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的经典力作！

最真挚的人生记忆、最真实的金融海啸纪录；了解世界金融的沉浮，感受全球经济的冷暖！《纽约时报》、《金融时报》、亚马逊书店榜首畅销书！著名经济学家王一江、巴曙松、汪丁丁、张军、易宪容、胡祖六、薛兆丰、钟伟，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推荐阅读！

他曾被认为是美国证券界的“鹰派”，他也自称自己的个性继承于两个女强人的血脉；他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向自己喜欢的女人求婚后，8个星期内就闪电结婚；他是个尽职的人，人们称他是不知疲倦的“牛头犬”，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他，竟然只能以躲在厕所看《体育画报》为一大消遣。

他就是中国人的“老相识”亨利·保尔森。从美国财政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保尔森，以自己的坦诚和勇气，在回忆录中记录下了金融危机期间那一个个难忘的日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时候，他差点要服用安眠药入睡；在与议员商讨救市计划时，他几次躲在柱子后面干呕；而为了挽救整个金融体系，他甚至向女议长下跪。

保尔森虽然给人以性格强硬的印象，但他也坦承自己在金融危机期间犯下的错误：当雷曼处于生死关头时，他竟然忽视了英国人放弃购买雷曼的警告；他低估了公众对用纳税人的钱救市的愤怒程度；而他推出的一系列救市计划，也常常不是出于详尽的分析，只是出于直觉判断。

保尔森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执著、强硬但不乏温情；他憎恶华尔街的贪婪却又不遗余力地挽救它们；他信奉自由市场的理念却又不得不为政府救市计划四处奔波。

正如保尔森所说，他拯救的金融世界曾处于峭壁边缘，但幸运的是，倔强的保尔森并没有让其坠下深渊。

作者序

主要人物一览表

第一章 接管“两房”

第二章 高盛岁月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第六章 峭壁边缘的金融世界

第七章 国会山

第八章 为雷曼寻找买家

第九章 雷曼的末路

第十章 下一家会是谁？

第十一章 最后一道防线

第十二章 玩金融还是玩政治

第十三章 打破僵局

第十四章 金融大鳄们

第十五章 美国大选与救市

第十六章 拯救花旗

后记

致谢

当我在1973年12月作好了离职的准备，总统让我去见他。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与尼克松简短地聊了一会儿。此前我曾提出一项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建议：取消城市中心区和其他破败地区的物业税，用一种增值税取而代之，特别是国家销售税，然后用这部分资金来建立一种教育券系统。“我想跟你说说增值税的事，”尼克松说，“我喜欢这个主意。我之所以没有采纳它，是因为自由主义分子们会抱怨说它是一种递减税，它确实是。但如果他们真的碰过它，他们就会喜欢得再也不肯放它走，因为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带来那么多的钱，满足所有那些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工程的需要。”

水门事件的余波为我寻找新工作留下了充足的时间。我选择了高盛，因为我想在中西部地区发展，而且投资银行让我有机会在同一时间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项目。高盛在芝加哥很强势，他们的人也令我印象深刻：芝加哥高级合伙人吉姆·戈特(Jim Gorter)，纽约年轻的合伙人鲍勃·鲁宾，还有史蒂夫·弗里德曼(Steve Friedman)。我在政府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跟你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同样重要。

那时候的高盛还没有到达它的巅峰时期。它不是顶尖的承销商或并购顾问，与后来的高盛相去甚远。实际上，它的项目寥寥无几。我先是在纽约接受了一年的培训，然后被派到了一个所谓的投资银行服务部门：我们就是一帮无所不为的多面手，研究各个金融领域，负责客户关系管理。

那一年过后，温迪和我搬到了巴灵顿，买下了我父亲15英亩土地中的5英亩。然后我们各自向父母借了一笔钱，造了一栋我们到现在还称之为家的房子。那是一栋朴素的房子，位于一片林地的边缘，那片林子坐落在一个山头上，俯瞰着一片青草绿地。我用一台电锯开辟出了一条车道，建起了护墙，敲碎巨石盖起了我们的壁炉。颇有机械天分的温迪亲手安装了中央真空吸尘系统，还为孩子们建了一个大大的游乐场。

或许是因为我有点秃顶，看起来不像28岁那么年轻，高盛才早早地就开始派我去拜访客户。这是很少见的。在白宫与总统和内阁部长们共事的经历给了我直接与企业高管打交道的信心。高盛的中西部地区主管吉姆·戈特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告诉我，只要我保持耐心，永远把客户放在第一位，我迟早会出人头地。

