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布瑞亚·田贝肯编著的《人生不需要走直线》是一个励志故事,关乎梦想。一位德国盲女大学生在雪域高原之都拉萨亲手建立了一所盲童学校。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那些濒于崩溃的孩子们重拾尊严。萨布瑞亚两岁失明,大学毕业后独自一人从德国出走到西藏,并建立了西藏第一所盲童学校。作者、译者还有盲童们的经历正在为这个社会提供一种对自己的信仰、一种想做就做的勇气,让大家相信可以有一段时间不用想六十年后的养老基金。提倡慈善这种生活方式,不止是为了被帮助的别人,也是为了自己,每一次付出,收获最多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内心的丰富与满足感。
萨布瑞亚·田贝肯编著的《人生不需要走直线》是一个梦想跨越现实的故事。
德国大学生萨布瑞亚,2岁就因视网膜病变而失明,但是却从未放弃。在周围人对她的怀疑与否定中,放弃了原本平稳、到了六十岁就能领取养老金的优渥生活,艰难行走在雪域高原的各个角落,将境遇惨淡的西藏盲童带到拉萨,带进她创立的西藏第一所盲童学校。
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那些濒于崩溃的孩子们重拾做人的尊严,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梦想。
她相信,梦想真的能够让无边的黑暗变成一个彩色的世界。
她相信,坦率面对未知,那么生命中所遭遇到的一切困境都将变得非常容易。
“搭乘CA936班机前往北京的旅客,请到B号登机门登机。”
这不是我第一次前往中国旅行,也不是我第一次单独旅行。即便如此,我还是从我的朋友圈中听到极为不同的想法和责难。
“这种旅行太疯狂了,你不是认真的吧?”泰瑞曾这样说。
他是西藏学的博士候选人。接着他用一种极为法式的大男人口吻补充道:“女孩啊,女孩!可不能让你就这样独自幻想,你一定需要男性的陪伴!再等三个月,我就陪你到拉萨。”
另一位同学则在我向他道别时放声大笑:“盲人穿越西藏,这听起来就像好莱坞的电影。”
然后,一位同学的母亲还担心地问我是否得到父母的允许,而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六岁了。
克里斯多福,我当时的男友只问道:”你到底想用它证明什么?到底有谁逼你要独自完成这所有的事?你能不能先完成你的学业,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也能一起旅行。”克里斯多福曾经和我一起到过中国一次。一个月后他飞回德国,我又停留了两个月,靠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巨大国家的一小块土地上旅行。一开始我的确很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在没有明眼人的陪同下应付这样的旅行,但是很快地我便发现,如果人们愿意相信生命中的意外,坦率面对未知,一切会变得非常容易。我学习到了自由、没有计划和时间表,去做任何当下在我脑中出现的想法。
回到家中以后,我怀念旅行时的那种独立自主。在德国这里,好像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一不论是朋友们友善的建议,或是教授们信心满满的推荐。但是,我却有一种感觉,我再也没有可以呼吸的空气。我想把一切抛在身后,于是着手计划新的旅行。而这一次,我不仅仅是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而是要实现我许久以来的愿望一一在西藏高原的某处替盲人盖所学校。
“很好,你这样做,”克里斯多福挖苦地说,“你离开这一切,留下我一个人,全都是为了你那自私的旅行。”
我几乎就要感觉自己的确做错了,但随即为自己辩护:“那么是什么把你留在这里呢?去收拾你的东西,把工作和所有的东西抛在身后!”
起初克里斯多福没有回答。一位叫作盖洛德的朋友站在他那边说话:“萨布瑞亚,你不知道安定代表的意义。你将会知道照顾一个家、一个家庭和一份固定的工作意味着什么。等到你六十岁时,也会知道,你究竟完成了什么。”
这种像个老师般说教的谈话总会让我大发雷霆:“我得停止享受我的生活,只是因为我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六十岁的人吗?”
但是,盖洛德确实碰触到我内心里的一点什么。因为有时我也会问自己,我是不是选对了路?也许我该读个什么比较“稳当”的科系,为自己开创更好的就业机会才对。
为了了解那里盲人的生活状况而独自前往西藏,也许真的很疯狂——通常人们会派遣一整个研究小组来进行这样的工作。而为了保险起见,至少每个理性的人都会让旅行社去安排这样的一趟旅程,是什么让我一再成为独行者?P1-3
“克桑梅陀!克桑梅陀!”
