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奖得主彼得·凯里带您穿越神秘的热带雨林，体验诡谲多变的亡命之旅……《荆棘鸟》译者李尧、《飘》译者郇忠的精心译作。

本书向我们叙述了发生在当代西方社会一个鲜为人知的角落里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群披着神秘色彩的嬉皮士。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写作手法十分新颖。作者以娴熟的技巧，驾驭着从纽约派克大街到澳大利亚苍莽丛林的时空颠倒、场景变换，给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脉络清楚的感觉。而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热带雨林的描述，对生活在林莽中的嬉皮士生存状态的诠释，更令人耳目一新。通过一个七岁男孩独特的视角对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烟雨迷茫、风云诡谲的政治舞台的探究和剖析，更显示出作家深邃的政治眼光和鲜明的政治立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年学生以“反对越南战争”为口号掀起一股革命浪潮，震撼了美国社会。

富家女苏珊和“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领袖大卫相爱，生下儿子切，交由苏珊的母亲抚养。苏珊在执行一项危险任务前，希望见儿子一面，于是通过地下组织请其同学——大学教师黛尔将切带来相见。就在母子即将相见时，黛尔发现，苏珊被炸身亡，而她自己也被美国警方追捕。黛尔带着切逃亡澳大利亚的热带雨林，遇到了一群嬉皮士，她们开始了亡命之旅……这对“母子”为何亡命天涯？她们如何能逢凶化吉？

一

在纽约州北部那幢房子里，连一张小男孩儿父亲的照片也没有。自从一九六四年圣诞节——小男孩出生前六个月，他就成了这个家庭不受欢迎的人。妈妈的照片倒是挺多。有的照片上，妈妈留着金色的短发，一双眼睛在棕褐色皮肤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清纯。那张也是她，黑头发。说她是那位金发女郎的姐妹，恐怕都没人信，尽管两张照片上的姑娘同样光彩照人，引人注目。

人们说，她和她祖母一样，是个演员，百变女郎，能把她自个儿变成任何人。小男孩儿从两岁起就没见过妈妈，一所以没有理由不相信这种说法。她是个“浪荡女”、被“损坏了的圣徒”，就像外祖父以前从雅典带回来的那尊圣象，银光闪闪，散发着一股麝香味儿，尽管谁也不曾告诉他，妈妈身上散发的是什么味儿。

后来，男孩儿快八岁的时候，一个女人从东区第六十二大街这幢公寓的电梯走了出来。小男孩儿一眼就认出她，尽管事先谁也没有告诉他会有这事儿。

他是外祖母塞尔科克带大的。这件事儿很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成长历程。你就像一只可爱的昆虫，得靠你的“触角”、靠你从别人眼里千变万化的表情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别指望有人会对你说：“你妈妈回来了。”相反，外祖母只是告诉他，穿上毛线衫。她装好钱包，找到钥匙，三个人一起向布鲁明代商场走去，就好像那是个熟食店。这就是日常生活。穿过公园，走过莱克斯商业区。这位与众不同的陌生人身背鼓鼓囊囊的卡其布背包，小男孩儿紧挨她站着。他仿佛听见她的血脉在他耳鼓撞击的声音。他曾经把她想象得犹如拧紧的发条，充满活力，步履轻盈，聪明伶俐，金发碧眼，像外祖母一样，总是风风火火。事实上，她和他想象得完全不同。走到布鲁明代商场的时候，她正和外祖母争论他的名字。

“你怎么叫他切呢？”她问外祖母。

“他就叫这个名字嘛！”外祖母塞尔科克回答道。她一边说，一边摩挲着男孩的头发：“我就这么叫他。”她爽朗地朝那位母亲微笑着。男孩儿心里想：“哦，哦！”

“这名字听起来像杰伊。”母亲说。

女售货员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嬉皮士打扮的母亲看，外祖母猛地转过脸，对她说：

“要一瓶‘月女神’。”

外祖母塞尔科克是被人们称之为“东区阔太太”的那种女人——高颧骨，灰白的头发梳成时髦的发式。但她不这样看待自己。她爱说，特别爱和小男孩说：“我是最后一个波希米亚人。”意思是，谁也别想对她指手画脚，特别是自从塞尔科克外公把佛像从窗口扔出去，和那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同居之后。

