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是著名学者冉云飞15年后全新修订重磅归来的心仪之作。由土家野夫、崔卫平、刘苏里、十年砍柴、宋石男联袂推荐。

本书挖掘千年史，记录一座城，复活几代人。它从私家史乘、野老传闻、方志谱牒里找寻鲜活的细节、琐细的面貌，以此观老成都的生长年轮，复活先人的哀乐沉浮，探寻他们的悲欢在我们身上的延续。

时过境迁，岁月流播，历史好像成了先人们对后来者的恶作剧。因为他们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方便，仿佛那样就太便宜了我们。

作者冉云飞深知自己对蒙昧无知的童年，怎样地没有记忆。顺理而推，他便主动放弃了一些无谓的努力，即想通过《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全方位地再现先人们生生不息的生活全景。他希望在运用这些传闻、笔记、笑话、民间故事、私家史乘、方志谱牒时，能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从而从这些一星半点的蛛丝马迹里，寻出历史的初步轮廓来。

新版自序

初版自序

第一章 传说隧道通向城市童年

 想象的部分人马

 不能完全勘验的地图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冬天

第二章 审察时光的秘密

 农业社会的作息时间

 游乐与工作

 诗词中的成都市场

 一个名叫大慈寺的地方

第三章 左冲右突的道路

 几千年来的突围

 在蜀道上狭路相逢

 生活要我们跑多快

第四章 先人们生活中的水

 真正的世界奇迹

 水无常势

 水湄之城

第五章 难以忘怀的时代

 我们的书香

 出其不意的贡献

 织布机上的锦官城

第六章 暗藏在帝国的边缘

 对朝廷的小范围模仿

 抚平创伤

 让人慨叹的温柔乡

第七章 探访民间生活

 谁是二百五

 老百姓的天空

 竹枝词中的消息

第八章 口福与欢乐指南

 美食的道路

 宴饮的风俗观察

 话语的盛宴

第九章 城市从这里突围

 古迹流传与人文记忆

 街道上曾经住着的人民

 谱牒方志里的秘密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章　传说隧道通向城市童年

想象的部分人马

不难猜想，甚至大胆点说，我们看见，这群人的外貌与我们并无多大不同。虽然史书中曾说他们“纵目”，且有文字学家对“蜀”字所作的阐释以及考古发掘的实物——其实有的实物也只是先民们的艺术创作——来佐证。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后人尤其中原人由于交通不便，对绝域殊方的蜀地，文化风俗与其有别的夸张。正如杨雄所说“蜀”就是“独”，“不与外方同”，亦如李白的形容，“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虽然诗句不能坐实，但山川横阻，蜀地自闭，其风俗民情与中原相较，另是一路，也确是可能的。公元759年杜甫刚到成都，便惊叹于它的繁华，更惊叹于寒冷的冬天还有常绿树木，即所谓“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成都府》）。杜甫是河南人，在此前尚未到过南方，更未到过蜀地，蜀地的与众不同从气候开始给他全面的新鲜感，也是他在四川诗情勃郁——现存一千四百余首杜诗竟有八百多首写于四川——的一个因由。但无论怎样的不同，蜀人远祖还不至于专门要与众不同到去“纵目”的地步，那顶多只是古蜀人图腾崇拜的一种反映罢了。

现在，他们艰难地跋涉着，扶老携幼，但可怪的是，他们身上既没负荷多少值钱的重物，手中也无像样的家什。一路上，除了偶有人在议论路途的艰辛外，似乎没有一个人对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有更多的留恋之情。尽管那里是他们曾经借以活命，并取得一定发展的地方，但困难的是，一方面是由于再艰苦的劳作，也无法完全保证食物上的不匮乏，另一方面还有来自与其他部落的争斗。虽然，这个温暖肥沃的岷江河谷地带已然逼近今日的成都平原，但是一座大山挡住了他们向前推进另寻出路的步伐。不过，一种要过得更好的愿望，促使他们冒险一试。有一次，部落中有几个特别勇敢的人，曾因追猎野物，翻过一座大山，站在山脊上，不经意间看到一块既是平地，又有不少水洼沼泽的大坝子。虽说是不经意，但这实在是个晴好上佳的天气，使他们极目远眺得如此广阔。这次意外的发现，使整个部落处于一种向往与亢奋交织的情绪之中，久久不散。

