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桨也可以遨游沧海》；《及时当勉励》；《战胜厄运的力量》；《懒惰》；《人生如箭》；《人格的提升》；《穷是极地》；《该放下时就放下》；《不畏苦难》；《生命是有弹性的》；《大树和我们的生活》；《少小离家》；《一笑而过》……《今文观止励志美文赏析》(作者赵晓飞)收录了这些故事。

《今文观止励志美文赏析》(作者赵晓飞)是“今文观止赏析快读丛书”系列中的一册。

《今文观止励志美文赏析》收录了《另一种珍爱》；《用全部的时间来觉悟》；《生命是什么？》；《冲破“自我设限”的藩篱》；《玻璃制造的谎言》；《青春里漏掉的一课》；《淤泥里开出的花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天》；《迈克尔?乔丹和史泰龙的故事》；《优秀总是有点怪》；《小鸟，你好！》；《人活着需要有梦》；《要么生存，要么被淘汰》等作品。

人生的真义/陈独秀

生命的路/鲁迅

五四断想/闻一多

论气节/朱自清

青年烦闷的解救法/宗白华

兴趣与人生/冯友兰

做一个战士/巴金

迟到/林海音

创造宣言/陶行知

天才梦/张爱玲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

论快乐/钱锺书

时间/沈从文

成功/季羡林

早/吴伯箫

夜行/王统照

种子的力量/夏衍

生命的舞蹈/楚女

崇高的人生境界/金庸

维也纳春天的三个画面/冯骥才

病隙碎笔/史铁生

干菜岁月/舒婷

风中黄叶树——关于逆境的随想/刘心武

生命/张承志

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南怀瑾

寻找灵魂/蒋子龙

不死鸟/三毛

人生总要有所珍视和眷恋/王蒙

生活的恩赐/陈世旭

“我就是打工的”/陈祖芬

山永远在/李国文

石缝间的生命/林希

我的四季/张洁

生命的滋味/席慕容

风中跌倒不为风/林清玄

信客/余秋雨

秃的梧桐/苏雪林

高处何所有——赠给毕业同学/张晓风

闲话做人/铁凝

芋/赵丽宏

漫话清高/金开诚

打赢每天的第一仗/刘墉

没有目的旅行/周国平

永不言悔/张欣

一本打开的书/赵玫

激情主义/叶天蔚

孤树与林木/詹克明

另一种珍爱/乔叶

用全部的时间来觉悟/鲁先圣

生命是什么？/张海迪

冲破“自我设限”的藩篱/陈书凯

玻璃制造的谎言/王立波

青春里漏掉的一课/沈嘉柯

淤泥里开出的花儿/安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凌越

迈克尔?乔丹和史泰龙的故事/陈安之

优秀总是有点怪/潘国本

小鸟，你好！/陆星儿

人活着需要有梦/祝师基

要么生存，要么被淘汰/马志明

敬畏/孔曦

一支桨也可以遨游沧海/泅岸

及时当勉励/刘朕咏

战胜厄运的力量/陈建

懒惰/庹震

人生如箭/王梅芳

人格的提升/柏建华

穷是极地/冯景元

该放下时就放下/王琳

不畏苦难/富饶

生命是有弹性的/吴小莉

大树和我们的生活/周涛

少小离家/方远路

一笑而过/马国福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足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行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P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