除此而外，外公还干了一大堆别的荒唐事。比如说，放弃了他在董事会的位置，开始信神信鬼。外公搬走之后，外祖母也从原来的房子搬了出来。派克大街z那套公寓是她的，一直就是她的。可是现在，他们也许一个月才去住一次。他们常常到纽约州杰斐逊维尔附近的基诺扎湖消磨时间。杰斐逊维尔是一个只有四百人的小镇，几乎可以用“荒无人烟”来形容。外祖母在那儿做陶罐儿，划笨重的运炉渣的船。那以后，小男孩几乎没有再见到外公。只是有时候收到他寄来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字写得非常小。塞尔科克老兄能在一张明信片上描绘整场棒球比赛。

过去的五年里，小男孩一直和外祖母生活在一起。她把蠕动着的活钓饵挂在鱼钩上钓黑鲈。那时候，也叫他杰伊，不叫他切。没有可以和他玩的小孩儿，也没养宠物，因为外祖母对小动物的毛呀、气味呀过敏。不过秋天，有考克斯苹果吃，有狂风暴雨，可以光脚丫踩在热乎乎的泥里玩，还有像碎玻璃一样，撒满天空的星星。“你在别的地方可学不到这些玩意儿。”外祖母说。她说，她打算把他培养成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那个时代，什么都比现在好。

“他在洗礼的时候就叫切，是吗？”

外祖母的手腕子白皙、光滑，就像比目鱼肚子。她的胳膊被太阳晒过的那面呈棕色，白的那面抹了香水。蓝血，小男孩看着外祖母胳膊上的血管心里想。

“洗礼？怎么会呢？他父亲是犹太人。”外祖母说。她对布鲁明代商场的女售货员说，这种香型对于她太“老气”了。女售货员很谨慎地朝母亲扬了扬眉毛。母亲耸了耸肩，仿佛在说：“瞧你这次该怎么办？”“花香太浓。”外祖母塞尔科克说，毫不怀疑自己的判断。

“这么说，杰伊也是犹太人？”

外祖母突然转过身，小男孩的肚子不由自主地往回缩了缩。“你为什么要和我争论呢？”她悄声说，“你难道是个音盲，听不懂我的话？”

女售货员撇了撇嘴，表现出极大的同情。

“给我‘香奈尔’吧。”外祖母塞尔科克说。

女售货员包香水的时候，外祖母塞尔科克开了一张支票，然后从玻璃柜台上拿起她那双灰白色的小山羊皮手套。小男孩看见，她把手指都伸进去之后，手套薄得就像鳝鱼皮。他甚至能在嘴里感觉到它的味道。

“在布鲁明代商场，你就想让我叫他切。”外祖母嘶嘶嘶地说，终于把礼物送到那位母亲手上。

“嘘。”母亲说。

外祖母使劲扬了扬眉毛。

“跟着人流走。”母亲说。小男孩轻轻地拍打了一下她的屁股，觉得软软的，没有穿紧身内衣。

“人流？”外祖母似乎吓了一跳，脸上露出一丝灿烂的微笑，明亮的蓝眼睛却有点恼怒，“跟着人流走！”

“谢谢来布鲁明代商场购物。”卖香水的姑娘说。

外祖母的注意力全在那位母亲身上。“这就是共产主义者信仰的东西吗，切？”她大声说，挥舞了一下戴手套的手，好像在做着手势猜字谜的游戏。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对吗？”

小男孩只想安静。他跟在后面，觉得胃里一阵翻腾。

“切，切！跟着人流走！瞧瞧你那副样子！你觉得还有比你更滑稽可笑的人吗？”

男孩心里只是在想他不期而至的母亲。他知道她是谁，尽管没有人告诉他。凡是重要的事情，他都是通过察言观色弄清楚的——某种暗示，轻声耳语，电话里的只言片语。这件事情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比平常那些事情清楚得多。自从她破门而人，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抱得他连气也喘不过来，还吻他的脖子，他就知道她是谁了。许多个夜晚他都在想她，现在她终于来到身边。和想象中的妈妈完全一样，又完全不同。蜜色的头发，乱蓬蓬的，足有十五种深浅不同的颜色。她脖子上戴着印度项链，脚脖子上还戴着一圈小银铃，俨然上帝派来的一位天使。

塞尔科克外祖母扯了一下她脖子上那串印度项链，说：“这是什么玩意儿？现在工人阶级就戴这玩意儿？”

