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代人立言，不是由局外人，而是由我们自己来评说自己的历史。

董宏猷编著的《我们曾经年轻》是“中国知青文库”系列之一。是一本回忆录，讲述了年轻一代人在社会变革以及面临困境面前的所思所想，对研究青年心理及当前中国现状均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三十年前，在那一次拔地而起的风暴中，数以千万计的少男少女，如蒲公英那白花花的绒伞，从一个又一个城市，被卷到遥远又陌生的边陲、大漠、平原、山乡……

《我们曾经年轻》是“中国知青文库”系列之一，由董宏猷编著。

《我们曾经年轻》内容包括《永久的悔与无尽的念》、《失却恐惧》、《草原之夜的暴风雨》、《我曾与寓平君风雨同行》、《只能使其颠簸，不能使其沉没》等。

第一辑 满江红——66-68届知青的回忆

 永久的悔与无尽的念

 失却恐惧

 草原之夜的暴风雨

 我曾与寓平君风雨同行

 ——纪念陈寓平烈士

 只能使其颠簸，不能使其沉没

 回望青春

 梦牵鄂南山村

 青弋江在诉说

 人之初

 茅棚诗篇

 书友张君

 银杏树下

 昨日的旧账

 乡村婚宴乐手

 折了翅膀的海鸥在飞

 回唐镇

 我记忆深处的一幕

 ——在下乡插队的日子里

 山寨婚礼

 底色

 一幅画像

 回到宋湾

 不可淡忘

 “阿波罗”事件

 反刍

 揭开尘封的记忆

 不能愧对乡亲们

 我经历过的

 亲酸与期待

 ——一个尚未返城老知青的自述

第二辑 花非花——69-71届知青的回忆

 招工前夜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从“土插队”到“洋插队”

 青苹果‘英俊男孩·第一次爱

 ——知青生涯漫忆三题

 悼亡友

 新三届啊，新三届

 哭泣在遥远的岁月

第三辑 忆江南——72-76届知青的回忆

 漾漾细雨送张斌

 永恒的追忆

 三个女知青的故事

 放浪形骸为哪般

 ——怀念我的白螺矶知青老乡

 暴风雨中的孤舟

 平淡中收获的哲思

 三十七年再回首 情谊依旧

 ——记黄石八中74届高二(一)毕业班同学聚会

第四辑 长相思——文化大革命前知青的回忆

 青春恋

 英魂颂

 ——记上海知青朱高年烈士

 青春奏鸣曲《沙枣花》

 ——军恳生涯纪实

 走上讲台

 迟到的祭奠

第五辑 惊回首——文化名人谈知青

 穷而后工艰难玉成

 我与知青

 历史的记忆

 试说知青

 和知青共度的日子

 心灵的对白

 ——致知青电视剧《年轮》《孽债》的主人公

 创作衍变、历久弥新的知青文学创作

 家有知青

后记

永久的悔与无尽的念

郭齐勇

我很快就要由不惑之年跨入知命之年了，回首知青生涯，总免不了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我们这一代人有不同于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和生命情调，有特殊的遭遇、坎坷、困惑与痛苦，有异代人难以理解的喜怒哀乐。我们属于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一代，我们曾经盲目地然而却是真诚地拥有为理想、为国家、为他人英勇献身的精神，并付诸了实践。

反思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一方面多少有些留恋那稚嫩的莽撞的苦斗，那蹉跎岁月的青春、热血和汗水的无私奉献，以及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思想蒙昧和“文革”氛围重压下的精神自戕、自我萎缩而汗颜，为自己后来经历了思想解放，并逐步摆脱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觉悟到知识分子的自立之道和生命自我的飞腾超越而暗自庆幸。

原罪与救赎

我们生活在没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社会，实际上很难体验西方人的原罪感及其意义。我这里所说的“原罪”，是极左年代的所谓阶级原罪，即笼罩在所谓“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尤其是知识分子头上的无形的紧箍咒——罪感意识，生而有罪的意识，父债子还的意识，低人一等的意识。

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远远早于“文革”。即使不谈1949年以前的革命中的类似行为，至少可推至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期。所有这些都是与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自我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我个人早在“文革”以前，在1964年读高一和1965年读高二时，就已向学校提出过不再念书而奔赴农村或边疆务农的要求。记得汪子英校长、刘克刚主任(教务)专门与我谈过话，劝我打消此念，认真读书。我当时十分欣赏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前驱者，决心以他们为榜样。然而在下意识里，这种要求却是与自己的tt出身不好”有关系的。当时的一种内在痛苦，是渴望参加革命而因所谓“出身”问题和“海外关系”问题而不得参加革命的痛苦。这种阿Q的苦恼在我们班上(省重点学校的重点班，同学们多数是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子女或城市工商业者的后代)特别突出。

