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约瑟夫·艾普斯坦，客观展现托克维尔复杂且矛盾之性格，详述《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背后故事。

托克维尔属于被引用次数多过其作品被阅读次数的人。他的预言性论断屡屡一语中的，无数学者政客对他顶礼膜拜。他被誉为民主论的先驱，所著《论美国的民主》“为政治科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历史本身和历史哲学的完美结合”。然而，人们甚至说不清他的身份。托克维尔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哲学历史学家，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是贵族还是民主人士？出身贵族的他为何热衷于研究民主和革命？曾积极投身政坛的他为何郁郁不得志？他如何与个性迥异的博蒙成为志同道合的终身好友？《托克维尔传：跨越时代的民主领路人》为你一一解答。

托克维尔虽认为真理不可企及，但一生都在追求真理。他始终秉持客观态度，同时又没有放弃自己的热情：带领世界人民脱离苦难、自由追求梦想。为此，他一直在深入思考社会现实、历史发展、哲学问题，试图解开人类天性如何应对历史残酷考验的万谜之谜。最终，他写出《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不朽巨著，没有人能比他更全面地论述民主的优缺点、更清楚民主政府的能耐。《托克维尔传：跨越时代的民主领路人》作者约瑟夫·艾普斯坦以客观的笔触、清晰的条理，勾勒出托克维尔献给人类进步事业的充实一生，描画出他身上各种令人惊异的复杂性，塑造出一位思想大家的立体形象。

引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后记

致谢

第二章

根据贵族传统，托克维尔原本会像两个哥哥一样踏人戎马生涯。然而，父亲对这个头脑最聪慧的小儿子却另有打算——希望他从政。拿破仑兵败之后，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和弟弟查理十世统治时，只有年满四十才有资格成为国民议会的议员。这段时间里，托克维尔开始学习法律，但他对此兴味索然。1828年，22岁的托克维尔拿到了法律学位，父亲靠关系安排他到凡尔赛法院做见习法官。

当时的法国法院系统是个论资排辈的地方。法院院长，也就是首席法官，位于金字塔顶端，下面是副院长和其他七名法官，再往下是三个公诉员，位于最底层的是四名见习法官，他们不拿薪水，工作内容五花八门，有时只是虚岗摆设，有时要调查案情，有时要草拟辩词，有时还要作为代理法官出庭亮相。

每年法院开门办公第一天，都要由见习法官就一个日常话题发表演说。托克维尔选取的话题是决斗。安德烈·亚丁写道，年轻的托克维尔在演讲中指出，只要决斗在习俗习惯中依然受推崇，只要个人荣誉仍旧凌驾于他人性命之上，便永远没有可能立法禁止决斗。只有等到宗教成功使人放弃武力解决争端的那天，决斗才可能停止，为此他主张：“要先重塑人民，再重塑公民……之后方能有效立法。”尽管这篇关于决斗的演说发表于托克维尔职业生涯初期，但（可以说）已体现了典型的托克维尔式思想。若没有风俗习惯协助，法律便会失去意义，无效力可言。

托克维尔没有做法官的天赋，因为他不善言谈——这在他日后成为国会议员时更显致命。他克制、高傲、刻薄，一副冷冰冰的态度。这一时期托克维尔的画像中，就连他的两片薄唇间都流露着不满的气息。令这种冷漠脾性雪上加霜的是，对自认为不重要的事，他都懒得理睬；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己认定的平庸之辈，连装也装不出半点兴趣。

在法律方面，托克维尔对法律原则的抽象运用兴味淡薄，相比之下，他更关注道德判决，这为他后来成熟期的作品定下了道德的基调。他对法律行业渐生不屑，说法官都是些“躲在黑袍子底下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家伙”。他在凡尔赛法院表现平庸，碌碌无为，连副公诉员也没能当上；大约四年后，从著名的美国之行归来，他便辞了职，至此也没从这份工作中赚到一分钱薪水。

不过要说有什么好处，那就是托克维尔跟其他几位见习法官成了好朋友，尤其是博蒙。跟托克维尔一样，博蒙也出身贵族，他既会画画，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日后娶了拉法耶特的孙女。博蒙家族属于小贵族阶级，使命意识根深蒂固：父亲儒勒伯爵是法国西部萨尔特市的市长。博蒙长相讨喜，宽脸盘，阔额头，待人随和，善于交际，身材高大，体格健硕，又性情和善，容易亲近，跟内向寡言、拒人千里的托克维尔大不相同。然而两人一见如故，成为终生挚友。