叫唤声来自地下深处。我继续驱赶着马匹,马蹄沉着而稳实地落在砾石斜坡上——没有一条真正的路——牲口一次又一次地停了下来,像是在试探哪个岩块能承受最安全的步伐。“克桑梅陀,回来!”那充满害怕的声音感觉离得很远。
但是现在我不愿意掉头,也不能打断马儿的专注,况且回头也许更危险。
石头朝着我们袭来,为了闪避石头,马儿不断地踏出勇敢的步伐。它是一匹小山马,拥有绝妙的登山技巧。
他们警告过我,公马具有攻击性,会经常尝试将骑在它背上的人甩开。但我以足够固执,相信了这匹“魔鬼”。现在,我为此感到庆幸,因为这匹被主人命名为“那格波”的黑马.安静而且高度专注。当我小的时候,曾经学过和所谓难以驯服又有个性的马儿相处。它们通常是敏感而聪明的动物,很快地我就知道,我可以信任它们,也会感到欣慰。
“克桑梅陀!”吼声来自下方,“暴风雨来了,我们不能穿过隘口!”
“我们非过去不可,”我大喊回应,“另一头有个村庄,在那里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遮蔽的地方。”
一位农夫警告我们暴风雨将至,我们应该试着尽快抵达下一个村落。然而,隘口的这一边,我们顶多只能在碎石堆里找到一些草来歇息,却没有任何供我们过夜的庇护。
那格波稍停一下,聆听了我们的喊叫,在我轻轻说了声“驾”之后,它才重新开始移动。我在马上过了五天,这阵子下来,我们之间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马鞭或树枝,甚至缰绳和马镫都不再需要,只要简短的命令,轻微地改变重量就已足够。起风了,风在耳边嘶嘶作响,掠过紧系在我身后马鞍上的行囊。风势越来越强,幸好强风在此处不会威胁到我们,因为它从后面吹来,只是将我们往山边挤。
不久,我就听到其他人的喘息声,他们还是决定试着通过隘口。他们下马,跟在马儿旁边,爬上这里。而我情愿将自己托付给我的马,让缰绳垂下,完全集中注意力让那格波保持镇静。
我们办到了。马儿大汗淋漓,在隘口处沉重地喘息。暴风将我们往山的另一侧推去。我下马,站在那格波的背风侧等待其他的人。我相信最险恶的状况已经在我们身后,也察觉到在这些令人神经紧绷的经历之后,极度的疲惫向我袭来。但我不知道的是,目前的疲惫只不过是真正灾难开始的前奏。
当大家低声怒骂,上气不接下气到达隘口时,我们继续前进。一开始沿着棱线走了一段,我和那格波在前面,不断希望在另一侧能找到一条可行走的路。这匹公马比其他的马笃定而且意志坚定,就是因为这样,它才能担任前导马。好像它有种直觉,知道该往哪里走。它小心地选了一条路,用前蹄试探。地面在它的脚步下滑动,石块掉落深处,果然不是一条真正的路。
那格波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始行动。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大胆的一步,就像我的同行伙伴后来告诉我的那样,那是跳过一道宽而深不见底的岩缝。我左侧的马镫在跳跃时松脱,在令人不安的长长数秒钟之后,它在悄悄中铿锵坠落在深处的岩石地面。
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我察觉到自己的惧高症,顿时浑身战栗,但又立刻镇定下来。我没有时间去想,如果我没有在马鞍上坐稳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很快地一切又继续下去,从一块岩石到另一块岩石,一跳一跃,越来越深。
“克桑梅陀!”声音听起来充满怀疑。其他的人和他们的马匹还在岩缝的另一端。
推测我们现在正在一块小岩石平台上,我让那格波停了下来。“我在这里等!”我对喊回去,“你们找另一条路!”我等了很久很久。思绪穿透我的脑袋,如果现在咆哮吹袭着岩石的暴风把他们吹起,抛掷到深处去,那该怎么办?
