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嘉骊编著的这本《别样的家书（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书信集）》为宋庆龄与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的往来书信集。全书影印了100余封通信，还附上了释文和编者附言，并附有宋庆龄、邹韬奋、沈粹缜往来编年，可以让读者在读信之余了解相关历史和信件背后的故事。这些通信不仅彰显了宋庆龄高贵的品质、博大的情怀，而且显现了她不为人知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别样的家书（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书信集）》收录宋庆龄、沈粹缜通信108通，大多为首次公开。这些饱含了真挚情感的通信，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庆龄和沈粹缜两人当时的生活状况，更重要的是，真实记录了两人的频繁交往、见证了两人的珍贵友谊。这些信件，由沈粹缜之女邹嘉骊整理，并在每封信后，以“编者感言”的方式对每封信件做简要的说明和点评，告诉读者信件背后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并由此对当时宋庆龄和沈粹缜二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家庭状况、人际往来、生活起居等有详细的了解。

我的追念（代序）／沈粹缜

编者感言

宋庆龄致沈粹缜函（1957.11.15—1981.3.8）

 1.1957年11月15日

 2.1962年或1963年

 3.1965年1月1日

 4.1967年11月29日

 5.1971年2月10日

 6.1972年1月23日

 7.1972年1月28日

 8.1972年2月8日

 9.1972年2月18日

 10.1972年4月4日

 11.1972年4月16日

 12.1972年4月19日

 13.1972年6月12日

 14.1972年6月24日

 15.1972年6月27日

 16.1973年1月15日

 17.1973年3月11日

 18.1973年3月27日

 19.1973年5月11日

 20.1973年5月16日

 21.1973年5月19日

 22.1973年5月20日

 23.1973年5月28日

 24.1973年7月5日

 25.1973年8月7日

 26.1973年10月12日

 27.1973年11月13日

 28.1973年12月23日

 29.1974年2月20日

 30.1974年2月21日

 31.1974年3月25日

 32.1974年5月18日

 33.1974年7月5日

 34.1975年1月25日

 35.1975年3月7日

 36.1975年3月30日

 37.1975年5月18日

 38.1975年8月3日

 39.1975年9月6日

 40.1975年11月3日

 41.1976年1月8日

 42.1976年2月24日

 43.1976年3月22日

 44.1976年4月3日

 45.1976年11月28日

 46.1977年10月19日

 47.1977年11月3日

 48.1977年11月3日

 49.1978年1月8日

 50.1978年6月14日

 51.1978年6月20日

 52.1978年6月

 53.1978年6月29日

 54.1978年7月19日

 55.1978年秋

 56.1979年1月27日

 57.1979年4月9日

 58.1979年5月22日

 59.1979年6月31日

 60.1979年8月3日

 61.1979年8月5日

 62.1979年9月9日晚

 63.1979年9月23日

 64.1979年10月7日

 65.1979年10月20日

 66.1979年11月12日

 67.1979年11月17日

 68.1979年11月21日

 69.1979年11月23日

 70.1979年12月17日

 71.1979年12月25日

 72.1980年2月4日

 73.1980年3月17日

 74.1980年3月29日

 75.1980年4月23日

 76.1980年5月1日

 77.1980年5月17日

 78.1980年5月26日

 79.1980年6月6日

 80.1980年6月11日

 81.1980年6月26日

 82.1980年7月14日

 83.1980年7月14日

 84.1980年9月21日

 85.1980年10月31日

 86.1980年11月10日

 87.1980年12月16日

 88.1981年1月17日

 89.1981年1月18日

 90.1981年2月27日

 91.1981年3月6日

 92.1981年3月8日

 93.（日期不明3封）

沈粹缜致宋庆龄函

 1.1954或1955年2月25日

 2.1963年10月30日

 3.1970年12月14日

 4.1973年7月1日