1966年6月5日晚，我与班上最具革命敏感性的同学们，受北大、武大“文革”巨变的鼓动，给校党总支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强烈要求立即停止高三毕业班的备考复习而积极投身火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次日形成了全校学生以请愿和大字报为主要形式的“六。六”运动。省市迅速派出了以一位资深的团省委副书记为首的工作组处理此事。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与冯达美、孙俊3人被工作组和党总支内定为“三家村”小反革命集团。

我们当时无疑是激进的左派，是毛泽东的十分幼稚且狂热的信徒。然而由于我们必须承受由父母带来的“出身罪”，而不得参与“革命”。因此，我们“革命”的动机首先为当局所怀疑，且视为异己分子，随之而起的以“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不仅把我们排除在外，而且把我们(所谓“黑五类”)也作为斗争或准专政对象。历史往往无情地嘲弄历史的参与者，我们这些“先知先觉”的造反者很快被“后知后觉”的造反者所抛弃。历史的旋涡总是使中心滚进边缘，而边缘人物每每占据中心。

现在看来，十分可悲的是，我个人在这种局势下陷入到严重的精神自戕、肉体自虐的境况之中，陷入了偿还原罪的苦闷和折磨之中。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之深，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而我们这种救赎之道，只能是自责、自虐，以及奴性十足地服从强大的他在力量的安排。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我竭力表白自己积极参加革命、接受改造，并努力自我改造，以至“脱胎换骨”的决心。例如，我曾经主动地天天打着赤脚到开水房为好几栋教学楼打开水；我这个连任几届的班主席(班长)给我们班的几任班主任老师刘乐芳先生、张丽华先生等写过大字报，揭发他们给青年学生推荐修养之类的“毒草”；我积极参加当局领导的批斗活动，特别是对许简老师《三言两语》的批判，记得我曾把许老师的写作背景与反修斗争联系起来，查阅报刊，上纲上线，写大字报说他抵制反修；我曾经追随红卫兵到珞珈山的几位同学(他们的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家里去“扫四旧”，在唐小蓓同学家还高声指责她父亲唐炳亮教授，大约是声讨他这个已摘帽的“右派”分子的罪行；1966年暑假我在家中收到班上红卫兵的一封勒令信，让我集合祖父母、父母亲等全家人高呼“老子反动儿混蛋”等十几条口号，每条连呼几遍，我照办了，虽然痛苦至极，仍然造祖父母、父母亲、叔父母的反，勒令他们扫街，佩戴自辱的黑符号……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我们这些“黑五类”也逐渐“咸与革命”了，我们参加的“红十月战斗队”，虽然是比较文雅的，但也做过蠢事。我记得我与几位同学在某年的大年除夕，还跑到“走资派”邓铁生书记家狠狠训斥了他一通。

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许放在特定的“文革”环境中算不得什么。但“文革”过后，痛定思痛，深感当年在“左”的氛围中，自己的所思所言、所作所为，是何等地“左”，何等地有违人性啊!或许恰好因为自己有“黑五类”这顶帽子的限制，才没有走得更远。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激进主义的熏陶下长大的，虽然在“文革”中，我对滥杀滥打无辜，“打砸抢抄抓”的无法无天状态深感恐惧，对给我们的师长的种种侮辱(如我校红卫兵给著名的女教师、化学权威张J睢聪剃阴阳头及给一些老教师戴高帽批斗等)和杀伐(如我校著名数学教师陈邦鉴先生自杀等)深觉不公和不平，然总是以所谓革命的逻辑来说服自己，以毛泽东赞扬湖南农民运动14件大事的态度来对待所谓的“群众运动”。在这种麻醉剂下，我认同了街道一些不三不四的“群众”数度抄我自己的家，同时也竭力与家庭、尊长与“反动学术权威”的师长划清界限。P3-6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与我们生命同在的20世纪已经过去，历史在回眸之际，又一次将目光投向当年的知青们。从1990年开始，“知青文化热”在全国各地升温并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首先是北京的知青们在军事博物馆举办了“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岁月回顾展”，接着天津、成都、昆明、广州、南京等地的知青们，先后举办了“青春无悔”、“春华秋实”等知青岁月回顾展，一部部知青生活纪实专集也纷纷问世。