漫长的数分钟过去之后,我听到其他的人从另一侧靠近的声音,但我还听到其他的声音一一远处的雷声倏地逼近。“继续走吧!走吧!”他们向我喊着,我轻轻地“驾”一声,那格波又开始移动。
暴风越渐强劲,它撕开我的帽绳,将帽子从头上扯下,我任它飞走。这里的人相信,失而复得的帽子会带来不幸,但这不是我现在需要的东西。我只要让自己的四种感官集中在这里发生的状况上:暴风狂起,雷声大作,空气中充满的沙粒和微尘紧黏在我眼睛里。我把领巾取下,蒙在眼睛上。我不需要眼睛,我需要我的耳朵来听见落石滚下的声音;我需要嘴巴发出镇定的声音来控制马匹的情绪;我需要我的平衡,才能安全地停留在马肚带已开始松脱的木鞍上。现在只有我的每一个动作,以及马儿的每一步一跳才算数。
“克桑梅陀!”从后方喊道,“往右一点,左边是深谷。”马匹喜欢找到一条规定的行走路线,但我很清楚,我的左脚已经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兀自晃动,既然此时我不能也不愿意再影响这匹马,干脆就信任它,信任它所做的。
那格波受到惊吓,因为雷声已离我们不远。我听到一声巨响,石块裂成碎片,马儿害怕地嘶鸣。然后是一声尖叫,将我的注意力拉开。那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块岩石坠落深处,连带扯下一个人。在我的想象中,我看见一个支离破碎的躯体掉落在岩石峡谷的深处,而我就是那个强迫他们跟着我穿过隘口的人——这个想法闪过我的脑海。他们不愿意丢下我一个人,倘若现在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是我的罪过。
我试着让那格波转往狭窄的山路,但它不愿遵从,我想,它一定有正当的理由。我该怎么做呢?就在这里等?这样公平吗?我再一次试着让那格波转向,它开始提起前蹄,继续往下走。为了让变得紧张的马匹保持镇定,我下了马。第二声雷响,回声穿透夜晚。开始下起雨。在寒冷的暴风雨中,雨水落在我身上,流入衣服里,我很快便湿透了。突然我听见马蹄嘚嘚声,从上方快速地接近。“发生什么事了?”我往黑暗处大喊。
我听到一个声音,但是风雨吞没了字句。当他们走得较近时,我才听到他们喊着:“继续,继续!没事,只是小落石!”我又骑上马,嘚嘚的马蹄声和骑马者马靴的踢踏声跟在我后面。他们跟在马儿的旁边走来,我赶着那格波继续往下走。此处是山壁上的岩角,我察觉在它马蹄下的道路渐渐变得平缓而稳实。
我们和马匹站在棚舍的前檐下,马儿因为紧张与寒冷而颤抖着。不消多时,一位激动的农夫从屋子里跳出来,隔着雨大声怒喊,赶我们走。我们试着到隔壁院舍,但他们唆使一条狗向我们冲过来,我们看起来也真的不怎么体面。
终于一位老农妇打开窗子,愿意听我们说话。多玛自我介绍,指着我们一行人,然后开始她的演讲。她描述我们穿过隘口这段艰苦而漫长的路,指着我们湿透了的衣服和她因落石而受伤的腿。
“哎哟!”农妇充满同情地呻吟着,却没有动。
为了让她更清楚我们的困境,多玛在窗前来来回回地跛着脚走,充满痛苦地大声解释。她脸上的表情显然极度怪异,因为那位农妇突然开始咯咯大笑了起来。这样的演出对她来讲实在太愚蠢,不久之后,她便把头缩回她温暖的小屋,将窗子“砰”的一声关上。
我们和马儿沮丧地站在雨中,请求多玛再试一次。“喔啊!”
她在黑暗中又对着几间屋子喊着。不久几扇窗子打开了。
“我们只需要一个避雨的地方,马厩也可以!”多玛喊着,声音听起来真的很悲惨。
“你们从哪里来?”一位充满疑问的农夫想要知道。
她描述,我们已经骑着马行走了一个多礼拜,为的是要向失明的孩童介绍新发明的点字法。“克桑梅陀自己也是个盲人!”她说,同时抓着我的手臂,把我推到打开的窗前,就像推展示品似的。
“喔!外国人!”小孩子兴奋地大叫,也把头从窗子伸出来。
“克桑梅陀,”多玛说,此时她很激动,“克桑梅陀自己一个人到西藏来,为了教盲人读书和写字!”
