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翠红著的《任鸿隽传/扬州大学中国史学科丛书》对任鸿隽的一生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个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当然是本书的首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对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重要的人和事的专题研究，如辛亥革命史、中国留学史、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社团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研究推进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历史、民国年间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等进行深入探讨。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祖籍浙江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任鸿隽在民国年间是中国教育界、科学界一位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他是清末秀才，又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科学救国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的道路选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先进分子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任鸿隽的一生与科学事业紧紧相连，他致力于寻找合适的途径向大众传输科学知识；致力于培养科技人才，为科学研究提供物质保障和创造良好的氛围。

黄翠红著的《任鸿隽传/扬州大学中国史学科丛书》的创新之处，一是以时间以轴，比较完整全面地梳理了任鸿隽一生的重要活动；二是探讨了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以及任鸿隽在这一重大思潮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作者认为任鸿隽对这一思潮的形成起到了发起人和组织者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任鸿隽科学救国论的思想体系。

前言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的任鸿隽(1886—1912)

 第一节 早年的求学经历

 第二节 在革命的洪流中

第二章 留美时期的任鸿隽(1913～1917)

 第一节 主笔《留美学生季报》

 第二节 创办《科学》月刊和中国科学社

 第三节 任鸿隽与白话文运动

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任鸿隽(1918～1927)

 第一节 试办实业

 第二节 投身教育界

 第三节 推进中国科学社的发展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鸿隽(上)(1928—1937)

 第一节 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

 第二节 任鸿隽与《独立评论》

 第三节 任鸿隽与国立四川大学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鸿隽(下)(1938一1949)

 第一节 领导中基会渡过难关

 第二节 任鸿隽与中央研究院

 第三节 任鸿隽与战火中的中国科学社

第六章 任鸿隽的晚年岁月(1949—1961)

 第一节 政权更替时的抉择

 第二节 在“统一”与“独立”间挣扎

第七章 任鸿隽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

 第一节 任鸿隽与“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第二节 任鸿隽科学救国论的思想体系

 第三节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实践及评价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一 川人哀告文

 附录二 临时大总统告海陆军将士文

 附录三 祭明孝陵文

 附录四 中国科学社总章

致谢

随着留美人数的增加，为了联络感情，增进交流，分布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开始组织留学生会，同时亦出版刊物。最早的留美中国学生会成立于1902年，据《中国留学教育史》载：“一九。二年留美中国学生会成立时，仅有会员二十三人，皆西部旧金山各大学者。一九。三年芝加哥之中国学生，方举行留美中国学生中部年会；一九。四年康奈尔大学之中国学生，亦举行留美中国学生东部年会，至一几。五年西部中国学生会重组，东部中国学生会亦同时成立；一九。八年各会推举代表讨论合并；一九。九年正式合并为留美中国学生会。”①可以看出，因为美国地域广大，留美中国学生是逐渐增加的，所以先有区域性的中国学生会，最终联合成留美中国学生总会。在留美中国学生会成立后，区域性的中国学生会，如东美、中美、西美中国学生会作为留学学生会的支会仍然存在，且有各自的组织，每年召开年会，如《留美学生年报》1913年“留学界情形”一栏就介绍了东美学生会第七次大会的盛况。作为总会的留美中国学生会由于美国东、中、西部相距遥远，且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联络不易，全美学生聚在一起开会几乎不可能，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名誉机构。在它的各项工作中，最有影响的要数所办的刊物《留美学生季报》。

该报初名《美国留学报告》，创刊于1909年，不定期出版。1911年秋出版时改为《庚戌年留美学生年报》。②该刊作为年报共出版3期，分别出版于1911年7月、1913年1月和1914年1月，由留美学生会编辑，寄回上海先后由中国图书公司和中华书局发行。年报的栏目不定，主要有图片、论说、美国留学界、杂谈、文苑、教育、实业等，尤其是对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的介绍和对中国留美学界情况介绍的篇幅较多，内容丰富，最具史料价值。而教育和实业等栏目的出现，显示了留学生对祖国发展与进步事业的关注。任鸿隽于1913年初到达美国，1914年的年报上即有他的作品出现。

