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中朝两国的实录比对入手，列举了永乐朝的十大疑，然后抽丝剥茧地展开一一剖析，将考证目标锁定在建文帝出亡问题上，再结合南京明孝陵梅花谷的“燕王告天文”碑记内容：“奉大明皇帝圣旨。伏为皇考太祖高皇帝、皇妣孝慈皇后登遐日远，痛怀丧葬之未亲，崩失年久，益感劬劳之未报。手足且伤于前后，情怀有恸于死生。骨肉相残，几致屏翰之倾替；腹心构讼，幸兹家国之安全。洪武三十五年朱棣谨述。”与清乾隆四十二年定本的《明史》(俗称“四库本”)所载“(朱)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的结论，丝丝入扣地论证清楚了建文帝没死，而是出亡了。有根有据，说理清晰明了，让人一看便知这600年第一谜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后，由于皇太子朱标已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先他而去，乃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这就是建文帝。然而，建文帝刚即位不久，燕王朱棣就发动了“靖难之役”。1402年，燕兵攻陷了京师(今江苏南京)，燕王即位，是为明成祖。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已是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此后，有关其出逃的传闻颇多，数百年来，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了一桩争讼不觉的历史悬案。在各种史料中，关于明朝建文帝朱允炆的描述，基本都以“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作为他传奇一生的终结点。烧死？密道遁逃？山野为僧？——这个皇帝的生死，成了600多年悬而未决的“明朝第一谜案”。基于这一背景，明史专家、金陵铁嘴马渭源先生编撰的《破解600年第一谜案——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破解了这一谜案。

该书是目前国内为止第一部全面介绍建文帝的专著。她的问世，澄清了建文帝的生死之谜；澄清了建文帝逃亡何处之谜；澄清了建文帝归葬之谜；澄清了宁德支提寺袈裟与宁德上金贝古墓相合互证，又与明代官方史书相合互证；澄清了考古现场建筑古物与已确定明初造型风格相吻合，古物与古书记载再度吻合。更可贵的是马渭源先生从宁德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明初人文环境出发考察了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的可行性问题，既用了正史《明史》、《明实录》，又引用了当地的方志与文人笔记，甚至结合了一些民间传说，其最大贡献在于不仅发现了潜伏在浙江、福建的“亲建文帝”分子，而且还找到了《明神宗实录》中244个福建籍“建文奸党”分子的蒙难的历史，再结合正史与野史中建文帝披缁出亡的史料记载，进一步夯实了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的学术根基。马渭源先生的论证：袈裟与史料相合，袈裟与古墓相合，古墓又与史料相合，环环相扣。由此观之，600年来明代第一谜案终可划句。

第1章 第一谜案云山雾罩

 “正史”上的建文帝两种不同的死法

 第一种说法——烧死了

 第二种说法——上吊了

 拷问“正史”中建文帝—个人居然有两种死法的原因

 建文帝如果被火烧死了，那么建文帝的陵墓应该在南京的何处呢？

 既然明朝人没法肯定，那么清朝人编撰的《明史》(“殿本”)凭什么要说“建文帝烧死了”？

第2章 朱棣“心病”十大疑惑

 “清宫三日”，朱棣是在找建文帝后宫里的美女？

 朱棣登基的一个潜在的障碍——建文皇太子到哪里去了？

 朱棣把建文帝的第三子怎么样了？

 朱棣挖地三尺就是找不到先前皇帝的宝玺，那么宝玺到了哪里去了？

 永乐帝朱棣抓住并囚禁建文朝的主录僧溥洽到底是为什么？

 胡淡外访是为了寻访仙人张三丰，你信吗？

 郑和下西洋到底为了什么？

 主持出使海外的郑和身份很特别，与朱棣的军师姚广孝过往甚密

 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与道衍住持的广孝教寺“恰巧”在同一地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里有锦衣卫，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

 郑和下西洋之前，朱棣曾向邻国朝鲜索要过建文朝逃亡者

 御弟朱穗“胡言乱语”，无形之中触及了一个大明皇家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

 有人谎报建文帝下落，朱棣居然真派人去查了，这说明了什么？

 已有锦衣卫，又增设东厂，朱棣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第3章 建文出亡两次“钦定”

 南京“燕王告天文” 朱棣实际上已勒石宣告建文帝出亡了

 乾隆四十二年定本：明故宫中烧死的是建文帝正妻马皇后，非建文帝！

第4章 逃离南京亡命天涯

 逃离南京

 建文帝身边有个了不得的神算子程济

 朱元璋临终前留下神秘的铁盒子救了建文帝的命

 建文君臣是怎么逃离明皇宫的？

 南京神乐观建文君臣定下出亡之计

 亡命天涯

 建文帝本来要到浙江浦江的，结果却跑到了吴江去避难，最终又上了云南

 漏洞百出的“完美答案”——建文帝出亡后归葬于北京西山

 对错误结论的剖析

 建文帝全国“漫游”

