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元史》由温海清著。元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元的统一使中国的版图更为扩大，实现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蒙古西征在客观上对推进东西经济文化交流有着积极意义。尽管当时实施了民族不平等政策，但“必行汉法乃可长久”的现实需求，迫使当政者吸收汉族士大夫参与国家决策，使各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空前加强。

这本由温海清著的《元史》系“细讲中国历史” 丛书之一。本书从漠北高原的蒙古化开始写起，对蒙古帝国与元王朝的建立、兴盛与瓦解。对蒙元王朝的特性，作深入浅出的勾画，着重于从欧亚大陆世界体系以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的角度，展现蒙元这个时代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意义和地位。书后附有元代大事年表、蒙元（汗）帝王世系以及历史地图。

序一

序二

导语

第一章 蒙古崛兴前的历史与传说

 第一节 九至十三世纪北方草原形势：漠北的蒙古化

 第二节 蒙古诸部的游牧经济与社会结构

 第三节 蒙古先世历史概说：苍狼与白鹿的传说

第二章 成吉思汗与蒙古帝国的形成

 第一节 铁木真早年的成长：三河之源的传奇

 第二节 争雄草原：从铁木真到成吉思汗的转变

 第三节 漠北立国：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

 第四节 征夏攻金：成吉思汗的对外扩张

 第五节 挥鞭西进：蒙古第一次西征

第三章 蒙古帝国的扩张及其崩解

 第一节 窝阔台合罕继承汗位

 第二节 窝阔台合罕的文治武功

 第三节 汗统的转移：从贵由汗到蒙哥汗

 第四节 极盛的帝国：蒙哥汗对东、西方世界的统治

 第五节 蒙古帝国的崩解及其世界性意义

第四章 元统治的确立：忽必烈及其时代

 第一节 建元中统：1260年的转折

 第二节 整顿中原：罢“世侯”，行“迁转法”

 第三节 灭亡南宋：江南若破，百雁来过

 第四节 天祥之死：元廷对南宋遗留问题的处置

 第五节 经世敛财：忽必烈的理财大臣们

第五章 元王朝由守成到更化至覆亡

 第一节 成宗守成：铁穆耳继位及其“惟和”政策

 第二节 武仁授受：“兄弟叔侄相继”与“延祜儒治”

 第三节 英宗被弑：至治新政与南坡之变

 第四节 明文之争：两都之战与天历之变

 第五节 顺帝北遁：脱脱更化与大元覆亡

第六章 元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法律

 第一节 蒙元体制的“二元性”特征

 第二节 宋元明的“转折”：元代是“黑暗”时期吗？

 第三节 “四等人制”？“九儒十丐”？

 第四节 蒙元法律的特性

第七章 元代的思想、宗教、文化与艺术

 第一节 理学兴盛：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

 第二节 五指并重：蒙元时代的宗教宽容

 第三节 南北混融：大一统时代的诗风

 第四节 曲苑竞妍：元杂剧的辉煌

 第五节 隔江山色：文人画的兴盛

第八章 蒙元王朝与外部世界

 第一节 传教士的东来与西行的人们

 第二节 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吗？

 第三节 元人意识中的外部世界观念

附录

 附录一 蒙元大事记

 附录二 蒙元帝王世系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元时期形势图

结束语

第一章 蒙古崛兴前的历史与传说

第一节 九至十三世纪北方草原形势：漠北的蒙古化

早在蒙古人兴起并建立起大蒙古国之前，北方草原上曾经先后兴起过几个强大的游牧国家：匈奴帝国、柔然汗国、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等。在这几个强大的游牧国家瓦解之后，被称作“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和“回鹘人”的那些人群，也随之消散在历史的尘烟里。

北方草原的历史似乎是断裂的。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倘若从那些被称作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和回鹘人的语言或者文化去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们并未“消失”。他们中虽有部分已经迁徙他处、难觅踪影，不过也有部分仍留居当地，为随后的其他统治群体所吸收，改头换面而被唤作另一种称呼的人群。粗略而言，北方草原的历史应当是操原蒙古语与操原突厥语的人群交替出现、轮流统治当地的历史。

自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瓦解之后，直至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前，在这三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内，北方草原上未再出现强大的游牧国家。在此期间，蒙古高原诸部林立，各部不相统属，草原的历史显得混乱而无序。北方草原上的诸族群体，大多无文字传统，其或有能使用文字者，也还未能拥有成熟发达的记事传统。而同时代的南方农耕文明社会，虽拥有成熟发达的文字叙事传统，不过对于北方族群的记载，也大多语焉不详。因此，我们难以清晰地了解北方草原诸族群体在这三百多年里的具体活动详情。

总体而言，九世纪中叶回鹘汗国败亡之后，蒙古高原的人群发生很大的变化。黠戛斯于840年攻下回鹘城(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剌八刺哈孙古城)后，回鹘人群“种族离散”。然而，黠戛斯并没有在漠北建立政权，不久之后即退回至原来的叶尼塞河上游一带。或许正是由于蒙古高原出现的这种“政治一军事”权力真空，大批操原蒙古语的鞑靼人，逐渐从大兴安岭西迁，并最终扩展至整个漠北草原。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漠北草原蒙古化的过程，它持续了两三百年的时间。

在这个蒙古化的过程里，我们可以看到，操原蒙古语人群的西迁，并不是以一个强大的政权去征服原有的政权，而是以分散、零星、渐进的方式向大片草原地带扩散。虽然他们逐渐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不过未等建立统一的政治组织，他们便先后为契丹人和女真人所控制。正是由于操原蒙古语人群的进入，促使散居当地的突厥一回鹘语部落改操原蒙古语；然而，由于当地的突厥—回鹘文化传统十分强大，这些操原蒙古语的人群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突厥一回鹘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漠北草原蒙古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原蒙古人突厥化的过程，它们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

在此三百余年间，漠北以外的中国南方地区，则先后出现过几个强大的政权。契丹人崛起于松漠之间，建立辽王朝(907—1125)(本书所用诸王朝之年代，大体参用《中国历史纪年表》所示年代，其间所涉年代争议问题，若非特殊，一般不予讨论)，与农耕地区的北宋王朝(960—1127)并峙而立。而后，崛兴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又取代契丹人，灭辽朝而建立金王朝(1115—1234)，并进而对北宋展开攻击，导致北宋王朝瓦解。北宋王朝宗室南逃，于南方建立起南宋政权(1127—1279)，由此形成金与南宋对峙的局面，彼此相持百余年。与此同时，在西北、西南之隅，党项羌人建立西夏政权(1038—1227)，云南地区则有存续数百年之久的段氏所建大理国政权(937—1254)；吐蕃地区则如蒙古高原那样，在吐蕃王朝瓦解(877)之后，也同样陷入诸部混乱的时代。

在此三百余年间，蒙古高原主要受制于在其南方建立辽王朝的契丹人与建立金王朝的女真人。942年，耶律阿保机西征漠北阻卜诸部，攻占回鹘城，该城附近一带的阻卜一鞑靼部落归附契丹。946年，辽太宗以大部族长官号“夷离堇”，授予阻卜酋长“曷刺”(《辽史》卷四《太宗纪》)。此后，辽王朝一直有力地控制着漠北草原地区。不过，漠北阻卜诸部又叛服无常，辽朝大军经常出兵讨伐。由于辽王朝的统治重心并不在漠北地区，它对当地事务的管控，主要是通过设立诸如西北路招讨司、东北路统军司以及乌古敌烈统军司等机构来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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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