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在一个怎样不凡的家庭，他的父亲对他有着怎样的深远影响？他风流倜傥，重兵在握，但为何冒着生命危险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幽幽半个世纪的囚禁中，他又与真爱携手经历了哪些艰难坎坷？英雄柔情，侠肝义胆，生离死别……说不完的动人故事，道不尽的生死情愫，张学良的一生演绎了怎样的传奇？

这是一本囊括张学良一生风云际会的经典之作，这是一个揭示中国现代历史真谛的动人故事，这是一部赞美东方“哈姆雷特”的英雄史诗，这是一曲道不尽的感人悲歌……

这本传记文学运用客观、公正、生动的笔触，陪伴您去游览百年的历史长廊，全面地去认识这位百年少帅——张学良。

前言

第一章 郭松龄倒戈真相

 1．1 冯玉祥与郭松龄的倒戈

 1．2 尴尬境地的张学良

 1．3 冯玉祥《郭松龄将军被难记碑》再考

 1．4 张学良为何对冯玉祥评价甚差

第二章 “九一八”的谜团

 2．1 张学良心中永远的痛

 2．2 张学良的两个“九一八”

 2．3 “不抵抗命令”谁之过

 2．4 无奈下野

 2．5 一个不是事实的小插曲

 2．6 一封表露张学良心曲的信

第三章 西安事变张学良有话没说

 3．1 他说了能伤害谁

 3．2 张学良的心路历程

 3．3 西安事变前的国共和谈

 3．4 张学良坦言：西安事变是被逼出来的

 3．5 中共中央如何从杀蒋转到逼蒋的

 3．6 阎锡山的态度

 3．7 周恩来不同意张学良送蒋介石

 3．8 为什么张学良要送蒋介石回南京

 3．9 蒋介石一开始就有审判并幽禁张学良的企图吗

第四章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若干问题举证

 4．1 杨虎城首倡对蒋介石进行“兵谏”

 4．2 刘鼎密信能说明什么

 4．3 谁给杨虎城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意

 4．4 杨虎城不同意无条件释放蒋介石

第五章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笺证

 5．1 赴西安前后的相关史实

 5．2 力主与中共谈判

 5．3 蒋介石离开西安相关史实

第六章 张学良与宋美龄、宋子文往来信函笺证

 6．1 张学良与宋美龄往来信函

 6．2 张学良与宋子文往来信函

第七章 张学良与卢广绩往来信函笺证

 7．1 卢广绩致宋子文函

 7．2 卢广绩致胡宗南函

 7．3 张学良与卢广绩往来信函

第八章 郭增恺与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反省录》

 8．1 郭增恺其人

 8．2 因《活路》事件被捕

 8．3 与宋子文、周恩来的交往

 8．4 首发关于西安事变回忆录，引发两岸关注潮

 8．5 张学良被迫作“命题作文”

 8．6 张学良再写“命题作文”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第二次奉直战争，山海关作战的时候，我们没打成功。山海关是我们的正面，是我的第三军团的正面，事实第一军团军团长是姜登选，副军团长是韩麟春，第三军团我是军团长，郭松龄是副军团长。实际上，在前线指挥的，一个是韩麟春，一个是郭松龄。在后头，我就跟姜登选组织司令部，当年就叫一三联军，我等于是总司令，姜登选等于我的副司令。山海关是我们第三军团的主攻目标，我们死了很多人……攻坚的时候，我有一个团哪，差不多整个全完了。然而，由韩麟春指挥的第一军团却把九门口那儿打开了……那么，我们就要增援韩麟春、姜登选。现在把郭松龄的军队调过去，帮助继续打九门口，郭松龄他心里就有点惭愧呀：我没把山海关这方面打开，现在就是帮着人家去打呀。

我们是第三军团，一个军团三个师了，那时候叫三个旅。那是早晨，直系军队在高山上都看见我们的军队了，从九门口进去，摆开往里走，搁山路往里加军队，增援来了呀。

这三旅人差不多走了一天，都是很窄的山路往里面进。那么，郭松龄的心里可能就有点不愿意，山海关没打下来，嫌丢脸了。到那儿去他们就闹意见，进去就吵架了。

起因是为一件小事，郭松龄就火了，跟姜登选闹意见，他不打了。他把军队从前线带回来了，都调回来了，夜间哪，说起这段啊，我差不多又掉眼泪了。我在后方军团部，他们打来个电话，说郭军团长把军队都带回去了。啊？我就奇怪了，哎呀！

