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洒落的心语》作者侯合心以独白的方式向他生命构成中的每一个与之有关系的人袒露自己的一份真情实感,叙述自己的思考与体会,读后给人很多启发和思考。以中国社会之传统来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与生命构成,父亲、母亲、儿子、朋友是最为重要的四个角色,前三个角色是以“物理血缘”为纽带,而后一个角色以“精神血缘”为纽带。对于每一个成熟的生命来说,这四个角色始终站立在有一定距离的远处,但是,正是这种“似距离而非距离”的关系存在,才使得精神与生活、道德与物化现实的有机融合是那样有声有色。本书以真实的生命、生活、社会、历史为背景,用心灵自述的方式讲述四个不同角色关系构成中的悲悲喜喜、苦苦乐乐。
侯合心著的《洒落的心语》以真实的生命、生活、社会、历史为背景,以心灵独自的方式讲述了四个不同角色关系构成中的悲悲喜喜、苦苦乐乐。本书作者用深刻的思考、细腻的文笔叙述了关于亲情和友情的思考与体会,读后给人很多启发和感动。
父亲,我欲泣无声
1990年8月24日(农历七月初五)老父亲乘鹤西归至今,一瞬间十七年就过去了。
在老父去后的一段很长日子,我的情感一直辗转于:恍惚未失与已失、难以承认父亲已离我而去这一现实的真实性与这一现实确无疑义之间。也正是因为这种恍惚,我不得不反复地问自己:父亲之去是生命之自然归去吗?如果不是,父亲的离去是不是还包含着某种属于我、属于这窘迫困苦的生活世界的原因,于是,反复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痛苦地挖掘属于作为人子的自私、粗心和对血缘亲情冷漠的原因。合理化与非合理化、自我安慰与深深自疚、自愤与自抑,所有这些,都使我在这十七年的时间里,屡屡于梦境与现实两界天地之间,辗转反侧,难以自解自拔。
那个悲伤的夏天,与兄长、小弟办完老父亲的丧事之后,我便匆匆准备返回重庆,当携带幼子登上汽车去80公里外的玉屏县搭乘火车时,老母亲及家人凄凄地站在车边送行。从大家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与一生相关联的所有亲人都还没有从悲伤中恢复过来,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暗暗对自己说:等到我天年闲暇时,一定为老父亲写一篇生前记事,从父亲一生道路的梳理中去认真体会与世事巨变交织在一起的父亲,也许只有这样,我这个读了七年大学,也是三兄弟中唯一有较高文化的人子,才能对得起养育自己生命的父亲和今天来车站站台上为我送行的所有亲人。
其实,根本不允许等到所谓“天年闲暇”,在父亲故去不久,兄长便来信问我,可否为老父亲写点什么。显然,兄长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想在我之前了,否则,他不会写信来说这个问题。看了兄长的信,我理解为一种亲情的“催促”,一下让我看到了所谓“天年闲暇”是不近人情的,因为如果真的等到所谓“天年闲暇”,那应该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况且,在这纷纭杂沓的现实生活中,如果不能超越世俗欲望改变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世事忙碌碾压之下,灵魂是永远不会有一分真正的“闲暇”的。
直观地看,父亲之辞世与一般生命之逝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父亲生命存续的六十八个春秋的过程中,有属于老父亲自己区别于那个时代一般知识分子的特殊生活和生命内容。同时,作为父亲的子女,我和兄长、小弟三人也同样是基于中国那段特殊的历史,基于父亲传统中国文人的禀性,基于生长在那个贫穷落后大山里的家庭历史,点点滴滴,无不承领可能是与天下其他父亲对待儿女有所不同的生命关联和亲情关联。
记得在老父亲故去的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的初冬,我当时工作所在的重庆市扬扬洒洒下起了漫天大雪。据重庆人说,像这样的好雪,于山城已经很久很久都未曾有过了。记性好一点的人们依稀还记得是1976年,即“文革”浩劫结束那一年,重庆下过一场大雪,算起来也是一眨眼十五年过去了。对于重庆人来说,可以在时隔十五年后再次领略到天降大雪,既可以是一种美丽的体会,但同时也可以是一种肃杀的回味。
时隔十五年,重庆又一次下起了大雪,为这久违的大雪,一些年轻人纷纷乘车去南山观雪景。不过,对于那些与我年龄相仿或稍大一些的重庆人来说,这场时隔十五年后扑面而来的大雪,给他们带来的感受可能与年轻的这一代重庆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在下雪的那天,因公事我与一个姓易的同志一起出差去北碚,她年纪比我大,前些年已从政府退休,但工作经验丰富,于是人民银行聘请她来组建城市信用联社。不幸的是,我们的车还没有出重庆市郊便抛锚了,我们只好坐在车内,一边避寒,一边观赏窗外飞扬的雪花,同时也等待单位另派车来救援。闲聊之中说到了大雪,这位姓易的老同志在感慨重庆所不易见的大雪天气的同时,也说到1976年那场大雪,并讲到她有一阵反复梦见她的一位老上级,而这位老上级在“文革”中曾经受尽磨难,在“文革”结束的1976年,也就是重庆下起罕见大雪的那一年,她的这位老上级便匆匆离开了人世。她说她前一阵回到原单位,向原单位年轻的同事们说起常常梦见老上级的事,原单位的人便提醒她,是不是老上级生前交代给了什么事情没有办?于是,她在同事们的提醒下把年轻时在工作单位的一些事,从尘封的记忆中搜索出来反复回忆,结果,还真有这位老上级生前所托的一件小事未能办成。于是,她又回到原单位,向年轻同事们说了确有老上级所托但未能办好的旧事,并做了一番解释。很奇怪的是,自从当着原单位同事一番解释后,老上级便从梦萦中绝尘而去。听了这位姓易的老同志这段闲聊,于是想起已然故去一年的老父亲。因为在老父刚刚故去的那一年,自己每每都会在梦中与老父相见,甚至诸如老父在世时与老父怄气那样的事也都在梦中频频再现。于是从这位姓易的老同志的讲述中,开始想在九泉之下的父亲,是不是对这个世界,对他所艰辛抚育的生命,对他曾经是那样苦苦追求的个人立身标准之下不能自清的结局,有着某种不解的心结。P1-3