 5.1979年1月2日

 6.1979年9月11日

 7.1979年10月（补）

 8.1979年10月12日

 9.1979年12月8日

 10.1980年9月29日

 11.1980年11月24日

 12.1980年12月22日

 13.1981年3月7日

 14.1981年4月28日

宋庆龄、邹韬奋、沈粹缜往来编年

情未了

附录

 我心中的榜样／沈粹缜

 沈粹缜生平

 别样的家书／王欣

 她和宋庆龄是闺密／李婷

编后记

1993年1月27日是宋庆龄同志一百周年诞辰，我怀着无比崇敬和深深的思念，纪念这个值得记忆的日子。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拥有一位伟大女性的榜样，那就是孙夫人，敬爱的庆龄同志——公理、正义、智慧和力量的化身。在我历经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是夫人给了我勇气和温暖，去克服命运给予的种种磨难。

1936年11月，处在国民党暴政统治的黑暗年代，韬奋与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七人，以危害民国罪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七君子”事件轰动全国。翌年，为营救“七君子”出狱，由宋庆龄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义正词严地提出“如爱国有罪，愿同沈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7月5日，庆龄同志亲自率领大家，冒着酷暑赴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孙夫人一行来到高院，在一间幽暗、潮湿的会客厅里落脚，人人汗流浃背。这一正义之举，使法院老爷们措手不及。开始，他们派出检查处书记官来敷衍，大家拒绝了。“我们要见院长与首席，不然我们不说话！”孙夫人先开口，接着大家一起站起来：“不开口”，这雷鸣般的声音镇住了对方。经过斗争，庆龄同志与代表一起终于迫使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坐下来，进行争辩、交谈，达成协议，谈判取得初步胜利。记得那天我从上海去苏州探监，闻讯即在下午和衡老女儿谱妹、李公朴夫人张曼筠一同买了水果、饼干、扇子、蚊香前去慰问大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孙夫人。她那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使我难以忘怀。我从她身上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使我镇静地去面对韬奋被捕这个沉痛的打击。我开始将视野从温馨的小家庭，转向了抗日救亡的大天地。

我有幸真正与孙夫人接触是在1941年——香港。那时，韬奋和庆龄同志都是“保卫中国同盟”的成员。“保盟”向支持、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朋友和华侨募捐，以支持抗日战争。孙夫人将募捐得的钱款，设法送到抗日根据地。一些根据地需要的药品、医疗器械等，也都由夫人亲自签封，以便顺利通过国民党的检查。一天，孙夫人请韬奋通知我到位于湾仔六国饭店旁“保盟”的一个仓库，清理救济物资，打点送往根据地。同去的尚有廖梦醒、倪斐君。我很兴奋有机会为孙夫人做些事，但心里不免紧张，总认为夫人威严而高不可攀。待到我们来到仓库时，夫人热情地招呼我们，有说有笑，她一边告诉我们怎样把救济物资毛毯、军大衣、药品、袜子、奶粉等分好类，以待包装，一边亲自动手与大家一齐干起来，我们都感到亲切极了。事情办完了，她请我们到六国饭店吃饭，并让李妈到“利男居”买了一包叉烧。让我带给孩子们吃。在与夫人的相处中，她那平易近人的品德，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她为抗战尽心尽力的实干精神，更令人钦佩。

1944年炎夏，韬奋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不久，我患乳腺癌住院动大手术。隐居在敌伪统治下的上海，险恶的环境，多难的生活，失去亲人的悲痛，压得我沉浸在忧郁痛苦中不能自拔。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夫人于年底从重庆回到上海。她很快知道了我那几年的遭遇和不幸，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当时，我和女儿住在雁荡路中华职教社一问三角形的小房间里，她自己不便来，就多次派李妈到我家住处探望，送来日用品和水果等物品，传来亲切的问候。之后，夫人又请我到靖江路45号她的住处吃饭。她亲自围上小饭单下厨做菜，她做的鲫鱼塞肉是公认的好味道。席间在座的还有廖梦醒等友人。她谆谆规劝，鼓励我从苦恼中振作起来，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实现韬奋的遗愿。她真诚的关怀使我倍感温暖，感到振奋。