所谓的路其实是并没有的，他们只是在部落探猎者曾经走过的一两次所残留的标记下，被艰难地牵引着前行。但他们聪明地找着一个参照物，沿着汶川雁门关东岸安山乡急流而下的一条小溪旁前行，这样既可以避免远离水源的不便，也可以躲过难于找到路标因而迷路的灾难。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他们的一帆风顺，“一劳永逸”这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条小溪之源在四千米的山脊之上，在这近百里的行程之中，其最高处与最低处的落差是令人生畏的三千米。当他们艰难地爬上山脊时，又一次重复了那几位勇士所看到的景象：不少的土地和大量的沼泽湖泊。这是一个具有预知意义的观察点，因为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看见今天的成都。虽然他们的后人定都成都，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这次远眺，却在冥冥之中暗示了他们子孙的未来，虽然我们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历史的巧合。

这群人从山脊往下行二十里，便进入湔水河谷，良好的河原沃土和丰富的铜矿使他们欢忭若狂。再下行十里，河谷平原更加宽广，长约三十里，到了成都平原的北界，被寿阳山和牛颈山这样对峙如阙的山脉，亦即被李冰所称的“天彭阙”阻断。山内有个大河原显系远古内湖遗迹，人们便称此地为海窝子。

翻山越岭到达海窝子的这群人，是蚕丛氏的后代，这部分人属于鱼凫氏，显然翻越九顶山的冒险行动并没有得到全体部族的支持。蚕丛氏中有的人选择了继续留在岷江河谷，有的人迁徙到了沫水一带，有的接着迁徙到西昌甚至到了滇西地区。他们的频繁迁徙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里曾说：“耆旧相传：古蚕藂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藂所在致市居。”也许蚕丛氏频繁迁徙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必有为扩展耕地，出于经济发展需要的动力。固然，古蜀族还有循绵水、洛水进入成都平原的。鱼凫氏在海窝子居住较久，自然是当时的成都平原尚属湖迹沮洳地，不便居住，但却十分切合他们捕鱼为业的生活习性，继而慢慢向广阔的成都平原进发。从海窝子流入成都平原的一条河古称湔水，他们循着湔水平原的北端罗元坝—老熊坪—白沙河谷—九甸坪—白沙街—紫坪铺这条路线，便可到达今日的都江堰。而老熊坪，据考证便是《华阳国志》里所称的“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的湔山，而后来“蜀人思之，为立祠”，因之这一带有古鱼凫故址。

众所周知，古蜀历史在鱼凫之前有蚕丛、柏灌阶段，而在他之后则有杜宇、开明阶段，是以秦灭巴蜀作为古蜀历史的下限的。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虽是极而言之，也绝非毫无道理。因为我们至今推断出的古蜀历史，还有不少的疑点，也绝非田野考古如三星堆之类的发现能悉数解决。自然，我们能发掘到先人们因沧桑迹迁，岁月流播，深埋进土里的实物，实在是我们的大幸，但对于远古历史的研究要进行完全客观的复原，如德国兰克史学派的研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实物和书籍中都难免有不能坐实的夸张甚至神话成分，虽然神话也可用作历史研究之补充，但因此而下的臆断也是在所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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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自序　一座城市的社会学生长与观察

一

别说张艺谋团队的“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之奇葩广告，就是李太白的“九天开出一成都”、杜子美的“锦江春色来天地”、李义山的“美酒成都堪送老”，都只是对成都夸饰增华的文艺状描。成都当然不独是文艺青年的园圃，若我们拿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来观察这座曾经有味道的城市的话，那么他们得出的看法，肯定不尽相同，且各具面向，多元而丰富是必然的。

当我读到张籍的《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酒家多，游人爱向谁家宿”时，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一千多年过去了，万里桥边的商业业态，都没有变过，现在依然有锦江宾馆、岷山饭店、耍都等在其附近。不仅想起了著名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的《唐诗地理》一书，更想起了科学家竺可桢先生通过古代诗文写就之杰出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有唐一代忠州、涪陵、成都等地都有荔枝，而今四川只有泸州合江才有荔枝的踪影了，这说明唐代的气候更有高出今天之处。

