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徽评传》是中国古代五位数学家(刘徽、李治、秦九韶、杨辉、朱世杰)的合传。

刘徽是我国魏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他所著的《九章算术注》，奠定了中国古典数学的理论基础。李冶是我国金末元初的杰出数学家。主要数学贡献是“天元术”，即列方程之法。秦九韶是南宋杰出的数学家。他执著地追求数学真理，对数学的本质及作用有独到见解。杨辉是我国南宋时期的数学家。元代的朱世杰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

本书编者周瀚光、孔国平对他们的生平进行了全面介绍，并深入分析了他们的数学思想。

《刘徽评传》是中国古代五位数学家(刘徽、李治、秦九韶、杨辉、朱世杰)的合传。

《刘徽评传》对这五位数学家的生平事迹及数学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编者周瀚光、孔国平还对其科学成就的思想基础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刘徽评传(周瀚光著)

 第一章 “数学界的一大伟人”——刘徽

第一节 刘徽所处的时代

第二节 刘徽的籍贯和生平

第三节 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及其主要数学成就

 第二章 刘徽的科学思想

第一节 逻辑思想

第二节 极限思想

第三节 重验思想

第四节 求理思想

第五节 创新思想

第六节 辨证思想

 第三章 刘徽思想源流考

第一节 时代思潮的积极影响

第二节 各家思想的通达运用

李冶评传(周瀚光著)

 第一章 李冶的生平及其学术道路

第一节 动荡的社会环境

第二节 坎坷的学术道路

第三节 不朽的数学名著

 第二章 李冶的科学思想

第一节 数理可知的思想

第二节 道技统一的思想

第三节 博而后精的思想

第四节 深求其故的思想

第五节 敢于创新的思想

第六节 晓然示人的思想

 第三章 李冶的其他思想

第一节 政治思想

第二节 哲学思想

第三节 文学思想

第四节 史学思想

秦九韶评传(孔国平著)

 第一章 秦九韶生平

第一节 秦九韶身世及早年的学习生活

第二节 中青年时代的仕宦生涯

第三节 著书立说

第四节 坎坷的晚年

 第二章 秦九韶的数学思想

第一节 以拟于用和探隐知源

第二节 对数学的本质、起源及作用的认识

第三节 秦九韶的演绎思想

第四节 数学方法的一般化

第五节 数学方法的程序化

第六节 数理统计的思想萌芽

 第三章 秦九韶的哲学、经济和军事思想

第一节 哲学思想

第二节 经济思想

第三节 军事思想

杨辉评传(周瀚光徐灵芳著)

 第一章 杨辉的生平及其著作

第一节 杨辉的时代和生平

第二节 杨辉著作概述

 第二章 杨辉的数学成就

第一节 “贾宪三角”及其他代数学成就

第二节 简便算法和数学诗括

第三节 纵横图的组合数学研究

 第三章 杨辉的科学思想

第一节 批判继承的思想

第二节 探源求理的思想

第三节 触类旁通的思想

第四节 循序渐进的思想

朱世杰评传(孔国平著)

 第一章 朱世杰生平及其著作

第一节朱世杰生平

第二节《算学启蒙》

第三节《四元玉鉴》

 第二章 朱世杰的数学思想

第一节 以明理为务

第二节 数学的纯粹性与应用性相结合

第三节 朱世杰的转化思想

第四节 提高数学的抽象程序和一般化程度

第五节 重视数学的普及

索引 刘徽评传索引

 李冶评传索引

 秦九韶评传索引

 杨辉评传索引

 朱世杰评传索引

刘徽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社会从战乱走向统一，思想从解放走向争鸣，科学从恢复走向发展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是一段五彩纷呈的“非常之世”，而正是这种五彩纷呈的“非常之世”，造就了刘徽这样一个精彩纷呈的“非常之士”。

3世纪的中国，神州大地经历了一场社会的磨难。尽管席卷全国的黄巾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东汉末期的腐朽政权，给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人民带来了一丝希望，但起义之火很快就被各地豪强地主的联合镇压扑灭了下去。各地豪强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割据称雄，独霸一方，动辄兴兵、互相吞并，使中国社会又陷入军阀混战、饿莩遍野、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灾难之中。然而统一毕竟是大势所趋。在连年的战争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如曹操、诸葛亮那样的优秀的政治家。首先是曹操统一了北方，接着是孙权统一了南方和诸葛亮辅助刘备统一了西蜀，形成了一个曹魏、孙吴和蜀汉三国鼎立的局面。曹操在北方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安定、发展生产的措施，如实行屯田制，适当抑制豪强兼并，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等，使北方的农业得以稳定、经济得以复苏，从而为最终吞并蜀汉和东吴打下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东吴和蜀汉为了自身生存和兼并战争的需要，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恢复生产，使江南和西蜀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生产复苏、经济发展的形势。刘徽的《九章算术注》正是著于此时。《晋书·律历志》和《隋书·律历志》说：“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魏陈留王景元四年为公元263年，次年魏亡，再次年即是西晋泰始元年(265)。差不多与此同时，蜀汉和东吴先后相继为魏、晋所灭，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度短暂的统一。