“我就是工人阶级，”她说，“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

小男孩紧紧握住外祖母的手，但是被她甩到一边儿。“他父亲呢？他们一直在电视上播他那张脸。他也跟‘人流’走了？”

男孩打了个嗝，谁也没听见，除了外祖母。她在空中挥了一下手，好像抓苍蝇。“我是为你担心，才管他叫杰伊的，”她终于说，“也许应该叫他约翰·多伊。天哪！”她大声说。人群在她前面分开。“现在我明白了。我担的哪门子心呀，真是傻瓜！”

母亲朝男孩扬了扬眉毛，伸出手拉住他的手。他非常喜欢那只手，感到一种慰藉和惬意。她悄悄地搔了搔他的手心。他抬起头朝她笑了笑。她也低下头朝他笑了笑。外祖母一直在发火儿。

“为这事儿，我们给哈佛大学花了钱，”她叹了口气，“都是些罗森伯格。”

此时此刻，小男孩儿心里充满了爱，什么都没有听见。

现在，他们已经走到莱克星顿大街，外祖母想找辆出租汽车。第一辆出租车应该他们坐，历来如此。可是这次，“真正的母亲”牵着他的手，他们像一对有袋动物，一路欢笑，向地铁跑去。

布鲁明代商场，干净整洁，锃明瓦亮。现在，他们跑下一溜台阶，真想飞起来。

跑到旋转式栅门跟前时，她松开手，把他推过去。她取下背包。他有点眼花缭乱，吃吃吃地傻笑着。她也咯咯咯地笑。他们仿佛来到另外一个星球，向站台走去的时候，看到天花板锈渍斑斑，站台上星星点点到处都是粘在地上变成黑色的口香糖。这就是从莱克斯商业区格栅下面一直呼唤他的那个真实的世界。

他们一起向慢车车站跑去，他的心怦怦怦地跳着，胃里好像吃了冰淇淋，泛起一串串泡泡。她又挽起他的手，亲了亲，打了个趔趄。

六号线的火车载着他们在黑暗中穿行，一条条纠缠不清、纵横交错的铁路渐渐理清头绪，通向远方。他的全部生活立刻发生了变化。他又打了个嗝。车厢摇晃着，发出刺耳的响声。黑暗中，窗口射出的灯光照亮一束束很粗的电缆。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央火车站。然后，火车又钻到地下。他们俩手拉着手，紧紧靠在一起，就像刚生下的小山羊。

车站旁边，有的人就住在大纸箱子里。有个盲童哗啦哗啦地摇着一个罐头盒，里面放着几枚十美分和二十五美分的硬币。通往郊区的火车油漆得像个武士，正在站台上等待着。他们一起跳上去，车门像捕兽机的门一样，毫不留情地关上，哐当，哐当，哐当。他的脸紧紧贴着母亲淡黄色的裙子。她的手抚摸着他的后脑勺。他又来到地下，正如卡梅伦预言的那样：“他们会来接你的，小伙子。他们将带你离开这里。”

在时代广场和港务局车站之间的隧道里行驶时，一个怪模怪样的家伙从他们身边走过，举起拳头，叫喊着：“好极了！”

“他认识你，是吗？”

她做了个鬼脸。

“他是SDS的人吗？”

这可是她始料不及的。看来他一直从卡梅伦那儿学习政治。

“是个PL？”他又问道。

她笑了起来。“你说说，”她说，“你知道SDS是什么意思吗？”

“民主社会学生联盟，”他说，“PL是进步劳动党。都是毛主义的组织。你很有名。你的事儿我都知道。”

“我不信。”

“你有点像‘气象员’。”

“什么？”

“‘气象员’。我敢保证我说得没错儿。”

“错了，宝贝儿。”

她和他开玩笑。她不该这样。他每天都在想她，躺在湖畔的码头上。她像天使，把明媚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他知道，爸爸也很有名。电视里经常出现他的镜头，战场上的一位斗士。大卫改变了历史。

他们排队候车。一个男人提着一个用很鲜艳的绿色绳子捆着的箱子。以前，男孩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

“我们要上哪儿去？”

旁边那个人脸上刀刻般的皱纹就像线穿过外祖母的蜂蜡留下的印迹。他说：“这辆公共汽车是到费城的，小伙子。”