在《德国人与法国人》中，海涅提到了两人友情后来的发展：“托克维尔情感上缺失的东西，在他朋友博蒙那里恰好蕴藏丰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一起游历，一起出书，一起在下议院做事，彼此互补，相得益彰。一个思维缜密，一个激情澎湃，两人在一起，仿佛醋和油的组合。”这个酱料之喻似乎把托克维尔的冰冷、严肃、淡漠描写得有点过头——若真如此，他又怎能和博蒙建立起如此深厚的友谊呢？

博蒙比托克维尔年长三岁，政治上却和他步调差不多：自由主义的觉醒日渐蚕食着两人心中对自身阶级仅存的一点忠诚。政治大动荡的时代背景陷他们于困窘，两人便一起阅读，一起思考，试图找到出路。

P13-15

如果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伯爵今天依然在世，他会怎样看待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托克维尔现象”？毫无疑问，“托氏现象”让后来人记住了托克维尔，更令其名望时至今日仍有增无减。今天如果有人去读关于美国、民主、自由、官僚体制、平等及任何政治方面的书籍，又或者政治语境中出现的有关人性的长篇大论，他迟早会读到托克维尔的大名。若是有人要撰写与上述话题相关的内容，他往往会发现他的想法在许久之前就被托氏论述过了，而且托氏的表述还远比他自己的更为贴切透彻。鉴于此，有些想在自己著述中重述甚至剽窃托氏思想的人，最终往往会发现还不如直接引用托氏原文。

于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地在援引托氏语录：他的名字会时不时在当下《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中冒出来，如“然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托克维尔警告说……”等等；人们用他的话语来佐证或者反对各类观点，哪怕其中很多话题可能托氏本人根本就没多少兴趣；他的名字甚至还会跟大学体育挂钩，比如《旗帜周刊》2003年12月2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托克维尔与大学橄榄球”的文章；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美国总统也都乐于援引托克维尔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如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最近就写道：“在以企业主导的美国社会体制下，靠新闻记者向民众传达实情对于维系代议制于事无补，这一点托克维尔可能也会赞同。”此外，就连本笃十六世也早已在任教皇神职初期引用过托氏话语，也许甚至上帝本人引用过他的话也未尝可知。

历史上的作家中，被引用次数多过其作品被阅读次数的人并不多，托克维尔便是其中之一。甚至一条被误读的托氏语录都在一次次被转引：“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她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如果美国停止美善，美国也就不再伟大。”这句话参议员约翰·克里引用过，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引用过，谁知道还有多少共和党政要引用过。

对托氏语录援引热的抨击在2005年6月5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中初见端倪，有位书评人这样写道：“评价一本社会，政治著作的简便方法是，书中‘托克维尔’的名字出现得越频繁，它就越乏味，越缺乏真知灼见。”我们并不希望这是事实，因为如果真是这样，你手中的这本书就显然不值一读了。

1835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立即大获成功，先在法国受到普遍好评，后其英译本亦广为传播。该书因对美国赞誉有加，还常被作为美国学校的教科书使用。1840年，《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出版，内容更具批判性，话题也大为拓展，甚至包括了传播平等观念所引发的各种问题，而且，所论问题的受众面也不再限于美国。然而，该卷在口碑与销量上均表现欠佳。托克维尔去世后，他的书也难逃大多数著作的命运，虽仍有刊印，却已渐渐少人问津。然而，1938年，包括其日记、旅行笔记、从美国寄回法国的信件等大量托克维尔手稿和文章被发现，加之其他一些原因，托克维尔热开始复苏。一时间，《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凭借其对平等精神的微妙批评，对官僚体制的谴责，以及对民主观念中固有的民众因素的关注，似乎越来越切中现代社会的脉相。在法国的雷蒙·阿隆等思想家的推崇与进一步阐发下，托克维尔的著作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兴趣，托氏热潮再次袭来，且至今丝毫没有衰退迹象。