1994年春节后，武汉地区的一批知青由武汉市公关协会领衔，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在武汉展览馆举办了“武汉知青岁月回顾展”，参观的人数逾万，省、市新闻传媒及时作了报道。由于这次展览筹备较仓促，资料与实物展品收集不易，所以难以较真实、全面地反映武汉地区近50万知青的人生足迹与奋斗风采，不少参观者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为此，我们一些参与这次回顾展筹备工作的知青们，出于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经过多次协商，决定编写一部知青生活纪实专集，以填补在全国知青文化热中，反映武汉地区知青生活的书籍尚属空白的缺憾，为武汉地区近50万知青那段共同的岁月留下一点历史的记录。

“文革”期间，武汉地区的上山下乡知青总人数约为43万，加上“文革”前去省内一些地、县插队和去新疆、云南支边的知青，总计人数为50万左右，差不多占了全国上山下乡知青总人数近2000万人的四十分之一。武汉知青上山下乡的形式以“插队落户”为主，这明显有别于北京、上海、天津的兵团知青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插队知青比兵团知青的经历更艰难，命运更多舛。这些涉世不深的中学生，一下子插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与广大农民同甘苦共命运，相濡以沫，在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贫困的严酷生存状态中，对国情有了切肤的体察与认识。

我们在1995年元月《长江日报》上刊登了《知青岁月》征稿启事，欢迎广大的武汉知青(包括现在外省工作的武汉知青和现在武汉、湖北工作的外省知青)踊跃来稿。从征稿即日起至1995年8月，我们编委会先后收到数百位知青的来稿，足有80多万字，来稿还附着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我们出面来编写这本反映武汉知青生活的纪实专集，“这不仅为社会留下一份份知青的人生档案，也是为一代人立言，不是由局外人，而是由我们自己来评说自己的历史，同时也为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一份份生活教材，因为我们的子女也到了我们当年上山下乡的年龄”。

来稿几乎篇篇是饱含热泪写成的，因为那段岁月是那样刻骨铭心，影响并决定了每个人的人生道路。来稿或击节高歌，或绵绵细语，或侃侃而谈，或冷峻调侃，多数作者并不刻求文学手法，看重的是写自己的昨天的真实和昨天历史的真实。因为历史的真实是通过细节的真实再现的，所以写实事、抒真情，不溢美、不隐恶，尽可能保持当年生活的原汁原味，将历史的原生态和自己的心灵赤裸裸地解剖给读者看。

一位下放在汉阳索河至今仍未返城的老知青，带着妻儿寻到家在武昌的一位编委家里，将淤积在胸中20多年的悲欢恩怨及其细节倾诉出来，一吐为快，否则便觉得难以安宁。一位当年去麻城插队的女知青，现在已从工厂提前下岗，她将自己的文章修改了4遍，写出了昨天的艰辛，以及今天处于转型期的这一代人面临的角色重新定位，在再择业的尴尬面前如何克服失落，旷达对待人生，读之令人感动。几位旅居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武汉知青，也寄来了他们的征文。

在我们的征稿过程中，了解到在当年的武汉知青中还有两位烈士：一位是1969年7月20日长江田家口溃堤时在抢险中献身的上海知青朱高年，另一位是原华中农院附中68届高中毕业生、下放在房县宝石公社的陈寓平，在1974年元旦他见义勇为，为保护战友和群众，不屈地与杀人凶手搏斗而献身。我们几位编委先后深入到烈士当年战斗生活的大沙湖农场和房县去采访，将他们的事迹编人本书，以告慰烈士的英灵及他们的亲人。

我们非常感谢几位武汉地区的文化名人冯天瑜、刘道玉、刘纲纪、刘富道、黄曼君、陈美兰、杨书案、方方为本书撰稿，他们从各自的视角，阐述了对中国知青运动的认识，和对知青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是深受我们知青尊敬的师长和朋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编委全部由当年的知青中的作家、学者、企业家和机关干部组成，基本上是“业余闹革命”。由于征稿的时间短促，信息还不灵通，肯定有许多武汉地区的知青还来不及提笔成章，特别是“文革”前去新疆、云南支边的知青来稿太少，引为憾事。我们谨向未被选用稿件的知青朋友表示歉意，向所有关心、支持本书选编工作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曾于1996年在武汉出版社出版，17年后，武汉大学出版社决定再版该书，武汉知青辉煌事迹得以再一次流传，在此，对武汉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及本书策划者、责编，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