此时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与日俱增，1915年的统计数据已达1461人，④随着稿件来源的渐趋丰富，留美学生会遂决定从1914年起将《留美学生年报》改为《留美学生季报》，每年一卷，一卷四期，分别为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号，于该年的3、6、9、12月出版。编辑发行方式仍然是由留美中国学生会编辑，然后寄往上海印行。先是交由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7年开始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至1928年停刊，《留美学生季报》总共发行47期。该报设编辑部和干事部，编辑部设总编辑一名，编辑(亦称撰述)若干名；干事部设主干一名，干事数名。季报的职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编辑在每年的5月份选举，当选者就有半年多的时间学习处理及筹备自己任期内的事务。干事和编辑则由东、中、西三个学生会支会在夏季年会时按照各会的人数选举担任。②历届总编辑为朱起蛰、任鸿隽、张贻志、胡适、张宏祥、蔡正、陈达、沈鹏飞、傅葆琛、罗隆基(潘光旦代理)、邱昌渭、梁朝威等。担任过编辑的有陈衡哲、刘树杞、江绍原、侯德榜、汪懋祖、汤用彤、查良钊、钱端升、谢婉莹、瞿世英、熊佛西、雷海宗、吴文藻等。③该刊基本上类似于现在的学报，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留美中国学生会在美国发刊的、主要面向外国人的英文版《月报》不同，《季报》以中文在上海印行，主要目的是向国人介绍外国的思想、科学及美国社会风俗和学校概况与留美学界情形等。

1914年，任鸿隽开始担任《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亦是主要撰稿人。在该年的《季报》上，共有任鸿隽所写的诗词、游记、言论等各类文章共10篇，除只在诗词栏发表文章、署名“前人”的作者外，他是《季报》第1卷里署名次数最多的，显示出任鸿隽会写、善写，笔头功夫在留美学生中应是佼佼者，亦可看出他对留美学生会的这份会刊的热心支持。因此，他被选为1915年度的总编辑。

P30-31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祖籍浙江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近代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任鸿隽在民国年间的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是一位有着重大影响力和贡献的人物。他既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留美归国的新派学人。任鸿隽于1909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并任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1912年民国元年随孙中山到南京，出任总统府秘书。此时的他信奉“革命救国”。孙中山辞职后，对政局的不满使得他决定远离政治，选择赴美深造。任鸿隽先后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攻读化学专业，获得学士、硕士学位。此后他坚信“科学立国”。

清末民初，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思考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引进从未中断过。然而，长久以来，国人所谓的学习西方科技文明更多的是一种“应急”之举，充满了极大的功利色彩。“常人心目中，几欲以工业代表科学”，①但凡什么能强兵，什么挣钱，就引进什么。可以说，在清末民初国人学西方科技文明的潮流中，只有对技术的引进和模仿，而未能实现科学的本土化。究其原因，在于国人混淆了科学与技术，重应用技术，轻探求理论，缺乏对科学内涵的真正了解。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不实现“科学”的本土化，不树立正确的“科学观”，中国的科学永无发达之日，只能永远跟在西方国家后面，拾西方科技之“牙慧”，国家永不可能强盛。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在于让国人了解“科学”的内涵，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功用等方面，从而为科学的发展创造广泛而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需要设立科研机构，大力提倡科学研究。简言之，当时的中国在科学的发展上，兼有“补课”与“追赶”的双重任务，科学启蒙与科学研究要同时并举。然而在任鸿隽所处的时代，这样的有识之士却是不多，而愿为此去身体力行，作不懈努力，并把这作为终身事业的人，更是风毛麟角，任鸿隽就是其中一员。

关于任鸿隽的一生，可以用其夫人陈衡哲一句话概括：“对于科学的建设与推进，实是任君一生精神生命的中心点。”①任鸿隽领导的中国科学社开创了中国科学传播的崭新时代，该社的《科学》月刊以美国的NATURE为楷模，为近代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社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榜样，走“民办”道路，通过募集资金建研究所、办图书馆、建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这样的综合性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是开创性的，与后来“官办”的中央研究院一“民”一“官”，交相辉映，成为民国年间中国科学体制里的两颗明星。任鸿隽带领中国科学社，以社中同仁的“民间”力量致力于面向大众的科学启蒙，致力于为科技人员创造交流和研究的学术空间。

任鸿隽十分清楚无论是进行科学启蒙还是促进科学研究，都需要有充足、稳定的资金和良好的组织管理，因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为他事业的第二个舞台。因管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需要，1924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成立。中基会因其稳定而较丰厚的资金，中美董事共管、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运作模式，能够大力资助学校、图书馆、研究所的建设以及学者研究工作的开展。任鸿隽长期担任中基会干事长(为1949年以前担任中基会干事长时间最长的人)、董事会董事，参与决策和具体执行中基会的事务。他带领下的中基会为民国年间科学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提供了保障。

