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著名老报人,原新民晚报总编辑,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顾问,名誉会长束纫秋同志,在他非凡的九十载人生旅程中,后大半辈子几乎都是在晚报岗位上度过的。他对中国晚报事业的贡献,委实达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程度。
这本纪念集以束纫秋同志九十年的经历为主线,选取其一部分代表性文选和领导、同事、好友、亲人等的回忆、追思、缅怀、评述文章为内容,借助其人生各时期工作、社交和生活的图片,努力客观、真实地记录束纫秋同志的人生轨迹,梳理其人文奉献,勾勒其人品格调,以寄托众人对束纫秋先生的思念之情。
家父在2006年召集过我们兄妹四人开了一次家庭会,专题讲述了家世家事。我们作了录音整理,今大致以内容的时间为序,划为四块,分别作为这本纪念集当中“海上新人”、“荆棘文人”、“新民报人”和“一家亲人”的领首篇。当年在回顾性讲述时,家父也对自己和家庭的“今后”作出了判断、展望和交代。那一年,家父已近米寿,他对自己的状况还是信心十足,他表示并不奢望活过百岁,但“90岁应该没问题”。可是,就在90岁时,他的健康如其所料,“也许会有突发情况”,果被言中,无奈在医院卧床半年有余,终无再延寿,惟抱憾离去。
家父辞世后,文新集团、《新民晚报》举办了庄重的告别会和追思会,各级领导、报业同仁、文界友人以多种方式对他的逝世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尤在各媒体屡发纪念文字以示缅怀,皆令我们当儿女的感激不已,并产生将悼念资料汇拢成册,编一本纪念集出版的想法。在开始收集整理相关图文的过程中,我的深圳挚友胡洪侠提出新类的编纂创意:将纪念集拓展内容,调整结构,不搞成单纯悼念类的普通纪念集,而尝试做本可展示家父一生轨迹的传略型纪念集。于是,便在原先操作的基础上,再做新的素材增补和图文布局,终于形成了目前的这本具独特样式的纪念集。由此,纪念集所收的图片文字在序列安排上,皆视结构内容之需而执“多元”规则,或按历史时段,或顺刊发年月,或以主题归类,或照文体区别,或依作者辈分,或序姓氏笔画,全以尝试此纪念集之“独特”为宜。
这本纪念集的纪念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纪念集以家父九十年的经历为主线,选取其一部分代表性文选和领导、同事、好友、亲人等的回忆、追思、缅怀、评述文章为内容,借助其人生各时期工作、社交和生活的图片,努力客观、真实地记录家父的人生轨迹,梳理家父的人文奉献,勾勒家父的人品格调,以寄托众人对束纫秋先生的思念之情。所有的文字,所有的图片,都饱含着我们对逝者的缅怀,哪怕是家父自己留下的文字和图片,在我们选编的过程中,在我们阅读的反复中,也都会浓烈地勾起我们对他音容笑貌的怀念,对他言行举止的联想。
而这本纪念集的历史价值则更可另加珍视的,这不仅是对于我们“家人”而言,这对于我们“文人”、“报人”、“友人”而言,也是同样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让家父的人生出离了纯粹意义上的“老百姓”范畴,使他在家庭里、在社会上的角色都抹上了“非普通”的色彩,也给他的人生历程灌注进了“非普通”的成分。当然,他虽然已不是“不见经传”的平凡人,但他也绝然不是“如雷贯耳”的闻名人,且他自觉秉持的始终是“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样的“非普通”,就使这本纪念集又成为了对特定时期、特殊时代历史面貌、历史环境的“私家”史注,可起到拾遗补缺作用;纪念集里所有回忆文章的作者,都是历史事实的直接记录者,一手的、独家的、现场的、亲历的,都在提升着真与信的标杆;纪念集里的所有文字和图片,也自然成为了一些历史事情(也可能是事件)的重要的一角,或可靠的辅证,或有价值的资料与线索。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
这本小册子如果也能算书,那末也是有“巧”,有偶然而成的因素的。
