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的清明节,离休干部张永成身穿四个口袋的干部服,手肘挟着油布伞,领着十几位子孙,沿一条烟雨蒙蒙的山径小道,来到他的出生地——白鹤桥村,眼前浮现出当年被瞎眼祖母赶下山的情景。
那时坐落在山腰上的村庄,有着稀稀落落的数十间尖顶瓦屋,夹杂着上压雪屑、山风卷起稻尾巴的草舍和一条被冰雪封住的石板路,在清晨阳光下闪烁寒光。不时有头戴毡帽的老人和光脚拖木屐的孩子,嘴里呵出丝丝热气,走在雪道上拾牛粪。村口张扬一簇旗帜般树冠的大樟树,树下的积雪被人铲净,狭窄的石板路在此转过一个硬弯,豁开一道山口,使村坊与山下的世界相连……
樟树上原先悬着吊索,树干上系着个大辘轳,由敲更老人阿同爷爷守着。他只有一条胳膊,另一条胳膊让山豹子咬断了。辘轳开口处垂下两条手指粗的麻索,系着一只能装下半石谷的藤筐。山下来了人,在晃动绳索上铃铛的同时,还得哇啦哇啦地抬头朝山上大声喊。阿同爷爷听见,就用粗壮的独臂转动辘轳柄,将坐进藤筐内的人,吱嘎吱嘎地摇上山来。藤筐内只能坐下一个人,或者站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孩子不能太大,大了就沉,他没力气把两个大人同时摇上山。山下人多时,他要摇好几次。每次摇上山,那人会在他膝下的旧铜盆内丢一枚铜板,也有身上没零钱的,只点头示个意,他也不计较,知道下次会补上。不补上也没关系,他是孤老,敲更吃的是众家饭,不靠这钱过日子。铜板积多,无非让下山的村人捎一双雨靴、添件棉袄或弄些伏贸南货店内的糕食来吃,免得半夜肚饥,走不稳脚步敲不准更。
敲更从村头走到村尾,有三里许地,得转悠半个时辰,他不能耽误大家的事。到了月底,如果铜板还有积余,他就会向村里的老太太们买佛帖,用来每年清明、中秋和过大年时祭祀祖坟烧着用。这样就把得到的铜板,又挨家挨户地还给村里的老太们了。
这辘轳车早先没有,是廿四房第三代长孙张友香乡试中秀才,看上滩涂相公殿一个进山逃荒、名叫杨秋英的大脚姑娘,房族为他娶亲凑银子请木匠造的。以前下山走一条盘山小道,得转三道弯子,路旁长满杜鹃花,约莫五六里路光景。山上与山下喊话能听见,这么一转,半个时辰就没有了。住在这村里的张、黄、李三姓上千口人,世世代代就靠这条盘山小道,走了几百年,谁都没认为浪费时光。但从秀才爷开始,大樟树下有了辘轳车,山道还在,只是走的人少了。
辘轳车修成时,由阿同爷爷的父亲管过一阵子。他祖上是廿四房(那时还叫老三房)的药农,冬日狩猎时父亲被豹子扒了脸,少年的他,一条手臂也被咬掉。当时张家还发达着,在城里和南洋开有西药铺做生意,家里还有一片山林和一百多亩稻田,日子过得红火。谁知天不助人,被法兰西洋医偷走祖传药方,没几年光景就败落了。辘轳车造成留了下来,人们感觉到上下山,坐辘轳比走路方便,还节省时光。老人过世前把这差事传给儿子,说他断了胳膊,能靠它糊一口饭吃哩。只不过原先由廿四房付工钱,后来秀才爷也出洋走了,才由他兼敲更的活计,改成村人们付铜板供养着。
阿同爷爷敲更,是用嘴咬着铜锣绳索敲的,因为他只有一只手……
张永成站在那棵大樟树下,在胸口怦怦地跳个不停,壮实的身子忽然变得佝偻,一张上窄下宽、颧骨高耸的脸上神色凝重,那双骨碌碌转动、平时发出锐亮光辉的小眼睛变得灰暗,眼眶里溢出泪花来。
接着,他双手扶住树身,头伏倒在树干上,呜呜地哭泣起来。
妻子李纹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他说我想起阿奶、爸和兄弟了,这樟树上原先系着个辘轳哩……
她走过去,伸手在他脊背上抚摸着,凑近他耳边说:老头儿,你一哭我心里就难受。儿孙们都来了,多高兴的事呀。一屋子大小十七口人,都是廿四房的子孙,比先祖那阵子,兴旺发达多了。您别哭,心里有话就说吧,大家在听着哩!
