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晓义是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的创办人，是一位具有哲学专业背景的思考者，也是环境保护领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实践者，多年来一直在思索文明的转型和出路。5·12四川地震后，在政府支持下，她与有识之士们一同，探索与实践生态文明的乡村模式。

在《东张西望》这本书里，她通过与几十位国内外学者富有哲思的访谈，从东方智慧的角度，阐释了对人类文明将走向何方这一终极命题的独到理解。

本书主编和采访人廖晓义也是一位环境影视独立制片人。在拍摄了涵盖美国、德国、荷兰、挪威、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系列专题片《全球环保之旅》之后，她把镜头转向一些自然气脉未断、传统文脉尚存的中国乡村。《用东方智慧守望家园——中国生态乡村的五个样本》，以布朗族的千年古茶、侗家的祖传糯稻、傣族的五树六花、藏医的乡亲乡情、内蒙的草原文化五个短片，从不同的侧面昭显了传统的生态智慧、乡土文脉和自然养生对于生态保护的意义和潜力。

前言

序·方向比行动重要

第一章 用东方智慧寻找文明出路——访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

第二章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生态主义——访加州伯克利生态文化中心创始人F.卡普拉(关)

第三章 捕捉看不见的彩虹——访德国西根大学生物物理学教授张长琳

第四章 倾听来自水的信息——访IHM波动医学研究所所长江本胜(日)

第五章 回归中国古老的宇宙观——访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杰西卡·罗森(英)

第六章 建设性的后现代无为——访汉瑞克斯大学宗教与哲学系主任杰伊·迈克丹尼尔(美)

第七章 政治地图与自然地图的融合——访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史培军

第八章 弘扬天理端正人心——访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

第九章 在现代化困境中再造儒家精神—访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美)

第十章 用慈悲与智慧建设生态文明——访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扎西多杰

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理事嘎玛桑珠

第十一章 复兴中华医道——访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傅景华

第十二章 呼唤中国传统美学的尚清意识——访《世界文化论坛》主编樊美筠

第十三章 重塑中华民居之魂——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刘加平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建筑分院副院长周伟

第十四章 回归自然农耕——访河北省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有机农人安金磊

第十五章 敬畏大地——访中关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

第十六章 诗意的栖息——访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吉狄马加

第十七章 以中国生活方式应对危机——访多德创意中心主席菲利普·多德(英)

第十八章 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访中关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关)

第十九章 走生态文明之路——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加)

第二十章 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生态文明——访中国一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官员马敬能(英)

跋·西行与东归

附·乐和家园——用东方智慧创建的低碳乡村

潘岳：指导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成功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与中国国情结合。什么是中国国情？一是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等硬件，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伦理等“软件”。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社会主义最高原则的又一追求，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这个必然性，除了大家都知道的人口、资源、环境，还有着深厚的文化需求，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生态文明。

西方环境思潮兴起四十年，有一个普遍规律，即先开始都把环境当作是一个技术问题，大家都在研究用什么样的技术来治理污染。后来发现再好的环保技术也挡不住“两高一资”产业的迅猛发展，这就上升为一个经济问题，就开始设计各种鼓励环保惩罚污染的经济政策。后来又发现牵扯到全社会各个群体利益、甚至牵扯各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时，环境问题就上升成为政治问题。这几年，尤其是当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主流时，全世界相当一批政治家已清醒地认识到环境问题最终是一个文化伦理问题。去年戈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说了一句话： “环境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他这句话很有代表性。

例如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有人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危机，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其实用最简单的话说，这是美国式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危机，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危机。因为金融衍生品代表的现代虚拟经济必须完全建立在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如果因投机产生的道德风险迅速扩大为整个金融链条的失效，就会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最后就会彻底宣告“今天花完明天的钱”的生活方式的破产。顺便一提的是，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华人群体总体来说受损害比较小。因为祖祖辈辈的教诲让他们不习惯没钱还要贷款买好几套房子好几辆车，他们喜欢踏踏实实挣钱、量人为出地花钱、缩衣节食地为子孙攒钱。这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