我明白了，我就赶快跟郭松龄通电话，我骂他两句。我说，你干什么？你怎么地？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把军队带回来啦？为什么？他咔嚓把电话撂下了，他不说了。我说这事儿糟了。韩麟春就讽刺我，说你看你，把这个郭松龄惯的！姜登选说，得了，你别再对着老弟，把老弟整苦了，你别管他了。我说我赶快就去。

那么我就去找郭松龄，晚上黑，痛苦哇，不容易。山路，我骑着马，差不多夜间跑了90里，我要找这个郭松龄，找他的军队。路上就碰见我的军队都回来了，我问他们，怎么回来了，为什么回来？他们说，是郭军团长下的命令。

于是，我就给他们下命令，原地停止。原地就都停下来了，我说，郭军团长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哪儿，好像在前边呢，他好像出来了。

找到郭松龄，费了很大劲。郭松龄在一个小店的小店房，在那儿睡觉呢！天要亮还没亮呢，他在那睡着了。他一看我来了，很惊讶。我说，茂宸，起来，起来。我找来，他感到很奇怪。那个小店房有个后院，我就拿上板凳说，咱俩到后头说去。

我说，茂宸，你要干什么……我说你是我的老师，你的岁数比我大，我这套都是你教给我的，我说你要干这件事情，我是你的学生，我也是你的后辈，比你年轻。我后来说，我说可是你忘掉了，今天这个事情不同了，我是你长官，你是我的部下，今天我是你长官。现在就咱们两人，我来见你，我身上什么都没带，而你手上有枪，你现在要干这个事情，要想把军队带走，那你应该先把我打死。我说，你要不打死我，那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动不了，我就要给你下命令}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把我打死，要么你听我命令。你自个儿选择！

后来，郭松龄就哭了，就好像说。我惭愧呀，我没把山海关打开。我现在跟着人家，帮着人家去忙。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又这样子，好像在羞辱我。

他说，我很难过，给你丢脸哪。我说，你不要那么讲，给我丢什么脸？他说，我现在只求一死。我说，你不要说这话。

他哭。我说，你何必掉眼泪呢？  他说，我现在呀，我不去帮(人家打)，我求一死，我愿意自己死。我说，那好，你既然决心要死，那好办哪；你说你给我丢人，你没把山海关打开，你现在又决心一死，那你上战场上去死，你拼命往里打，那你不是又给我增了面子，你也得到好死了吗？要死，你死在战场上好不好？

他点头说，好！

那时，天也亮了，我说，我一宿没吃饭，你也没吃饭，喝点稀饭回去。这样，他人也好了，回心转意了，又把军队带回去了。

……白天郭松龄就带着三旅人，从这九门口进去了。后来我们打胜了，人家直隶军说了我们才知道，那山上敌军都看见了：唉呀妈呀，奉天到底来了多少军队？昨天白天进了一天，今天又来了。怎么来那么多的军队来夹击九门口来啦？

敌人哪儿知道，郭又把军队给带回来了！

就好像作假一样！把那敌人吓坏了，说这家伙他们来了多少人哪？

其实都郭松龄一个人干的事，他老人家是没管旁的，先声夺人，就拼命打进去了，一下子就打到秦皇岛……整个把山海关包围了，所有的火车都给切断了，火车都出轨了，哎呀，后来我到山海关看，张作相捂着我眼睛，说你别看。唉呀，军人到那个程度上！

张学良口述回忆中认为，郭松龄是因为没有打下山海关，失去了面子而厌战。对照前述郭的罢兵停战的建议可以看出，郭实际上是以此为借口而已，是为其一。其二，从张学良描述的郭参战后的结局来看，郭的确是作战的高手。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军乘胜向关内扩张。所到之处，不仅疯狂地镇压人们的反帝爱国运动，而且到处非法抽捐筹饷，侵扰民众。奉军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同时也引起了其他军阀的不满。因此，1925年的下半年，一个全国规模的反奉运动掀起了。

面对这种局面，加之张学良所言的“权力分配不公平”的原因，郭松龄心情郁闷，决心借赴日本参观秋操之机，以研究日本军事为名，暂时隐居日本，隔岸观火。1925年10月6日，郭松龄来到了日本。P6-8