新中国成立，庆龄同志邀请我担任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我有喜有忧。喜的是能在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忧的是我从来未担任过领导工作，怕担不起这个重任。夫人并不理会我的胆怯，而是以榜样带领我投入儿童保育的工作。

每年夫人总是多次到托儿所来检查工作。她每次来总是先到盥洗室、厨房检查清洁卫生，孩子们用的毛巾是否干净，便盆刷洗得是否彻底，厨房里的炊事用具是否清洁消毒，菜肴荤素搭配营养是否够，有时灶头上烧着汤，她也会拿起匙子先尝一尝。

夫人在工作上对干部要求很严，在生活上对大家却很体贴。她深知我的生活习惯，不吃剁肉，每逢去她家用餐，她就让管理员买些鱼虾、家禽。她知道我那时经济条件有限，日常伙食简单，特别是由于托儿所工作繁忙劳累，体重只有70多斤，她心里过意不去，吃饭时总要我多吃菜多加点油水。

夫人那种体贴人微、和蔼可亲，心中时刻扬起的一片爱心，给了我无比的温暖。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夫人对我的深情厚谊。在长达十年之久的那场浩劫中，尽管庆龄同志受到周总理的保护，但她的后院还是起了一阵火。她与祖国和人民分担着痛苦与不幸。

P330－332

我的追念

1981年3月15日为和宋庆龄同志商量李姐（燕娥）的安葬问题，我带着宋氏墓地的图纸去北京。16日下午3时半，她派车接我去她寓所。我准时4时到达，她已经在书房。别后又相见，感到分外高兴，她伸出双手迎接我，她告诉我3月上旬她不慎摔了一跤，现在就是腰痛，经常有低热。我不在意。想着过去有多次类似的事发生，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都恢复了，这次也会好的。我铺开宋氏墓地图纸，详细汇报了上海有关部门安葬李姐骨灰的打算，庆龄同志戴上眼镜，细细观看图纸。边看边谈到她记得宋氏墓地有八穴地。顿了顿，又指着图纸说，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平行右边是她的。因为是小辈，都比她父母的墓穴低一些。说着说着，她深情地怀念起李姐：李姐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是非分得很清楚，是位坚强高尚的女性。解放前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多次以金钱、地位、介绍对象利诱李姐，要她监视庆龄同志与共产党人的来往，搜集情况向特务机关密告，李姐都严词拒绝了。从此李姐警惕性更高，保护和支持庆龄同志的革命活动。李姐16岁到庆龄同志身边，1981年2月5日去世，终年69岁，整整陪伴庆龄同志五十三年，她对人民革命事业也是有功的。

上海有关部门按照庆龄同志的指示，很快安排力量，筑妥了李姐的墓穴，4月2日举行了简单庄重的安葬仪式。4月4目我把李姐墓地和悼念、安葬仪式的照片给她看，她很高兴，赞扬了上海经办同志的工作效率高、质量好。李姐的骨灰盒是2月17日迁返上海的。未迁上海前，一次，我去宋宅。庆龄同志要我和她一起去看看李姐的骨灰盒（骨灰盒暂存她家）。她又回顾起李姐对她的好处，一再叮嘱要为李姐立石碑，写上“李燕娥女士之墓宋庆龄立”。她亲切地抚摸着李姐的骨灰盒，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我和她的保姆都不愿她久留在李姐骨灰盒前，劝她回房，我要送她回房后再走，她不肯，反而要看我走了她再回房，我知道那时只有快走，才能平静她激动的心情，于是依顺她的意思，向她告辞，她含泪拥抱，我不敢正视，低头匆匆走了。