廖晓义：正如您所说，西方人眼中的环境问题从技术问题，到经济问题，再到政治问题，最后到文化伦理问题，也就是道德问题，走了一条弯路后开始与中国文化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相交汇；而中国虽然具有文化上的先天优势，却不幸被坚船利炮叩开了国门，于是逐步丧失文化自觉，也走了一段背离传统东方智慧的弯路。近年来的全球生态危机乃至经济危机，似乎又使我们重新回头去关注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潘岳：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追随着西方的脚步走。鸦片战争后开始“洋务运动”学技术；甲午战败后转学制度；戊戌变法失败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困境，这便使国人特别是精英们认定是中国的思想文化有问题，于是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自身传统，走上器物、制度、理念全盘西化之路。之后，中国历代精英都选择了西方传统工业文明道路，走了多年以后，先不论伦理文化的缺失所造成的损失，也不论意识形态上的矛盾造成的困惑，仅就生态层面讲，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本身的资源环境人口的国情又支撑不起。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西方100多年的经济成果，而西方100多年的环境污染在中国30年间集中体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说明，中国如果继续走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基础比西方还要差很多，再走下去不仅影响世界和谐，还会造成内部不和谐。所以，我认为，这次危机是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工业文明和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大好机会。

西方工业文明是以无限获取利润为动力，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为制度，以建立在工商业和金融业上的城市为载体的文明。它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工业文明产生的原因很多，例如新教改革、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科技革命等，但根本原因是发现了新大陆，开拓了殖民地，在扩大市场和原材料产地时，也把本国的阶级矛盾、经济矛盾、社会矛盾统统转移出去。转移了几百年后，他们终于发现，什么危机都能转移，唯有环境危机转移不了，谁让大家“不幸”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因为气候危机一来，飓风不光袭击东南亚，也袭击新奥尔良；海水上涨不光全淹掉南太平洋小岛，也会淹掉纽约。

从文化上看，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即将人视为自然万物的主宰和中心，就是将自然视为不断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对象。事实上，人的欲望可以无限，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既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也不能满足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西方工业文明在300年间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财富，几乎等于传统社会的总和，但也消耗了亿万年的自然储备，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

廖晓义：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追求物欲的思维恰恰是出现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面对这么多的灾难和困惑，我们应该如何寻找新的出路？古老的东方文明在其中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潘岳：文明总是在不断进化的。西方工业文明把人类带出农耕文明，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它也必将走向历史的尽头。时代正在召唤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全面和谐的生态文明。就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所奠定的生产力基础上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三大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生态，在人与自我之间建立和谐人格，在人与社会之间建立和谐社会。当然，还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相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谐世界。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暴露出来的内在困境，各国一部分政治精英与学者已开始全面研究世界各大文明和古老宗教中的生态智慧，试图从中寻找摆脱困境的路径。他们发现：

从基督教文明来看，人类对生物群的尊重和保护也应成为自然法的内容，包括生物自然多样化存在的权利、健康生活的权利、自由进化的权利、不受人类侵害的权利、共享于地球的权利等。为这些权利而奋斗，已成为二十年来西方环境运动的伦理基础。

从伊斯兰文明来看，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就在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古兰经》提出，世间万物皆由真主所创，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代真主管理大地，人应该合理适度地利用自然，反对穷奢极欲和浪费，最具代表性的话是，“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喝，但不要浪费，真主的确不喜欢浪费者”。

从印度文明来看，印度教徒蔑视外在和物质的东西，重视内在精神。与其他民族崇拜精英不同，印度教社会的精英都崇拜那些隐居于森林之中半裸体的圣徒，认为其体现出的精神力量是永恒的。因此现代印度则有抱树运动，人们抱着树，防止林业工人砍伐森木(心中的森林)，这被全世界看作是应用印度教思想的一次环境起义。P2-5

古老的东方文明，蕴涵着深刻的生存智慧，它引领着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延续之路。但是，这悠远如古钟的智慧之音，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机器轰鸣和隆隆炮声，渐渐淡去。人们在享受物质主义带来的繁华感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飓风、海啸、干旱、洪水、疾病、污染、贫困、战争……灾难接踵而来，也使人们开始反思高速发展背后的隐忧，人类文明能否走出危机，在于能否找到新文明的转型方向，这就是生态文明。而古老文明当中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正是生态文明的价值核心，也是人类打开通往未来之门的钥匙。

我认识本书的编者廖晓义女士已有18年了。她是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的创办人，是一位具有哲学专业背景的思考者，也是环境保护领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实践者，多年来一直在思索文明的转型和出路。5·12四川地震后，在政府支持下，她与有识之士们一同，探索与实践生态文明的乡村模式。

在《东张西望》这本书里，她通过与几十位国内外学者富有哲思的访谈，从东方智慧的角度，阐释了对人类文明将走向何方这一终极命题的独到理解。

悠扬的晨钟再次在东方响起，这蕴含着祖先智慧的声音，正在引领我们找到回家的路。

32年前，24岁的我第一次走上四川大学哲学系的讲台，给78级哲学本科生讲“哲学原理”。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我从当年的四川大学哲学系教师、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访问学者，到独立的环境影视制片人和民问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的创办人，乃至今天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灾后重建项目“红十字乐和家园建设”负责人，我离课本越来越远，离田野越来越近。我感觉自己始终像一个孩子，在找寻着精神的家园，又像一粒草籽，找寻着生命的大地。