“巧”在“孤岛”前后时期,我都在上海。眼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八一三”前夕的种种挑衅,发动事变,国军的抵抗和被迫西撤;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爱国运动;被日寇践踏中的闸北、南市等地的大火;“孤岛”里的政治文化等爱国活动;敌伪反动势力的渗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孤岛”的淹没;铁蹄下的上海;荒淫、无耻和饥饿反抗中的上海;侵略者的投降;“重庆客”的来临……对八年抗战来说,上海也只是其一个侧面,我经历其“全过程”;当然也很难判断这是“幸”还是不幸。
对于这一些,如果有“大手笔”,能以长卷记录下来,我以为也是有历史意义的。当然,讲到反映抗战这段历史,正卷自该是以延安为代表的“主战场”,“陪都”重庆以及其他一些抗战地区,自也是重要阵地。但如要讲一讲另外一面的特殊战场,那么上海就有其作为“另册”的意义;虽然简单说来,这里是属于“地狱”性的。然而,天堂和地狱总是相对存在的,否则也构成不了神话里的全景。
可惜的是这些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描述和记录,以致有些历史的罪人,还妄图利用人们头脑容易健忘的弱点,打算用咬文嚼字的办法,来抹去被血和火写下来的历史事实。但不要紧,历史事实总是铁铸的,相信将来总会有人补写出来的,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段历史里,国军是撤离上海了,上海是成为“孤岛”了,后来甚至更坏,算是“沦陷”了。但党和进步的人们并没有全部转移;“孤岛”还是有航渡可通;上海仍然是中国人的,因此还是有火。
“写上海”,就是当时革命文艺工作者提的一个要求。作为一个年轻的群众,当时也被动员进入这一工作。当然尽其所能,也只能做一些小小的涂抹而已。
但这也并不安宁。首先是“岛”上的风云形势不断地在变,从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到“默默无声”的各种争斗,而后又是一长段曲曲折折的道路。不单描绘的内容要随着政治形势的变迁而需有所选择,甚至采用的形式和色彩也都要改貌换颜。因为这终不同于过了一个朝代再补写历史,那可以畅所欲言,毋用回避;这是在描述“此时此地”,势用“曲笔”。因而有不少同志,都不得不为此“隐姓改名”,埋首工作。
当然,根本无姓名可“埋”的,就获得比较多的“自由”,这本集子里的一些涂抹就是当时还能“自由”见一见世面的记录,但实际仍旧是在极不自由环境中产下的畸形儿。
回顾起来,在那时候,写下这一些文字,也确有偶然的因素。因为写这些零乱的记录的出发点,实际并无充当文艺作品的打算,只有一些先是爱国后有愤世的触动,因而也成了“文章”。若说今天把它们收集起来还有点什么意思,那就算是有些“速记”,或叫某一个侧面。
整个内容说不出有什么“体系”和计划,短长也很不一;个别有点激情,大部只是忧伤。这是随时期的转移而变化的,也表现了记录者思想的脆弱。各篇大致是按故事发生的先后排列的,如定要说出个究竟,那么开首还记了一个公开爱国的余波,以下便进入灰暗的世界中去了。最后,我们也看到侵略者倒下了那一刻。现在看来,基调过沉,说明记录者的生活面的狭仄,但多少也是那种太沉的日子的影响。
有一个时候,也曾想有计划有系统地注意一些材料,记录一点有影响的景物。比如在《投机家》这篇小说的题目下,就有一个副题:“国难在上海之一”。这表示了打算写一组这种材料的想法。也确曾陆续写好了几篇。但黑暗已经到来,争取公开发表已经来不及了,只得“束之高阁”,期望“天亮”。解放以后,当然是“朝前看”,不宜再谈这些旧事了。“文革”一来,干脆“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一抄了之,永不复生了。当然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并不可惜。唯一要说的,倒是其中有一个列为“之八”的中篇,有八万字,题名《矛盾》。是根据上海当年一次职工罢工事件写的,着重写了当时在生活困难威逼下发生的一次劳资纠纷,以及敌伪势力妄图渗入后又引起的民族矛盾问题,小说描述了被这双重矛盾所构成的复杂斗争的场景和始末,也反映了一些年轻职工在对付这场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故事。记得写时颇有些激情,叹息今天已不可能重新再现它了。集子里仍保留了这个副标题,算是对失去的一种记录。
