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应第戎学院征文而作的论文中，卢俊一方面借助当时有关野蛮人的人类学资料，一方面展开辩证的想像，回顾了人类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的历史进程，指南：人类的进步史也就是人类的堕落史：而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后果的关键环节。这篇论文可谓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言。

卢梭——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者之一。其主要著作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本书是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而写的论文。文中提出了私有制的出现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一鲜明思想。在阐发政治思想性质这一问题上，其重要性仅次于后来的《社会契约论》；而在思想体系上，本书可视为《社会契约论》的基础和绪论。

译者序

第戎学院的征文题目

关于注释的说明

献给日内瓦共和国

序

本论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跋

如果我不得不选择出生地，那么我会选择一个合适的社会，那里的幅员仅限于人们的能力所触及的范围，就是说，那里有管理得很好的可能性；在那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能胜任他的工作，没有人被迫承担本应由别人承担的责任；在那个国家里，每一个人与其他人都相互熟悉，丑恶的阴谋与谦逊的美德都会公之于众，并接受大家的审视与评判；在那里，人们相互往来，相互熟知，这个令人愉快的习惯使这个国家值得人们去热爱，这种爱与其说是对土地的爱，倒不如说是对公民的爱。

我希望自己出生的国家，君主与人民有唯一的，而且是共同的利益，那样的话，所有运转的政府机器都是为了提高共同的利益，这只有当君主和人民一致时才能做到，因此，我希望这个出生地处于一个英明而民主的政府的调控之下。

 我希望生生死死都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我们都应遵守法律，我们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这种光荣的束缚，这是柔和的有益的束缚，即使那些最傲慢的人也应这样，因为他们不是为受其他束缚而生的。

 我曾希望，没有人能在一个国家宣称其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任何国外的势力都不能强行给这个国家规定什么法律。因为不论一个政府的政体是什么，如果有人不服从法律，其他人就必然会受这个人的支配。如果既有一个国内的统治者，同时还有另一个国外的统治者，不论他们之间如何进行权力的分配，要想二者都被适当地遵守，并且政府能得到很好的管理，那是不可能的。

我当然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新建的共和国，无论其法律如何完善，这是因为，我担心那个政府也许不适合当时的需要，或者不适合新的公民，或者公民不适合新的政府。因此，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建立就有可能被颠覆和毁灭。因为自由就像沉甸甸的多汁的食物，也像是醇香的美酒，对于那些习惯于这些饮食结构的人来说，它们有助于增强体质，但是，对于那些不习惯这种饮食的身体虚弱的人来说，则会毁坏他们的健康，使其沉醉下去。一个民族一旦习惯于他们的领导者，没有了领导者，他们将无所适从。

P4-5

今天大家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小而可贵”的书，今天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了?

 这个题目，也可转换成“图书该如何减肥”。现在的图书，越印越漂亮，完全“与国际接轨”了。可每当有国外或港台学者慨叹中国出版业进步神速，书出得比他们的还精美、还好看时，我都心里有点打鼓。

不否认最近十年，中国图书在书籍装帧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我担心的是，这种华丽背后，有着对高码洋的刻意追求。各出版社都在努力做大，拼的是码洋而非利润。整个是粗放式经营，跟我们的工业一样，拼原材料，看GDP，这样做隐患无穷。图书品种增加了，总印数却反而减少了。在我看来，若总阅读量不能提高——即全国人民的有效读书时间不变，那么，减少2／3的图书品种，一点都没有问题。当然，这只是比喻，不是鼓励新闻出版署管制书号。因为，那样卡下来的，说不定正是民众最需要的读物。你怎么能保证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呢?所以，减少出书品种，这话我不能说。

我能说的，是跟这密切相关的另一种“减肥”。在我看来，图书的过分臃肿，已成为中国出版业一大通病。现在如果评奖，评委一般倾向于“厚重”的——既然你我都没时间细读，那就只能看“分量”了。十万字的，肯定不如百万字的，人家书写那么厚，肯定下了大工夫。以致养成这么一种风气，似乎没有四五十万字，作为学术著作，根本拿不出手。

记得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钟书对周书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现在的皇皇巨著，却很少有人愿意阅读，这不能都怨读者懒，也有作者的缘故，谁让你把书写得那么没趣——我没要求学者都到电视上“学术说书”，只是希望著述时稍微讲究一下剪裁，抵抗那种以“体积”取胜的风气。

记得1980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刚出版，被人挑了好多常识性错误，据说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句：这是一部大书。我当时听了，如醍醐灌顶，除了理解冯先生的主张，读书识大体，不过分纠缠于细节外，更重要的是，明白原来书不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也能被称为“大书”。

现在这种“小而可贵”的书籍，到哪里去找?记得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精选”、北京出版社刊行“大家小书”，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经典”，销售情况据说都很好。可你仔细看，那都是过去老一代学者写的。我们这一代，似乎不习惯写这样的“小书”。

我念大学的时候很天真，以为哲学就是西洋哲学，认定了西洋哲学才是哲学的标准版本。听到柏拉图、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的大名，不觉肃然起敬；上课时老师谈到当代西洋哲学家，如海德格尔、萨特、罗素、杜威等人，我也都竖起了耳朵，生怕错过了任何一句智慧的名言。

老师们的教材大都是英文本，我们准备考试时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翻查字典，望文生义。这种学习的效果十分有限。大三暑假时，一位老师跟我尝试翻译一本小书，内容是西洋宗教哲学的选集与评论。这个暑假在我学习西洋哲学的过程中，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认真译了10万字英文之后，理解哲学文字的能力迅速提升。自此以后，我陆续译了200万字的哲学作品，收获不言而喻。

翻译不仅困难，并且无法完美。我自己阅读翻译作品时，常常觉得无奈，因为译文使我清楚感受到一点，就是自己也是个译者，自然知道“避重就轻”的诱惑，它会使人舍难求易，最后语焉不详，让读者堕入云里雾里，完全失去阅读的乐趣，甚至从此对哲学敬而远之。

然而，只要通过了翻译这一关，可以正确理解西洋哲学时，那么收获也将是十分可观的。依我浅见，在西方能够称得上哲学家的，其立说必须具备三项条件，就是：澄清概念、设定判断标准与建构系统。

哲学家不论是哪一派，首先要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也就是说，相同的名词可能表述着对真实世界的不同见解。其次，在下判断时，无论是真伪、善恶、美丑、圣凡，哲学家都会提出自己的判断标准，并且论证此标准的合理性。学派之间的大同小异，常可由此见之。然后，系统之建构是艰巨的挑战。这时必然会涉及真实世界的起源与归宿，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形而上学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