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由张德文、陈雪良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半时间都是在医治和抚平汉末的种种社会创痍。从汉末的群雄割据，到三国鼎立，到西晋王朝的站稳脚跟，前后差不多花费了一个世纪的时间。

只有抚平了前朝遗留的时代性创伤以后，然后才说得上是为中华的新的兴盛培育沃土肥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诸多作为，包括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门阀制度的衰落，生产事业的发展，科技和文化领域的成就，都为日后的盛唐时代准备了相当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条件……

这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基本史识：中华民族就是在历经艰辛中发展过来的。当时的政局是那样的混乱，战争造成的破坏是那样的严重，可是我们的先人终于冲破重重浓雾，迎来了新的大一统的阳光，为后世做了那么多值得永远追念的事情。面对这些，作为后人，心中的宽慰和震撼是难以名状的。

由张德文、陈雪良著的《魏晋南北朝史》为“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一本，主要讲述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文化。全书分十四章，描绘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东晋偏安、南北朝更替的历史进程，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学术思想、科学技术等也有简明扼要的介绍。

序一

序二

导语

第一章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第一节 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

 第二节 曹操的异军突起和官渡之战

 第三节 刘备“三顾茅庐”

 第四节 孙氏初据江东

 第五节 赤壁之战

第二章 曹操统一北方

 第一节 “奉天子以令不臣”

 第二节 求贤“三令”

 第三节 开荒屯田

 第四节 九品中正制

第三章 诸葛亮治蜀

 第一节 刘备入蜀

 第二节 刘备东征的失败

 第三节 “七擒七纵”孟获

 第四节 六出祁山

 第五节 诸葛一生唯谨慎

第四章 孙权经营东吴

 第一节 灵活的外交方略

 第二节 开发江南经济

 第三节 对岭南的开拓

 第四节 驶向宝岛台湾的万人船队

第五章 西晋的短暂统一

 第一节 司马氏代魏为晋

 第二节 西晋建国初的繁荣

 第三节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第四节 贾后干政和八王之乱

 第五节 流民南下的狂潮

第六章 偏安东南的东晋王朝

 第一节 司马睿南下建东晋政权

 第二节 “王与马，共天下”

 第三节 东晋的北伐

 第四节 淝水之战

 第五节 东晋的衰亡

第七章 十六国时代的纷争与融合

 第一节 西、北边陲少数民族的内迁

 第二节 “十六国”的建立

 第三节 动乱中的民族融合

 第四节 北魏统一中国北方

第八章 南朝的更迭

 第一节 南北朝时代的开始

 第二节 宋、齐两朝的更迭

 第三节 梁武帝及“侯景之乱”

 第四节 南朝时期皇权的加强

 第五节 南朝经济开始赶上北方

第九章 北方王朝的更替及统一大势

 第一节 北魏的百年兴衰

 第二节 魏孝文帝的改革

 第三节 由强而弱的东魏、北齐

 第四节 转弱为强的西魏、北周

 第五节 统一大势：杨坚建隋代周

第十章 道教的形成与改革

 第一节 道教的形成及广泛流传

 第二节 寇谦之、陆修静对道教的改革

第十一章 佛教传入与佛教中国化

 第一节 佛教传入及传布

 第二节 译经与佛教中国化

 第三节 佛教石窟寺院兴盛

第十二章 文学艺术的兴盛

 第一节 文学创作的兴盛

 第二节 乐舞荟萃纷呈

 第三节 高峰突起的书法

 第四节 世人瞩目的绘画

第十三章 经学史学的成果丰硕

 第一节 经学研究的继续

 第二节 正史修撰的丰硕

第十四章 科学技术的显著发展

 第一节 数学的领先地位

 第二节 农业技术的革新

 第三节 地理学以及其他科技发展

附录

 附录一 魏晋南北朝大事记

 附录二 魏晋南北朝帝王世系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三国时期中心区域图

 西晋时期形势图

 东晋时期形势图

结束语

第二节 曹操的异军突起和官渡之战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是三国中最强大的魏国的创立者，为日后西晋的统一中国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曹操，我们得多花点笔墨。

曹操是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中。他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中的一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操又是曹嵩的长子。

曹操青少年时代，就显示了他非同凡响的才华。“少机警，有权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尤其喜欢抄集诸家的兵法，还自注《孙武兵法》呢！他虽然人生得矮小，可是浑身上下透出一股英气，又练得一身好武艺，让人不敢小视。据《世说新语》记载，他与当时的名士许子将是好朋友，一次，曹操问许子将：“朋友，你认为我将来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对方注视着他，不肯马上作答。曹操一再追问，对方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听了这话，曹操并不生气，反而仰天哈哈大笑。许子将这话传开去，曹操也就小有名气了。

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从汉朝开始，就实施所谓的“以孝治天下”，中央命地方推举既孝顺又廉洁的人作为“孝廉”，供选用。曹操被选为孝廉以后，就进入了洛阳的卫兵部队，不久就升任洛阳城北区的治安司令。洛阳是东汉的都城，是皇亲国戚聚居的地方，最难治理。曹操一到任，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当时皇帝的宠臣、大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曹操一点也不留情面，予以处死。这样一来，京城的社会秩序好了许多，曹操的名声也更大了。

中平六年(189)董卓入京，专擅朝政，曹操不愿与他合作，逃出京师。据史书记载：“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就是所谓的陈留起兵。后又“设奇伏”收编了三十余万黄巾军，成为一支以“青州兵”命名的部队，加入到了以袁绍为首的反董大部队中。

董卓被诛灭后，汉献帝回到了洛阳。这时的洛阳城已是一片废墟。百官随献帝回京，可是连居住的地方也没有了，“披荆棘，依丘墙间”，只能委身于草丛和断垣残壁间了。粮食也成了问题，“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白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后汉书·献帝纪》)。曹操得到这些消息后，想起了谋士毛玢说过的一段话：“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三国志·魏书·毛玢传》)曹操想，现在正是“奉天子”的最佳时机啊！于是，建安元年(196)八月，曹操亲至洛阳面见献帝，并马上把献帝请到许县，迁都于自己的根据地许昌，取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绝对政治优势。

曹操把献帝放在自己身边后，就让献帝任命他为大将军，后来由于袁绍的反对，又把大将军的名号给了袁绍，自己当司空。袁绍根本看不起曹操，这样，曹操与袁绍这对昔日的反董盟友，成了反目相向的最主要对手了，后来引发了建安五年(200)曹与袁之间的一场大决战——官渡之战。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

P4-5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