男孩儿不知道费城在哪儿。

“在这儿呆着。”母亲说，说完就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可不喜欢一个人老老实实呆着。母亲走过门厅，和一个满脸不悦的瘦高个儿女人说话。他想去看看出什么事儿了。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使劲捏了一下。他叫了起来，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你弄痛我了！”

“闭嘴！杰伊。”她还拍了一下他的腿。她似乎一下子变成个陌生人，两条又粗又黑的眉毛紧紧皱在一起。

“你管我叫杰伊。”他大声说。

“闭嘴。别说话。”

“你不能说‘闭嘴’这种话！”

她眼睛瞪得老大，硬把他从买票的长队中拽出来，松手的时候，他还在生气。他本来可以一跑了之，可是乖乖地跟着她，走过两扇破旧的弹簧门，走进一道长长的走廊。走廊里到处都是灰白的煤渣，弥漫着刺鼻的尿臊味儿。走到一扇写着“厕所”两个字的门口，她转过身，在他面前蹲下。

“你得像个大小伙子才是。”她说。

“我才七岁。”

“我不能叫你切。你呢，什么也不要叫我。”

“你不要让我闭嘴。”

“好的。”

“我能叫你妈妈吗？”

她停了一下，大张着嘴，在他眼睛里搜寻着什么。

“你可以叫我黛尔。”她半晌才说，面色绯红。

“黛尔？”

“这是个什么名字呀？”

“是个绰号，宝贝儿。好了，走吧。”她又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他又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好闻的气味。他累了，有点头晕。

“什么叫绰号？”

“绰号是人们因为喜欢你，私下里叫的名字。”

“我喜欢你，黛尔。你也叫我的绰号吧。”

“我也喜欢你，杰伊。”她说。

他们买好车票，找到要乘的那辆长途汽车，很快就穿过林肯隧道，驶上满目萧瑟的新泽西收费公路。这是他记忆之中第一次和妈妈在一起。他把布鲁明代商场的购物袋抱在怀里，什么也不想，只是因为他最想见到的母亲就这样突然来到身边而惊讶、不安。

P1-9

彼得·凯里（Peter Carey，1943—），是澳大利亚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十三部长篇小说、多部儿童文学作品和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大都获得澳大利亚历年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其中长篇小说《幸福》（Bliss，1981）获迈尔斯·富兰克林奖。一九八五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一举夺得包括“最佳故事片奖”在内的澳大利亚电影三项大奖。一九八八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奥斯卡与露辛达》（Oscar&Lucindar）获英国布克奖和迈尔斯·富兰克林奖。《凯利帮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2000）获布克奖和英联邦文学奖。

彼得·凯里出生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一个普通人家，其父是汽车推销员。他毕业于蒙纳西大学，学的是自然科学，但是他酷爱写作，毕业后先后在澳大利亚和伦敦多家广告公司工作。广告公司独特的、充满开拓精神的氛围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和几位同事，包括莫里斯·声西和巴里·奥克利，后来都成了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一九七四年，彼得·凯里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历史上的胖子》（The FatMan in History），一举成名。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战争的罪恶》（War Crimes）一九七九年出版后，好评如潮，一九八○年获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评论家指出：“他终于使澳大利亚文学走出狭隘的地方主义角落，具有了新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他站在历史的高度，满怀神圣的使命感，潜心创作三十余年，成为澳大利亚当代最受欢迎、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在澳大利亚，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堪与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唐纳德·巴塞尔姆媲美的文学大师，是继帕特里克·怀特之后屈指可数的有特色、有深度的澳大利亚作家之一。

作为一个备受欢迎的作家，他以拥有众多读者为荣。他坚信，“大众艺术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好的艺术”。他的作品形式多变、手法新颖，常常将历史与现实糅合在一起，将“黑色幽默”、寓言、科幻融为一体，成为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完美的结合。这种怪诞而又真实、轻松而又严肃、神秘色彩及象征主义并存的作品必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彼得·凯里的小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喜剧色彩和讽刺意味。他的“荒诞的经验”经常是对“没有头脑、愚笨的当代技术社会的隐喻”，是他“怯懦的乐观主义和强烈的悲观主义的体现”。而使凯里作品中超现实主义色彩更显浓厚的，正是他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看似荒诞不经的描述与剖析。他着力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中充满矛盾的人和事。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某种生存方式的牺牲品”，都是与各种形式的外部力量英勇抗争的无权无势的个体。无论小说《美国梦》中饱受小城市偏见压迫的职员，还是《西方的风车》中为生活困扰的士兵，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无不在痛苦的挣扎之后，最终落入陷阱。