除此之外，凡是任鸿隽认为能够建设和推进科学事业的工作，他都愿意为之效力。抗日战争期间，任鸿隽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该院总干事，带领这个当时国家的最高学术机关度过了内迁颠沛流离的艰难阶段。同时他亦是颇受高层青睐的教育管理者，曾先后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和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特别是在川大任期内，他以“国立化”和“现代化”为目标进行改革，奠定了川大良好的发展基础。因为他知道，除了独立的研究所外，大学是培养科学人才、进行科学研究、发现科学新知、铸造科学精神的绝佳场所，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一所大学走上这样的道路。

任鸿隽的一生与“科学”紧紧相连，不以个人的仕途、经济为目的。他学成归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化学教授，但其抱负并不在三尺讲台。他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亦于192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未就任)，但仕途也不是他的追求目标。他自从在美国留学时就感受到西方世界因科学的发达而强大，由此立志要把“科学”传播回中国。自此，任鸿隽致力于寻找合适的途径向大众输送科学启蒙知识；同时致力于促进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培养科技人才，为科学研究提供物质保障和良好氛围。总之，他希望从科学普及和学术研究两个层面全面推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最终其成就斐然。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推手”，中国科学界的“职业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种种原因，其人其事竟然渐渐蒙上了历史的灰尘，不为人重视。近来，人们开始通过研究民国年间的学术社团、相关文化机构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里的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体制的建立等问题，对中国科学社、中基会的研究已有相关成果出现。在这些研究中，任鸿隽的身影时隐时现，他是一个绕不开的中心人物。如果能对任鸿隽的生平进行梳理和研究，将会加深人们对民国科学社团、学术研究推进体制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但就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是欠缺的。任鸿隽一生经历丰富，所处的时代变迁亦巨：他既是清末秀才，又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他既是辛亥革命元老，又是科学救国运动的领军人物。时代的变迁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亦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的道路选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先进分子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任鸿隽的一生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个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当然是本书的首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对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重要的人和事的专题研究，如辛亥革命史、中国留学史、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社团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研究推进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历史、民国年间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等进行深入探讨。

任鸿隽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兼具新旧、中西特点的知识分子，一位以推动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任鸿隽既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下受过全面的熏陶，又先后在日本和美国接受了长时间的新式高等教育。当他立下“为中国培育科学的种子”的职业愿望时，他已是一位心智全面成熟的知识分子。按照《现代汉语词典》或《辞源》的解释，知识分子是指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脑力劳动者。任鸿隽18岁考取秀才，20岁在重庆开智小学教书，他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虽有不错的职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在重庆府中学堂受过的不多的新式教育或新思想的影响使他不肯安于现状，向往更广阔的天地。所以当他顺江而下，辗转上海和日本求学时，其目的已然不是为了求得什么功名、头衔，而是为了那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此时的任鸿隽当然已经知道了近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种种厄运，并且跟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人一样去思考如何改变现状，拯救祖国于危难。所以他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中，为学习制造炸药而选择了他从未接触过的新学问——化学。南北议和成功后，完全可以在中央政府中担任一官半职的任鸿隽推却包括蔡元培等人在内的挽留，赴美留学。表面的原因当然是由“革命救国”转为“科学救国”，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还是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个人的仕途、经济、成败得失都已被他忽略。所以已经27岁的任鸿隽重新做回学生，这一次的目的地是现代化的美国，因为他坚信，在这里他可以学到对中国有用的知识，以便将来可以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出力。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强烈的报国情怀，任鸿隽没有选择容易谋得官职的法政类学科。而与他同船到达美国的10多人，只有他与杨杏佛到了以自然科学专业著称的康奈尔大学，“以同行诸人志习政治经济及社会科学者为多”。①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在选择专业时，考虑得比较多的因素是将来能否便利地谋得一份不错的职业。如胡适留美时，最初读农科就是与其二哥的建议有关：“民国前二年，考取官费留美，家兄特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只是后来实在对路矿不感兴趣，又考虑到家庭情况，才选了不收费的农科。②

但任鸿隽赴美留学几乎不从个人实用主义去考虑(如果作此种考虑，他大可不必在此“高龄”出国留学)，甚至“学化学能振兴中国的化学工业”这样的想法都不能说明他的报国理想。他在《五十自述》中有一段对于他留学美国的原因说明：“当前清末年，留学之风盛行，然留学东京者每不以为满足，而必以远历欧西为鹄的。此在浅见者流，或以为当时世论以为东洋学生不为西洋学生之有价值。其上者以为东洋学术既皆从西洋贩运而来，则何如直探源头之为得。此言似矣，而未得其至也。不知人类文化之分途，社会组织之基础，东西洋实有其绝不相l司之点。……一至西方耳目顿易，以西与东较，正如南北两极，方向相反而同不失为一种准则。例如家庭组织，东主合居，西主分处；……凡此皆非远涉重洋，身入其境，不能收观摩之效。故未到西方即侈言东西异同，甚且评论得失，固不免扪篱谈日之病；既到西方而徒摭拾其一技一能，侈然自以为是，尤不免宝山空回之感。吾等当日向往西洋，千回百折，有不到黄河心不甘之慨，固不在博士硕士头衔资格间也。”③显然，他此次留学的动机是考察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异同，找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以便找到“救国”良药。从任鸿隽一次次重大的人生选择中，我们无不看到在其身上闪现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动人情怀。他的所学所业虽离中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远，但他又从未背离过中国的传统文化。