我的专业是哲学，曾经是西方哲学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崇拜者。在四川大学学哲学教哲学以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搞研究期间，最大的兴趣就是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和中国的现代化赶超。那时候十分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理论：工业文明的市场和科技能解决任何问题，包括环境问题。后来因为和朋友的一场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而去查找很多资料，才真正开始接触环境问题，而且很快被环境状况的真实数据所震撼。我明白了，关于工业文明能够自行解决环境问题的假设，不过是人造的幻觉，而真实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环境灾难。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代价是巨大的。正是这种文明，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生存危机。

当我发现西方工业文明的致命缺陷的时候，又开始跟着西方人搞环保，成了西式环保的热情的传播者。西方国家在环境技术、环境投资、环境执法、以及民间组织方面的经验吸引了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我选的专业是国际环境政治，还经常参加他们的NGO(非政府组织)的环保活动，拍摄介绍这些环保人物的电视片“地球的女儿”。而下决心不读博士、放弃绿卡而回到国内建立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2004年改名为“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大概是我这个“好学生”最重要的一个举动。

北京地球村自1996年成立以来。主要工作是倡导绿色生活、培育绿色社区、推动绿色传媒。我和我的伙伴们在工作中吸收了西方NG0的一些管理方法和宣传方式，比如垃圾分类、绿色选购、污染监测、执法监督等等的公民参与，同时我也经常走出国门，作为独立制片人拍摄“全球环保之旅”，拍摄了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挪威、荷兰、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专题片，介绍他们的环保经验，这些片子在中央台和其他一些省市的电视台陆续播出。我也常常以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身份参加多种国际活动，接触了不少西方人士，从知名的草根领袖，到驰名的企业老总，从社区的家庭主妇，到政界的部长乃至总统首相，我从西式环保中学到了很多好的经验，尤其是他们的执法体系以及第三部门NG0的参与，我认为这是他们最宝贵的两个经验，是中国的环保事业应该要学习和吸收的。

但是，我在学习他们经验的同时也发现了他们的问题，这些问题带给我许多的困惑。特别是西方文明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我一直在想，如果这种生活方式不改变，我们还有多少地球支撑得了。在美国，人们习惯着“冬天像夏天，夏天像冬天”的生活，冬天商场把空调开得很高，进去的时候要脱棉袍、着夏装；夏天进商场，则要带上毛衣。既浪费了能源，又违背了自然之道，使得皮肤慢慢丧失了天然的调节功能。他们喜欢用大的电吹风来清除院子里的树叶，怎么就不会动动扫帚，体会一下秋日落叶的情致呢？电吹风呼呼一响，既浪费了电能，制造了噪音，又失去了大自然所营造的天然意境。加利福尼亚的阳光特别好，但是他们有一条法律，不能在自家院子里晾衣服，否则要被罚款50美元，于是想让衣服上留有阳光的味道都不行，只有使用烘干机才合法。

有一次，我带着女儿到欧洲一个分类垃圾回收中心拍片。一个穿着很新潮的姑娘，自己开车排了很长时间的队，等待处理自己带来的垃圾。她称自己是环保主义者。但当她把垃圾袋打开时，我们发现，里边全是很新的时尚衣裙和几乎全新的物品，完全可以开个精品屋。她的生活方式就是努力工作，拼命消费，再尽力回收，几乎所有的生活内容都是物质性的。我在想，她还有多少时间来修心养性，以及关照自己的身体？为生产乃至回收这些物品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又构成了这位“环保主义者”多大的生态脚印呢？如果生态脚印不能成为环保人的硬指标，那么，环保到底意味着什么？1998年，参加一个可持续消费论坛，不少人振振有词地谈消费者的消费的权利，要确保人们的消费自由，我提出消费者的环境义务在哪里？别人看我的眼神，好像我不懂消费者的“人权”才发出这样的怪音。我就不明白：不谈消费者的环境义务，消费又如何能够持续？“维权”怎么能和“尽责”分开？

还有，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某些以环保为职业的人对于自然的那种冷漠而又傲慢的态度，好像自然就是一堆玩具，人类可以破坏它，也可以治理它。顶多是个仆人，仆人病了、脏了，人类可以给予治病和清洗，让仆人接着为自己服务。人心的贪欲、私心这些精神污染和精神荒漠，是不属于环保的领域的。至于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不过是一个更长远一点的经济视角和人类中心的表达。这些跟我骨子里的自然情感很不相应。