……

另一方面，多数情况下为托克维尔著书立作的人都会在托克维尔身上留下自己的影子，或者至少是他们心目中自己的影子。这就像过去人们对基督耶稣的著述一样，去读那些书，你会惊奇地发现，如果作者是一位广告人，那么耶稣就是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广告人（布鲁斯·巴顿的书就是这样写的）；如果作者是名记者，那么耶稣也就是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记者（比弗布鲁克爵士的书正是如此）。同样，对托克维尔的描述也因人而异，比如，约翰·卢卡奇称其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拥有高尚心灵的基督徒”；而在我眼中，他除了思想上的超凡精妙，还带有一丝可爱的文学气息，更具备犹太人式的怀疑与焦虑。

关于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的著作如今不胜枚举，其中包括以英文出版的三部全景式传记（最近一部于2006年出版，作者是休·布罗根）。他生平与思想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已被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进行了详尽的研究。那么，还有什么能留给笔者这个既非学者又非社会科学家的人来写呢？我自己也不确定。后来，读到托克维尔的一句话，对我启发颇大。他本计划在有生之年撰写一部关于拿破仑的著作，但天不遂人愿，著作未能成形，然而关于此书，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能够反映出拿破仑思想、激情并最终展现其真正自我的任何事情，我都不能放过。”当然，我并没有这种雄心壮志，在写本书时，我的目的只是想弄明白是何驱使托克维尔成为那个卓尔不群的作家。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使他关注那些被其探讨的话题？这位超凡思想家身上有何种品质成就了他《论美国的民主》等巨著？我希望能够在本书中找到答案，由此更好地领悟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原因，进而揭示时下托克维尔思想热的根由。

在托克维尔的三本著作、几本笔记和上百封信中，散布着他留下的大量政治智慧。他所写的并不成系统，也不是能够拆解或轻易理解的概念。以赛亚·伯林被托克维尔的思想深深吸引，他认为托克维尔“不是一个系统化的思想家，也不是一个研究概论的权威，更加不是一个思想深广、跨越人类思想诸多领域的所谓的哲学家”。他评价托克维尔“是一名天才的观察者，他用隽语或格言来概述他所看到的，瞬间做出短期的归纳；但他几乎从没有像霍布斯、休谟、卢梭那样有力、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也没有密尔那样系统化的头脑和感人的坦率；他的文字也不像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深奥难懂”。伯林最后的定论既批评又表扬了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独创性极强，但从不试图建立体系，也从不宣扬自己的理论。”

用另一位非系统性的思想家佩吉·李的话来说，这就是全部吗？通过一年多来对托克维尔作品的研究，我发现关于托克维尔还有很多可说。有天赋并有此偏好的人会觉得建立系统性思想有好处，但是人们必须认识到，至少现在来看政治理论体系已经够多了。“人类制度可以改变，但人不能。”托克维尔的这一观点也是受到了帕斯卡思想的影响。

法国伟大的作家概括并发展先驱们的思想。在阅读普鲁斯特时，人们会想到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思考普鲁斯特是怎样吸取前人经验，再运用自己非凡的智慧超越前人的。就托克维尔来说，他的前人是孟德斯鸠和卢梭。托克维尔和孟德斯鸠一样热爱自由，同样坚持研究国家历史、现实等一系列相关情况，并支持孟德斯鸠其他观点——但他反对政体决定行为方式的理论（君主制，荣耀；贵族制，中庸；共和制，德行；专政，恐怖）。托克维尔认为世事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行为方式也能决定政体，而且常常可能出现混合政体——比如民主君主制。托克维尔认同卢梭贵族制已灭亡而民主势不可挡的观点。但他却不太关注《社会契约论》里隐含的其他一些抽象政治概念，比如乌托邦式公平，也不认同卢梭一些稍显浅薄的观点，比如“高贵野蛮人”。正如普鲁斯特一样，托克维尔凭借自己对于习俗、价值、信仰重要性的认识，以及自己对人性、人类社会中复杂的融合与矛盾的敏锐理解，发展了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理论。

乔治·威尔逊·皮尔森形容托克维尔的思维如“望远镜”一般，这一描述十分恰当，因为托克维尔可以看得比普通人更深更远。他有个罕见的天赋，可以同时对一件事热情满满却不偏不倚，也能够发现事物的两面性。他写道：“我斥责平等并不是因为它促使人们违法寻欢，而是因为它使人们在允许范围内想方设法找乐。”虽然很难想象托克维尔谈论贸易，但他仍然认为贸易是“所有激情的天然敌人。贸易使人喜欢中庸、乐于妥协、小心翼翼地控制怒火，它使人向往自由而不愿意革命”。