他是对的，但说来容易做来难，我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过去，只要做一个聪明和勤奋的人就足够了——成功自然会随之而来。但现在，我还不得不说服其他人信任我，而且每一个潜在客户都已经是别人的客户了。但我工作很卖力，赢得了一大批中西部的客户。可以说，每一个客户都是拼命争取来的。比如，当时还叫做联合食品公司(Consolidated Foods)的莎莉蛋糕(Sara Lee)公司本是摩根士丹利的一个老客户，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拜访他们，带去一个又一个的新点子，先通过许多小交易与他们建立关系。最终，我们做成了更大的买卖。在这个过程中，我与公司的CEO约翰·布赖恩(John Bryah)成了好朋友。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我欣赏他作为企业管理者的才能，也欣赏他的价值观：他在工作之余是个积极的慈善家。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当高盛上市时，我说服他加入了我们的董事会。

与人建立关系有很多种方式。社交活动有帮助，但我喜欢的方式是展示自我。我那种直来直去的作风，客户们需要点时间才能适应。我希望人们感觉到他们每一次与我见面都能从我身上学到点什么。我会给客户们各种各样严格来讲与投资银行没有一点关系的建议：比如企业战略、海外竞争，甚至是管理人员的素质。当时正值敌意收购和杠杆收购大时代的开始，而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给很多公司提过有关如何抵御敌意收购的建议。

办公室的繁忙可能导致家庭问题，那段时间，我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我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没心思照管年幼的孩子们。由于没钱完成卧室装修，我们只好住在一间开放式阁楼上，孩子们就睡在旁边的屋子里。我有时候会把自己锁在厕所里，静静地看着《体育画报》(Spons Illustrated)来放松自己。温迪忍无可忍地向我摊牌：我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早点儿回家，给孩子们洗澡、讲故事，哄他们上床睡觉。

在戈特的支持下，我改变了工作方式：下午4点30分离开办公室，赶4点42分的火车，5点25分到家。吃过晚饭之后，我给孩子们读故事书。在我的“训练”下，孩子们已经习惯了我读一个睡前故事的那种闪电般的速度。有一次温迪走进来抱怨说：“慢一点念，要带着表情。”我只好听她的，但我刚一开口，两个孩子就大叫道：“不，不！按爸爸的方式念，不要按妈妈的方式。”孩子们睡着之后，我会拿起电话开始联系客户，而他们会说：“我的老天，你还在办公室里？”

每当我讲起这个有关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故事，别人就会说：“保尔森，你这个混蛋，你使唤起别人来比高盛的任何人都要狠。”说的不错。但我一直对高盛的人说：“安排你的生活并不是你老板的责任。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规划你的工作和你的职业生涯，那么你也需要下同样大的工夫去管理你的私人生活。要学会说不。记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知道埋头傻干的人不会获得成功。”

现在，阿曼达是芝加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中西部总编。她和她的丈夫乔希有两个孩子。梅里特是棒球联盟波特兰海狸队和波特兰Timers橄榄球队的老板。他和妻子希瑟有一个女儿。

我慢慢地对管理产生了兴趣。当戈特被提升为高盛投资银行业务主管，他鼓励我接管了中西部地区。我加入了几个战略规划委员会，1990年，当约翰·温伯格(John Weinberg)从高盛cE0的位子上退下来，他的接班人史蒂夫·弗里德曼和鲍勃·鲁宾任命我与鲍勃·赫斯特(Bob Hurst)和迈克·欧弗罗克(Mike Ovellook)共同掌管投资银行业务。我还受命制订我们的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发展计划并监督这项业务。当我们决定开拓亚洲市场，纽约的同事们对我说：“芝加哥离亚洲的距离比纽约更近。你为什么不试试？”

我喜欢挑战。亚洲，特别是中国，近年来正在迈入不可思议的繁荣时期，而当年那个时候我们在亚洲大陆依然无所作为。我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首次会晤是在1992年，那一年，当时还在经营自己的公司、后来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陪我会见了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我们谈到了经济改革，江泽民告诉我他一直在读有关美国经济的材料，他还列举了他知道的一些美国大公司，比如通用电气、波音和IBM等等。接下来，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P27-29

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那些接踵而至的巨变真的令人惊心动魄。在本书中，我尽我所能地讲述了我在那段时期的行动和行动背后的想法，也尽我所能地展现了危机爆发的那种令人咋舌的速度。