“噢!多么感人!”农妇们叹着,嘴巴里充满同情叽叽喳喳地说,但接下来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多玛发怒了,发出几近尖叫的刺耳声音:“如果你们今晚不收留我们,那表示西藏人根本不好客,看着陌生人在门前冻死!” 这招终于发生了效用,一扇门慢慢地推开,一位老人友善地请我们进门。
在欧洲停留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我们在2000年年初又飞到尼泊尔,从那里经陆路前往拉萨。然而,答应好发给的入境许可却仍在处理中。我们在加德满都咒骂、沮丧又忧心忡忡地过了一个又一个礼拜。每隔两天,我们会收到娜冬的讯息,文件还要再等一下,也许下个礼拜,也许要更久。
就像过去一样,我们经常把停留在加德满都的状况比喻成一个狭窄起跑栏中的等待,在里面,我们就像焦虑的赛马,等待起跑的讯号。疑问和推测让我们紧张:是什么延误了邀请函?我们不再受欢迎了吗?背后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
然后,在四周的等待时间之后,终于有了结果:我们拿到了证件,三天后终于站到了拉萨的飞机场,在那里,笑容满面的娜冬带着好消息迎接我们:不用再等多久就能设立一座西藏
盲人的重建及训练中心,而且这是政府方面的明确指示。如今,在我们的新伙伴“中国西藏残障人联盟”(TDPF)的共同合作之下,所有我们的计划都能一一实现。除了我们的学校,也就是孩子在进入正规学校之前的准备教育之外,我们也将设立一个训练机构,让成年盲人能学习不同的技能。其中,又以中国西藏这个地区所需的工作,以及适合盲人的能力与可能性这几方面为我们的工作重点。
全国为盲人所保留的职业项目,如:物理治疗以及医疗按摩,在青藏高原上尤其需要。因为在西藏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怪病,它的成因直至目前都还未被研究。染上这种疾病的人会有四肢过大的现象,且随年纪增长会逐渐畸形,按摩以及物理治疗能帮助这些人在活动时没有疼痛。至于放牧以及从事农耕也是适合西藏盲人的工作,尤其是生活在空旷高地的牧人以及农夫,经常承受眼疾之苦,这类眼睛疾病转为全盲的可能性也不在少数。这些人应该藉由学习适合盲人的技术和方法重拾他们旧有的职业。
为了实行这些计划,保罗和我打算在拉萨再停留三年,以便之后能将盲人中心完全转交到娜冬和其他藏籍工作人员手中。这项方案在过去的两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也要感谢来自欧洲方面的支持。科隆的EP基金会——这个成立不久的援助发展计划基金会,在1998年年底,提供他们自己的账户作为我们过渡时期募集捐款之用。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小团体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创立人史蒂芬·德勒斯巴赫的协助。
同样是1998年年底,法兰斯·凡·贝那空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眼前目标”基金会。这个经验丰富的团体,从那时候开始,就负责照管我们在荷兰的资助者并募集新的赞助者。
然后,1999年5月在波恩附近的莫壬厚芬成立了“中国西藏盲人中心促进会”,他们从EP协会手中接管了募款的工作,发展成为我们在德国工作的可靠支持,也成了我们欧洲事务的中心。
保罗和我让全世界的人注意到我们的计划,我们旅行至北京,以及美国参加会议,也和许多人接触,那些人以他们执行类似计划的经验和友谊给了我们许多协助和鼓励。我们也经常在欧洲活动,在无数的演讲和谈话中,叙述我们和孩子的互动以及各项计划。在这期间,.我们也会回去看看家人和朋友,享受我在波恩的公寓里的生活,我的室友始终为我保留了一个房间。
当我们享受热水澡、中央暖气控制系统以及美食之日寸,担忧也伴随着我们,不知道在拉萨的一切是不是也进行得顺利。还好娜冬定期寄给我们那充满爱和感动的信件,让我们打起精神,让我们安心,即使有时也会有令人害怕的事出现,但我们知道:孩子已经交付在可靠的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