第5章 宁德考古揭秘悬案

 华严寺云锦袈裟“出世”，“暴露”建文帝最终出亡秘密

 云锦、袈裟为何物？

 八吉祥等图饰特征告诉人们：华严寺云锦袈裟应为明代早期的一件法衣

 佛教图饰在华严寺云锦袈裟整体中不占主导，说明袈裟主人身份很特别？

 宁德华严寺袈裟缘边图饰至少向世人“表明”：该袈裟与大明皇家有关

 宁德华严寺“九五之尊”龙饰主题云锦袈裟向世人“表明”：它与大明皇帝有关

 万历朝官方史书和明万历年间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涮所作的“碑记”等告诉我们：支提寺五爪龙袈裟不是万历朝明廷所赐的！

 从南京云锦的织法与用料等方面来看：宁德支提寺袈裟不是万历朝的！

 支提寺五爪龙袈裟也不是清代的

 华严寺云锦袈裟“出世”，“暴露”建文帝最终出亡的秘密

 上金贝古墓“奇巧”多多，实为明建文帝魂归地

 宁德上金贝寺古墓不是元末明初僧人墓

 宁德上金贝古墓应为明建文帝陵寝

 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600年第一悬案破解？！

第6章“文”“物”相合出亡宁德

 千钩百索，只字不留——建文帝出亡之事

 永乐朝朱棣宠信酷吏陈瑛说：不拿建文君臣开刀，我们这些人怎能出名？

 从朱棣到朱瞻基三十余年充斥着对建文君臣的杀气

 史料中建文帝出亡福建的蛛丝马迹

 靖难战争中大宁总兵官刘贞战败后回朝廷，居然先上福建再回南京，为何？

 朱棣登基后的诏谕内容增益变化说明了什么？

 永乐元年朱棣任命“六亲不认”的“冷面寒铁”周新巡按福建，巧合吗？

 郑和是从永乐三年开始不断下西洋，且其正式启航地是在福建，就这么巧？

 以秘密刺察建文帝下落为其主要使命的朱棣心腹密使胡濙居然也到了福建，巧？

 更有洪武以后福建宁德周围有着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军事布防

 文献史实与考古实物相合：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

 建文帝曾现福州雪峰寺

 并无多少佛教信仰的篡位皇帝朱棣敕赐建造宁德华藏寺背后的动机

 来路不明的皇家“龙种”朱棣之宗教信仰是什么？

 皇爷爷临终留铁箧，皇孙儿临难披袈裟

第7章 超常思维认识几何？

 永乐皇帝为何要“批发”女儿？

 “金蝉脱壳”之计？

 东南一带“潜伏”着“亲建文”人士

 上福建最妥当、最安全？

后记

“清宫三日”，朱棣是在找建文帝后宫里的美女？

金川门事变以后，燕军不费吹灰之力进入南京城，朱棣志得意满地来到了明皇宫，这些年来日思梦想他所要的不就是今天的这一刻——马上登基即位，不，朱棣可没有这么肤浅，他还有更为紧要的事要做，那么朱棣来到明皇宫里最先干的是什么紧要事？对此史书留下了“清宫三日”的字样，有人说，那是朱棣为了占有建文帝宫中漂亮的美人，是吗？

按照中国历来的传统：攻占前朝的首都与皇宫就意味着要占有前朝皇帝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心爱的美人。秦始皇统一六国，六国宫中的美人全被送到了咸阳的阿房宫；晋武帝司马炎灭了建都南京的东吴政权，东吴主孙皓的上万名美人全被送到了洛阳供司马炎一人享用，司马炎一人忙不过来，就每晚乘了羊车任由山羊跑到哪里就在哪个美人那儿过夜，所以说“清宫”这等事在历史上尤其是改朝换代时十分常见。但明初这场皇位争夺战不同于以往，因为帝位争夺双方是叔叔与侄儿，叔叔占有了侄儿媳妇，那叫什么？乱伦！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释放”，但朱棣并没有这样做，那么他到底又是进行怎么样的“清官三日”？

对此，《明实录》、《明史》等“正史”并没有直接地说明白，但在《明史》成书前的一些史书中则有所披露。查继佐在他的历史著作《罪惟录》中是这样记载的：“(金川门之变后)，(宫)内大火，(建文)帝与皇后马氏暴崩，为六月之十有三日也。或云帝薙发出亡，燕王清官三日，宫人指所焚尸以应，遽出尸灰烬中，王俯而哭之曰：‘犀无知，至此乎？’用学士王景彰义发丧，以天子礼葬之。宫人遭戮略尽，惟得罪(建文)帝者获存。”(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之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版，P69)

比查继佐的《罪惟录》成书更早的、由谷应泰主持撰写的《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中对朱棣“清官三日”之事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说得更为明确。燕军进入南京城以后，朱棣清宫三日，凡是宫中的宫人、女官和太监几乎全部被杀，只有得罪过建文帝的被留了下来。那么朱棣为什么要这么干？据史书记载，朱棣曾诘问建文朝宫中之人：建文帝到底在哪儿？而在场的那些宫人和内侍“皆指认(皇)后尸应焉”。朱棣马上令人将灰烬中的那具皇后尸体清了出来，然后对着那已经烧焦了的尸体，挤出了几点鳄鱼的眼泪，大声恸哭道：“小子唉，你怎么这样不明事理唉，何苦要走到这一步呢！”(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卷16)