我想，这个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本·伯南克、蒂姆·盖特纳和我是如何齐心协力地度过了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说到经济领袖们在应对一场危机时的相互信任，我们三人这样好的例子不会有太多。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时期，我们的团结成为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但与此同时，这也是我自己的故事，尽管我会尽力去反映每一个参与者所作出的贡献，但本书的主角却是我以及我在财政部的那支才华横溢而又无私奉献的团队。

很幸运，我的记忆力不错，所以我几乎从不需要做笔记。我不用电子邮件，开会的时候也很少带纸。令财政部的同事们颇为头疼的是，我也很少用简要备忘录。我的很多工作都是在电话中完成的，但很多电话并没有官方记录。我的电话日志有错误，也不完整。为了写这本书，我请很多跟我一起经历那些大事的人帮我作了回忆。但尽管如此，鉴于那段时期的压力之大，以及我在短短一天内(甚至经常是短短一小时内)同时处理的问题之多，我敢肯定还有很多细节是我永远也回忆不起来的。

我是一个天性坦诚的人，我会尽力讲述不加修饰的真相。我是怎么看的，我就怎么说。

在华盛顿，国会和行政领袖们的职业道德和处理困难问题的才能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鉴于此，我将在本书中介绍很多杰出的华盛顿精英。

我也尽力试着把故事讲得通俗一些，让金融知识背景千差万别的各类读者们都能轻松理解。话虽如此，我确信还是有某些地方会讲得过于简单，而其他某些地方又会过于复杂。在叙事过程中，我也会引用股价和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合约价格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数字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可以最生动地反映我们的金融市场和整个经济在危机时期中的那种迅速崩溃的信心和日益强烈的危机感。

写这本书的过程让我对任何曾经写过书的人平添了一份敬佩。即使有其他人提供的大量帮助，我还是发现写一本书原来是一件这么难的事。

历史上总会有非同寻常的动荡时期。下面就是我的故事。

我再也不想过那种早晨一睁眼就发现自己还是财政部长的日子了。首先，我终于可以重新享受一夜安眠的滋味。我希望随着市场安定、经济复苏，这对于自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被抵押房产止赎、失业以及信贷紧缩的噩梦长期困扰的数百万美国人——以及全世界人民——也不再是个奢望。

诚然，我非常想念我在财政部的那些团队成员以及政府里的其他同事。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里，只要想想我正在与这个国家最敏锐、最有创造力的一些人合作，就能给我莫大的安慰，这些人都把公共服务看得比个人财富更重要。我现在既不能帮助“退出战略”来完成我们为了拯救金融体系而实行的应急项目，也不能与政府合作进行迫切需要的监管制度改革，对此我非常遗憾。

我在2006年7月就任财政部长时，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大金融机构倒闭，对我来说都已经不新鲜了。我曾亲眼见证过剧烈的市场动荡，也见证了伊利诺伊州大陆国民银行、德崇证券、所罗门兄弟公司以及其他银行崩溃或近于崩溃。除了储蓄和贷款机构崩溃之外，这些瓦解一般都集中在单个金融机构，比如1998年陷入危机的著名对冲基金——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始于2007年的危机要严重得多，对经济和美国人民构成的风险也更严峻。从2008年3月到9月，有8家美国大银行倒闭——贝尔斯登、印地麦克银行、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AIG、华盛顿互助银行和美联银行，其中6家都是在9月份一个月内倒闭的。其损失和破坏不仅限于美国。从2007年7月到2009年2月，分布在10个国家的20多家欧洲银行都是在救援之下才免于倒闭。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可怕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给全世界带来极大的危害。情况可能比现在更糟糕。但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还会有更多金融机构遭遇覆灭的命运，经济损失也会严重很多，经济衰退持续时间也会更长。

到2009年初，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行动和举措已经防止了彻底崩溃。与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行动一起，我们在财政部规划和执行的项目——连同奥巴马政府推进的那些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行动的延续和逻辑上的扩展——已经稳定了金融体系，重新启动了信贷市场，并对于限制房市崩盘也起到了一定扼制作用。早在2009年1月我卸任前，主要的银行机构就正在复原之中，并且有很多很快就能重新进入股票和债券市场。

在这些行动举措中，一个创新性担保行动挽救了货币市场基金彻底崩溃。财政部和美联储合作构思和设计的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成功地为信用卡和汽车应收账款等领域的消费信贷重建了证券化市场，我们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状态的决定保证了新购房者和为抵押贷款再次筹资的人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贷款。迄今为止这是我们为应对房价下跌采取的唯一一个最重要的措施，而房市是我们经济复苏的关键部门。