李姐的安葬事宜告一段落，我准备回上海了，没想到庆龄同志病重，我就留下了。

我的心情随着庆龄同志病情的变化而起伏。她病情稳定时，我宽慰；她病情加重时，我焦虑。有一阵，她的病情明显好转，又接待起亲密的同志和友人了，我为此高兴，并且自信到固执的地步。可是现实太无情了。5月8日她出席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会前大家担心她的健康，建议请王炳南同志代表她参加这次活动；她的发言事先录好音，到会上播放。开始，她同意了，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但不久，她觉得不妥，认为这样隆重的仪式，她不亲自参加，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她坚持要亲自参加并讲话。那天她虽然还发烧，不能站立起来，但情绪欢快，精神还是那么振奋，亲自作了二十分钟的讲话。了解情况的同志都清楚这二十分钟的讲话是多么不易啊！她忍受住病体的严重痛苦，手里拿着一份中文讲稿，现看现翻译成英文讲出来。这时，我又存侥幸心情，祝愿她能恢复健康，至少能稳定一个较长时间。万万没有料到时隔几天，她的病情急转直下，到了危急的地步。多少次我守候在她的病榻前，’她还能清醒地认识我；但又有多少次，我守护在她的病榻前，她却是昏睡着。生命终有极限，庆龄同志终于离开我们去了，永远去了。我抑制不住自己悲痛的泪水，听凭它默默地流着，默默地流着。往事随着泪水涌进我的脑海。

我和庆龄同志认识不算太早，但相知神交已久。主要是受我爱人邹韬奋（1895—1944）的影响。韬奋早年敬仰孙中山先生。1926年10月他接办《生活》周刊以后，就曾连续多期介绍中山先生的生平；介绍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后来国民党右派恶意造谣，中伤庆龄同志，韬奋又通过他的刊物，为庆龄同志辟谣。从韬奋处我了解到庆龄同志是一位极有气魄的女性。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件，激起我全民族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伸出黑手，镇压抗日爱国运动。

1933年1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选举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九人为分会执行委员，韬奋亦是其中之一。这是韬奋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有组织的爱国团体。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在日本军国主义施压下，韬奋和其他六位爱国者遭到国民党非法逮捕。这就是30年代震惊国内外的“七君子事件”。

庆龄同志为七君子被捕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罪名，只能引起中国人民更高涨的抗日怒火和爱国义愤，全中国人民是不会饶恕日本军阀的。

庆龄同志的声明，对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支持，它增添了我们的斗争勇气。

……

几十年来，庆龄同志给我的影响和教诲是一言难尽的。她从来不以领导人自居，多次对我说：“我们是老姐妹了，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讲。”她交托我办事，不论大事小事，总是信任地交托，但又表示很过意不去。这次病重，有一天她又对我说：“你是我老姐妹了，你为我做这么多事，叫我怎么说呢？”我咽下悲痛的泪水，宽慰她：“夫人，是老姐妹，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作为老妹妹，那都是我应该做的事。”她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以后又亲吻了我。

在病中，我不时去探望她。她和我谈了很多。她曾对我讲过，上海是她的出生地，是她从事革命活动和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她在这里交往过许多革命者和进步朋友。当年她将大批医药物资送往解放区，支援人民军队，也是从上海运出去的。新中国成立后，她在这里会见过许多国际友人。她还多次谈到上海有孙中山先生的故居，上海住处还有中山先生许多衣服，每年都是由李姐负责晾晒，现在李姐故去了，只得由她整理了。她约我等身体稍好后，帮她一起整理中山先生的衣服。还说，她的父母都葬在上海，她热爱上海，她去世后一定要把骨灰盒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她父母身旁。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探望时谈心的话，竟成了她留给我的遗言。

在她弥留之际，5月21日清晨，我又来到她病榻前陪伴她。她睁开眼看到是我，便断断续续地说：“沈大姐，你休息吧！……你休息了哦？…定要休息。”一连说了三个休息。这就是庆龄同志最后对我说的话。我抚摸着她滚烫的额头和面颊，流下了阵阵热泪。