以上两本史书都记载了朱棣“清宫三日”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寻找建文帝确切的下落。那么找到了吗？找到了，宫中之人指了一具已经烧焦了的尸体说：那就是建文帝！朱棣信吗？“信”了，他对着尸体大哭了一场。这里边有个细节容易被人忽视，那就是既然有人在灰烬中“认出”了“建文帝”，朱棣的目的也达到了，那他为什么还要杀那么多的宫中之人？这被杀的宫中之人到底有多少呢？有的书上说是1000多人，有的书上说是3000多人。我们根据建文帝寡欲、抑欲的个性特征来看，建文帝后宫里的人不会很多，1000多人差不多了(包括太监等后勤服务人员在内)。当然，到底是3000人还是1000人，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重点，但这里边有个常识性的问题，那就是朱棣杀宫中之人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交代出建文帝的下落，难道这1000多号与建文帝关系尚好的人没有一个是“软蛋”，非得要杀尽才罢休？要知道这些美人与宦官毕竟不同于那些饱读儒家经典深受传统忠孝礼仪熏陶的士大夫们。由此只能解释为这样：朱棣逮住了建文朝宫中之人后，每问一个，说不知道的就被处决掉，直至第1000个人(大致)；或者这中间有人说了，那具烧焦了的尸体就是建文帝，朱棣也就将错就错，将那尸体认作是建文帝，对外马上说建文帝被烧死了，从而在政治上宣告建文帝的“死刑”，以此来稳定京师和全国的政治局面。但朱棣毕竟是只狡猾的狐狸，他的内心十分明白——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还不靠谱，于是他一边大杀没有得罪过建文帝的宫中之人，另一方面又疯狂屠杀建文朝的那些忠贞节烈之士，以绝对恐吓的手段来撬开人们的嘴巴，达到最终将建文帝之下落弄得水落石出的目的。(《明史·成祖本纪一》卷5)

朱棣登基的一个潜在的障碍——建文皇太子到哪里去了？

朱棣进入南京以后不仅无法获悉建文帝的确切下落，而且也找不到建文帝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太子朱文奎。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做法，如果建文帝真的找不到了，或者正如朱棣一行人内心所希望的那样——被大火烧死了，那么接替建文帝皇位的也轮不上这个“至亲”“好”叔叔朱棣而应该是建文太子朱文奎。

朱文奎“建文元年立为皇太子。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明史·诸王三》卷118)

明代大史学家焦竑在他的《献征录》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太子文奎，……(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君接位，立为皇太子，靖难兵入京，年七岁矣。莫知所终。”(焦竑编：《献征录·建文君太子传》卷1，上海书店，1987年，第1册，第64页)

这怎么可能呢？一个贵为天子之子的7岁孩童、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朱文奎居然在这场皇家大劫难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惟一能解释得通的是建文太子朱文奎逃跑了。对此，明末有名的史学家谈迁在他的史学名著《国榷》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建文朝兵部侍郎襄阳人廖平在金川门之变后，保护着建文太子朱文奎偷偷地出了南京城，一路狂奔，逃到了廖平的老家湖北襄阳躲藏起来，后来廖平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朱文奎，从此建文太子成为了廖氏亲族中的一员。没过多久，鉴于风声日紧，廖氏为了躲避朝廷的追杀，举族迁徙汉中；而廖平自己则隐匿到会稽一带，充当卖柴翁，自称为“耶溪樵者”，为了保险起见，他还与会稽山中吴成学变换了姓名，号为雪庵，至死隐迹于民问。(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第1册，P837)

既然7岁的建文太子可逃出南京城去，那么为什么建文帝就不能呢？

当发现建文帝及其太子不见踪影时，朱棣几乎是本能性地感觉到，昔日日思夜想而今唾手可得的皇帝宝座会受到潜在的巨大威胁，于是他发了疯似地“清宫三日”，挖地三尺要将建文帝父子“挖出来”。

朱棣把建文帝的第三子怎么样了？

找不到建文帝及其皇太子，朱棣顿时有种莫名的恐惧，同时又火冒三丈，尤其是建文朝重臣铁汉方孝孺不仅拒绝为他起草登基诏书，而且还时不时地点中了他的“命门”要害之处，方孝孺曾问朱棣：“既然你说你起兵靖难，为的是仿效周公辅政成王，如今成王不在了，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弟呢？”有人认为，与其说方孝孺的率直与刚正刺激了朱棣的神经，毋宁说是方孝孺“穷追猛打”似的追问“逼急”了朱棣。在虐杀了方孝孺“十族”后，阴鸷歹毒的朱棣似乎想起了方先生的“提醒”，于是他又将魔手伸向了明初“成王”——建文帝的弟弟。

据正史记载，建文帝共有5个兄弟：长兄朱雄英8岁时死亡，建文帝朱允炆在朱标的儿子中排行老二，因为长兄早亡，皇位继承就轮到了他的头上；老三朱允熥，为建文帝的同父异母弟，被封为吴王，朱棣登基以后将他降为广泽王，远放福建漳州，时隔4个月后的建文四年十月，他又被召回南京，废为庶人，永乐十五年死于凤阳牢狱中；老四朱允熞，建文帝的同母弟，被封为衡王，朱棣当政以后将他降为怀恩王，徙居四川建昌，建文四年十月，与朱允熥同被召回，最后也死于凤阳监狱中；老五朱允■，建文帝的同母弟，初封为徐王，朱棣上台后，将他降为敷惠王，与母吕太后同住在明东陵(朱标太子之陵)，永乐二年改为瓯宁王，永乐四年其住宅莫名大火，就此被活活烧死。(《明史·诸王三》卷118)