他抬起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咧了咧豁牙的大嘴,对着眼前的子孙们说:张家的先人们都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出去了就没有再回头。五十二年前我离开这儿,在外折腾了大半辈子,如今老了,也累了,折腾不起来了,想与你们妈搬回老宅建设新农村,睁大眼睛看着你们在外面折腾。
大家便问:您已经折腾大半辈子,还折腾呀?
他说:是张家的男人,就得折腾出个名堂来,不然就白来这世上一趟。
回乡的事儿,他显然没与妻子商量妥当。李纹感到茫然,摇头说:要折腾你自个儿来折腾,我又没办退休手续,咋跟你来这儿定居呢?
他注视着她,横眉竖眼地说:不行。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俩都是从这儿出去的人。你是我老婆,没你在一起,我的日子就会清汤寡水,没滋没味……
李纹悲哀地问道:难道这一辈子,我永远是你的影子?
他说:只能这样,谁让你嫁给我?这世界是变了哇,以前是山上比山下滩涂富裕,现在倒过来,滩涂比山上发展还要快哩。我俩都对这块土地有过承诺,要让祖先在地下睡得安宁,有责任让老家山村改变面貌。
李纹又问:你真不管孩子们了?
他望着这一大家子人说:孩子长大有自己的路,我九岁从这村子里走出去,又有谁管过我呢?
如今那架辘轳车和茅屋都不见了,也没了阿同爷爷。但在张永成耳旁,仍回响着摇动辘轳时吱嘎吱嘎的声音,眼前晃动着他甩动断臂空袖、颠跛走路的身影。那棵大樟树犹在,主干枯朽了半边,旁枝却更加茂盛,骄傲地向人们诉说着几个世纪的变幻沧桑。现在坳口已炸开崖石,开出一条盘山的沙石路来。村中唯一的改观,就是新砌了许多青砖褐瓦的小屋,代替过去的残旧茅屋。砖墙上还留着用白石灰写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
从村口的大樟树下往里走,七转八弯地走过十几座瓦房和夹杂在一起、五花八门的茅屋,就见到门口植有樱桃树的张氏祠堂。祠堂是石屋,依山坡而建,名号鹤鸣堂,坐落在村子东北角。因久无人料理,屋子显得残破,大门缺了半扇,门框是两条大石柱,右侧有耳房,为三间两进、砖木结构的平屋,褐瓦冠顶,墙基砌石坎,天井青石板铺地,内置两口大水缸,依稀保留着当年的风貌。 他把子孙们领进祠堂内,说这儿原先供奉着祖宗的灵位哩,廿四房在道光初年从老三房分出来,传到他已为第五代。说男人为祖先的信诺活着,不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担负家族的责任……
他在祠堂里坐下来,清晰地记得五十二年前,瞎眼祖母,人称秀才娘子的阿奶,搬出一把刻有麒麟的木雕祖传太师椅,坐在已经败落、植有两棵樱桃树的祠堂前。在膝盖上夹着鞋藤箱,手里拿着一双正纳着的鞋底,是那样字正腔圆地与他说:蓝了的天,白了的云,只要撞钟山的溪水还在流着,山林里的红襟鸟还在叫着,天下的江山要由穷人坐哩!你已经走出这祖屋,就不能再回头。
他知山林里的红襟鸟,会在黎明时分唧唧咕、唧唧咕地啼叫。才麻雀一点儿大的鸟儿,叫声却十分响亮。一只鸟儿叫起来,众鸟呼应,连成一气,顿时整片林子都喧闹起来。叫着叫着,那轮通红通红的旭日,就从东方升起来……
每当鸟儿们啼叫时,瞎眼祖母就会拍着兄弟俩的屁股说:懒鬼,起床起床。人哎,越睡越懒,得从小养成尽劳尽责的习惯!她唤这鸟为责任鸟。说人的一口饭食、一件寒衣,都是从地上刨出来的,只有像这鸟儿一般地忠诚职守,才能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
那情形,似刀刻斧凿般地镌刻在他的脑子里,几十年来都无法忘怀。
那日上午,才回村的他惊魂未定,颤抖着说:可我,才九岁哪……
秀才娘子说:三岁看到老,八十不变性。人在骨子里的精神无法改变。
一阵刚硬的山风刮过,白日躲到云背后去,天气有些寒冷了。这是民国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927年的初冬,村口田畈上堆着一垛垛的稻草蓬,田野已冷清下来。秀才娘子的心铁硬,不为他的哀求所动。瘪塌着嘴,坐在门口纳鞋底,鸡爪般的枯手上,拿着针线与鞋垫,睁着一双被白内障蒙住的眼睛,望住村口被雷电劈去半边的老樟树,嘴角流下两条涎液,在皱纹密布的脸上,出现似笑非笑刻薄的表情。白日又从云层中露出来,云层压得太厚,日光先从云中露出一小角,后来又透出一块,慢慢全露出脸来,寒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日光在风中慢慢渗透,使大地显出丝丝缕缕的温暖来。