最令人难以忘情的是庆龄同志还给我留下了她生前的最后题词。早在今年初，韬奋纪念馆在着手编选《韬奋手迹》一书，要求我恳请庆龄同志为该书封面题签。春节，我从上海去北京，将此事向庆龄同志当面提出，她高兴地答应了。但说现在手有些抖，等好些后再写。我看她的手总在发抖，便不忍心催她。2月下旬我由北京返沪前，在给她的信封上注了一句话：“请夫人健康时再写。”以后，她的病情时好时坏，我就没有再向她提题签的事。庆龄同志却一直记着这件事。在她病危的前夕，5月12日清晨5时，她叫来身边的同志，说她要做事，让人扶着她，艰难地走到写字台旁坐下，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韬奋手迹”四个大字，落款：“宋庆龄题”，时间：“一九八一年”，而且写了两张供选用。写完后请身边工作人员扶她上床躺下，说：“我现在放心了。”还一再叮嘱将写好的字交给我。平日，我们之间长则一个月，短则三五天，即互通信息，她最后给我的信是3月8日，抬头称呼我“最亲爱的沈大姐”。想着她几十年的情谊，当我收到这件题签，听她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她写这几个字的情景，激动得心都发抖了。我又难过，又钦佩。这几个在她重病中挣扎着起来题的字，竟成了她最后留下来的题签。她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心来对待朋友和同志的。庆龄同志的深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头，珍藏在心灵深处。

庆龄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有明确的革命信念和目标，虽遇艰险，却一生坚定，从不动摇。她为革命奋斗一生的光辉形象和业绩永远地深深地埋藏在我和亿万人民的心中。

1981年6月8日于上海，加力整理。

（摘自《宋庆龄纪念集》，第170—177页。1982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选用，文字稍作增改。——编者注）

我一个人是完不成这本书的。完成这本书靠集体的努力，我只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

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信件，是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处提供的；图片大部分是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提供的，少数取自韬奋纪念馆、出版博物馆（筹）、韬奋基金会上海办事处；有关的文字记录，主要摘自盛永华主编的《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专业指导：中福会沈海平；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委会朱玖琳；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麦灵芝、宫洁菁。

松散形团队经常联系的有：第二届中国韬奋新闻奖（1995年11月）获得者张攻非，韬奋纪念馆林丽成、李东画、章立言、陈伟，《文艺报》原资深编辑吉晓蓉，《新民晚报》记者王欣，韬奋基金会上海办事处曹俊德、杂志编辑部毛真好，中福会邱海娣，原上海宋庆龄寓所管理员周和康，康平居委会原总支书记徐大书、青年干部乔星煜。

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全书的编辑出版，社长王兴康、总编辑王为松均大力支持，编辑部的孙瑜主任具体挑起了这副担子，已从出版社离职的编辑毛志辉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对以上单位和同志的帮助和支持我表示衷心的感谢！鞠躬！

要结束这篇编后记真有点“情未了”。每个人都怀有一颗对书中主人公的敬重和热爱。每个名字的背后，都可以讲出他们各自帮助支持本书的特别奉献。没有功利的合作相处是最和谐的。

我属马，1930年出生，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这个群体中我最年长，而我的心态还有点童心未泯，很愿意和比我年少的新老朋友交往。他们有活力、有追求，生活面广，思想活跃，有实践工作能力。和他们接触，能获得新的乐趣，与不同思想交流、争论，对多病、独居的老人来说，从中可以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活跃脑细胞，延迟衰老，何乐而不为。

我羡慕，我向往这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纯真高尚友谊。跨越世纪，绵绵长达数十年。我在宋的信中两次荣获“小妹”、“妹妹”的称呼，倍感温暖。生活中一声“嘉骊”、一声“姑姑”、一声“太姑”、一声“阿姐”、“表姐”都蕴含着浓浓的亲情。有朋友尊称我为“邹老师”、“老邹”、“邹老”，我真愧对。称我一声“编书匠”，我会心里平服得多。总之，珍惜正能量的情，它是我们生活的动力。

邹嘉骊

2014年2月26日

“家书”，意味着真情、温情、亲情……（宋庆龄、沈粹缜）她们两位近半个世纪的交往，是一段不可替代的亲密而温暖的情谊，应该记载下来留存世间。

——邹嘉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