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来看，魏晋时期可谓掀起了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高潮。汉代数百年独尊儒术，固有其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一面，但却在学术上造成了很坏的后果：其一是谶纬迷信盛行，儒学成了神学；其二是形成一种经学独断论和烦琐学风，甚而“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解释经文五个字，竟然要用两三万言，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都是如此。先秦时期除儒家以外的其他诸子学说在汉代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有的学说如极富科学精神和逻辑理论的墨家思想竟成绝学。这样一种沉闷、独断、神秘、烦琐的学术风气所幸在汉末的黄巾大起义中遭到了彻底的扫荡。魏帝曹丕在后来修复孔庙的诏书中说：“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魏志·文帝纪》)可见汉代的儒家经学到此时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了。

数百年经学独断论的冲垮，对于当时人们的思想无疑是一次大的解放。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学说应运而生，学术争鸣此起彼伏。在魏晋时期，首先兴起并盛行的是玄学。玄学派高举《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面旗帜，号称“三玄”，援道人儒、以儒解道，表面上重道轻儒，实际上儒道合流，建立了一个上至“以无为本”的宇宙本体，下至“言不尽意”的逻辑名理，远而崇尚清谈玄议，近而揉合名教自然的新的理论体系。玄学开创者何晏(约195—240)和王弼(226—249)都以“贵无”为其理论核心，主张“无”(亦即“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万物都由“无”所派生，“凡有皆始于无”，“万物皆由道而生”(王弼《老子注》)。在他们看来，客观世界的一切变化，都来源于“无”、决定于“无”、统一于“无”，这就从本体论的高度打倒了两汉儒家的天命神学。王弼又主张“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认为语言和概念不能完全表达“无”和“道”的微妙真意，认识的目的在于把握“意”而不在纠缠于“言”。他专讲“三玄”的微言大义，尽扫汉儒的牵强解释和烦琐学风，使当时的学术界耳目一新。与此同时，另一位玄学代表，“竹林”名士嵇康(224—263)则自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公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口号，主张摆脱儒家纲常礼教的束缚。当然，嵇康所鼓吹的“越名教”其实并不一定便是出于本心。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嵇康等人之所以反对礼教，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打着“以孝治天下”等礼教的幌子进行篡弑掠夺，迫害政敌，嵇康等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稍后一点的玄学家郭象(？—312)又提出“独化”的思想，认为万物都是“自己而然”地生生不息、运动变化，“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庄子注·大宗师》)。在这样一个永恒的变化之流中，什么都留不住，一切现象即生即灭。王朝的交替也罢，理论的更迭也罢，“皆在冥中去矣”。

魏晋玄学以其崭新的姿态取代了已趋没落的两汉经学，这无疑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然而，玄学却有着与生俱来的理论弱点。玄学家把丰富多彩、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统统归结于“无”、统一于“无”，实际上否定了客观事物存在的真实性，是一种精致的唯心主义理论。“言不尽意”论把“意”看作是可以脱离“言”、“象”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认为人的认识不能把握道的本质，又导向了一种放弃认识的蒙昧主义。特别是玄学家倡导了一种远离现实、虚无飘渺的清议空谈风气，从而使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口之所谈，身不能行；长于识古，短于理今”；“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则事废，衔命则命辱”；“操柯犹豫，废法效非，枉直混错，终于负败”(《抱朴子·行品》)。因此，从玄学产生的一开始起，反对玄学的思潮也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三国时吴人杨泉著《物理论》，继承了先秦《管子》“水气”本原论的思想，认为天地万物由水而生、由气而成，用物质性的水和气来反对玄学家超物质的“无”和“道”。晋初裴頠(267—300)著《崇有论》，明确认为“以无为宗”是“偏而害当”。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用客观实在的“有”去批判和取代玄虚飘渺的“无”。同时的欧阳建(约267—300)则著《言尽意论》，从言意统一的角度驳斥了“言不尽意”的不可知论。这种对于玄学的批判和争鸣，使当时的思想理论界充满了勃勃生气。P2-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