到了美国的任鸿隽一头扎到西方文化中，开始了其一生最具转折意义的人生思考——西方文化的本源是什么?西方为什么能产生科学?如何把科学移植到中国?他没有只专注于化学专业的学习，没有只想着拿个洋博士的头衔回国(虽然于化学专业本身他亦是不差，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硕士文凭)。他也没有如当时大多数呼吁“科学救国”的人那样只是流于空谈，或把“科学救国”停留于“技术救国”层面，①而是成了最卖力的科学事业宣传家，科学事业推进者，用一系列切实的行动和事业推进了中国科学研究和宣传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科学体制的建立。任鸿隽说：“顾吾此时于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以谓西方学术乃至西方文化之所以异于东方者，一言以蔽之，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或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故所谓科学者，决不能视为奇技淫巧或艺成而下之事，而与吾东方人之用考据方法研究经史无殊，特其取材不同，鹄的各异，故其结果遂如南北寒燠之互异耳。同时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盖科学既为西方文化之泉源，提纲挈领，舍此莫由。绍介科学不从整个根本人手，譬如路见奇花，撷其枝叶而遗其根株，欲求此花之发荣滋长，继续不已，不可得也。”②这一段话可以用作他以推进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为终身职业的最好注脚。

他此后所从事的一切事业均发端于此：办《科学》《科学画报》是为了鼓吹、宣传科学；成立中国科学社是为了建立“学界”，让科学界人士能有个交流和切磋的所在；中国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私立科研机构，举办不久即成绩斐然；为便利科研人员查阅资料的便利，创办了明复图书馆这样的专业性科技图书馆；为了使一般书店不愿出版的科技图书有出版的地方以及生产科学实验教学仪器的便利，创办了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上述种种，在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史上开创了多项第一，任鸿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者”。因为动荡的年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得不到国家层面的政策、资金支持，无论是培养人才还是推进研究，资金匮乏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任鸿隽选择以中基会作为他推展科学事业的另一个重要舞台，其发展科学事业的重要理念被贯彻到中基会的补助原则中去，使中基会一直稳定地资助科学教育事业(如在大学设立“科学教席”、举办中学教员暑期补习班)和科学研究事业(如设立“研究教授”、设立“研究奖学金和助学金”对有前途的科研后备力量进行奖励和资助)，这又使他成了杰出的科学事业管理者。对国立四川大学的“现代化”和“国立化”改革是为了造就具有世界观念和开放眼界的“学人”后备力量。凡此种种，虽然事业各不相同，但始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即如何才能让中国真正产生自己的“科学”，而非仅仅从西方拾来“一技一能”。

一个人一以贯之的行为确定会有某种思想或理念在背后支撑。任鸿隽所有推进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工作是基于他认为西方发达的根源是“科学”、 “科学”可以“救国”这一基本认识，正是因为有此认识，“科学”成为任鸿隽一生事业的中心点。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社团、学术刊物、研究院所等这些科学事业发展最核心的要件几乎都是一片空白，中国的科学事业几近一片荒漠，而任鸿隽带领中国科学社、领导中基会所进行的事业、取得的成果，就具有了拓荒的意义与价值。回望任鸿隽的一生，我们会看到一个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在国家贫弱的艰难年代，以“生性淡泊，不慕荣名”为人生信条，以“救国”为人生的不变追求，始终不渝地为推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而贡献毕生的才华与力量。姑且不论“科学救国”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局限性，在近代以来，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科学事业的水平将会始终引领一个国家的发展，决定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现在的中国，任鸿隽所追求的“科学救国”已然变成了“科教兴国”。当今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已然不会面临任鸿隽那个时代政局动荡、经费匮乏等问题，我们有“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有充足并逐年增加的科研经费。然而，学术界却不断出现弄虚作假、挪用经费等诸多不良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固然有制度性因素，但学术界某些精神的缺失亦是需要细致考量的。我们现在需要从前人处获得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想方设法、始终不渝推动科学事业发展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通过对任鸿隽这位近代中国科学事业拓荒者的生平研究，能引发上述思考并有所启发，将会增加此类研究工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