把这些零碎的东西汇集起来,原打算老实用个“孤岛纪事”的名字。听说用“孤岛”为名的太多了;这也难怪,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场景嘛。改为《蹄下小景》,对整个集子来说,有些原因,但又无足够的根据,因为集子里并没有这个篇名。说有原因,用意无非是说,这里记下的大都是铁蹄践踏上海时的一些“景色”。另外,确也有过一篇用此名为题的小说稿,但它也失踪于“文革”抄家之时了。借此用以“存照”。P13-15
《新民晚报》原总编辑、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束纫秋先生,在他非凡的九十载人生旅程中,后大半辈子几乎都是在晚报岗位上度过的。他对中国晚报事业的贡献,委实达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程度。老束为人低调,处世谨慎,不事张扬,他对晚报事业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隋,全部倾注在平素对工作“安心、热心、专心”的实际行动之中。这“三心”,可以说是老束对社会格言“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最好诠释,也是他成功人生的真谛所在。
安心
全心全意,心无旁骛,这是事业有成的基本条件。相反,三心二意,心猿意马,只能于事无补。老束深谙此道。他从1957年6月进入《新民晚报》的那一天起,就作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思想准备,确立了爱岗敬业的志向。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他与《新民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从38岁步入报社大门办报,到90岁病重住院期间,把用放大镜看每天出版的《新民晚报》作为自己唯一的精神需求,并关注报社的发展变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可以说,他伴随自己所钟爱的晚报度过了后半生52个春秋。
办报,原本并非老束的爱好和优势。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还是个热血青年的时候,就从事进步文学活动,酷爱小说创作,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相继推出的小说《投机家》和《节日》,蜚声文坛,受到高度评价,解放后被收人权威的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然而,在他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时候,根据工作需要,他二话不说,愉快地听从了组织的安排,从自己所熟悉的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来到一切从头开始的《新民晚报》任职。在担任该报党组书记、总编辑的近20年间,他忠于职守,殚精竭虑,无论是五六十年代坚持晚报政治方向,团结新老知识分子,贯彻赵超构办报思想,发挥《新民晚报》传统特色,还是在80年代受命于困难之际,领导《新民晚报》成功复刊,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开创报纸全新局面,实现班子新老交替,乃至在为全国晚报事业作贡献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与敬重。
在安心本职工作上,老束是如此率先垂范,言传身教,对同仁也莫不如此。我到《新民晚报》任职后的不几天,他就约我到他家里进行了一次灯下长谈,实际上这是给我上的第一堂人门课。当时谈话涉及的方面很多,但最核心的内容是告诫我尽快安下心来,千万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山望着那山高,要做好干一辈子的思想准备。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此次谈话后不久的一个周日,中午出报后我刚回到家中休息,想不到老束会一个人摸到我位于成都南路附近的住处,实地了解我的住房等情况,原来这是他在帮助我解决后顾之忧。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曾有两次工作可能变动的机会,老束知道后开诚布公地对我说:“如果你想升官,我不会阻拦;如果想搞业务,最好还是不走!”
