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历代名人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学、艺术、教育、实业、宗教等各行各业卓有建树。他们中间有农家子弟、因参加秦末起义而创立了西汉王朝的刘邦,精通佛教律宗学说、“何惜生命”而东渡的文化使者鉴真,徒步跋涉考察祖国地貌地质并且写下山水风光游记的作家徐霞客,鸦片战争中视死如归抗击外国入侵者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可歌可泣的抗倭、抗日军民群英谱,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教育家张謇,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留下《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散文名篇的现代作家朱自清,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画家徐悲鸿、刘海粟,戏剧家梅兰芳、赵丹,数学家华罗庚,等等。余日昌编著的《鉴真》是《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之一。
江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以他们的思想光芒和人格力量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榜样。充分开掘这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建设美好江苏的热情和斗志,也可以进一步激活我们构建理想未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诗画书法均佳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言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及关注百姓的真情真趣:“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同时,也以他们的智慧给了我们丰富的启迪。刘禹锡不仅写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样相信新生事物的名句,还留下了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余日昌编著的《鉴真》是《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之一。
上述那个阶段,正值鉴真生命的前二十年。他的步履正行走在华夏故都,他的思想正在走向成熟。政治较量的惨烈、政教关系的微妙、江南弘法的优劣条件,等等现状,都让鉴真不得不陷人深思,从而逐步形成了他日后坚定不移地东渡日本传法的信念和决心。
唐代时扬州已经举世闻名,其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这就是鉴真东渡日本。与长安、洛阳分别承接隋末法显、初唐玄奘西行求法之举相比,扬州也因发生鉴真东渡日本传律创宗事件,而成为了佛教文化向东瀛传播之路的发端。又因鉴真生于扬州府、长期驻锡大明寺弘法传戒、后来又接受前来扬州的日本遣唐僧邀请而东渡日本创立日本律宗、最终往生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中国扬州和日本奈良,便成为了鉴真生命历程中先后两大坐标系的原点。
话说古代中日之间交通已日趋密切。一方面由于日本希望从中国大陆获得更多的治世文化;另一方面,日本位于亚洲东部,与中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通商。有文字记载,早在公兀57年,《汉书·地理志》就已明确记载,日本列岛居民曾与中国燕地居民有所来往,距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
近年来,考古学家在日本北海道、九州和本州等地,发掘出了猛犸象、大角鹿、野马、野牛等动物化石,这些动物化石的种属和中国发现的古生物种属相类同。在远古时代,交通工具很明显是无法将这些大型动物运载过海的。根据地质学上的地层探查结果,远古时代东亚大陆曾存在与中国联通的大陆架通道,并不存在今天的“日本海”,人和动物都可直接从陆地上往来通过。后来,地质和气候发生变化,日本列岛逐渐与亚洲大陆分离,形成了今天的地貌。
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在其《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指出,像日本那样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而星罗棋布地围绕在大陆边缘的众多岛屿,不可能和大陆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位于其间的朝鲜半岛,恰好成为了古代中日间交通来往的桥梁。长期以来,勤劳智慧的中日两国人民利用海流和季风,直接或间接地来往于两国之间。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尤为引人注目。这一时期,日本派遣大批留学僧人赴中国学习佛法。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僧侣远渡重洋,赴日本弘扬佛法。中日佛教的双向交流,也推动了佛教在东亚社会传播,加速了日本佛教本土化进程,为构筑和谐统一的东亚文化圈奠定了重要基础。
佛教于两汉交替之际传入中国。6世纪中叶,再经由百济半岛(今朝鲜与韩国)传人日本。对此,学术界一向有“私传”与“公传”两种说法。
“私传”说一般认为,佛教传人日本的时间为522年左右,据《扶桑略记》卷六之三记载:“第廿七代继体天皇即位壬寅,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照依礼拜。举世皆云:是大唐神之出缘起。”
“公传”说则认为,佛教传人日本的时间为552年左右,据《日本书纪》卷六第十九记载:“百济圣明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口利斯致契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籍《元兴寺伽蓝缘起》等资料也记载,中国大陆佛教通过“公传”进入日本的年代为538年,这是钦明天皇在位时代,传播途径被记载为自百济传人日本。