也许是作为中国人接续了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文脉，也许是因为流淌着东方的血脉，从小又住在江边，学校就在山上，经常要爬山渡船，课余还喜欢种菜。我看到在西方世界到处可见的这样一个环保标志，即一双大手握着一个小小的地球，也会不舒服。在中国文化里，就像在国画里，人只是一丁点儿，人对自然没有居高临下的保护能力，而是顺应自然来得到自然的保护。在中国文化里，人和自然是息息相通、血脉相关的整体。人只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反过来，自然成为人的经济系统里被称为“自然资源”的部分。对自然的感情加上生态脚印的视角使得我转过头来，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寻找生命和生态的答案。

还有一件事情深深刺激了我。20()0年我被通知作为该年度国际环境文化大奖“苏菲奖”的唯一得主前往挪威领奖。当我穿着咬牙“破财”买来的一套西式裙服出现在那里的时候，我被告知，由于这是一个“相当于诺贝尔环境奖”的盛大仪式，希望我在讲演中尽可能表达中国元素，为此他们还专门从北京请来了专业京剧演员在颁奖仪式上表演。帮我“排练”的挪威朋友用热诚的语调和生涩的拼音说着“YlN”(阴)、“YANG”(阳)、“TA0”(道)，我感到无地自容：除了黄皮肤和黑头发，我这个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到底了解多少？

那以后，为了寻找中国式环保的精神食粮，也是为了补课，我用“苏菲奖”的奖金做经费，和我的女儿一起，拍摄一部名为“天知道”的关于传统生存智慧的纪录片，为此走了大半个中国，小半个世界，采访了许多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望者，也采访了一些西方的智者，还走访了云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地的乡村，特别是那些很少受到现代污染的乡村，那里村民与生俱来的生态智慧所带给我的震撼，坚定了我回归本土的决心。我发现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当中，天地良心、尊道贵德，就是环保的宇宙大法和人间心法，由此找到了那构成中式环保的中华三宝：生态智慧、乡土文脉和自然养生。

有人说，西方人吃的是知识树的果实，东方人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实。在知识树的攀援中饥渴难耐的我，终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甘果。如果借用西式的分科来描述，这株生命之树至少有五颗生命之果：儒家是东方伦理学，讲人事；佛家是东方心理学，讲人心；道家是东方宇宙学，讲人本；医家是东方医学，讲人身；琴棋书画是东方美学，讲人居，诗意的栖息……

与西方分解式碎片式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文化无论哪家哪派，都尚“和”，身与心和、个与群和、人与天和、利与义和、权与责和，由此我找到了对于中国式环保的理解和表达，这就是“乐和”。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和日常，知和日明”。和就是道，惟道是从就是德。你乐这个和、尚这个和、维这个和，就是乐和。和的回报就是“乐”，身和则康乐、心和则安乐、境和则天乐，身心境和，乐在和中，所以说“乐是和的表情，和是乐的心情”。

乐和的英文是“LOH0”，“Life of Harmony”的缩写，这是一个具有汉字底蕴的英文谐音，当外国朋友说“LOHO”的时候，就学会了说两个古老的汉字：“乐和”。

如果说，“乐和”的语言意义是古老智慧的现代表达，那么它的思维和行为的意义就在于试图用一种整体思维的视角，将心灵环保和身体环保内在地纳入到生态环保之中，并体现在文化理念、评估标准、操作技术、行为指南和公民活动之中。于是在地球村的工作词典里，绿色生活被扩充为“惜物能、增体能、蓄心能”的乐和人生；绿色社区被拓展为“生态智慧、乡土文脉、自然养生”的乐和家园；绿色传媒被深化为“敬天惜物、乐道尚和’’的乐和传播；绿色智库的研究方向，则指向“天人合一”的哲学视野以及朝向生态文明的社会改革。

2008年5·12四川地震后，我回到久违的家乡，和同伴们参加了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自然之子的情感和环保人的习惯让我们看到，灾后重建提供了一个让生态文明在乡村落地并带动城市社区文明转型的契机。于是在6月5日，5·12地震后的第一个世界环境日，北京地球村在南都基金会资助下主办了“生态文明与灾后重建论坛”，邀请各界专家和救援一线的人们一起研讨如何让灾后重建走上生态文明的轨道；之后又和西南财经大学等高校在成都举办了同样的主题论坛，并形成落地实践的共识。在经过了多方的寻访选点之后，7月初，我和地球村的志愿者在当地政府的引荐和支持下走进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8月，我们提交的项目报告“红十字乐和家园建设”得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批准和资助，乐和家园正式启动。我这个满口家乡话的四川人，也就成了大坪村村民熟悉的“廖■”(“■”是当地人对于农妇的尊称)。在这个地震极重灾区建设乐和家园的初衷很简单：既然要重建，就不要重复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既然要重建，就让我们来建造具有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生态乡村。