张学良将军作为世纪老人，不但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一百年来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1 936年12月12日，他与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发动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西安事变，由此达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张杨二位将军，以自己的爱国壮举，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但是，对于这样两位推进中国历史发展的英雄人物，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大陆，对他们的研究，因为涉及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禁忌；对于一些与他们相关的历史史实，尤其是与西安事变相关的历史史实，也往往无法秉笔直书。即使当年这场事变的亲历者，在撰写回忆录时，也因为有当时的背景，而往往有所遮掩，或者将有些重要的历史情节和人物活动予以割爱。而在台湾，在国民党执政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当年的壮举，一直是被作为犯上作乱来看待的。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直是相当禁忌的话题。从有关材料中我们得知，在张学良长期被幽禁于台湾的岁月中，他的日常起居，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同时，有关对他的报道，也一直是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媒体所禁忌的话题。国民党当局力求逐渐抹掉这一段历史，即使作为学术研究，也没有公开的可能。在国民党的宣传口径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一直是被谴责的对象，被妖魔化的对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任何意识形态化的控制，都不利于对历史真相和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进行客观、深入的探究，因此，对于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研究，应该说，截至上个世纪80年代，在台湾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进展。而对大陆来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委员会的主持，张学良将军的亲朋故旧很早就开始了对西安事变以及对张学良不同历史时期的回忆资料的搜集整理。应当说，这种对史料的抢救，的确是高瞻远瞩，泽被后世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两岸关系的松动，关于张学良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此期间，海峡两岸都把张学良的研究纳入到正常的学术轨道。与此同时，伴随着国际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的深入，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被纳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研究序列，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西安事变，自然也成为国际学者关注的焦点。由此，对张学良的研究就更深入一些。

不过，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张学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在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为，由于官方档案材料一直没有解密，学者在进行深入研究时，仍然有很多迷雾有待于澄清。

上个世纪末，张学良重获自由，解除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后，他移居美国。国际、国内的学者对他的行踪都相当关注，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有关他本身的历史经历的关注。在档案材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张学良本人的回忆就显得弥足珍贵。而且，他本身所珍藏的材料，也为众多学者所关注。

但是，对于张学良本人来说，虽然人身获得了自由，而精神上仍然是不自由的。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他一起亲身经历过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人还没有谢世。即便有些人已经谢世，其子女或仍然担任重要职务，或还在政治圈内活动。所以，张学良仍然不大畅谈自己的经历。1990年，他首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访问，因为是“第一次开口说话”，所以，其谈话内容迅速传遍了世界，也为国际、国内众多学者所瞩目。

此后，有诸多学者涌起了采访张学良以保存口述资料的念头。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较早地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并没有坚持下来。这其中，有张学良的因素，也有唐先生的因素。

新世纪初，在有关人士的牵线搭桥下，一向以口述历史成就卓著著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终于说服张学良，开始系统地访谈并整理他的回忆资料。张学良和赵一荻夫妇承诺，将个人资料，包括日记、书信、研究历史的心得以及与有关人士的往来信件，等等，悉数交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善本与手稿图书馆保存，图书馆对张学良的资料做了复制、整理、分类与编目工作，并定名为“张学良、赵一荻文件与口述资料”。“张学良资料”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口述历史、往来信件、手稿、学习笔记、日记、艺术品、印刷品(出版品、剪报)等。

虽然张学良确定，这批资料在2 002年才能公布于世，但是，对他进行访谈的张之宇、张之丙等人，捷足先登，已先期利用部分资料，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来说，无疑对这批资料的期望值会更高。

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按照与张学良的约定，及时开放了这批资料，国内有学者前往查阅。

翻阅这些资料后，我们惊奇地发现，以往张学良研究中的许多谜团，尤其是对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中一些至今令人迷惑的问题，或可有所破解。本书即是对这些资料的价值、意义所在的集中研究与阐释。

应当说，在张学良的研究过程中，还是有诸多的不如意。比如，对于张学良资料中所提到一些涉及档案材料的历史事件，因条件所限，我们还不能广泛地查阅。这样，就少了一个相互印证的环节。所以，有些印证，只能是根据已有的材料或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完成，这就不免会产生诸多遗憾。

历史研究的深入，总是离不开丰富的、真实的史料。但是，不能因为相关档案资料缺失的限制，历史学者就停滞不前。对张学良的研究也同样如此。因此，只能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了。在这样的前提下，本书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错漏，敬请读者指正。

