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编写的《只言片语来自写作》分“言语”、“随笔”、“序跋”、“阅读”四部分。“言语”包括《只言片语来自写作》等四篇；“随笔”包括《现代汉诗的现代汉语》等七篇；“序跋”是作者的自序和为他人写的序跋；“阅读”部分则是若干篇读书笔记。无论何种文体，都是作者沉着之作，值得一读。

作为一个自省意识明确的诗人，作者陈东东写下这些“只言片语”，《只言片语来自写作》这些书信日志、笔记漫录，意在观察自己写作的出发、进程、理想和困扰，以及因之而来的对诗人之病理和伦理的分析。虽然作者声称，“并未刻意营建所谓的写作诗学”，但书中文字，在在指向对写作行为及结果的观察、反省。全书分为言辞、诗话、随笔、阅读等五个部分。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缘起洪子诚/1

言辞

一排浪

十二碎笔

只言片语来自写作

狱规摘录

卡片匣

诗话

入剑门

旧情怀

沧浪亭

扬州慢

登泰山

东山姿

池上楼

钗头凤

曾埋玉

此地何

随笔

三题

四题

五题

课本与诗歌

出发点

诗的写作

诗人遭放逐

应《标准》诗刊之约写下的偏见

在某一时刻练习被真正的演奏替代

几句话

把真相愉快地伪装成幻象

现代汉诗的现代汉语

阅读

每一次阅读都是翻译

超逾其外的眼界和意味

感动于人生的虚妄

关于《世界的血》的两则

两首诗

同心圆

简介一首自己的长诗

人生就如同一次游园

周云蓬的形象

风衣

钟鸣的大部头随笔

书后二则

三种诗

当我们谈论译诗，我们谈论什么？

关于特朗斯特罗姆的两篇

从《生日之诗》到《生日信札》

“我的人民生活在这里”的“自我之歌”

现世不过是材料而已

头脑中的旅行

特隆故事后记

必要的假说

阅读种子而非嫩枝

对新千年文学的想象

序跋

《海神的一夜》自序

《夏之书·解禁书》自序

《流水》弁

一个说明

——《导游图》后记

《词的变奏》自序

《黑镜子》跋

望帝春心托杜鹃

——《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编者跋

大陆上的鲁宾逊

——《别处的集合：二十四人诗选》编者序

《倾向》诗刊一、二、三期前言

2005年春季号《今天》杂志诗人散文专辑编者引

踵事增华

——纪念吴梅村

《行板如歌——音乐与人生》编者序

后记

散文方式就是减速的散步方式。诗的青春在快和更快的抒写中并没有完成，幸好也没有毁灭。这种慢悠悠(若除了慢，真的还能够悠悠的话)的写作要是能一直持续到末日，那也是好的。在写作的几次停歇处，我一再想到写作作为我的日子之延续，大概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似地把我带进死亡。不过，除了对写作前途的黑暗意识，也许，你还抱有从黑暗的隧道里终于穿出，站到亮光底下的梦幻吧。在世俗意义上——这么说的时候，我想我还是把写作视为一种行为化的信仰了(因为生活不可以没有其核心，)——许多写作者的确曾经站到过这种穿越了黑暗的亮光底下，然而，他们的眼睛却常常被过分猛烈的强光给刺瞎了。对这样的穿出，我早已不作指望。实际上，我想我能够就着从隧洞高深顶端上的某个小天窗透进的不明所以的稀薄幽光，坐下来慢慢写，一直写下去，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是有关写作的这些感想，让我没能写下去吗，

诗歌写作中的散文状态。

我常想到诗人写文章对于诗的无益有害：一个诗人去写文章，去向读者大众陈说他的诗篇和他自己，辩解、修饰、呐喊、挑衅、冲锋陷阵以及哀叹，其结果只能是给已经很难动弹的诗歌之马再套上一副多余的笼头，要么，更恶劣，杀马取革，为自己做一件漂亮的皮夹克。所以，出于对自己写作性质的考虑，聪明者如迪伦马特表示：“我承认我也有一套艺术理论，不过具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并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同时，既然那不过是个人的一些看法，我并不想把它提出来(要不然，我就得实践我的理论)，倒宁愿别人把我看作是对形式和结构缺乏正确认识的一个有些疯癫的自然的产儿。”而出于对作品生命的维护，谨严的福楼拜要求作者们不要去做“公众人物”——文章(而不是作品)则正像是演说辞——因为结果“受害的终归是他的作品”。昆德拉更把福楼拜的这种警告推向极端：“当卡夫卡比约瑟夫·K更引人注意时，卡夫卡死后的生命就开始结束了。”既然像卡夫卡那样厌恶成为公众人物的艺术家尚且可能被评论家和传记作者的生花妙笔所葬送，我们去自我宣传，写那种于诗有害无益的文章就更是自掘坟墓了……当然．我所顾忌者并非诗人去写文章，我意并不在一概反感诗人的文章。我只是反感于诗人写下羁绊诗歌和目的在于让人把目光从诗篇移开而去注意其人的文章——我所反感的，是诗人用形象遮挡诗歌．用文章把诗歌偷换成自我。说得更直接一些，我反感这个时代的成功……

世俗成功在于尽可能多地获取金钱、异性、赏识、荣耀和崇拜。对诗人而言，那就是膨胀的自我挣脱诗歌，并且再度、=三度地膨胀．最终，诗歌完全消失在自我的“诗人形象”背后。明星诗人或即成功的化身，获取它的手段和代价只能是利用直至牺牲诗歌。最终被毒化、毁坏的，必是诗人的责任和良知。成功，它使得以灵魂为生活和诗歌核心的诗人丧失灵魂。