事实上朱棣并不是只对明初“成王”的弟弟们痛下毒手，他还对“成王”的儿子进行毫无人性的摧残。据正史记载，建文帝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明史》中所说的“不知所终”的朱文奎；少子叫朱文圭，金川门之变时，他还是一个由别人抱在手里的2岁娃娃。朱棣来到明皇宫时，不仅下令取消建文帝的尊号，将这个只有2岁的小皇子废为“庶人”，人称“建庶人”，而且还将他送到中都凤阳广安宫给关了起来，一个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两年、原本与任何人都无冤无仇的小孩从此与世隔绝了55年。

P8-12

马渭源教授的又一新著《破解600年第一谜案——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要出版了，他要我写个序，我极为爽快地答应了。马教授的这一新著是他一年前出版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的姊妹作，后者是目前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全面介绍建文帝的专著，从建文帝的出生到他的即位，再从“建文新政”到“靖难之变”，“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明史》卷四《恭闵帝本纪》)。他首先肯定了建文帝是个好皇帝，不是明代官史所记载的荒淫无道之君；其次他正确地把握住了著名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最先提出的“建文新政”概念，并予以充分论证：“建文新政”是善政，是宽政，甚至作了一点遐想：如果没有“靖难”，或许会出现历史上的第二个“贞观之治”？读来颇有新意，但也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案没有彻底解答开来，那就是建文帝的最终下落问题。

事实上，自从明成祖“靖难”成功以来，有关建文帝的最终下落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人们争了600年始终没有争出个是与非来，有关建文帝出亡之书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明代有两部书即程济的《从亡随笔》和史仲彬的《致身录》“绘声绘说”地“演绎”了建文帝的出亡过程，对此，吾师明史专家黄云眉教授经过潜心研究后在他的名著《明史考证》中这样说：“盖以为出亡之说可信，出亡诸书不可信。”(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1年，第一册，第60页)

  云眉师的意思是：建文帝没有被宫中大火烧死，而是出亡了，至于出亡后的情况，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所谓的“建文帝出亡”诸书有伪，则不可信也。作为黄云眉师的学生，我始终牢记眉师的教诲，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就一直在关注建文帝下落的研究。就全国范围而言，建文帝出亡之说几乎在南方各地都有，1959年我从购买到的谈迁《枣林杂俎》中对建文帝出亡各地说进行分析比对，曾想从中找到研究建文帝下落的突破口，但最终感到“各地说”都缺乏充分有力的证据，因而也就对“精彩纷呈”的“建文帝出亡各地说”没表什么态。时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从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退休后有了自己的空余时间，从事自己的专业爱好研究，于是我就将自己读史中发现的郑和在福州雪峰寺密谒建文帝的史实整理出来，应澳门基金会与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邀请参加《郑和海上丝绸之路》专题研讨会，专门撰写了《郑和踪迹建文考》一文，后被收载在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5年12月出版的《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因为没有更多的实物依据，随后也就没有研究下去，但有种感觉：建文帝确实跑到福建去了。

延至去年年初，在福建省与宁德市党政领导关怀下，在有关学者以及史学工作者与其他方面同志齐心协力合作下，找到了建文帝陵墓及其袈裟。过后不久，福建宁德地方政府邀请我、马渭源、郑自海和郑宽涛等人前往宁德当地去考察一下。当时马渭源教授找我商量，我年事已高，正赶上身体不适，就委托马渭源教授去多看看。事实上我这样做的直觉是对的，一来马渭源教授本身在建文帝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的系列著作中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自出版以来一直很畅销，让他多留心看看，肯定有收获；二来马渭源教授现从事的工作不是他的本专业历史学，而是极具现代化和尖端化的电子音像出版，并且还在高校兼课讲授，他既懂电子又懂音像，又洞悉明代历史，加上这几年来他经常在各地电视台“客串”，作历史文化系列讲座，所以让他多留心可以得到可靠的第一手视频与文字资料。

数日后，马渭源教授从福建宁德回来，带给我丰实的资料、考古照片及相关视频，我们俩反复比对史料，进行分析研究，我岁数大了，跑不动，他年轻就多担当一点，上南图、明孝陵、明故宫等地去查资料、拍摄照片，再拷到电脑里拿来与我共议，还不断地向宁德地方上的王道亨、吴泽金等先生请求帮助，补充考古实物材料和方志材料，经过近四个月的苦战，我们终于理出了头绪：建文帝的确跑到福建去了。但这时我反复告诫自己，要切记眉师的教导：“史学论点一定要凭史实说话。”这样就“沉默”到了去年八月份，我身体也好点了，就与马渭源教授说了自己可以到福建宁德看看的想法，他马上联系，随后我们就与郑白海先生、郑宽涛先生等人应邀一同踏上了宁德的考古之路。