佛教传人日本之后,其形成和发展经过了三个重要时期:一是奈良时代(710—784)的“南都六宗”时期,二是平安时代(784—1192)的“北岭佛教”时期,三是镰仓时代(1192—1333)的“新佛教”时期。至此,日本陆续完成了三论宗、法相宗、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禅宗和日莲宗的创建与完善。 鉴真东渡日本,正值日本奈良时代中期。其后期所谓“南都六宗”,指的是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其中,三论宗、成实宗和华严宗是中国佛教传到朝鲜半岛后,再由当时朝鲜半岛的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僧人渡海赴日,从而得以在日本弘传。与鉴真东渡日本处于同一时期的日本佛教宗派——法相宗和俱舍宗,则由日本僧人道昭、智通、智达等人通过入唐求法,直接在中土高僧玄奘门下学习后回国传扬。
就律宗而言,日本佛教界一般认为,日本的律宗前后经过了三传,即天武天皇朝由日本的道光律师入唐受传戒律为第一传,圣武天皇天平七年(735)唐朝的道璿东渡日本为第二传,天平胜宝六年(754)鉴真东渡日本为第三传。其中,直到鉴真东渡日本后以建立律宗僧团和戒坛律学院为标志,日本才真正开始创立了律宗。
中国佛教向日本岛国的传播也并非一帆风顺。按照“私传”说的描述,日本居民曾将开始传人的释迦牟尼佛看作“异域神”。这也反映出日本人对初人日本的佛教,一开始是存在隔膜与疏离的民族心态。因此,佛教在日本传播,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排拒、接受到融合的复杂艰难过程。
日本社会之所以对来自西域、通过中国大陆、经由百济传来的佛教产生排斥心理,据国内学者王德朋、庞丽媛教授分析,其原因基本上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前,日本神道思想已基本确立,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佛教教义与实践向世人表现出一种“六亲不认”、“无国无家”思想,这一点,对热爱生活、注重家族伦理与社会秩序的日本传统文化来说,产生了一次巨大的冲击。P54-56
江苏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历代名人的奋斗业绩已经载入史册,动人的传奇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他们是江苏人的代表与骄傲,是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和期盼。
江苏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六朝以来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的独特地位,为杰出人才的涌现创造了条件,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广阔天地。早在唐代,大诗人韦应物就已这样赞许:“吴地盛文史,群彦今汪洋。”到了明代,国人更是公认“苏郡为士之渊薮”,人才灿若群星。据有关统计,在我国古代、近代著名作家中,江苏籍作家占27.5%;在明清时期则高达37.5%,如清代文学家1741人中有599位是江苏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都是江苏人。明清两朝状元人数、当代两院院士人数,江苏均为全国第一。
江苏历代名人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学、艺术、教育、实业、宗教等各行各业卓有建树。他们中间有农家子弟、因参加秦末起义而创立了西汉王朝的刘邦,精通佛教律宗学说、“何惜生命”而东渡的文化使者鉴真,徒步跋涉考察祖国地貌地质并且写下山水风光游记的作家徐霞客,鸦片战争中视死如归抗击外国入侵者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可歌可泣的抗倭、抗日军民群英谱,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教育家张謇,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留下《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散文名篇的现代作家朱自清,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画家徐悲鸿、刘海粟,戏剧家梅兰芳、赵丹,数学家华罗庚,等等。
江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以他们的思想光芒和人格力量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榜样。充分开掘这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建设美好江苏的热情和斗志,也可以进一步激活我们构建理想未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诗画书法均佳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言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及关注百姓的真情真趣:“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同时,也以他们的智慧给了我们丰富的启迪。刘禹锡不仅写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样相信新生事物的名句,还留下了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开掘和弘扬。江苏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较快发展,是与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密切相关的,层出不穷的人才群体为江苏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坚强的智力支持。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经成为江苏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成为江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率先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撑。