他不想离开家。一月前,秀才娘子把他与哥哥永发,送去山下远房财主张裕德家放牛。她哀求说:他大伯,好笋抽在篱笆外,子孙得由别人教养。廿四房兄弟相争败落,我不能让秀才爷断绝根脉。
永发屈服命运留下,他却偷逃回来了。没坐阿同爷爷的辘轳车,在上山的小道上转了半夜,天明才到祠堂见瞎眼祖母,跪在门口渴望她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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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大地的道德承诺
——读长篇小说《红襟乌》有感
程树榛
一
读罢车弓(张坚军)的长篇小说《红襟鸟》,心头有些沉甸甸的。耳边响起著名诗人艾青《我爱这土地》里的不朽吟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二十三年前,我有幸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文艺学·文学创作班当指导老师,在这届学生中,涌现出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这样一大批活跃在当今文坛的优秀作家。车弓在他们中间,算是比较“沉默”的一位。他的“沉默”在于,中断了将近十年、且已有建树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的创作(多部作品在省、全国获奖),把注意力集中到新闻领域和对地域文化的研究中去了。记得那些年中,我约他写稿,他婉言谢绝说在准备写长篇。在我的印象中,车弓为人诚恳、老实,甚至显得有些“木讷”,但不乏机智和才气横溢。他出身农村,当过兵,做过工,还当过教师和机关干部,生活底子丰厚。是那种厚积薄发型的作家。因此我对他一直有所期待。
果然,自2002年始,他接连放飞在心里“憋”得已久的三只“鸟”:一为“报春鸟”(即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长篇小说《名利圈》),被业内行家认为是“手掌上的舞蹈”,“改革开放后江浙大地农民企业家崛起、改变命运的报春哨音”。继而洋洋七十余万字,放飞“太阳鸟”(即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长篇小说《大商无界》),叙述中国晚清十大商帮转型时期的“宁波帮”商人,引起经济界和文艺界的热议,著名经济学家曹思源和文艺评论家雷达、崔道怡等人著文评论,即:“为何在洋务资本、官僚资本、民间资本激烈竞争的晚清时期,众商帮困惑颓靡,民族经济衰退,而宁波帮商人一枝独秀,形成以金融业为龙头的现代经济雏形?”本质“憨厚”的车弓,继续潜心创作,放飞第三只鸟——在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红襟鸟》中,对他立足的这片土地,作出历史和现实文化学上的阐释,用西方学者荣格致作家海明威的话讲,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土地。这个人的亡故,就是这块土地的消失。”
至此,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名利圈》内的民营企业家吴洁文、企业家江流、金融奇才许慎生、推销员斯奇乃至市委书记谢航的沉浮起落,还是《大商无界》中闯荡上海滩、“赤脚汉不怕穿鞋人”和“在洋人口里夺下一口食”的三个师兄弟毛承章、李业甫、李少鸿及打破祖训“嫁女保庄”的钱庄主黄仲源、富家女黄家贞和贫家女陈秀姑生离死别的坎坷命运,以及《红襟鸟》中“出洋受阻”的张圣朝、兄弟相残的张振宗、张振耀及主人公张永成及继子张建国、儿子张启明、张启东与女主人公李纹、陈小燕波澜壮阔的命运,都有了合理的灵魂归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不同于陈忠实的《白鹿原》,也不同于莫言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是江南这块灵山秀水、特有的地域文化精神和一幅幅风土人情画面,孕育了特有的人物。
二
在中国作家中,不乏寓人物故事于乡土风俗中的小说,车弓的特点是善于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城市地域文化精神糅合在一处,这就使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产生社会现实意义。