宁德三天的现场考古是相当紧张，本来可以从容一点，但马渭源教授要回南京开会，所以我这个古稀之龄的老者就只好跟着他们。上金贝古墓及其周边的墓葬都位于陡峭的山坡上，就连马渭源教授这样年纪的人都说走在上面两腿发软，但为了取得考古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在当地畲族老乡的扶持下，我硬着头皮爬了上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三天考古行将结束时，我们的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喜悦：建文帝的最终下落找到了！

一切皆在不经意间，在我们结束宁德考古回到南京后，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新闻频道相继对我们的宁德考古进行了报道。随之，南京的新闻媒体前来采访，我们从各自的角度谈了对宁德古墓与袈裟的个人看法，同时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在《科学教育》频道作了对话，这些纯属于学术讨论，可以根据“双百”方针，提出不同看法，平等地切磋。然而没想到的是，有些人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对我们进行了莫名其妙的非难。一会儿在报纸上说，宁德上金贝古墓是元末明初的和尚墓，一会儿又说宁德支提寺袈裟是明朝万历朝廷赐予的，那么依据呢？据报纸及网上所云：全凭某些人现场直觉感观一下，没有跟史料好好核一核，就“语出惊人”地断言我们讹误，更有甚者夹带有人身攻击。对此，我们将保留法律所赋予自己的权力，同时对于学术问题我们坚持原则，决不人云亦云。我请马渭源教授抓紧时间进一步查对正史与古人笔记史料，尽早将建文帝出亡宁德的史实考证公诸于世。而今他的书稿已成，也该我兑现先前之诺言了。

在我看来，本书《破解600年第一谜案——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的价值至少有三：

第一，弄清楚了建文帝生死之谜。

长期以来在建文帝生死问题上出现了这么一种倾向：全信明代官史。目前看来关于建文帝生死问题的最早官方记载是建文帝的政敌朱棣及其子孙钦定的一批御用文人所撰写的《明太宗实录》，其日：“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明太宗实录》卷9下)但如果比对一下朝鲜的《李朝实录》就发现问题大了，然而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至今为止还有些人抱着“建文帝烧死说”不放。孟子日：“尽信书不如无书。”(见《孟子》卷14上《尽心章句》，载《十三经注疏》下册)

就此，马渭源教授在书中从中朝两国的实录比对人手，列举了永乐朝的十大疑，然后抽丝剥茧地展开一一剖析，将考证目标锁定在建文帝出亡问题上，再结合南京明孝陵梅花谷的“燕王告天文”碑记内容与清乾隆四十二年定本的《明史》(俗称“四库本”)所载“(朱)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的结论，丝丝入扣地论证清楚了建文帝没死，而是出亡了。有根有据，说理清晰明了，让人一看便知这600年第一谜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第二，弄清楚了建文帝逃亡何处之谜。

关于建文帝逃亡何处，明代以来大致有三说：两广、云贵和闽浙。其中以伪书《致身录》、《从亡随笔》中描述的逃亡云贵为时尚，而闽浙说却被世人所忽视。正像马渭源教授在书中所说的“真理是常常躲在许许多多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表象之背后，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发现真理”。我们没说我们发现的一定是真理，但我们起码是以探究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建文帝的下落之谜。马渭源教授在书中以宽广的胸怀，首先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列表出来，然后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立足于明初政治实际，从源头即《明太宗实录》寻找突破点，发现了明成祖与“西北王”沐晟之间的双重亲家和“云南王”沐家之间同样是双重亲家等特殊关系，从而排除了建文帝最终出亡云贵的可能性。然后在此基础上他将目光集中到了常人所不注意的闽浙方向，极不容易的是他从300多万字、596卷的《明神宗实录》中寻找出当年蒙难的建文君臣的原籍省份，结合《明史》中《孝义传》和吕毖的《明朝小史》中所载的明成祖听信诬告派专人前往浙江浦江追查以及从建文转向永乐那个特殊时期“亲建文奸党”分子潜伏在福建、江、浙等地区的史实，逐渐将侦破600年第一谜案的焦点展示给读者朋友。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建文帝下落之谜研究中所不曾拥有的，这不能不说他的思维之敏捷，眼光之锐利。

第三，弄清楚了建文帝归葬地之谜。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可能从来也没有哪个像建文帝那样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陵”或“墓”，北京、湖北、南京、湖南、苏州等等，向来争讼不已，但谁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基本上都是孤证。虽然福建宁德的考古发现很迟，甚至还有人漠视宁德考古现场的实际，悍然予以否定，但我们却坚持研究。现在马渭源教授的新作出版了，他在书中列举了许许多多可靠的证据，予以严密的考据论证。

首先他从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的八吉祥与云龙纹等作为着眼点展开分析，由八吉祥的明初时代特征到云龙纹在大明皇家享用的特殊范围等，逐渐地将研究焦点聚在了大明皇家。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明神宗实录》和明万历年问福建宁德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涮的记载中寻找史料，甄别出清代编撰的、当下被人捧为圭臬的《宁德支提寺图志》中记载的不实，再从“九五礼数”和龙饰的享用范围以及明代云锦特征等方面考察，以此来断定宁德支提寺袈裟不是明万历朝廷所赐，而是建文帝的。做到了文物与文献的第一次结合，言之有据。从学术论文大证据链角度来看，他考证了缁衣即袈裟与历史文献的一致。