虽然诗歌的力量被一再设想为能把人引向“静穆”和“缄默”，它却又总是派生出至少令诗人们热衷于“聒噪”的诸多话题。不管这些话题是重要的还是无聊的，不管这些话题对诗歌及其力量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诗人们的言说和辩驳都格外大声，凑成“备受冷落的热闹”。如果，诗歌写作有时被声称为“严肃的游戏”，那么诗人们就他们的话题写下长篇文章和短小随笔则显得还要“严肃”．几乎已不像是一场“游戏”了。那么它们会是什么呢，我常常更为起劲地阅读诗人的文章和随笔而不是他们所写的诗篇，是否是由于这小小的疑问，对诗人们的文章和随笔一一不管它写得多么过瘾或多么差劲一一我的第一反应总是感叹：多么不同又相似的“说法”！而现在，当我想要把自己的一些多么不同又相似的“说法”连缀成文的时候，我意识到，“说法”正好是恰切的词，用以指涉诗人就诗歌话题所发的议论。那隐秘和公开的出发点，是诗人各自的写作性格和写作利益。这使得诗人就诗歌所谈的不会是平议”、也无所谓“理论”。况且，谁又愿意被自己的“平议”和“理论”羁绊住写作，而一种逃离自己对诗歌写作的“平议”和“理论”的诗歌写作，不正好将“平议”和“理论”变成了说法！如此，比起“严肃的游戏”，那显得还要“严肃”的其实却并不“严肃”。只不过，也许，正好由于诗人们并不严肃的说法严肃了诗歌写作。我正写下的．大概也无非是一种“说法”。P41-43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2005年成立以来。重视新诗研究刊物、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先后出版了“新诗研究丛书”和集刊性质的《新诗评论》，受到诗人、诗歌批评家、新诗史研究者和诗歌爱好者的欢迎。

从今年开始，在“研究丛书”之外，拟增加“汉园新诗批评文丛”的项目。相较于“研究丛书”的侧重于新诗理论和诗歌史研究的“厚重”，“批评文丛”则定位于活泼与轻灵。它将容纳诗人、诗歌批评家、研究者不拘一格的文字。这一设计，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诗歌研究、批评领域，重视理论深度、论述系统性和资料丰富翔实固然十分重要，但更具个性色彩的思考、感受，和更具个人性的写作、阅读经验的表达，同样不可或缺。在力图揭示事物的某种规律性之外，诗歌批评也可以提供个别、零星、可变的体验——这些体验与个体的诗歌写作、阅读实践具有更紧密的关联。也就是说，为那些与普遍的规范体系或黏结、或分离的智慧、灵感，提供一个表达的空间。除此之外的另一个理由．是诗歌批评“文体”方面的。也许相对于小说研究、文化批评，诗歌批评、阅读的文字，需要寻求多种可能性和开拓，以有助于改善我们日益“板结”、粗糙的“文体”系统和感觉、心灵状况。

写作这样的文字，按一般认识似乎比“厚实”的研究容易得多。其实，如果是包蕴着真知灼见和启人心智的发现，透露着发人深思的道德感和历史感，并启示读者对于汉语诗歌语言创新的敏感，恐怕也并非易事。

这样的愿望，相信会得到有相同期待者的理解，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洪子诚

让我不安的是，这个集子被放在“批评”的丛书名下．然而它却离“批评”甚远。其中所述，更多关涉我自己写作的出发、进程、理想和困扰，以及因之而来的我对诗人之病理和伦理(我没有找到更确切的词)的兴趣。这个集子里的许多言论，不过是提供“批评”的材料，只有少数几则，似乎迈向了“批评”。

而将这个集子题作《只言片语来自写作》，是因为其中的篇什实在很少成章。它们中的许多出于书信目志、笔记漫录、残纸断简，虽经整理而仍有待整理，仅仅是连缀起来的只言片语：另有一些，则是报刊的命题作文，限于篇幅而裁割义理．仍该当成未能尽意的只言片语；还有的，也是应约为填版面而写．欲凑足字数．就难免没话找话，如果挤去水分，剩下的亦不过只言片语。之所以愿意将它们以一本书的面貌呈现，大概，它们终归返指写作。

尽管“写作是我的命运”而我已经认命，尽管“我愿意稍稍改动华莱士·史蒂文斯的那句话，把它当作铭言：写作是写作的终极主题”，我却并未刻意营建所谓的写作诗学。或许，这种写作诗学的营建，只在写作的进程里，只在写作这个身体的姿势／行为里自然成形，我没有什么机会专门描述之；并且“身在此山中”的我，其实也无能识其“真面目”，无能将它说出。那么，尽管，我仿佛据一种或数种写作诗学在写作里批评．我却并不能告知，这是怎样的写作诗学。

对写作诗学的营建并非不是迫切的写作任务，尤其当“写作是写作的终极主题”正意味着对写作本身的批评，用于批评写作的写作诗学就不可或缺。返指向写作的只言片语缭绕于写作诗学——它们想象过实质如螺旋桨、虚空如风暴眼的写作诗学，却的确尚不及创造性地触及。于是，收拢在一起的这么些只言片语就依然只能是写作的姿势／行为。我之所以愿意在此保留这些姿势／行为。则由于它们毕竟是试图呈现写作诗学的姿势／行为。

陈东东

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