郭俊胜

2010年3月于沈阳

对于生长在辽宁的我来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是伴随我成长的影像。作为一代枭雄的张作霖，几代人的口口相传，使他亦真亦幻，基本上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民间话语文本：民间文学对一个成长中的少年的文化素质的滋养，是后天所难以弥补的——这大概是在辽宁这块土地上现今涌现出诸多张氏父子研究专家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作为中华民族英雄的张学良，则离我们更近一些。年少得意的少帅张学良，与中国的历史相伴随，几乎每一次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转折关头的大事件，都有他的身影：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等等，在教科书中都是浓墨重彩的章节。张学良在每个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对于我的吸引力，都像一个侦探在发案现场对谜底的渴求。所以，在参加工作以后，不管是做什么，我都没有放弃对张氏父子事迹的关注；有关张氏父子的书籍都想方设法找来，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览为快。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后半辈子的人生轨迹会和成长时期的兴趣结合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由基层调入沈阳市文化局机关工作。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初开，国外对张学良的研究的信息，不时传到辽宁；台湾及国际上对张学良的重视，也敦促着我们改变“文革”期间对张氏父子的看法。

上述当年我对形势变化的感受，使我对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历史兴趣就更加浓厚了。这不仅是出于宣传本职工作的要求，也是一个历史爱好者的正常心态。那时，张氏帅府还被其他文化单位占有，我时常到这里转一转。此后，随着党和政府的重视，张氏帅府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了，不但建筑物修缮一新，而且经过二十年来的发展与建设，这里已逐渐成为国内研究张氏父子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所藏的历史资料，对于满足一个像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的兴趣，已经绰绰有余了——我在这里获得了大量的知识。

也许是机缘巧合，2004年，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张氏帅府博物馆竟然成为我的工作单位。这让我感到很兴奋。这原因有两条：第一，承接着以往对张氏父子研究的兴趣，我对这里的工作不陌生；第二，我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属于古人所说的“余勇可贾”的年龄段，能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专心致志地作自己喜爱的工作，无论如何，总是一件好事。

与20世纪末相比，新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对张学良的关注程度更加密集。原因大概有四条：第一．张学良晚年定居美国后，频繁地与媒体接触，他也随之成为媒体密集关注的对象；第二，就学术界来说，张学良一生传奇般的经历以及他在每个历史关头的作为，都是学者探究的话题；第三，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进展，两岸学者的学术交流也逐渐搭建起一个无障碍的平台，两岸的资料得以共享；第四，张学良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的所有资料，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热点。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对张学良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张氏帅府博物馆来说，适应上述国际国内对张学良研究的新形势，使博物馆成为海内外学界研究张氏父子的中心之一的条件也逐渐形成了——致力于以张氏帅府的载体优势，使这里成为张学良研究的独一无二的资料中心，就成为我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了。

要想使张氏帅府博物馆成为海内外的研究中心之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使馆藏资料更加丰富；第二，必须有一支研究队伍。因此，上任以后．除了馆里的正常工作之外，我特别重视张学良的研究和资料的收集。在主持成立了张学良研究中心后，全国各地20多位张学良研究的学者成为这里的特聘研究员。他们的学术成就，带动了馆里的学术研究风气，也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以往对张氏父子的兴趣被勾起来，且更加浓厚。因此，在业余时间里，我也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并陆续地写出了一些研究文章。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的资料开放，这是研究张学良重要的材料，馆里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几经周折，张氏帅府博物馆得以入藏毅荻书斋的部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得到这部分资料后，我在业余时间多次披览后发现，这批资料价值非常大，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这两个关乎张学良重要生命历程的问题上，可以对现有的研究提供更多的佐证。因此，我边阅读边做笔记，时间长了，积累也多了，就萌发了写本小书的念头，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

在到张氏帅府博物馆工作之前，我仅仅是一个张氏父子历史的爱好者。从一个爱好者逐渐进入到研究者的行列，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在这本小书的写作过程中，自己始终惴惴不安，很担心贻笑方家。因此，在读资料的过程中，每有所得，总是向馆里所聘请的特约研究员们请教。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吉林社会科学院的毕万闻研究员、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胡玉海教授、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王海晨教授等人，都是本馆的特聘研究员，他们都曾给予我极大的帮助。

在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学界一些专家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郭俊胜

2010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