的繁荣。
周代那种“郁郁乎文哉”的文明，是一种礼乐文明。吴公子季札之所以对周的乐文化赞叹不已，是因为这种乐文化中浸润着深厚的礼文化要素。在中国，礼、乐从来不分家。周代的《诗》分为“风”、“雅”、“颂”三体，代表着礼的不同的文化层面。“风”指民风，是不同地域的民间文化精粹，体现着大众层面的文化形态；“雅”是周王室及京畿的乐曲，是中原华夏地区的礼仪载体；“颂”是周最高统治者用于祭祀和其他重大典礼的乐歌。“风”、“雅”、“颂”用途不同、声调不同，所用的乐器不同，演奏面对的对象也不同，且歌且舞时的礼制也不同，一点也乱不得。看，礼和乐二者多么水乳交融。
以礼乐文化为轴心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在周初达到了完美的极致。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是给整个周代社会定下了基调。中国是诗之国，诗是一种娱乐形式，更是一种教育手段，名之为“诗教”。诗教把人们的精神振兴起来，这叫“兴于诗”。“兴”的目的是“立”，即要大家立身于礼、成全于乐。这里的乐已经鲜有纯娱乐的意味，而是礼的一件华丽的外衣。
诗教、礼教、乐教三位一体，这就是周文化。周代的种种社会存在，都是与这种周文化关联着的。西周时代，是中国早期国家的成熟阶段。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可见西周国家的形成，借鉴了夏、商的传统。近人王国维先生又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表明周代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与夏、商相比已经有较大的进步。要知道，这一时期西周王朝在实现统治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原则或制度，例如分封制度、宗法制度和“礼乐文明”等，都堪称西周时期遗留给后世的“政治遗产”，对从秦汉到明清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形态、政治制度乃至于思想意识形态，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西周制度和文化的创制之功，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涵。那么，周人到底进行了怎样的变革，又是如何改变了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走向呢？
分封制度是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目的就在于“兼制天下”（《荀子·儒效》）。怎样去“兼制”这么大的一个天下呢？单靠武力显然是不够的，必须靠文治。周公很聪明，他在授予诸侯国土地和人民的同时，还授予仪仗、礼器、乐器，要他们一切依礼乐而行。比如正式场合奏乐歌舞时，“天子八佾（一佾为八人的行列），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一点都乱不得。巡视的人到列国明察暗访，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了，对周天子忠不忠，从礼乐上就可以一眼看出。
井田制是周代的重要经济制度。井田制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不怎么讲得清了。但西周时实行过井田制，大致上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大家把田方方整整地划成井字形（大致上），其中大部是私田，少部分是公田，也称籍田。天子以及各级贵族最关心的是籍田。这里也有礼制：一是“公事毕然后敢私事”，先公后私，先耕好公田（籍田），然后各自去耕私田。二是实行“籍礼”。耕籍田时贵族到现场看护，带领众民行籍礼一唱赞歌、行籍礼，大约还有宣誓一类的仪式。周代的礼乐文化进入了田头地角，简直是无所不在了。
《西周史》由黄爱梅编著。
周武王灭商后建国，定都于镐，史称“西周”。历十一代、十二王，绵延二百七十五年。青铜铭文有载，夏礼、商礼和周礼一脉相承，而周礼最完备，成为时人崇尚的行为规范。“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人们心目中，周代的文明礼仪垂范千古。
黄爱梅编著的《西周史》分别从西周历史、制度、社会生活等方面着手，结合考古遗址、出土文物以及传世文献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予以深入浅出的全面展现，并揭示西周制度和文化对后世所产生的重大深远影响。附有大事年表、帝王世系以及历史地图。整体而言，本书结构完整，内容翔实，是一部通俗性和学术性兼备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