其次，由袈裟联系到它主人的命运，马渭源教授将宁德支提寺袈裟上的“福寿”灯笼顶端的如意纹与宁德上金贝古墓上的如意纹作了比对，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出奇地又相吻合了。马教授与我共同爱好中西文化交流，不过他近些年更多集中注意力在中西绘画方面对比研究，曾连着在有国际影响的澳门《中西文化研究》等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这回看来他的特长还真用上了。然而他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继续从史料文献上挖掘，在《明史》和《明实录》中又找到了如意云纹等在明代皇家使用的特殊范围，进而使得宁德支提寺袈裟与宁德上金贝古墓相合互证，又与明代官方史书相合互证了，真如马渭源教授在书中列举的有根有据的五大巧合时所发问：能有这么多的巧合吗？

再次，马渭源教授将宁德上金贝古墓舍利塔须弥座造型与明初“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须弥座做比对，结果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正当他欣喜地将研究成果告诉我时，网上传来了中国古建筑研究所原所长、著名古建筑专家于振生先生在考察了上金贝古墓后发表的观点：“古墓舍利塔下面的须弥座是明初的建筑风格”，闻讯后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更为重要的是马渭源教授还十分重视对上金贝古墓龙饰构件的研究，他吸收了篆刻界朋友的鉴别意见，将上金贝古墓龙刻构件与《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中的中国古代龙纹玺做对比，发现它们居然几乎成了一对“孪生姐妹”，由此也就否定了上金贝古墓的“螭首”说，并结合金水河、金水桥等明清皇家阴阳宅规制，将古墓最终锁定为浓缩版的简易大明皇家陵寝即建文陵。由此做到了考古现场建筑古物与已确定明初造型风格相吻合，古物与古书记载再度吻合。

最后，马渭源教授从宁德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明初人文环境出发考察了建文帝出亡福建的可行性问题，他既用了正史《明史》、《明实录》，又引用了当地的方志及文人笔记，甚至还结合了一些民间传说，其最大贡献在于不仅发现了潜伏在浙江、福建的“亲建文帝”分子，而且还找到了《明神宗实录》中244个福建籍“建文奸党”分子蒙难的史实，再结合正史与野史中有关建文帝披缁出亡的史料记载，进一步夯实了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的学术根基，也印证了我当年所述郑和在福建雪峰寺密谒过建文帝的史实。(潘群：《郑和踪迹建文考》，《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出版，2005年12月版)

综上所述，马渭源教授的论证：袈裟与史料相合，袈裟与古墓相合，古墓又与史料相合，环环相扣。看来，至此为止，600年来第一谜案是可告破了。

当然，此书还有一些工作没来得及完成，那就是马渭源教授在书的结尾时也提到的：建文帝是怎么跑到福建宁德去的？他一路上又遭遇了什么？最终到底是怎么死的，等等，这些具体的细节问题还有待于大家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欢迎海内外朋友批评指正，但必须是客观理性的，科学的，而不是在媒体上信口开河，或不负责任地放“空炮”，更不是纯凭主观感官好恶就妄下论断。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真正地深人下去。

最后，借此机会我们要向国内外新闻工作者及媒体工作人员在国内外作了专题报导，尤其是美国柯伊文先生用1430字的文稿向全世界作了报导，表示感谢！

敬以为序。

潘群

2010年4月1日于南京大学

拙著《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简称《建文帝卷》)自2009年初出版后，我就把精力投入到了《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系列之《魔鬼的天才皇帝朱棣卷》的研究与写作当中去，按照规矩，书一旦出版后我就不用过问了，因此对拙著的反响我也没有去想得太多。记得在书稿成型时，出版界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这书的选题不好，建文帝只当了4年皇帝，没几个人知道他，所以说它的销量不会好。我听后也没当回事，除了继续将明史写下去外，就是在江苏、安徽、福建等地来回做历史文化系列讲座。时至2009年初夏，有人告诉我《建文帝卷》第一次印刷可能要不够了(8月加印时笔者新考古发现——支提寺云锦袈裟没来得及加上，在此向广大的读者致歉)，消息振奋人心，更使人喜出望外的是，去年夏天东南大学出版社与上海图书博览会谈定，让我到上海展览馆去现场签名售书。说实在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没底气，尽管我是从上海研究生毕业的，但离开这片土地已经快要20年了，当年的同学几乎都快“奔五”了，而我的受众群主要是在江苏、安徽以及福建等地，因为大家都从电视里认识我，上海，我确实有些陌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那天的签名售书大获成功，原定半小时的签名活动被迫延长，我的手都签酸了，结束时有好多热情的读者朋友，包括大爷大妈和少男少女们都要跟我合影留念，有个年轻朋友说自己在读大学，他问我哪个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我随口而出：“华东师范大学！”他马上说：“我大学毕业后就要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您的研究生。”此时我十分尴尬，无奈之下只得遗憾地告诉他：“我现在不在那儿了，而是从事非本专业的电子音像出版，因此也不招研究生。”说到这里，只见他一脸的失望，但我不能不说啊，读者们寄予我厚望，我应该将自己确实的信息告古墓照片进行比对，再上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有时发现手头考古资料不够，我就马上打电话到福建去求助，宁德市地方志编委会的王道亨副主任、市委宣传部吴泽金、组织部孙绍祥、余新汉等先生都成了我研究的合作伙伴，最令人难忘的是宁德市委组织部郑民生部长始终如一地关怀和支持我们的研究，他没有一点官架子，一遇到什么考古新发现就及时打电话通报给我。