侯合心,1986年考入西南财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学院统一分配导师与学生辅导关系时,他被分配在我的名下。当然,这种师生关系并不代表我们是第一次认识,因为在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前身)恢复招生后的第二年,侯合心就考入本校银行系,成为七九级121个学生之一,而当时我也刚刚落实政策回到大学讲授《货币银行学》课程。
在四川财经学院1978年和1979年两级本科学生中,社会青年考生占有较大比重,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学生结构,作为经历过特殊历史和陷入过困惑的师者,不由自主地要对他们这一代人进行文化和历史定位思考,思考的内涵虽因历史复杂而复杂,但结论却是很清晰的:他们和我们这一代人之间属于“有交替和有区别”的两代人。有交替,是因为我们这两代人都共同经历了中国那段将永远存续于民族记忆的特殊历史;有区别,是因为在我们共同经历的那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他们这一代人因为年龄的缘故,还无法对一切所见和所感进行深邃的社会学思考,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有能力而且也必然要对所经历和承受的一切进行哲学和政治学思考。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相对宽容、曙光乍现的时候,我曾经为他们这一代人的幸运而感到欣慰。
在侯合心研究生学习期间,大致知道他是一个在极度困境的生活环境中长大,并完全靠着自身努力,以一个仅仅有“文革”时期农村初中教育基础考进大学的。侯合心属于“文革”时期经历过苦难一代年轻人中不甘认命的群体之一员,有个性坚韧的一面,同时也因为历史造就而有个性逆反的一面。毕业后,他和他们这一代考上大学的所有年轻人一样,在带有传统“功成名就”内涵的所谓“事业伦理”的驱使之下,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追求,这些都反映在他本科毕业后三次进入工作单位工作,两次脱产再进入大学学习的过程中。
2003年的11月,七九级同学毕业20周年回校纪念时,侯合心回到学校,我们见了面,当时他正作为中央博士服务团成员在南方某省的省政府工作,记得在我们交谈中,他告诉我:省政府很快会委派他到地、州去任职,从他说话的语气,能清晰感觉到我的这个学生不经意流露出的某种向往和喜悦。但不知什么缘故,2005年他从国有大银行总行辞职,只身去了南方的一所大学当了一名老师,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是2003年11月他在回学校参加年级聚会时向我表达的那个结果。
2009年秋天,七九级学生再次因入学30周年纪念在成都相聚,我们师生二人也再次在成都光华村见面。这一次见面交谈中,他向我说到类似于2003年见面交谈时说到的、但抉择截然不同的经历:2007年正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所在大学干部任免部门致电问其可否任职于他所在的学院,但他甚至都没有问一问究竟任什么职,就婉言谢绝了。我认真地听完了他的讲述,保持了与2003年那次一样的态度,没有说任何带倾向性的话。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从内心讲,我仍然不能断定这样的抉择是否就是他个性的某种复归,更无法确定这种复归是否就反映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基于某种成熟和有良知文化人的秉性而摒弃功利,并沉下心来思考与自身生命和生活,以及与生命和生活关联着的所有历史和社会现实问题。
今年四月,侯合心将他围绕着亲情、友情所写的《洒落的心语》书稿发给我看,并请我为他写一个序,在看完整篇文稿后,我终于可以坚信:2007年的那一次抉择应该就是他回归自己的开始。
亲情体会,虽是血缘关系认识的反映,但因为血缘关系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是以社会和历史为背景的,所以又并不简单反映为血缘认识,《洒落的心语》对血缘亲情、同学友情的认识和讲述,有荣耀也有屈辱,有喜悦也有悲苦,但无论是哪一种生活际遇,都与一段特殊历史和社会现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洒落的心语》虽然表达的是亲情和友情,但本质上间接讲述了作为经历过那样一段特殊历史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左冲右突的人生价值实现过程中,发现历史造就的性格与现实环境存在种种冲突,而这些冲突的存在有个人性格原因,但更多却并非个人操守和性格原因。
从内容上看,《洒落的心语》旨在揭示:作为性情至上者,在面对亲人而“亲情不待”,在面对朋友而“友情至尊”时,需要以并非面对面的空间环境来叙述自己的思考与体会,并以独自的方式向他生命构成中的每一个与之有关系的人袒露自己一份真实的“心语”。
从师者的角度看,这本书反映了他具有进行人性与社会问题综合思考能力,当然也有思考的局限性,因为所谓“亲情不待”如果不是个人操守而形成的人间悲剧,那么,一定就会有造成亲情不待的机制和环境原因存在,思不及这样深的层次,思考和理解就是不完整和不彻底的。
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足以让读者从字里行间隐约体会到以下作为有良知文化人内心的一份信念:
作为生命之人,生命构成中的每一个相濡以沫的主体都需要得到充分珍视与尊重;
作为文化之人,价值求索中对每一种得与失的思考都应建立在公义与人文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