热心
从事任何工作,固然需要安心,但热心更不可或缺。如果身在其位,不谋其政,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样的“安心”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常言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充满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义无反顾地进取,才能获得应有的回报,达到预期的目标。在这方面,老束堪为我们学习的表率。
远的且不论,就说20世纪80年代《新民晚报》复刊以后,老束每天的作息时间表是这样的:清晨7时许到达办公室,快速浏览当天日报,不时根据需要赶写言论;上午主持召开编前会,审看新闻版大样;中午,在食堂和记者编辑们边吃边聊,拉拉家常;午后到有关办公室串门,出点子,提建议;下班时总要捎上一大摞小样回家批阅;临睡前阅读书报,一般不到午夜不会关灯休息。这样一种连轴转的工作节奏,不要说对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就是对年轻同志而言,没有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和高度负责精神,也是无法承受的。
兴许是对工作的兴致和挚爱,老束一直保持着硬朗的精神状态,精力特别充沛。在九江路41号报社临时社址办公时,即便是星期日,下午出报后他也不急于回家,而是沿着南京路西行,从外滩一直闲逛到与陕西路交叉口附近的住处。他说,这样走走看看很有好处,可以了解市场动态,体察社隋民意。我曾和他参加过数次中国晚报协会组织的活动,与他同住一室,发现他从来不午睡,喜欢利用这个时间到附近逛大街、兜商店、购书报。他的不少办报高招,包括写的言论,之所以每每视角独特,见微知著,生动诙谐,充满情趣,恐怕与在生活中注意做有心人,善于长期积累不无关系。
最近,在报社召开的一次缅怀老束的追思会上,同仁们争相发言,纷纷从不同侧面追忆了与他相处的种种往事,共同的感触是老束热爱生活,乐于工作,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一位女记者在深情忆起老束曾像慈父一般地关爱她,每次促膝谈心都使她备感亲切时,不禁热泪盈眶,一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老束的长子束因立在听了大家的追思发言后,唏嘘不已地说:“在家里,我们兄弟姐妹都很尊敬自己的父亲。但由于他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和他的接触还不如你们多……如今我们对父亲的了解更全面、更丰满了!”
专心
老束年幼时在家乡只读过五六年私塾,来上海后从银行练习生做起,并无很高的学历。但由于他勤奋好学,笔耕不辍,终于日有长进,学养丰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成为大型工具书《辞海》的副主编之一。进入新世纪后,还当上了我国第一部《中国晚报学》专著的主编。可以无愧地说,称他是专家型记者、学者型领导也好,赞他为术业有专攻、事业有成就也罢,都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要说老束在学术上的专攻和成果,首先不能不提到他在报业上的建树。他在出任《新民晚报》的主要领导职务后,与中国晚报界泰斗赵超构先生携手并肩,团结奋斗,使报纸不断发展壮大,无论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在80年代复刊以后,都在我国晚报界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四大名旦”(《新民晚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今晚报》)之首。更为可贵的是,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办好一张社会主义的晚报,《新民晚报》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在主持报社全面工作的同时,老束长期坚持撰写言论和杂文,乐此不疲,即使在病榻上也没有放下笔。仅90年代以来,他结集出版的作品就有《一笑之余》、《悚然失敬》、《做晚报的一只眼睛》、《长话短说》等。正因为如此,老束早在1987年就被评为全国首批高级编辑,于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称号,并先后出任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顾问、名誉会长。