紧张、忙碌的查找比对与艰辛的考证工作持续了近四个月，大约到2009年8月下旬，我与潘群教授等人基本上理出了头绪，刚好潘老的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们就与郑自海先生、郑宽涛先生等应宁德市之邀再次踏上了宁德考古之路。

本来这也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考古之旅，我们的目的无非是想求证酝酿了几个月的判断与看法，年迈的潘群教授为了亲眼目睹考古现场竟然不顾赢弱的身体跟着我们一同爬上了危险的高坡，其求实认真劲着实感动了当地的畲族老乡，他们拿出了笔墨，要潘老留个墨宝，年逾古稀的潘老此时忘却了自己的疲劳，毫不犹豫地泼墨挥毫……

一切皆在不经意间，当我们回到南京时，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与新闻频道对我们的宁德考古作了报道，一时间我们几个人的电话、手机响个不歇，新闻媒体争相前来采访。对此，我们只谈自己的学术观点，就这么简单，但谁也没想到的是，有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对我们的学术观点甚至人身进行了攻击，说：“这完全是一场闹剧，……在没有确凿实证时，不能草率地发表什么定论。否则会产生误导，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举动。”(《福建文物局称宁德古墓并非明朝建文帝之墓》，载2009年10月2日《扬子晚报》；《华严寺金龙袈裟不是建文帝的》，载《扬子晚报》2010年2月1日A4版)

学术本该是自由的，要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敞开来理性探讨，当然必须是有根有据，而不是信口开河，或不负责任地“放空炮”，更不是纯凭主观感官就妄下论断。历史学是一门唯史实为依据的学科，与其密切相关的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是起到先导性与补充性、核实性等作用，考古正确与否就必须要与历史文献相比对和核实。所以在此笔者奉劝某些人先把史料、史实理理清楚；而对于人身攻击，我们决不会等闲视之，作为公民，我们将保留法律所赋予我们的权力！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探索与努力除了极个别“杂音”外还是得到了许多领导的肯定与支持，广大的电视观众和读者朋友给予我们相当多的关注与帮助，江苏、福建甚至江西、湖南等地的网友们在网上给我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肯定意见书，素昧平生远在美国的华人记者柯伊文先生赶写了1400多字的新闻稿，分别发给全球几百家新闻媒体。最令人感动的是，承蒙中央电视台的厚爱，我与潘群教授等做客《科学教育》频道的《百科探秘》，当电视上播出我们的节目时，许多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都打来电话，表示坚决支持我们的研究。即使如此，潘老还是不断地叮咛我：不论怎么忙，都要尽早将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的考证和揭秘过程公诸于世，别辜负了朋友们的厚望！

2009年8、9月问，我从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的“九五礼数”与龙饰主题等方面入手，相继撰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福建《闽东日报》和南京《静海寺》杂志的创刊号上，然而事后又觉得意犹未尽，特别是对南京云锦研究相当不足，于是通过寻访和朋友介绍，查找南京云锦老前辈、老专家，向他们求教，由此展开对云锦袈裟更为深入的研究，八吉祥图饰、卍字图案、“福寿”字样的灯笼、云龙纹、五爪龙和“九五礼数”等等，凡是能看清的图饰、纹样(云锦的织法与用料)及其所隐含的信息，我都给它们一一查找史料依据，结果意外地发现它们的指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都与明初大明皇家甚至可以说是皇帝有关。至此有关支提寺云锦袈裟的研究暂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的问题也就是在福建当地引起极大争议的上金贝古墓的定性问题，其难点有三：第一，先前地方上有关文物部门将其定性为元末明初的和尚墓，但其实问题并没解决，就在上金贝不远的明代宁德籍一品高官林聪墓也没上金贝古墓那么大，这是为何？第二，上金贝古墓规制奇特，除了古墓外还有舍利塔，不僧不俗，这又是为何？第三，该墓舍利塔上的碑文“御赐金裥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从正史与方志来看都无法真正查实古墓与舍利塔的主人到底是何许人也，只能如一些人猜测那般，但猜测是不能代替历史的，历史学是一门讲究实证的科学。在碑文解读走投力路的情况下，笔者想到了石刻艺术的时代特点——它们体现出自身时代特殊的审美情趣与美学价值，于是我就从上金贝古墓与舍利塔上的莲座、吉祥云、须弥座造型、龙刻构件等方面入手展开研究，查阅网上资料，寻找正史上的依据，结果发现这些造型艺术与刻件风格也“不约而同”地指向明初皇家，加上笔者第一次去宁德时从考古现场获悉的只有皇帝阴宅——陵寝与皇帝阳宅～皇宫等建筑群中才有的“金水桥”与“金水河”等地名，由此渐渐将上金贝古墓与舍利塔的主人“锁定”在下落不明的明初第二位皇帝建文帝的身上，在此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了古墓与舍利塔上的如意云居然与支提寺云锦袈裟上的如意云有着极大的相似或言相同，这就更加证实了笔者的观点——建文帝最终出亡到了福建宁德！有史有论，特别是正史的引入使得单薄的宁德考古得以丰实。