对一座城市进行历史研究及考古发掘，这样比较传统的方式当然是必要的，但我认为对已经认定的材料做多面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解读，也是非常必要的。关于成都之名的来历，历来歧说并存，学者王文才先生在《成都城坊考》中说，宋人用“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乐史《太平寰宇记》）来解释成都之名的来历，是站得住脚的，我亦认可此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非常符合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生长原理，一步一个脚印，有历史与现实的累积感。所谓自发秩序生长，当然不是说没有人为因素，而是说人为因素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因素并且符合人的现实生存之需，而不是搞那种人定胜天的所谓“跨越式发展”。

二

今年暑假立人大学的年轻人们请我带他们行走成都，讲历史背诗词谈美食，这些都难不倒我。但这样按部就班地道来，未免自己都嫌单调而厌倦。我跟他们说，我曾用一条离我家很近的街道与一首唐诗，来给女儿讲街道与城市的社会学观察的故事。唐诗是白居易的一首《问刘十九》，街道则是爵版街。我认为非常小资的白居易让自己的下人送名刺给刘十九，邀其向晚时分来围着火炉喝上等新醅佳酿——在没有蒸馏白酒出现以前，“年份酒”是不吃香的，因为储存实在是个大难题。对比老杜这样的穷人“樽酒家贫只旧醅”，你就知道白居易的“绿蚁新醅酒”有多么奢侈了。既然白居易约酒可能要送名刺给对方，那么古人怎么生产今天叫名片的名刺呢？

总督府、布政使司署所在的街道督院街、藩库街，无疑是权力核心所在地。围绕着权力核心所在街道，为了提高行政运转效率，就会衍生出次一层级的街道如总府街、提督街、经历司街、布后街、爵版街等。布政使司署是一省管人事与钱粮的单位，俗称藩台衙门，故名之曰藩库街。而藩台衙门之下有一个掌管核对文卷档案的“照磨厅”，兼印制文武百官郡望藉里、官衔级别的名片，其木板所藏之处谓 “爵版库”，因是名街。而围绕或者连接着官方这些街道的还有书院街、惜字宫（有焚烧字纸的字库）等。在布后街西侧有著名的成都大戏院，许多川剧名角在此演戏，至于北侧的荣乐园，那是成都著名的高档餐厅。这使得街道虽是人为却亦算是一定程度的自发生长，呈现出一种产业链互相供需与咬合的状况，亦像生物界的食物链一样，互相不可或缺。

藩库街今天短得只有几十米了，这是为什么呢？其起因，童年曾生活于经历司街（今华兴街一带）的著名作家李劼人在其小说《大波》里说过。保路运动引起辛亥革命，清兵哗变，到藩库街抢钱粮，于是“打启发，抢藩库”几乎成了彼时成都人的口头禅。而“打启发”与“拉肥猪”等语言，就成了今天川人熟知的暴力抢劫、打土豪、占便宜的同义语。民国时这街道生态有变，变成了当时成都五老七贤中尊孔的徐炯所掌舵的大成中学的校址，后来又变为志诚商业高级中学。而在爵版街上则住着另一位耆老宿学林思进，他帮助有名的盐商兼藏书家渭南严氏刻了不少书，斋名为霜柑阁。陈寅恪、吴宓二先生抗战时移住成都时，与林有不少往还。

我想说的是，以前街道之命名，大多是因商业或者机构而自发形成的，这样的成长链条，可以让人猜到街道是一种互生关系。比如黉门街附近有国学巷，草市街附近有骡马市，棉花街附近就是纱帽街，糠市街旁边就是磨坊街，陕西街上有陕西会馆等，都不是什么让人感到稀奇的判断力。我不是说以前街道就没有受到官方的影响，但近现代以降，特别是四九年后，政府对街道命名的影响，大到一种乱来的主导地位。民国时期街道自然也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远未达到后来单独成立一个地名办后，政府对街道命名强力介入的地步——至于说四九年后的街道办、居委会、居民小组、派出所对街区生活在组织上的无孔不入，探照触角的无远弗届，那是研究组织社会学很细的课题——比如人民路、红星路、解放路、英雄口（盐市口）、反帝路（青年路）等街名完全没有城市个性，看不出它的具体方位，甚至猜不出他们所属的城市，更猜不着它们之间有没有商业业态和机构互需上的链条性。现在不少取名虽然没有一望即知的意识形态风格，却也看不出地名办或者某领导命名某街为某名时的合理性在哪里。