老束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最令人敬佩的,乃是他在年近80高龄之际,毅然牵头主持了《中国晚报学》的编撰工作。这部填补了我国晚报学术史上空白的专著,洋洋50万言,内容丰富,论述精当,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晚报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而且对大量典型案例做了科学抽象,条分缕析,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概括。由于该书密切联系当今实际,新闻理论与办报实践有机结合,既有一定的理论性,又有可操作性,因而受到业界、学界和社会上的一致好评,荣获当年上海社会科学类读物一等奖奖励。
值得一提的是,老束为这部专著撰写的绪论,15000余字,不啻是他对中国晚报事业的全面概说,字里行间渗透着他毕生从事晚报工作的心血和汗水。他从晚报“特色”、“时差”、“文体”、“社会”、“服务”、“百姓”、“雅俗”、“短广”、“地方”、“眼力”、“巧干”、“创新”等12个方面,一一作了扼要、中肯的阐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这些论断,全面涵盖了新时期晚报在性质、任务、功能、内容、形式乃至实务上的诸多元素,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普遍指导性。毫无疑问,这一切都继承和发展了赵超老的办报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晚报事业理论和实践的贡献。
(选自2009年第5期《新闻记者》)
从意愿上来讲,纪念集的这篇“后记”在三五年之后撰写才为宜,甚至在更长一些的年月之后。但,今天所面对的,则是纪念集要在家父束纫秋老先生逝世一周年忌日前付梓出版的——“后记”遂更要提前完成了。
家父在2006年召集过我们兄妹四人开了一次家庭会,专题讲述了家世家事。我们作了录音整理,今大致以内容的时间为序,划为四块,分别作为这本纪念集当中“海上新人”、“荆棘文人”、“新民报人”和“一家亲人”的领首篇。当年在回顾性讲述时,家父也对自己和家庭的“今后”作出了判断、展望和交代。那一年,家父已近米寿,他对自己的状况还是信心十足,他表示并不奢望活过百岁,但“90岁应该没问题”。可是,就在90岁时,他的健康如其所料,“也许会有突发情况”,果被言中,无奈在医院卧床半年有余,终无再延寿,惟抱憾离去。
家父辞世后,文新集团、《新民晚报》举办了庄重的告别会和追思会,各级领导、报业同仁、文界友人以多种方式对他的逝世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尤在各媒体屡发纪念文字以示缅怀,皆令我们当儿女的感激不已,并产生将悼念资料汇拢成册,编一本纪念集出版的想法。在开始收集整理相关图文的过程中,我的深圳挚友胡洪侠提出新类的编纂创意:将纪念集拓展内容,调整结构,不搞成单纯悼念类的普通纪念集,而尝试做本可展示家父一生轨迹的传略型纪念集。于是,便在原先操作的基础上,再做新的素材增补和图文布局,终于形成了目前的这本具独特样式的纪念集。由此,纪念集所收的图片文字在序列安排上,皆视结构内容之需而执“多元”规则,或按历史时段,或顺刊发年月,或以主题归类,或照文体区别,或依作者辈分,或序姓氏笔画,全以尝试此纪念集之“独特”为宜。
这本纪念集的纪念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纪念集以家父九十年的经历为主线,选取其一部分代表性文选和领导、同事、好友、亲人等的回忆、追思、缅怀、评述文章为内容,借助其人生各时期工作、社交和生活的图片,努力客观、真实地记录家父的人生轨迹,梳理家父的人文奉献,勾勒家父的人品格调,以寄托众人对束纫秋先生的思念之情。所有的文字,所有的图片,都饱含着我们对逝者的缅怀,哪怕是家父自己留下的文字和图片,在我们选编的过程中,在我们阅读的反复中,也都会浓烈地勾起我们对他音容笑貌的怀念,对他言行举止的联想。
而这本纪念集的历史价值则更可另加珍视的,这不仅是对于我们“家人”而言,这对于我们“文人”、“报人”、“友人”而言,也是同样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让家父的人生出离了纯粹意义上的“老百姓”范畴,使他在家庭里、在社会上的角色都抹上了“非普通”的色彩,也给他的人生历程灌注进了“非普通”的成分。当然,他虽然已不是“不见经传”的平凡人,但他也绝然不是“如雷贯耳”的闻名人,且他自觉秉持的始终是“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样的“非普通”,就使这本纪念集又成为了对特定时期、特殊时代历史面貌、历史环境的“私家”史注,可起到拾遗补缺作用;纪念集里所有回忆文章的作者,都是历史事实的直接记录者,一手的、独家的、现场的、亲历的,都在提升着真与信的标杆;纪念集里的所有文字和图片,也自然成为了一些历史事情(也可能是事件)的重要的一角,或可靠的辅证,或有价值的资料与线索。
这本纪念集得以顺当面世,与文新集团领导、社会各方、业界朋友的诸多关怀和支持分不开,包括纪念集里图文的作者们。在此,谨以家父的名义向各位表达至诚至真的谢意!
(写于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