乐和家园，是一群中国人对于中国式环保的一种探索实践。作为乐和人居、乐和生计、乐和保健、乐和伦理、乐和治理的整体模式，“乐和”是对于“生态”的本真涵义——互相依存、和谐共生的现实演绎，所以乐和家园是一个生态乡村；而生态的必然是低碳的，低碳可以成为生态的一个方面的指标，所以乐和家团又是一个低碳乡村。

当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幕的时候，我这个民间国际舞台的活跃分子，却破例没有出现在会场，而是在乐和家园的低碳生态小农场里，与当地政府官员商讨如何让“中国造”的低碳乡村成为中国的亮色。

夜里，我住在刚建好的“会呼吸”的低碳生态民居里赶着这本书的编辑，我想借这本沾着大坪山泥土气息的访谈录表达自己的心声：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各种环境政治的博弈中，有着五千年生存智慧的中国人，除了不得不跟着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周旋，还应针对这些规则和解决方案中过分技术化、物质化、分割化、碎片化的倾向，为解决当今的危机提供新的整体思维的视角。仅仅关注物能的效率和替代，其成效是有限的、成本是高昂的。人类应该重新估量心能和体能对于快乐和健康，乃至对于产业转机的意义和潜力，在发掘人类的深层“内需”即快乐与健康的需求之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探索以敬天惜物、顺应自然为本质的可持续消费模式，探索生态社区、生态乡村、绿色公司等实践模式，由此带动静悄悄的文明转型，为人类新的生存模式竖起标杆。

“心与身和、个与群和、人与天和，这古老的智慧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出路，这就是，减少对物质能源过度的消费和依赖，而发现作为快乐来源的心能和作为健康来源的体能的意义。节物能、蓄心能、增体能的三能平衡有助于实现生态的平衡。另一种生活，乐和——Life of Harmony，——是可能的！”2008年9月，当我从四川的大坪山飞到美国纽约，作为四位“克林顿全球公民奖”获得者之一，发表这短短的感言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强烈的回应，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克林顿本人都向我表达他们从这些实践性的古老中国视角之中受到的心灵震撼与启迪。我在感慨和感动之余，更深深地相信，我们古老的中国智慧，不止是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更是这个世界的生命诉求！

顺便说一句，这次我是穿着旗袍走上领奖台的。自从2000年“苏菲奖”以后，我在庄重的公开场合特别是外交场合，就再也没有穿过西装。民族着装并非刻意，潜意识使然。也许，在潜意识里我想努力地证明自己是个中国人，我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我也经常眼含热泪，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这份遗产爱的深沉。

我从十六岁向往西方文明，二十六岁讲授和研究西方哲学，三十六岁切身接触西方世界，四十六岁转身东归，到今年五十六岁，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历经艰辛回家的孩子，已经摸到了久违的家门。家里那株福荫了世代中国人的生命之树，百年来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累、泪迹斑斑，但她仍然以衣养万物的母爱接纳着我们，等候着曾经的不肖子孙、曾经离家出走的孩子们归来。她仍然以她的仁爱与慈悲，智慧与勇敢，给每一个愿意从精神废墟中爬出来孩子，援以救命的果实与甘泉。儿女们的心光凝聚，则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让她再次焕发那昔日的风采。

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改革开放让我们远行，恰恰又是改革开放，让远行者回归。我和所有心存良知、根系乡土的游子一样，真正走出国门了解西方的时候，就会重新来看待咱家和咱家那颗生命之树的价值。

和我们一起回家的，还有一些不同肤色的孩子。这本书也可以被理解为一首首不同的音调和语言组成的回家的童谣。回到生命的本原，回到安身立命的居所，是大家心灵深处的诉求。它超越了文化、超越了政治、超越了种族。

如果我们把中国式环保称为中国绿，那么中国绿就是深绿，跨越了精神与物质的鸿沟，深到心灵、深到生命；中国绿又是全绿，跨越了主客体的对立，而把万物众生作为人类不可分割的一体；中国绿也是原绿，中国式环保何其简单，敬天惜物，顺应自然而已！和谐共生，就是中国绿的底色与核心，也是这本书的主旨和主题。

童年时候最喜欢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节目“小喇叭”。这本书就是我和所有的被采访人和编辑出版的参与者共同制作的一支“小喇叭”，愿它微小然而清亮的声音，呼唤人们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母体，回归精神家园。愿更多的人能和我们一起，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