我一直主张研究者要接地气，事实上以前许多学术上的大家，除了专心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外，都有不少对流寓地做的接地气的研究。如顾颉刚、徐中舒二位史学家未到四川前，作为外省人，根本与四川没有多少关系。但抗战时踏足斯地，后来都写出了一些与巴蜀有关的学术文章。顾文后来结集成《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而徐中舒后半生终老巴蜀，自然写得更多，有《巴蜀考古论文集》《论巴蜀文化》等。一个外乡人生活在某地，要使自己与所在地接地气，必须关心该地的历史与现实，才使得自己与所在地不是水和油的关系。有许多华人在国外生活，很多方面都没有问题，但由于缺少对社区事务、公众权利的关注，对所在地的过去与现实漠不关心，始终让人感到他们是一群生活在该地的游离分子，幸福度与契入感都比较小和弱。关心所在地的历史与现实，既是学术研究的近便，也是情感所系与寄托，增加与当地的黏合度，对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也不无关联。

为了踵武前贤，也是自己心性与兴趣之所在，于是我学着写了四本与我自己长期生活之所在地——成都有关的书，按时间先后分别是《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古蜀之肺：大慈寺传》，以及即将出版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不特如此，我还用脚丈量了成都市二环路以内的所有街道，也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街道关系。以前街道与各个省建在成都的会馆有关，现在则变成了各地驻成都办事处或者相关宾馆。有一天我行走到将军街，街的前半截，全是医药器材公司，是附生于此地的省医药管理局的，这个一看就明白。走到半路，忽见三家卖通江银耳的商家，甚觉诧异，不数武即见达州市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及达州宾馆赫然在焉。三家通江银耳的顾客，乃达州上成都办事的送礼之人。更加好玩的是，穿过东城根街，走到将军街斜对面的金家坝街口，还有一小面馆名之曰达州格格面，看来达州驻成都办事处及达州宾馆还是有相当的商业业态辐射能力的。

事实上像将军街这样依傍某地驻成都办事处及其宾馆的商业业态及人群聚集，并不少见。如武侯祠附近多藏餐及相关产品，还有众多的户外登山产品店与活跃的地下越野车进藏区活动，自然与甘孜州驻成都办事处及其宾馆、西南民族大学乃至整个藏区有关。这与四九年前以会馆来影响街道商业业态及人群聚集的方式，还是颇有些区别的。前者是官方权力的附生物，而地缘、血缘关系退居次席，后者则是地缘、血缘、某地商会共同组成的民间自治附生品。有些人会以为这无非是鸡毛蒜皮，小焉者也，其实这还涉及建筑物的形式。如以前外省在成都的会馆，多与当地的建筑型制及相关文化有关，而今的驻成都办事处及相关宾馆，多不讲究自己的地域特色，千篇一律。与此同时，乃至行道树也在某种程度上非常雷同，在在表明权力笼罩，大一统在我们生活细节里无处不在。而这种细节变化，要运用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阿兰?B?雅各布斯《伟大的街道》、迈克尔?索斯沃斯等《街道与城镇的形成》、列堡《泰利的街角》、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罗伯特?戴维?萨克《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等的思想，用法国学者居伊?波德“景观社会”理论来观察、研究城市及其街道，才能见出在一个妈生出来的众多水泥森林盒子包围下的城市之后果。