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江苏建设文化强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在为江苏和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才身上,凝聚着许多宝贵的品质,那种敢于承担历史重任的坚韧风骨,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气概,那种为民族文明进步甘于奉献的高尚人格,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思想家顾炎武主张学术经世致用,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史学家赵翼发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感慨。对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追求进行系统整理和大力阐发,既可以满足江苏人民对文化生活的精神需求,也可以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道德风尚、精神境界。从而激励人们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增进对伟大祖国的文化认同。
这套书的编写工作是从十卷本《江苏通史》出版前夕开始启动的,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江苏省文史馆及高校有关学者参加。计划在2020年前完成“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100本的编写与出版任务。通过历史名人这个特定的视角,揭示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江苏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对家乡的热爱,也让中国、让世界对江苏有更多的了解。
《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的编纂出版,从一个侧面系统整理了江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展现了江苏悠久、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明成就。这有益于了解与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知省情,有利于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和精神境界。介绍、宣传江苏历代名人,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和传统的厘清,更有展示江苏文化大省的形象,提升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影响以及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意义。
江苏历代名人值得我们纪念和怀念。今天,我们重温这一令人骄傲的历史记忆,将增强江苏人民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励江苏人民更好地开拓进取、争先创优,更好地规划与建设家乡。先贤的辉煌属于历史,现实的奋斗还期待着我们。我们要在江苏杰出的历史人才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建设美好江苏的大业中,涌现出更多的杰出人才、顶尖人才与领军人才,铸就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辉煌!
宋林飞
2013年5月
如何写好仅存极少史料的历史人物传记,往往令人头痛,比如面对《鉴真》。
目前,与鉴真大师相关的史料仅有:日本人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及其底本——思托《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轶文),宋代僧人赞宁所著《宋高僧传》,明代文人李言恭、郝杰所著《日本考》,高楠顺次郎考本《大日本佛教全本书》,以及《东大寺要录》、《延历僧录》和《续日本纪》等。其中,直接记录鉴真大师弘法传律史迹的只有前两、三部。
所以,以往大部分相关作品具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它们能让人们产生一种“将鉴真大师置于阳光之下的敬仰”,其中添加了不少“期望”。
这部《鉴真》书稿,虽是今天交稿,初稿却在一年前写成。因为我在这一年时间内必须先尝试去做下面两件事:
一是,将许多新的发现和研究结果从原稿中删去,避免有可能因此引起一些激烈的学术讨论甚至辩论,也不至于“得罪”对某些相关问题下过结论的研究者甚至前辈。毕竟,这是一部人物传记,而算不上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同时也便于通过出版审核。
二是,我正在撰写一篇论文《鉴真事件悬疑探解》,甚至打算就此着手撰写一部学术专著《鉴真真相研究》。然而,要想突破那些业已公认的相关结论,还原一些历史真相,重现鉴真大师“在一些阴天里的隐行”,一方面尚需更为充分的史料或佐证,另一方面需要充足的勇气和严密的论证。
人说“一根筋”的人不适合写人物传记,因为他们不善演绎事件,不善于美化人物,不善于含糊其辞,不善于让历史事实为既定结论屈尊……
“一根筋”的“学者”,大都更喜好撰写学术性专著,尤其喜好通过新著,发布一些“标新立异”的新发现、新观点,甚至建立一些新的理论体系。
所以,问题又来了:我们愿意做一位对文化传承有贡献意义的“传记作家”呢?还是更愿意去做一位注重人物历史面貌还原的“学术研究者”?
最难做的,也许是那种能将这两个特点较好结合的作者。当然,最让人担心的,也许就是最终却成了一个两者都不像的作者。
我,属于上面的哪一种呢?只有请读者们打量了。
我有一个基本想法,便是最好能先写好眼下这一部传记,如果有时问,再去撰写一部有关鉴真大师依存问题(甚至“悬疑”)的研究专著。
就这层意义上来说,这部《鉴真》的交稿,反而成为我下一步真正研究鉴真的开始。因为,它给我带来了新的疑问、新的思考、新的研究方法……
所以,我要深深感谢引起我开展这次有益探索的“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编委会,深深感谢给我极大鼓励并逐字审改初稿的郝润华教授,深深感谢给我极大理解的姜建研究员。
也深深感谢每一位能够耐心读完本书的读者!
余日昌
2013年10月7日写于金陵丹桂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