我们还通过动员和协调私营组织参与共同的贷款改造计划，有力地缓解了抵押房产遭遇止赎。我们鼓励彼此激烈竞争的对手互相合作，并与金融顾问密切配合，让处于困境的业主打电话联系他们的抵押贷款服务机构。总的来说，我们加快了贷款改造的步伐，使成千上万的家庭避免陷入失去房子的困境(我们所支持的以888－995－HOPE免费电话闻名的咨询小组，已经被奥巴马政府纳入其计划之中)。

当然，我们通过资本收购计划在金融机构中持有优先股股权的决定——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债务担保——成功地稳定了震荡不安的银行业。总共有近700家大大小小的健康银行从该项目中获益，该项目为这些机构总共投资达2150亿美元。我相信纳税人将因这些银行投资而获利。我们本来预计会有大约3000家银行加入这个计划，壮大其借款能力。遗憾的是，因反对金融机构使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而爆发的政治风波导致很多银行撤回了申请，还使另外一些银行根本就没提交申请。

我是作为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前往华盛顿任职的，我的信仰从未改变。我们实行的干预措施若非局势所迫，我是坚决不会执行的，因为这与我的信条格格不入。但我决不会因为这些措施而道歉。作为第一批应对一场有可能覆灭现代金融体系的史无前例的危机的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使用手头的那些往往缺乏力度的工具——或者用我经常对财政部的人说的那句话来说，一个缺乏力量和权威的过时监管体系的那些老掉牙的工具。

我们的行动旨在暂时缓解危机。如果我们不尽快让政府脱身，我们就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严重的伤害。没错，从危机中复苏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但政府适时退出这些计划也同样重要。这是我们的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资本主义在美国发展的历史一直寻求在追求利益的市场力量和出于共同利益对这些力量进行驾驭和规范的必要法律法规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近年来，我们的监管跟不上快速的市场创新——从日益复杂难懂的产品大量涌现到金融全球化加速，而快速发展的市场中埋伏着灾难性后果。

在华盛顿任职期间，我遗憾地认识到只有经历一场危机，人们才会去完成那些艰巨的任务。很多人几年前就曾警告房利美和房地美即将面临灾难，但是只有当这些机构面临彻底崩溃时，立法者才制定改革方案。只有当雷曼兄弟倒闭后，我们才获得国会准许往金融机构注入资金。即使那样，即使市场状况已经非常恶劣，美国众议院进行第一次表决时仍然否决了动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而且更惊人的是，时至今日当我写这本书时，距离雷曼兄弟倒闭已经一年多了，美国政府或监管者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拯救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免于破产。

我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个更加恼人的政治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途径来改善政府的集体决策程序。不这么做，风险实在太高了。事实上我们是幸运的，2008年美国国会在金融体系崩溃前采取了行动。这需要国会领袖们发挥他们在参众两院的强大领导力，因为每一个投票支持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或授予我们“两房”危机应急权力的人都知道，他们投出的这一票是不受欢迎的。

……

保尔森是美国建国以来最有中国情结的财长，自始至终对于中国拥有一份真挚而持久的友好感情。即使在这本关于金融危机的回忆录中，他都情不自禁地提到了他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记述了与中国朋友的相互信任和密切合作。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执主任 胡祖六

伴随着这本书的阅读过程，我无法摆脱的是这样一些问题：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呢？可能发生在中国吗？中国将来要为自己的金融变局支付什么样的代价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汪丁丁

无论是大萧条还是次贷危机，是犹存的高盛还是已逝的雷曼，是壮年传奇的格林斯潘，还是万年落寞的保尔森，其行其言对短暂的人生而言皆可资治或赏析，对于恒久的历史而言都成尘埃寂然无痕。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钟伟

2008年从美国华尔街蔓延开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留给这个世纪的最重要的话题肯定不再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金融的脆弱性，而是我们如何拯救即将坍塌的金融系统。这本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它涉及我们已有的信仰、教条、理论和制度，涉及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平与正义以及法律和宪政。拯救危机行动中的主要人物、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的这部回忆录为我们披露了华盛顿高层以及他本人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进行的不为人知的辩论、妥协、决策和行动的内幕，让人大饱眼福。

——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

真实，生动，紧张，刺激。在世纪金融危机的高压下，位于权力中心的重量级玩家，权衡的是上级发出的指令、下级通报的形势、媒体转达的民情、以及自身的经验和直觉，市场信念和数学模型则无足轻重。

——北京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薛兆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