三

一九四九年后，成都人民南路、红星路、东风路这种道路的形成，和中国许多其他城市一样，不仅是意识形态取名之产物，更是在原有城市街道的基础上横冲直撞，高举高打，彰显着政府的强权。对于街道自发生成和历史累积，没有多少尊重，到了你即便有物痕鉴定专家李昌钰的卓越技术，也无从探查的地步。对于中国当下这样破坏历史遗迹、原有街道、城市记忆的密集高楼、宽马路——许多城市的主政者，对不少主干道像对待性工作者的拉链，开关（挖）得十分随意，大量的浪费与无度的寻租比翼齐飞——以及“摊大饼”的做法，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者，无论是撰写《城记》的王军、出版《梁思成和他的时代》的朱涛，还是来中国实践其新城市主义规划理论的彼得?卡尔索普，以及走得更远的、主张将城市规划完全模仿蒙特利尔地下城和巴黎的拉德方斯地下社区的“新新城市主义”规划者，都是反对的。尽管他们反对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但对目下这样的城市外观、街道布局、交通拥堵、尘霾满天等，都有深深的不满。

本来空间的历时性与同存性如何得到有效的保护，使得历史与现实能够和谐共处，这实在是城市规划者不能不注意的事。正如研究空间社会学的学者叶涯剑所说：“即历史痕迹的累积，在同一个空间形态里，不同时期的空间变化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沉积下来，这种沉积不一定是以物理形态体现出来，而可能以文字记载、习俗、仪式的形式得以呈现。通过这些历史痕迹在同一空间中的共存，我们可以体会人类生活的延续性，而寻找今天生活形态的历史根源有助于我们构建一条更严密，更有说服力的社会现象的因果链。”（《空间社会学的方法论和基本概念解析》）城市空间的社会记忆有多种方式，但非常要命的是，旧城胡乱改造，使得历史及诸多记忆近乎片甲不留，拔地而起的水泥盒子完全是行政权力与商业资本勾结的附庸。

在我们这些不识时务的人看来，每条街道，都应该得到关注，诸如文化历史、记忆痕迹，特别是那些街道上曾经或正在住着的民众。我主张做街道的口述史，这样的做法，可以从小学课外活动开始。小学生这种课外活动，学校应该委托给比较专业的关于街区历史建设的民间组织来做。每个人从了解自己的街道与社区开始，使他们从小就能与自己所在的城市接地气，而不是始终处于水与油的状态中。这就是我花了不少时间，已经编纂了达几万字的《历代名人成都行迹年谱》，来关注这些人在成都的活动及文化遗存的原因。如果能把这些名人曾经居住的街道用地图标识出来，辅以成都的美食、旅游地点、街道简洁说明，一定会成为别具一格的创新性地图。这样的创意与传播，是此前那些城市传播所不具备的。有人或许会说，这样做只关心了有名的人，那是因为我们历史的缺陷所造成的。普通人不被记录，这样的历史遗憾，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得到一定的修正，这就是我倡导采访活着的正在街道上住着的民众之原因。

我早年曾在拙著《尖锐的秋天：里尔克》一书里说，现代城市里的人几乎是没有故乡的，一座大得连街道名字都难以知晓的城市，一座能容纳无数但大多没有干系的人、能吞吐成千上万吨垃圾却无处倾诉与寄托情感的大都市，到底是谁的故乡，只有天知道。的确，哪家的鸡在叫都听得出来的山村，街头打个屁就可以臭到街尾的小镇，是挺适合装下许多温情故事的。因为东家长西家短的话把子，就可以把人们平静的生活搅动起来，若是谁家有红白喜事，那就可以把当地的人煮沸。一件小事就可以煮沸的乡村生活，其好处是大家都在血缘、地缘受到一些天然的道德制约，但你真要欣赏它，其前提条件是，你是个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不那么挑剔的人。但容积量很大、极具吞吐力的大城市，却不吃这一套，因此你有出生地，却不一定会有故乡。但是这一切，在每座城市都真正有自己的乡土教材，并重视社区记忆、街道历史、建筑景观、社群自治的黏合度后，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如果有精力来重新写一本关于成都历史的书，那么我一定会从历史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的角度来加以探讨，而非仅像本书一样，纯然是从比较传统的历史角度来进行阐释。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这本书下意识地接受了诸种社会科学的影响，这可能与我的阅读与关注的学科之多样性、多元化有关。据我所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成都人事的，社会学者魏伟的《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大约应属第一部专著。虽然我一直说，就像病人不可能按医生的要求来生病一样，城市亦不可能按社会学家的理论来生长，但我要说成都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值得我们运用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学科之方法来细致观察和研究。

2014年11月6至9日写于成都，1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