《亡命天涯》（His Illegal Self，2008年）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出发，向我们叙述了发生在当代西方社会一个鲜为人知的角落里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群披着神秘色彩的嬉皮士。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文化大革命”的惊天巨浪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美国青年学生中也掀起了一股“革命浪潮”。这股浪潮以所谓“毛主义”为旗帜，以反对越南战争为口号，震撼了美国社会。“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DS）的领袖大卫·鲁博以其在斗争中表现出的勇敢精神而著称。他曾经在电视上和国务卿唇枪舌剑，激烈辩论，并且当众撕毁兵役证，轰动一时，最终赢得富家小姐、思想激进的大学生苏珊·塞尔科克一片芳心。这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在秘密斗争中相恋，生下一个儿子。为纪念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得力助手切·格瓦拉，他们给男孩取名为切。他们因从事恐怖活动被美国警方通缉，切从小由其外祖母菲比·塞尔科克抚养。在生活条件十分富足的外祖母家长到七岁的切虽然备受呵护，不愁衣食，但一直渴望得到父母的爱。他珍藏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父亲的照片，天天看着挂在外祖母家墙上的妈妈的照片，梦想有朝一日和父母团聚。苏珊·塞尔科克在执行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之前，希望能见儿子一面，于是通过地下组织的安排，请她的同学黛尔到菲比·塞尔科克太太家将切骗出来相见。从未见过妈妈的切将黛尔误认为自己的母亲，欣然相随而去，并且希望“母亲”带他去见父亲。然而，就在母子即将相见的时候，黛尔从电视上看到，苏珊因为搞恐怖袭击，被炸身亡，而她也因与地下组织的“瓜葛”，被警方追捕。黛尔在大卫·鲁博和他的同伙的安排下，带着切逃往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他们落入一帮嬉皮士之手，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和从未见过的热带雨林开始了与在美国迥然不同的生活。黛尔在澳大利亚茫茫丛林中不畏艰险，和切相依为命，为了不让切幼小的心灵因为失去母亲而再受折磨，一直没有揭穿自己并非他亲生母亲的真相，但是极其聪明的切在嬉皮士特雷弗的帮助下还是弄清了自己的身世。他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变幻的政治风云中渐渐成长起来。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澳大利亚警方的配合下，正利用一切手段追踪他们认为拐走切的“激进分子”黛尔。为了不让切受到伤害，黛尔请嬉皮士丽贝卡把切送到布里斯班警察局，自己继续逃亡之路。但是在风雨将临的最后一刹，她改变主意，把深爱的切紧紧抱在怀里，向茫茫雨林走去，向正在雨林中等待他的澳大利亚嬉皮士走去，开始新的“革命之旅”……

《亡命天涯》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写作手法十分新颖。作者以娴熟的技巧，驾驭着从纽约派克大街到澳大利亚苍莽丛林的时空颠倒、场景变换，给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脉络清楚的感觉。而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热带雨林的描述，对生活在林莽中的嬉皮士生存状态的诠释，更令人耳目一新。通过一个七岁男孩独特的视角对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烟雨迷茫、风云诡谲的政治舞台的探究和剖析，更显示出作家深邃的政治眼光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就像彼得·凯里的其他著作一样，对人类和世界的大爱，也贯穿于《亡命天涯》这本难得一遇的好书中。

译者

2009年9月9日于北京

彼得·凯里又一次证明自己是一位见地深刻的艺术大师……他让我们想起美国那样一个时代——人们为了事业和理想，为了寻求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的梦想，不惜牺牲一切。尽管说到底，《亡命天涯》是一个爱的故事……

——《旧金山新闻》

彼得·凯里以他一贯华美、动人的叙述，呈现给我们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一个现代人备受折磨的灵魂冒险的故事。

——凯瑟琳·斯凯尼，《纽约书评》

彼得·凯里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现代作家。他打破了流派与体裁的界限……这种拓宽自己经验的能力使得他的最新力作更富新意。

——温迪·史密斯，《洛杉矶时报·书评》

《亡命天涯》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充满难得一见的真实，又使你如入梦境，陷入一种温暖、惬意的感觉，获得无限的满足与愉悦。

——马克·山德森，《英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