在托克维尔看来，大多人不知道为何相信，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存在，另外“一种信念——经过深思熟虑后坚定的信念，植根于知识中，孕育于质疑之焦虑中——只有极少的人能通过不懈努力得到它”。托克维尔在写这句话时还不到30岁；当他53岁去世时，他已经是那极少人中的一员了——也许不能说他快乐，但他极具洞察力。

托克维尔作为民主论的集大成者，始终无人能够超越。没有人能比他更全面地论述民主的优缺点；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民主政府的能耐。现代社会平等的出现是有所得也有所失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托克维尔知道如何“权衡”；而他之后恐怕没有人能更深入地阐释了。

托克维尔很早就发现民主会引发一系列棘手的难题，平等和自由是民主最主要的两个优点，它们相互碰撞不能妥协。有些人可能认为兼具完全的公平与自由并不是什么难题，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公平必须由法律来精确定义；设定某些限制是必要的，因为一旦大家都摆脱束缚为所欲为，很多人都会被无情地踢出局。历史上总出现文明善良的社会和残酷卓越的社会。但是文明又卓越的折中状态还从没有出现过。许多人对它的出现还抱着一丝希望。但托克维尔很清楚这暂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托克维尔对民主体制及其影响极具洞察力，对民主的困境也有深入的思考，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仍是当今举足轻重的作家，而且未来也会一直是。

1834年，当托克维尔正在如火如荼地创作《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时，他写信给夏尔·斯托费尔，阐述自己对于文风和作品如何永垂不朽的理解。像所有法国人一样，托克维尔首先提到了布封，他对布封的“文即其人”观点颇有微词。托克维尔知道作者的风格和本人不能完全分离；但“文即其人”这一观点却并没有得到彻底论证。“如果真有某些书具有独一无二的品质，请举例给我看看。”托克维尔如是说。他知道并没有几本这样的书，而且自他之后也没有几本新的出现。他继续说“并没有哪个风格是[他]最不满意的”。经过对文风的专注研究，他总结道：“不管是在哪一时期，所有伟大的法国作家都有特定的思维脉络，都有各自吸引读者最合适的方法。我相信每个人从出生就有自己独特的印记；也或许是我没有发现后天获得个人特质的方法。……但每个伟大的作家都有一种品质；它多少算是个人风格的基础；就是在此基础上每个人才能够自由发挥。这种品质，非常简单，就是‘语感’。”

语感——表述有序，用词精准，观点全面——这些当然确能体现作者的风格，但仅仅是一部分。托克维尔留给后世的是他在年轻时就拥有的高贵品质：对道德品格的看重，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诚实、客观的态度。

20世纪只有一位英语作家乔治·奥威尔和托克维尔一样注重道德品质。他和托克维尔都有勇气脱离当时的主流思想，把他们真正观察到的世界描绘出来。两个人都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所以在这件事上显得相当严肃。尽管乔治·奥威尔十分优秀，但他缺少精神上的探索，所以在思想深度上还是不能和托克维尔相提并论的。

托克维尔提到他的作品只给他带来“些许名气”，但同时他又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时代仅有那么一丁点的影响力”。的确，就其创作的影响力而言，在当时他并不算成功。虽然有很多思想家阅读托克维尔的作品，但没有人能明确说出它们对后世有多大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罗伯特·尼斯比特在他的论文《托克维尔们》中表明，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托克维尔；也就是说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可以找到适应各个时代的内容。）托克维尔的作品影响深远，人们在探讨政治重要性这一伟大话题时都会提到它们，这大概会让托克维尔感到惊讶吧。

托克维尔的作品能成为经典，是因为作者本身能够理智、全面地看待这个世界，并且在寻求真理时保持不偏不倚的学术态度，我们称之为客观性。它很难做到，但对于冷静的作家而言会容易一些。托克维尔秉持客观态度，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热情：带领世界人民脱离苦难，帮助人们挣脱奴隶的枷锁，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叔本华说：“能坚持客观性的人是天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向往的这种客观态度，忧虑却睿智的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恰恰拥有。

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岐山

美国民主之所以避免了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暴政”和“社会平庸化”，正是因为美国国父们将“托克维尔式的悲观”融入了制宪时的考虑。

——学者、作家 刘瑜