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我的保姆艾弗雷斯特太太非常害怕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称为“芬尼亚组织”。所以，我猜想他们肯定是坏人。只要他们乐意，他们就会永远作恶多端。有一次，我骑驴出去游玩，看到黑压压的一排人迎面向我们走来。当时，我们都以为那些人是属于芬尼亚组织的。现在回想起来，我断定那群人是正在例行拉练的步兵。不过，我们当时简直吓坏了，特别是我骑着的那头驴，紧张得胡乱扑腾，最终把我掀翻下来，我还被摔成了脑震荡。记忆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爱尔兰政治。
凤凰公园的中间有一栋房子，房子周围种着一圈大树。这幢房子里住着一位非常重要的人，我不确定他是首席大臣还是其他的什么次官。这幢房子里还住着一位叫伯克先生的人，他曾经送了一只小鼓给我。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只小鼓，不过那人长得什么模样，我记不清了。两年之后，当我们回到英格兰时，听别人说他被芬尼亚组织成员杀死在凤凰公园里了。我们以前每天都去这个公园散步。对于伯克先生的去世，我周围的每个人都显得心烦意乱。只有我，为自己从驴背上摔下来时没有被芬尼亚组织成员抓住而暗自庆幸。
正是在“小屋”里，我开始接受教育的磨炼。家人正式通知我，女家庭教师，一个在我心里感觉无比可恶的人物，即将到来。艾弗雷斯特太太拿出一本名叫《愉快阅读》的书让我阅读，准备迎接她的到来。在我眼中，这本书和她的到来根本没有关系。家人告诉我，在女家庭教师到来之前，我必须能够独立阅读而不能流眼泪。每天，我们都在为女家庭教师的到来而辛苦地准备着。保姆逐个字母地教我，我感到非常无聊。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女家庭教师却即将到来。在这种煎熬之下，和大多数无奈的人一样，我选择了逃避。“小屋”周围生长着茂密的灌木丛——它们看上去就像森林一样，我躲在了那里。整整几个小时，家人才费尽周折地找到我，亲手把我交给那位“女家庭教师”。我们每天都在刻苦地学习，既要认字母，又要认单词。最糟糕的是，我同时还得学数字。字母当然是必须认识的，当字母按照次序组合起来时，我就能认出它们，也能知道它的读音，甚至能在必要的时候把它们读出来。然而，数字对于我来说却是太难了，它们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让我摸不清头绪。当它们排队出现在你面前时，你必须说出它们的结果是多少，显而易见，我的老师非常重视答案的准确性。即使答案“差不多对”，也是错的，是不正确的。我觉得，做加减法和借债有着相同的道理：你得先拿一个或者借一个，然后再把你借的还到原来的地方。因为这些错综复杂的难题，我原本快乐的童年生活被阴影笼罩着，我甚至无法尽情享受充满乐趣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生活。它们使我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少，使我根本无暇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些课程几乎成了我沉重的包袱，尤其是“算术”，一提起它，我就似乎坠人了无底的深渊。算术好像永远没有止境，做完一道算术题之后，就又有另一道在那里等着你。即使我想尽办法解决了某种类型的题目，也还会有更复杂类型的题目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的母亲没有直接参与这种填鸭式的教育，不过，她总是站在老师的一边。我知道，她是赞成这种做法的。在我的印象里，在爱尔兰生活时，母亲很喜欢穿着紧身衣去骑马，她的衣服上常常沾满了泥污。她和父亲经常一起骑着大马去打猎。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延迟了数个小时还没有回家，家里就会陷入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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