大约到了去年的11月份，长篇论文《破解600年第一谜案——建文帝终亡福建宁德》终于完稿，我马上送给潘老指正，没想到年近八十的潘老不仅认认真真地审读了一番，而且还就拙文中的史料进行了仔细的核对，不仅对我的观点与论据予以充分的肯定——文中将正史史料与宁德考古实物比对连系起来，克服了以往建文帝研究的不足——而且还提出了一些珍贵的意见和补充了部分史料依据，让我充实进去。我原本就想整理好了在报刊上发表，但鉴于以前极个别媒体的恶炒甚至夹带人身攻击，也鉴于刊物对于论文字数的限制，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其扩大成书，向世人做个交代。潘老闻之甚喜，他不顾虚弱的身体马上给我赶写序言，想来实在让人感动。

前后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探索与努力，一份“答卷”做好了，但是不是令广大读者朋友满意？只得由大家来评述了，我静心倾听着。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的是南京市委宣传部叶皓部长、南京市委宣传部网控中心的龚冬梅主任、中央电视台池建新总监、南京电视台陈正荣副台长、新闻综合频道傅萌总监、江苏教育电视台张宜迁主任、薄其芳主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吴小平副总经理和东南大学出版社江汉社长、徐启平总编、南京明孝陵周钰雯馆长、南京静海寺纪念馆田践馆长、南京阅江楼邱健乐经理、钱琪小姐、南京市社科院、社科联的陈正奎院长、严建强主任、顾兆禄主任、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蔡健处长等领导的关怀；感谢我在南京的学业师长、原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中心常务副主任潘群教授对我的谆谆教导和无私的帮助以及潘老的老朋友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先生、南京晓庄师范学院陈平平教授；感谢南京云锦老前辈及他们的后人，尤其是李少卿先生和不久前过世的南京云锦权威徐仲杰先生及其著作《南京云锦史》对我的云锦研究的启迪和帮助；感谢中央电视台裴丽蓉编导、徐盈盈编导、戚锰编导以及主持人张腾岳、江苏电视台公共频道的贾威编导、江苏教育电视台的苍粟编导、赵志辉编导、夏恬编导、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的制片人张环女士、舒晓峰编导、海外中心的吴卓编导、南京电视台主持人周学先生、常征主任、编导刘云峰先生、李健先生、柏新民先生、卞昌荣先生、江苏广播电台的吕凤华女士、陆正国先生、新华报业集团的邹尚主任、黄燕萍女士、吴昌红女士、《现代快报》的胡玉梅女士、《金陵晚报》的郑璐璐主任、记者于峰先生、金陵图书馆的袁文倩主任和郁希老师、南京静海寺纪念馆的钟跻荣老师、南京明孝陵向阳鸣主任和姚筱佳小姐、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秘书长郑白海先生和郑宽涛先生、澳门《中西文化研究》的黄雁鸿女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孙邦华教授、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李崇新副教授、南京财经大学的霍训根主任、江苏经贸学院的胡强主任、吴之洪教授、南京出版社的卢海鸣主任、南京城墙办的朱明娥女士、中年篆刻专家潘方尔先生等朋友给我的帮助，还要感谢南京有线电厂退休工程师让庆光老先生和他的弟弟北京大学教授让庆澜先生对我写作的关心，根据让氏家族先祖口授心传的描述和家中所藏的中元节烧包单上的名录修成的《让氏家谱》所载，两位让老是建文帝的第15代子孙，尽管今年他俩已经八旬有余，但听到我在写建文帝出亡之谜的著作时，他们立即给予我许许多多的帮助，在此我衷心地祝愿两位让老健康长寿！当然更要感谢福建宁德的朋友，他们是现蕉城区委书记郑民生、蕉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承东、统战部的杨向辉部长、宁德市地方志编委会的王道亨副主任、宁德市委宣传部吴泽金、组织部孙绍祥、余新汉和宁德“蕉城在线”黄镇平等先生，不可想象，要是没有宁德朋友的帮助，拙著是否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

大明第一谜案经过600年的是是非非，现在终可以划上一个小小的句号了。欢迎海内外的朋友一同参与到建文帝问题研究当中来。潘群先生曾说：“建文帝是个好皇帝！”正因为建文帝是个好皇帝，才有600年来这么多的人在关注他；建文帝最后出亡了，是历史上福建人民收留了这位不多见的好皇帝，笔者聊以本书献给可敬的福建人民和喜爱我的读者！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马宇阳、陈友初、吴艳萍、吴金生、唐庆健、顾友彪、车侠、伏毅、马允成、殷凤娟、薛镇芬、徐建华、朱险峰、陈瑾、高建平、陈昊、辛继鹏等人参与了本书的图片收集、资料整理与部分写作等工作。

马渭源

于南京大明帝国黄册库畔

201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