《红襟鸟》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新四军老战士波澜壮阔的一生。主人公张永成参加革命是被“逼”出来的。他出生在浙东山区一个叫白鹤桥的村子里,当时的生存环境贫困恶劣。作者在卷一《家族前史》中有生动的概括:村口有架大辘轳车,人上山要“转动辘轳轮子摇上来”。路还是有的,“得转三个大弯子,多了五六里行程。”尽管这样,还比“后海相公殿滩涂饿死人强”。太祖父张圣朝觉得这地方“活得没精神”,出洋开西药房,结果被洋医罗瑞德父女“偷”走祖传药方败家。祖父张友香为兑现对大脚女子秀才娘子的承诺——让她“娘家人在荒年有~口饱饭吃”再下南洋,又因“为革命党买枪炮”而惨死他乡。接下来伯父张振宗为“让祖宗在地下睡得安稳”继承祖业,却因为信仰不同“兄弟相残”,杀害他的父亲张振耀。侄儿张永发(张永成哥)为报父仇认敌为友,“借日本人的力量灭了寡情的大伯”,使这个在小山村里轰动一时的“张氏廿四房”家族,终于彻底地败落下来。
故事在卷二《张永成的婚姻生活》才转入正题。在这些看似“轻松”的话题中,作者不慌不忙地讲述了张永成摒弃亲情,枪决“给志愿军造假药、产生恶劣后果”的同胞兄弟张永发,富有人情味地收养侄儿“小东西”(即后来继任他工作岗位的张建国),娶富有“浪漫色彩、把托尔斯泰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放在床头阅读”的美姑娘李纹为妻,按人物性格发展脉络,徐徐展开故事情节,把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寓入家庭中,埋下一个要继承祖先宏愿、壮志满怀却缺乏科学常识的理想革命者“改天换地”,进行社会与家庭革命的伏笔。
故事在卷三《战士与土地》中全面展开,这是一场多么艰苦卓绝、前无古人,比战争年代更为“酷烈”的硬仗,为改变这块土地面貌,张永成付出了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围海建塘”增加土地面积,来改变这个县“人均土地不到半亩”“大饥荒时逃荒要饭饿死人”的景况。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十几年后改革开放,继子张建国(小东西)根据科学决策,在牺牲“六十九条活生生的生命”的纪念碑前,否定了他这代人认为是“政绩”的浩大工程,“开塘引水、废田归渔发展生产,让村人迅速富裕起来”。失望的张永成尽管苦恼,但为了人民的利益服从真理,把“权力”与职务让位于新一代干部……
在小说卷四《兄弟俩的纠结》中,离休后“回村修路”、让“山上与山下一样富裕起来”而“隔海观潮”的张永成,在“儿媳”陈小燕(兵团知青)兑现对另一块土地的承诺中,“逼使”张建国舍弃已经成功的事业而重返内蒙古,报答草原对他“哺育与恩情”;“逼走”下岗的长子张启明“不做窝囊废”,“像鸟儿一样觅食而南下深圳淘金”。同时,又让大学毕业回乡的次子张启东,回村办塑胶厂帮助村民共同富裕……
由于兄弟仨“思维观点的差异”,结局并没有像张永成所憧憬的那般“美满”。在卷五《心在远方》中,白发鹤面、已然暮年的张永成与此时变得与他同心同德的妻子李纹,不但经受了“启明的公司跨国投资炒股破产、为道德承诺赔偿损失”的“金融风暴”,而且还遭受了晚年“失子之痛”——因病从草原回归担任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张建国,因患肝癌丧身办案中。就连为家庭亲情和道义而“战”,继任公司董事长的长媳陈小燕也身亡车祸……
然而,时代发展了,这片土地终于变得富庶。在山林里的红襟鸟吟唱声中,这个世界许多旧的东西消亡,变得越来越美好……
三
初读车弓的小说,感觉有些“累”。由于承担重大社会现实,小说开篇就很凝重,就像嚼着一颗青橄榄,但读着读着,滋味就慢慢出来了。直至读完全书,虽然心头沉甸甸的,却觉得回味无穷、爱不释手。车弓的创作手法朴实无华,全书由平凡的事件和细节组合,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他把人物“拿到火上烤,滚水烫”,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去”,“剥了皮、抽了筋地撕裂给人看”。像电影镜头一样地展现在人眼前,使你无法离开他。
这部小说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堪称有一定的深度。作者通过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心灵史诗的叙述,凝聚我国江南地区时代变迁的百年风云,使小说有难能可贵的历史厚重感。战士张永成的一生,为兑现祖先承诺、改变这块土地面貌而战。他是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现实主义者。他身上有着许多历史遗留的“旧式农民”品性,如“传宗接代、封建家长制,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陋习,同时又具有革命者“信仰坚定、百战不殆、勇往直前”的气质。他是质朴单纯的,同时又是复杂的,在理想与现实交织的复杂环境中,他“出淤泥而不染”,至死信仰不变,始终是一个大写的人。在他的身上,散发出这个社会值得推崇的道德力量和人文精神,是新时代文学画廊中一个“特殊品格的人”。
车弓通过他的三部长篇小说,试图为一个城市的品质立言。书中时时处处,洋溢着浓郁的风土人情,有着特有的城市地域文化痕迹,如小说中的山(四明山)、小说中的水(三江水),而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散发出与中原文化不同的理性之美。我因为组织雅戈尔集团的长篇报告文学,在这个城市短暂地住过一段时间,深切地感受到这片神奇的土地(城市),蓬勃散发出来的道德精神力量。在这些年中,人们似乎一直在追寻:为何同样的山、同样的水、同样的党的政策,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中,这个资源相对短缺、物质并不富裕的沿海城市,改变面貌相比同等城市要快一个节奏?屹立的“东方大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活跃在世界各地为民造福的“宁波帮”,几乎在一瞬间就实现了祖先所有的梦想。除了外因条件促使外,城市内在的文化精神无疑起了关键作用。
车弓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不仅留下“随人物逝去的一块土地的魂魄”,主要的是他为崛起的家乡故土,响亮地作出“诚信城市”的道德承诺。在当今物质充盈的状态下,每个人都应该询问自己:活着,为这片土地担负了什么?
2012年11月8日于北京
《红襟鸟》由车弓著,主要内容:一位新四军老战士,一生中的三个军礼:第一次敬给祖宗,第二次敬给土地,第三次敬给子孙。敬得回肠荡气,豪情长存……这是一个凄美而动人的家族亲情故事,通过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心灵史诗的叙述,真实地描写了几代人的命运,见证了一座旧城的消失、新城之崛起,凝聚了我国江南地区时代变迁的百年风云。
在过去的百年中,没有彩霞飞舞的浪漫天空,也没有鲜花锦簇的理想大道,但我们艰难曲折地走过来了,以后还将继续走下去。这就是一代人的文化宣言:只要你仍在行走着,你的生命就不会完结,就像山林里红襟鸟的吟唱——人们会记住你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
《红襟鸟》适合大众阅读。
《红襟鸟》由车弓著,这部小说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堪称有一定的深度。作者通过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心灵史诗的叙述,凝聚我国江南地区时代变迁的百年风云,使小说有难能可贵的历史厚重感。战士张永成的一生,为兑现祖先承诺、改变这块土地面貌而战。他是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现实主义者。他身上有着许多历史遗留的“旧式农民”品性,如“传宗接代、封建家长制,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陋习,同时又具有革命者“信仰坚定、百战不殆、勇往直前”的气质。他是质朴单纯的,同时又是复杂的,在理想与现实交织的复杂环境中,他“出淤泥而不染”,至死信仰不变,始终是一个大写的人。在他的身上,散发出这个社会值得推崇的道德力量和人文精神,是新时代文学画廊中一个“特殊品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